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南地主怀念元朝验证革命合理性

作者:郑克晟 来处:鼎盛中华军事论坛 点击:2015-06-07 15:23:52

《明代政争探源》太毁三观了,江南地主一直怀念元朝。有关该问题,还可以参见炎黄之家womenjia.org文章《文官集团为何攻击魏忠贤》·《明朝灭亡时官员都在忙些啥》。

 

一、问题的提出

翻开明初的一些文集,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为什么明初的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时有怀念之情?甚至连为明朝建国卓有功勋的宋濂等人,乃至稍后的方孝孺等,也都如此?

在宋濂《宋学士文集·危公(素)新墓碑铭》中,所叙危素之行事,悉用至正纪年,不用干支。其文中甚至有“二十八年闰七月,元顺帝北奔”之语。这里的二十八年,显系指至正二十八年,即1368年,亦即洪武元年。宋集中又有《揭君(汯)墓碑》一文,其中有“(至正)二十八年,逾太行至燕郡。未久,大明兵围城。七月十八日,顺帝宵遁”之句。

上述二文,均处于宋濂致仕后之手笔。其怀念前朝之情,跃然纸上,看来当然不会仅因为叙元官事而用元之几年,而是另有隐衷。

此外,宋集《孔公(克坚)神道碑》中,亦有“(至正)二十八年,皇上(朱元璋)手诏趣公入觐,待以宾礼而不名”之语。其述朱元璋之事,却冠以至正年号,似亦与上述情况相同。

至于明初其他的江南文人,亦大多如此。试举数例:

贝琼:《贝先生文集》卷十八,《金陵集宋县令谢公庙记》:“皇帝肇造华夏,所以怀柔百神之道,既周无缺。洪武四年(1371),又更定其封号,若奉化之县令谢公其一也。……(至正)二十七年(即1367年,吴元年)正月乙卯火,民庐毁者若干所。”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六,《故处士冯君(天瑞)墓志铭》:“公生于大元元贞丁酉(1297)九月四日,没于大明龙凤乙未(1355,至正十五年)六月二日。”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二,《虞文靖公(集)真赞》:“故蜀国文靖虞公,以硕学熊文,际遇文皇帝(元文宗),师表海内。……生乎阀阅之门,奋乎熙洽之辰。”

又卷五,《张璐国诗集序》:“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贞(1295~1296)大德、(1297~1307)而盛莫加焉。”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一,《乾坤清气序》:“有元混一天下,一时鸿升硕士,若刘、杨、虞、范,出而鸣国家之盛。”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屠先生诗集序》:“元有国,自至元承平之后,人尚弥文而器能多不足于用。”

卷五,《赠杨载序》:“元入中国,所统土宇与汉唐相出入。”

解缙:《谢文毅公集》卷十四,《时和曾先生墓志铭》:“元主中朝自泰定(1324~1327)、天历(1328~1329)后,文治聿彰。四方典教诸君子,悉皆硕德宿儒。”

上述例证,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载《新亚学报》六卷二期,1964年)中所举尤多,可以参考。钱文中亦认为:明初江南士大夫,“出身虽微,要之言必陈本朝,而其本朝则胡元也。彼辈之重视昭代,乃与在朝仕宦者无二致,则何其于亡元之崇重,而于兴明之轻蔑。”又曰:“旧朝已覆,新朝(指明朝)已兴,在当时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无动。这种现象,”与明人之目元代为“虏”,为“夷狄”,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明初的江南士人,对元朝如此怀念,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

元朝统一中国后,对居于江南地区的原南宋地主所施行之政策,与原来对待北方金朝的政策是很不相同的。

金朝贵族在北方不仅霸占了许多官地,建立了大片庄田,并利用其权势,大量占夺民田,据为己有。

《金史》卷二二,《世宗纪》谓:“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

《金史》卷九八,《食货志》二:“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佃种,规定课利。”

《金史》卷二零零,《裴满亨传》:“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

这些被豪夺的民田,区域甚广,河北、山东乃至河南,无不囊括。

元好问《遗山文集》卷十六,《平章张文贞公神道碑》:“山东、河朔上腴之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被金贵族)冒占夺之。”

《金史》卷九九,《食货志》二:“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惊愕。向者河北、山东已有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

同书卷二二一,《高汝砺传》:“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

当蒙古贵族灭金后,对当时北方原金朝的贵族,亦采取消灭的政策,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分赐给诸王贵戚。

据《元典章》卷九所载:“太祖皇帝(成吉思汗)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们)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

《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指元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

因此当太宗窝阔台于1234年灭金后,即于次年秋,“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耶律公(楚材)神道碑》:“忽睹虎以户口来,上议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为汤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以金帛,足以为恩。”

