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立国安署，是好事。
但还不够，还需要成立香港去殖民化总署，从思想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全面去殖民地化，根除殖民残余，实现香港从心理上、形式上、内容上真正回归。
该总署等级高于香港任何地方组织，包括议会、法院、特首，可以甄别任何香港殖民化遗存，强行指令立即改正。
其第一阶段工作内容包括：
- 修改一切带有罂国遗存的地方名称，如狗屁维多利亚港。
- 改变一切具有罂国风格的行为，比如香港警察应抛弃罂式步操。
- 全面审查香港法官里的外籍法官、反华、支持暴乱的法官，勒令身着中国大陆法官服装。
- 在罂国海外护照加入居留许可后，勒令持有该护照者必须放弃香港公民身份。
- 彻底甄别香港公务员。
- 彻底改革香港教育体制，驱逐反华分子，撤销教会学校，强化教师资格认证，使用大陆统一教材。
- 媒体体系整顿，驱逐反华分子，实行许可准入制度。
- 全面、唯一使用普通话，所有书面语必须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公共岗位职员普通话必须达标。
网友讨论：
- 香港不进行去殖民化教育就必定是反中基地，这样的反中基地不仅反中反共，还以种名义吃喝骗中，还勾结中国内部反贼共同进行。【一介布衣】
- 社会激荡时才能看到本质。香港本质就是殖民地文化。殖民地里优秀的被殖民者什么样，香港市民就什么样。【BeanTown】
- 下文这种词儿完全是港灿听不懂的北佬词汇合集，不知所云，大错特错……香港需要二次殖民，中央政府权力要比英女王和港督更大【inimd】
余云辉：香港需要一场清除殖民主义的制度再造——关于制定和颁布《主权法》等六点建议
昆仑策网2019-08-31
香港动乱的制度根源在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香港回归之后，“一国”的主权没有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两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变种为“殖民地资本主义”，“港人治港”实为“洋人治港”。香港作为“法权主导型社会”，稳定香港的关键点是法制建设。《香港基本法》的立法侧重点在于“两制”而不在于“一国”。全国人大应该尽快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权法》（简称《主权法》），作为《香港基本法》的前置性法律，进一步明确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法律约定，并迅速完善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执法手段，使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从而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香港，一个美丽而繁荣的城市，现在正陷入于动乱之中。
香港动乱的根源不在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策的失误，而在于这一政策受到殖民主义的干扰而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在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制度把香港社会推到了崩裂状态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却难以扭转乾坤、无法快速有效作为。香港模式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资本主义模式”。香港“一国两制”试图保留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现实中变种为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资本主义”。香港动乱意味着现行的香港模式包括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失败。香港模式的失败是值得反思和总结的。
一、香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香港危机本质上属于充满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过程中必然携带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病毒。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规律。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香港殖民地属性并没有因为香港回归而得到改变，而正是香港的殖民地属性把香港资本主义推向极致和极端：香港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和金融业被少数家族和英美资本所控制，香港民众事实上被当作资本盈利的工具，他们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居住条件并不能满足正常人的生活要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繁荣走向危机的重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最终难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比如，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敢结婚；结婚了不敢生孩子，生一个不敢生第二个第三个；生了孩子也养不起，等等。
香港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曾经是许多大陆城市的追求。香港经济社会问题也正成为一些大陆城市的问题。
香港经济金融被几大家族和外资所控制，这些资本背后的大佬大部分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是持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这是香港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特点。他们对香港没有长远打算，他们只对资本的安全与增值负责，且完成了各自的全球资产配置，却不对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负责。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杂交会产生最残酷的经济社会制度。今天的香港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样板。
这种经济制度一方面表现为香港经济发展成果主要被少数几个经济寡头通过房地产的畸形定价、基础设施与服务领域的垄断定价所独占，资本权利得到过度的膨胀；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受到过度的挤压，缺乏有效的财政税收手段（如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离境税等工具）来均衡社会财富分配并投资社会的未来，由此导致香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富可敌国，多数人生计艰难，看不到希望。
详见：炎黄之家《香港经济制度的罪恶性仅次罗马奴隶制》
二、香港动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殖民主义的制度安排
假如香港社会的三大子系统即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耦合、相互支持、可以体现中央政府意志的稳定系统，即使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那么也未必爆发社会动乱。收入分配与社会动乱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世界各国有很多类似的国家案例。当然，强有力的政府系统也可以启动政府的纠错机制来避免社会动荡。但是，香港的“殖民地资本主义模式”，一方面可以为内外部政治势力发起动乱提供着政治便利、金融便利和文化便利，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难以形成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社会动乱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司法手段。
