先看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史的叙述：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王明任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任秘书长。长江局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由于长江局及所属组织的努力工作，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江局不仅为这一时期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
现在，需要问真相了，长江局总共存在10个月。这么好的局，为啥就给撤了？有另立中央的嫌疑？
这里面，以王明为主，周恩来为重要支持者，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看了毛远新回忆毛泽东评论周恩来的帖子，如果真是那样，说明苏共对中共影响确实大得惊人，就是老子党对儿子党。后来中苏决裂恐怕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了。中国这么大，领导精英怎么可能甘心受苏联摆布。后来东欧那些小国不过是步中国后尘罢了。
你可以问问周恩来在抗战的时候呆在重庆，作为中共高层核心成员，他是在那里做什么的。看张胜回忆录在长江局的日子，侧面还是能看出不少问题的。性格和经历吧！看屁股坐那边。太祖：他为别人想得太多，为我们想得太少了！
中央有2种声音，一种是毛的，一种是王的。王的占了上风，不鸟书记处。这不就是篡党夺权了吗。
王明是把自己当成党中央了，谁都没放在眼里。毛竟然没什么办法，可见当时的中共其实是分裂的党，分裂的组织肯定没战斗力。既不能抗衡国民党，也不能抗衡联共（布）。
王明就是个依附人格，依附苏联、依附斯大林，连国民党都要依附。
斯大林时期一直就是老子党对儿子党，第三国际是儿子党们的总部，直到敲桌子那位上台时迫切需要得到支持，中国才从儿子党、准儿子党变成相对独立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中苏分裂才是完全脱离的标志。
苏共乃至第三国际对中共的影响之深之大，达数十年之久，从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到旅欧支部的倒向第三国际，从建国前到文革后，这些影响一直就存在，只是时世变迁影响大小而已。
周恩来为啥那么听苏联的话？遵义以后已经知道听了会坏事，已经改了。怎么王明一回来，马上转回去了。说明不是真心服毛嘛？不只是周，当时的绝大部分都这样。这才更说明太祖的牛B。很多人当初入党时候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一切听党话，一切跟党走，这个是共产党员的信仰。而对很多早期的党员来说，这个党就是苏共和第三国际。这种信仰蛮可怕的，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到了盲从的程度。
毛也有信仰啊，但他就不会犯这种傻。我觉得还是缺乏自信的关系，认为别人的才是对的。毛使中共成为独立自主的党，包括建国后的批刘帅的教条。
参考资料1：抗战时王明为何屡次顶撞毛泽东：太看重正面战场
本文摘自：《王明这一生》，作者：熊廷华，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认为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口出狂言：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
华中重镇武汉，成为中日战争的焦点，也成为国民政府与苏联军事合作的焦点。保卫武汉，意味着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展开大战，莫斯科希望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本国的军事压力。
武汉抗战期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由于战争极度紧张，第一笔贷款时，双方没有谈条件，签手续，打破了国际上的贷款惯例。苏联空军和陆上运输部队，将抗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坐镇武汉，对中国军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资支撑。
王明把保卫武汉看得极为重要。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
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必须在所不惜，按这一指示办事。
毛泽东的电文，与王明的主张大相径庭，被王明置之脑后。
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成为日军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毛泽东在半个月内一连五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国民党不会丢弃武汉，相信国民党能在民众的协助下，会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去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中央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按王明的说法，武汉失守将对国际国内局势产生极坏影响，守住武汉，对维持抗战以至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他号召武汉人民，像马德里市民一样抵御兵临城下的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进攻步伐。
著名作家马识途回忆：“我听过王明的报告，他要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支持国民党抗日，大量的人要留下来，跟着退到大后方去，批评我们都想到农村去打游击。
1938年夏，中日战争如火如荼。战争向何处去，国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楚。毛泽东登高望远，洞若观火。
自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在南部中国紧跟国民党保卫大武汉，毛泽东执着地将他的战略设想，在北部中国付诸实施。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在延安下发的文件多半同北方局刘少奇一同署名，具体对北方局辖区行使指导权。
这年3月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下达指示，要求培训游击干部骨干，主力适当分散，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两个连为基础，补充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组建新的支队。毛泽东不再将游击战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将它组织实施。
华北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支队、游击队、武工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毛泽东并不满足以山地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形态，他的思路由山地转入平原。他致电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面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抗日战争，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发出这一指示时，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最早，刘少奇根据华北地区山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适当时候，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初，聂荣臻电告延安，开展游击战争，光靠山不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多一些，但人民群众比山可靠。此后，徐向前针对“人山”观点加以补充：“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
前线将领一封封较为成熟的电报，证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成熟，中共武装力量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延伸。