但事实上从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建立了大片庄田,“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宜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这样,蒙古贵族的经济力”量大多集中在北方,颁赐的土地及其庄田也多散布在北方地区。

反之,元朝灭宋后,对南宋江南地主,其政策有一根本的变化,即对他们非常宽大,并加以充分利用、保护,这与对待北方地主的做法大不相同。早在至元十一年(1274)秋,元世祖忽必烈命中书右丞相伯颜率大军攻宋时,即嘱咐他说:“朕闻(宋将)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

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又对参知政事高达说:

“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土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

这正说明,忽必烈在元军下江南之前,已深深感到蒙古贵族此前的政策,是行不通了。他已经理解到,为了统一全中国,必须实行“汉化”,尤其要使“新附城壁”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安业力农”,这是最关紧要的事。

元军平定江南后,确实未如对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那样残暴。相反,由于当时“南土新附之初,山薮寇聚”日益严重,“官不能治”,元政府反而需要江南“委重有谋有力之家”,帮助朝廷镇压盗贼。嘉定县望仙地方有一曾姓地主,就是这样“乘时复兴”的。

 

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概括来说,“轻刑、就是薄赋”。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江南地主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正如明万历时于慎行《谷山笔尘》所言,当元军平定江南后,“政令疏阔,税赋宽简,他无征发”。以故江南富家大族不仅得到元朝的保护,并且还相应得到了发展。至于“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五茸志逸随笔》谓:“胜国(指元朝)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

明末史学家朱国桢也承认这个事实,他指出:“其时(指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

甚至连《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这些人都是出生在江南的文人,他们说的话当然有所根据。

正因为元朝统治者南北政策之不同,因此世祖时赵天麟方说:在北方“今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倾,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而在南方,“江南豪家广占农地,。则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恣妄为,靡所不至”。

《元典章》中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腹里(江南)汉儿百姓……,亡宋收附了四十余年也。有田的纳地税,做买卖的纳商税;比这的外,别无差发。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石租了的,占著三、两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们)佃户身上要租子重,纳的官粮轻。”

事实上,元代南北之不同,正是元朝统治者对待江南地主“宽疏”政策造成的结果。

世祖末年,江浙行省的官吏对他说:“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

“恩及富室”是元代在江南“宽疏”政策的直接目的。

 

正由于元朝对江南地主采取了上述的政策,因此出现了下面一些显著的变化:

 

1.江南望族得以保存:

正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江南地主采取“一本于宽”的政策,对他们百般拉拢,因此江南豪族的权势得以巩固。如顾睢,“世居吴中,为著姓。自孙吴以来,代有显者。”又如华氏大地主,“世居无锡,为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这些千年上下的豪宗巨室之得以维持和发展,当然与元朝在江南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

当然,元政权内部对将那地主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也曾有人主张应当对江南大户采取迁徙至北京的办法,以徐徐消除其力量。但徐淮省臣都反对这样做,认为江南地区已“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有人则主张在江南一些地区核实民田。江西的元将虎都铁却提出反对,以为“田额旧定,重扰民不便”。他们所以反对检核隐匿的田土,也是出于对江南地主之庇护,不愿意开罪他们,以利于元政府再江南的“长治久安”的统治。

 

2.元统治者与豪家勾结:

元朝贵族在进军江南后,在平江(苏州)一带,也曾将一些官地拨赐给一些贵族。

《通制条格》卷十六:“江南平江等处有的系官地内,拨赐与了诸王、驸马并寺观诸官员每(们)的土地。他每(们)自委付着管庄的人每(们),比官司恣意多取,要粮斛分例,骚扰,教百姓每(们)生受有。”

这些贵族拥有的庄田,与北方地区一样,利用残酷的剥削方式,依靠管庄以维持最大限量的盘剥。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并未影响与江南地主的相互勾结和互相依附的关系。相反,由于元朝在江南的固有政策,反而出现“豪家势族与此辈(元官)互交结,咨并吞,奸民附丽”的局面。这种仅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的现象,具有显明的阶级性,以至“其佃民输租如故”。江南地主在这一政策的纵容下,更加有恃无恐,任意妄为,甚至“夺民田宅居,蠹有司政事,为害滋甚”。这是一方面。

另外,元朝政府为了更好贯彻对江南地主的政策,使得当地许多士人都参加元政权,形成了官僚与地主的结合。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科举考试,以步入仕途;或者本人以贿入仕;或是用纳粟的方式得以补官,正如忽必烈的谋臣许衡所尚书之主张:“上多贤才,皆知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爱;则令自行,禁自止”。许衡的寓意,即在于要笼络江南的地主和士人。元初对江南的政策,正是要“富民”“贤才”互相配合,以使“虎生双翼”。事实上,、元代对江南地主的政策,确实收效极大。这种作用,起到了预期没有想到的统治效果。当然,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与元代法律上所规定的蒙古、色目、汉、南四种人是有矛盾的。四种人包含了明显的阶级内容。这是应当明确的。