点燃了北方全面抗战的烽火，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南方游击战争的指导。5月4日，他给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发出指示，告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并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也能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战略主张逐渐为军队指挥员广泛认同。
抗战开始十个月中，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亲日派汪精卫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两国援助不到、军队节节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们又叫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时局的发展，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走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思索时代提出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课题。
1938年夏，毛泽东连续十多天奋战，《论持久战》基本完稿。这部著作与他到陕北后的另外三部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初步形成毛泽东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他以科学的推断力和巨大的说服力，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伟大预见；他以罕见的洞察力，昭示了这场大战的最后结局。
不几天，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这部著作随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周恩来将其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极为赞赏。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其精髓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月2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
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
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
王明起草完这个提议后，将其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提议后，经过讨论，认为没有正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于是，毛泽东3月25日另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
中央将此文件电告长江局后，王明于4月1日复电中共中央：“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理应服从中央指挥。王明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王明以党的决策人自居，而且接到中央决定后仍不改正，确实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
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去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这些问题的产生，王明后来在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解释：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不能说不符合事实，但多少有点轻描淡写。1937年底后，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的看法不同，而更重要的还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目无中央。
王明控制长江局自行其事，很多人心知肚明。对于这种状况，当时仍在延安的红军“洋顾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下同）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李德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江局与延安中央弹奏的确实是不和谐的音符。
参考资料2：张爱萍回忆长江局的抗战表现
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15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共**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处处以工人阶级出身自居。
红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稍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这点点军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日本人的胃口同样也太大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并组织起各个阶层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也为了中国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毛**又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他把他的弟子们像棋子一样的布满了整个中国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到达的地方，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批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地深入到一个独立的方向或地区，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他们身边没有队伍，甚至没有同伴。他们孤身只影，就像一个个游僧，在战火中布道，为了他们的信念，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这样的游僧，但我知道我的父亲——
在抗战最初的两年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布道的游僧。
上海，他太熟悉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这里，转眼就八年了。这里有他上过学的中华艺术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艺术大学，他为此和创办这所大学的中国文学泰斗夏衍成了校友。父亲说他当时叫沈端先，是教务长；还有他和同志们秘密集会的虹口公园，他还记得路边那家常给他赊账的小饭铺，1949年解放大上海后，他专程去找过，他说，我还欠他们的饭钱；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他在它的顶层撒过传单；还有苏州河上的泥城桥，他是在那里被捕后关入同孚路巡捕房的，和他一起坐监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的武亭将军，他个子魁梧，他戏谑叫他“狗熊”；南京东路的会审公堂他也记得，和他一起受审的还有红极一时的影星王莹；提篮桥监狱，在那他被关了20多天；还有窦乐安路（多伦多路）的亭子间，他在诗中记载：“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再就是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国共**早期的领导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就是在这里走向刑场的。父亲说，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彭湃。
90高龄的父亲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流离生涯时，旧上海的一切，他都历历在目。
父亲到达上海后不久，日军在虹桥机场挑衅，引发争端，驻扎的日海军陆战队遂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由此拉开了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序幕。我妈妈说，当时她也在上海组织青年抗日救护队。只是他们还无缘相识，偌大个上海，命运的红丝线还来不及把他们拴在一起。
据前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回忆，当时从延安派来上海一批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师长以上职务，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张爱萍同志，我们在卡德路旅馆二楼见到他，直接归他领导。张劲夫写道：“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3页）
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队伍、搞武装，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第一步是培训骨干。先组建骨干培训班，然后扩编成抗日游击军。我盯住了难民群，这些人，对日寇怀有仇恨且又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平津的流亡学生，吸纳其中的激进分子，经短期整训后，就可以作为骨干使用了。”
“我一直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溃败之势已成定局。我通过地下党，开始联络他们中的爱国分子，国民党一旦溃散，就连人带枪编入自己的队伍，坚持沦陷区的游击作战。时不我待。”
淞沪之战是抗战初期中日两军主力的首次会战。60年过去了，史学界谈起这场会战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至今仍喋喋不休。但父亲对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是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这场会战不管在当时对我父亲，还是今天对我们这些后人，的确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父亲说，你把地图翻来看看。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从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看，是典型的内战套路。国民党军队是在追剿农民起义军和吞并地方军阀势力中崛起的，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其实，日陆军战术呆板，平推硬攻，但即使这样，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由于没有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增援部队逐次添油，不疼不痒，导致各守军被敌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待援无望，最终只能在一城一地孤立拼杀。
11月12日，日军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成功，对国民党军实施侧后迂回。以二战的水准，这并不是上档次的行动，但由于我方只顾正面，原守军调离，遂腹背受敌，导致整个防线瓦解。仓皇间蒋介石又下令全面撤退，最终形成了兵溃如山倒的狼狈局面。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的一页。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毙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3个月亡我中华的迷梦，可歌可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的轻易陷落，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我中原腹地。这一仗，是否就如现代许多评论家说的，提高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信心呢？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对抗战的前途、对胜利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呢？父亲回忆时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父亲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我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父亲说：“太可惜了！”
日军从三面围住了南京。日军以保护国际自由航道为名，在北面长江一线虚留生路。守军长官唐生智弃城逃跑，慌不择路，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官兵渡江北撤。日军立即用军舰拦击……血染长江。对当时南京情形的描述，父亲的回忆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南京的报道视角不同。他说，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都是国民党退败时丢弃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父亲说他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同志向武汉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回武汉述职。”
究竟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延安派来的军委书记如此漠视。按时间推算，长江局这时还没有成立，华中党的工作由中央代表团指导。据后来接任这一地区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同志回忆，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时，中央代表团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注：《刘少奇自述》111页）父亲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撤回他的具体原委，我也只能是推测了。上面那些大员们大概会想，这个爱舞棒弄枪的家伙，别再生出什么事来，干脆撤他回来吧！毛**委任他的“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使命转瞬间就这样结束了。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许多当时显赫的人物，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还有叶挺、郭沫若都已云集在此。父亲的主要工作：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
父亲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总理、叶帅手下工作的，当时还有李涛、聂鹤亭、边章五、张经武、童小鹏。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国民党高层周旋、打嘴仗，有什么意思？可一些人热心得很。当时随处可见国民党溃撤下来的军队，都是些散兵游勇，扒火车、抢东西，问起他们战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见过。军官是一身呢子，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金光闪闪的，神气得很。一支军队，衣着漂亮，但贪生怕死；高谈阔论，又没有实在的学识，有什么用？抗战打得那样艰苦，但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圈子里，仍然是一派浮华奢靡的风气。一次蒋介石来训话，也邀请了我们八路军代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算是友军了。在一个大剧院里，蒋介石一进来，全体起立，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椅子声，佩剑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主持人喊，不要再拣啦！听委员长训话。刚安静下来，蒋介石一开口，当啷一声，又掉了一支，大家偷偷地笑。蒋介石皱皱眉头，还没讲两句，当啷！又一声，全场忍不住哄堂大笑……”后来呢？“还有什么后来。蒋介石发了一顿脾气，就拉倒了。”父亲说完，一个人先哈哈大笑起来。
东北三省不战而失；平津沦陷，华北沦陷，察哈尔、绥远沦陷；太原丢失，沪杭丢失，华东、华中丢失，武汉告急；在南京发生30万同胞被屠杀的惨剧……知耻而后勇！一个把自己的人民丢给凶残的敌人的国家元首，一个偏安苟且的政府，一个丢失了大片国土而不知羞耻的军队，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
这个故事，我不仅听过一遍，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被他嘲弄的不完全是这批国民党的高官们，也包括对这些他蔑视的高官们寄以希望的中共领导人。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他呢！