 

3.江南地区的蒙古化:

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是得到一定效果的。这不仅使江南这一地区得到稳定,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包括三个方面:

(1)宋代遗俗的改变。

宋濂:《芝园续集》:“初,元既灭宋,宋太学生孙松嵩悲哀不自胜,归隐海宁山中……(汪)先生受学于孙公。……(汪)先生壮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

(2)风俗习惯蒙古化。

方孝孺在《逊志斋集·后正统论》中谈到元统一江南后,江南地区“胡服”“胡语”的情况。

他指出:“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

在同书《俞先生墓表》中,说的更具体: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风成,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蒙古)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3)江南人与蒙人通婚。

《南村辍耕录》卷二八,谈到松江府上海县人俞俊,家中富有,娶蒙古人也先普化之次兄丑驴女为妻。尽管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这种现象,确是元朝在江南多施政策的影响。

事实说明,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政策相当成功。

正如朱元璋后来所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

元代对江南地主的这种政策是一贯的,终元之世亦无改变。在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当时平章乐实对这一政策不以为然。他认为:“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其力可知”,因此主张应多自江南地主身上增收一些赋税。不料事隔一年余,乐实却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被杀。乐实之死,实在是死于江南地主之手。江南地主在元朝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信源

明朝江南地主怀念元朝验证革命合理性

炎黄之家womenjia.org研究员火草觉得,这篇文章大家或许可以思考两点:

首先,资本无国界,地主亦然。上层觉得只要自己利益能保证,哪管中下层或整个文明的死活,觉得自己总能找到生存位置。这是阶级论的合理处,不同文明的上层,或许比同一文明间的不同阶层更亲密,更有一致利益。前文元明时期的江南地主,抗战时期的汪精卫群体等,勾结鞑子的山西八大家,都是这样。难怪有人抨击,“东林党当然不会说就是因为他们把持朝政最后导致国家财政崩溃导致明朝灭亡。九千岁不是好人那是肯定的,但是人家至少收得上税办得了事。一群东林嘴炮除了嘴炮啥事不干还拼命给自己减税,打压武将,明明局势危急还不肯投钱国防!明朝不亡才怪。”

其次,文明内部的革命,提高文明生存力。革命多包含中下层推翻上层的内容,铲除腐朽上层,可化腐定痛生肌,革故鼎新,如此才有清明政治,一定时期内新上层无沉重的既得利益限制,可从整个文明生存的大视野角度施政。“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相当于企业界的二次创业。任何一个组织,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僵化,必须打破原有层级,从头再来。相当于过段时间重装一次系统。”如无革命,放任就上层赖活,文明持续沦落,衰亡不可避免,就像明朝时期上层如东林党群体蛀虫张狂,导致炎黄文明险些一蹶不振。革命像疫苗,文明要定期革命,才能有足够免疫力和张力,应对外部冲击。毛主席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人指出就是必须持续进行阶级斗争,保持无产阶级纯洁性,以防止专政的无产阶级从本阶级中分离,脱离群众,形成一个凌驾于所有阶级的没有阶级基础的统治阶级。当下改共在族群政策、计生政策等领域的严重错误,都是上层腐朽的体现,此时提倡革命,有其价值。太祖英明深邃,俗人感慨。

更有网友评论道

阶级斗争永远都会存在,屁股决定脑袋。

那些鼓吹地主是好人的,其实是在为自己现在洗白,而不是为以前洗白,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手段,为他们现在的行为找到支持而已。毕竟,中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现在的阶级斗争已经极大的缓和,但只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体不改变,这些人尤其是原始积累阶段沾了太多血的人都不会真正的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占据了相当多社会资源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像中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也是现阶段媒体混乱的根源。他们想通过无数的鼓吹,想要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宣传,达到他们的目的。

而上层中,同样也有抱有与他们一样想法的人。所以可以想像,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人物联合在一起,以达到某种目的,这是非常现实的。再加上国外势力……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一幕:无数诬蔑先烈,拆TG台,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充斥于各类媒体,而国家却见不到什么行之有效的作为。

其实,要对付这些人真比捏死一只蚂蚁难不上多少,只不过叫嚣这些的人只是马前卒,捏死一个,还会有一个。更何况,还不去捏呢?

而从这一点,再想到那十年,对中国人思想与灵魂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也许千年以后,会有对这‘十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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