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李宗仁那里游说，促使他尽早定下台儿庄会战的决心。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的英雄。直到几十年后，在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上，李见到他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在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啦？追忆往事，李宗仁感慨万千。
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父亲在回忆中，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因为赞赏共**的政治工作，希望周恩来给他派个能人去传授传授。父亲因此化名张舟，以政训协理员的身份来到金华黄绍竑的行营。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带兵老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
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
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
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25页）
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
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
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他又踩上红线了！
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5页、12页）
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0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
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
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三叔当时天真地说。“噢！你哥哥是谁？”“张爱萍！他哥叫张爱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魏传统夫人的刘超抢着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哎呀！太巧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当真？”“当然，他现在就在武汉，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他去吧！”
罗世文、车耀先（注：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重庆歌乐山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共**人，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父亲沉痛地说。
兄弟情同手足，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怎样了？”父亲说：“你三爸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急了……母亲去世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号啕大哭。这些年来，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我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悲从中来，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我三叔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一直到他们老了后，闲聊中，我三叔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父亲都会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自己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小时候太穷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我大姑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安庆、九江陷落，日寇沿江而上，武汉门户洞开。在武汉的共**人，真的该考虑沦陷后的问题了。刘少奇后来总结华中工作时说，当时在华中负责的同志认为日本人不致打到武汉，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地区阻止敌人，中国可以速胜。因此没有必要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注：《刘少奇自述》）
乱世出豪强。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扩张势力者，消灭异己者，打家劫舍者，占山为王者，鬼子还没见到，自己便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内忧外患交织而来。
要在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依附更强势的集团。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公司要寻找挂靠单位。据说，中国字头的康华公司，下面就有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儿子公司、孙子公司。而在当时，最热门的就是挂靠在国民党和共**这两块招牌下了。
有个叫李应权的人，是河南信阳地方民团的一个团总。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说河南一带有许多流散武装，如果八路军能助他一把，拉起个几千人的队伍应该不成问题。这个信息太有诱惑力了，何况这又不是去挖“友军”的墙脚。周恩来即派父亲和罗炳辉去河南考察。罗是共**里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好汉，原本就是靠拉民团起家的，枪法极准，为人豪爽，父亲年轻时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亲自看到，不能有水分。果然，这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河南人一直就是不安分的。父亲想，与其磨嘴皮子收编别人的，不如自己拉起队伍。李应权出身豪门，有人有枪，当地人脉关系又广，干脆就不回去了，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他们两人拍合后就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牌子，以确山为基地，开始招兵买马。他让李任司令，自己是书记兼政治委员，随行的共**干部杨子仿、李林分别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应权的表弟孙石，是一员武将，带了几百人投奔上山，被任命为大队长。这群确山聚义的青年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在这个深山的古庙里，第一次接触了共**人的理想和信念。
父亲自豪地说：“大雄宝殿就是我的指挥部。”古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自延安出来后，第一次如愿以偿。国破山河在，他在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像小时候梦想当一个大侠一样。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有信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他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不安分的因子。
正当他要一展宏图时，接到了长江局的来电，命他迅速赶到豫东执行新的任务。父亲说：“我找到陈少敏（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她也希望我在当地拉武装，说帮我向上反映，但长江局坚持原有决定。”
送行的场面是悲壮的。队伍从山上一直排到山下，他们没有多少枪，大刀长矛的红穗穗迎风飘舞。大家都掉泪了，一直送出确山地界。“千里送君，终需一别。都请回吧！”父亲说：“这一别，和李应权，竟是生死诀别。”
李应权家在当地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但后来他们兄弟俩都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后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民族英雄。他的表弟孙石解放后是国家水利电力部人事司司长，“文革”中和他的妻子双双被折磨致死。是父亲把他们引上了革命之路。这是一段离奇的历史，每当我想起这段故事，总会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征服力所震慑，也为革命最终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而悲泣。
父亲的第三次折腾又宣告“无疾而终”。
“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尸骨逐水流，树梢鸡啼血。”这是父亲当年在奔赴豫东的途中，路过黄泛区时写下的诗句。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是忧郁和焦虑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失利了。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注：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蒋介石1938年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
为阻止日军进犯，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建议，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据当年目击者称，参与掘堤的工兵营对着河堤上的关帝庙祷告，关老爷啊，中华民族眼下遭大难了，我们打不赢，只好掘了河堤，淹死的都是中国人啊，你宽恕我们吧。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滚滚黄河水，从天而降。虽然暂时阻滞了日军的西进，但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80多万人被淹死，1400多万人无家可归，中原大地成了汪洋一片。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真的只能靠掘黄河的大堤来苟且吗？面对2万日军，真的要用88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唱歌，引得父亲兴起，他说我来教你们唱一首：“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黄河精神！
三次折腾，三次夭折。这第四次了，是什么任务如此紧急呢？
就在前不久，彭雪枫率游击支队离开竹沟，往豫东进发。豫东有个国民党主战派将领叫魏凤楼，任鹿邑县长，一向与共**交好。父亲此行，正是长江局因彭雪枫的要求，指派他到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将鹿邑县发展为我们党的可靠后方，保障彭雪枫游击支队顺利进展。
据父亲回忆：“彭雪枫一见面就说，你在那个庙子里干什么！”
和彭雪枫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在江西军区当政治委员，父亲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彭是3军团红五师师长，父亲在红四师当政治部主任。遵义改编后，师的番号取消，彭是红13团团长，父亲在红11团当政委。过了大渡河，父亲调红13团当政治委员，与彭雪枫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可以说是生死至交了。还是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彭雪枫入学没一个月就神秘地消失了，走前只给父亲打了个招呼。父亲后来才知道，是被中央秘密派到太原与阎锡山搞统战去了。1938年2月，彭雪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父亲当时正在确山拉队伍，今天，两人又走到一起了。
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占据的地盘，过来为别人做保障，他实在是不情愿的。但又能说什么呢，和彭雪枫的这种亲密关系，何况人家是看得起自己。父亲说：“我还能说什么？帮他把事情做好吧。”苦也！
当年彭雪枫的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中记载：“出征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部队衣着甚单，后经张爱萍交涉，魏凤楼答应给我部解决棉衣和部分经费。”押运棉衣是个女同志。张震回忆录中描写：“脸冻得通红，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炭火相映，更添了少女的羞涩……”她是谁？她叫马龄松，后来成了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夫人。去年我去给马阿姨祝寿，张震指着她说：“她可是你爸爸的兵。”
父亲回忆要简单得多：“我整顿了魏的部队，想以这支力量为主，建立抗日武装。彭雪枫的军服都是靠这个县给的。”
鹿邑县的老人们还记得，新来了一支出没无常的神奇队伍，还有男女学兵。这支队伍是张爱萍将军带领的，不光纪律严明，而且能歌善舞，是真心实意专打日本的。说太上老君曾用铁鞭帮他们打过日本，连沉睡800年的陈抟老祖也醒了和他们一道驱赶鬼子。（注：摘编自《张爱萍在豫东》）
当年参加过我父亲主办的“鹿邑县抗敌训练班”的老同志展新回忆，当时师范、初中的同学大多数都参加了张爱萍办的抗敌训练班。集中上课，分组讨论，课外组织文体活动。实行只供食宿，官兵平等。这种方式大家感到很新鲜、有生气。特别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青少年，唱啊，跳啊，简直像置身于一个新天地。
他说，张爱萍身材修长，温文尔雅而又英姿勃发。上课从不带讲义或笔记。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写起字来龙飞凤舞，常打破习惯笔顺，一些偏旁字从右向左写；有的对联从下向上写，不拘一格，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学员叹为观止。好多人想学习模仿，但都学不会仿不像。年龄大些的说他是文韬武略的儒将，更多的人说他是安邦治国的奇才。他是我平生最敬佩的人物之一。
他说的对。父亲毛笔字的书写习惯确是从左往右。陈老总就说他：“你这个张爱萍真是不守规矩，中不中，西不西的。”周恩来补充道：“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谁写的，全党就你一人。”他自己说：“我这是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用毛笔写字，竖着写甩得开，由左至右，不会弄脏了袖子。”（注：中国传统写法格式是，书写，由上至下；排列，由右向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西方书写习惯，由左至右，横排书写。我父亲是按中国传统书写习惯，由上至下；但排列却又按西洋习惯，由左至右。）这只是个插曲。
我和父亲谈起，他说：“我们的抗战，不是政府抗战，是全民抗战。正如毛**说的，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者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何止是蒋介石不懂？现在很多人也不懂。他们把中国的抗战简单地等同于二战中一般的作战行动，只是计算作战的规模、歼敌数量，而忽略了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懂得它的意义。展新写道：“鹿邑县抗敌训练班，是血沃中原的艰苦年代里长出的一株劲草；是寒凝大地的救亡战线上萌发的一朵春花。我永远怀念它，永远怀念1938那闪光的年华！”（注：展新，原名展耀祖，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中国民盟成员，南京中学高级教师。）
父亲的回忆没有展新那样浪漫：“那次遇到红枪会，差点送了命。”红枪会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武装，有上千条枪。父亲说：“刚进村子，突然冲出一伙人，扎着红头巾，举着红穗子的扎枪，围上来乱刺。我一下子抓住刺过来的两支枪，撕扯在一起，没法子腾手拔枪。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下可糟了。正巧路边有个两人多深的壕沟，就喊警卫员，快跳下去！在沟底，我们才得以掏出手榴弹，甩上去，炸得他个人仰马翻。上来后，一摸，脖子上全是血。原来，打斗时，背后的枪刺过来，我正巧低头，一枪就把头皮挑破了……”
“我把部队整顿得不错了，魏凤楼不信，非要自己检查一下。夜里哨兵问口令，他就是故意不答，哨兵就开枪了。他这才服了气。我说讲你不听，送了命我可不管。魏后来靠上了卫立煌，他要拉我跟他一起走，说卫立煌要给我个少将参谋长。这时，少奇同志从延安来了，决定还是让他走，我就撤回来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们党是完全可以控制这支部队的，但刘少奇同志没有同意这样做。魏的背景、经历很复杂，对他的看法评价也不尽一致，像他这样的情况，在革命斗争中是不奇怪的。但要父亲跟他走，这未免过于荒唐。
第四次的折腾，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