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已经完成了“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安排。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并没有努力推动“去殖民化”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改造。“一国两制”希望延续和保留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变种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中央政府并没有掌控香港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税收权利；中国的国家主权没有在货币与财政领域得到体现，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作为经济的顶层权力不在中央政府手中；香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是由境外美元资本所主导；香港外资金融机构可以为动乱的组织者提供资金交付的渠道支持，支持香港动乱的国际资金可以在香港外资金融机构中畅通无阻；同时，控制香港经济的几大主要家族成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香港人而是同时持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而所谓的“港人治港”其实还是“洋人治港”。
殖民地经济是殖民地文化的“金主”。香港回归之后，在教育文化领域并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改造，体现“一国”的国家认同并没有落实到青少年教育之中，香港通识教育的教材充斥着“反中”、“黑警”和“港独”的导向，教育界的大部分师生被误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同时，除了少数两三家媒体，大部分新闻媒体被香港资本寡头所控制，成为维护香港殖民地寡头资本私利的喉舌，主宰着香港的舆论导向，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声音被边缘化。这种缺乏“一国”文化约束的“两制”容易产生“两国”的文化幻觉，容易产生“港独”思潮。
香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经济特色和文化特色也造就了香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政治特色：不认同中国主权的港独人员可以成为立法委员、不具备中国身份和香港身份的外国人占据着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职位、维护香港秩序的警察可以遭遇不公的审判、参与暴乱并攻击警察的暴徒可以得到司法袒护。香港法院法官的不公审判严重打击了香港警察的战斗力，同时让那些制造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群体有恃无恐。
在这种经济环境、舆论环境和司法环境下，香港行政系统的各级公务员往往奉行明哲保身、能不作为就不作为的处事之道。一个不掌控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的特区政府必然软弱无力、缺乏执行力，其结果势必导致香港社会逐步陷入弱政府、甚至无政府的长期动荡状态。
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香港的司法终审权是在英国本土。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司法终审权保留在香港但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香港延续了英美法系（判例法），而不是实行大陆法系（成文法），因此，香港法院的地位和作用远高于香港的立法院。现代社会有三大类型：军权主导型社会、政权主导型社会（或“行政权主导型社会”）和法权主导型社会。香港属于“法权主导型社会”，而不是“军权主导型社会”或“行政权主导型社会”。只要英国人及其代理人继续控制着香港的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那么，英国人就事实上控制了香港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社会的殖民地性质没有改变，香港乱局也是香港法院偏袒和纵容的结果。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香港暴徒主要冲击香港的政府、警局、立法院而不是法院。面对香港乱局，英国人控制着香港司法终审权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的最大障碍。
详见：《香港大多数法官是欧美国籍白人，英国通过控制法院事实上控制了香港社会》
三、稳定香港需要一场“去殖民化”的制度再造
香港暴乱暴露了所有深藏的暗堡和火力点。这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向。建设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需要切实落实“一国两制”政策，即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必须全面体现中国国家主权性质，体现“一国”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必须全面彻底清除殖民主义内容，真正落实“两制”政策。“一国两制”的“两制”是指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绝不是“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意味着香港必须进行一场全面体现中国主权、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特色的政治改造、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
具体建议是：
第一、全国人大作为主权国家的立法机构，应该针对香港主权和国家安全单独立法。全国人大需要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香港特行政区主权法》，把香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活动纳入《主权法》的管辖范围。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国家主权，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界定和规范，这是全国人大应有的权力，无需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地方立法机构协商。涉及香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立法内容显然不属于香港立法院和特区政府的权力范围。
制定《主权法》没有违背《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这是因为：《宪法》规定香港实现“一国两制”，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没有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香港基本法》就丧失了立法意义。因此，《主权法》构成了《香港基本法》的法律前提。《主权法》高于《香港基本法》，正如《宪法》高于《主权法》，更高于《香港基本法》一样。香港持续暴乱的社会现实已经表明：没有《主权法》，《香港基本法》就难以发挥稳定和繁荣香港的法律职能。为了更好地落实《香港基本法》精神，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全国人大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主权法》。
《主权法》应该规定香港立法委员、法官和主要行政官员必须是大陆籍或香港籍人士，外籍人员必须加入香港籍并放弃外国国籍，否则不得担任相关职务。《主权法》需要体现和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精神，并把“去殖民化”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主权法》侧重于维护“一国”，《香港基本法》侧重于维护“两制”。在《宪法》的总框架下，《主权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维护着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从而从制度上确保香港摆脱动乱，走向繁荣与稳定。
第二、根据《主权法》的执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香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权法院”，受理香港社会各个领域涉及国家主权、危及国家安全的各类诉讼并审判。“主权法院”的法官全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委任。经由“主权法院”审判的罪犯必须在内地监狱服刑。
现行香港法律没有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法律条款，这一重大的法律漏洞必须由《主权法》和“主权法院”加以弥补，否则，香港将成为政治犯罪的法外之地。这一点已经在香港持续的动乱中得到证实。
第三、依据《主权法》的要求，公安部和武警部队需要在香港联合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警察部队”（简称“国安警”）。“国安警”的主要职责是：（1）守卫“中联办”、“主权法院”和香港特区政府，避免类似国徽被污事件的再度发生；（2）主动及时地制止那些分裂国家、践踏主权、危及国家安全的各类事件的发生；（3）抓捕在港的破坏中国国家安全、践踏中国国家主权的境内外犯罪分子和间谍人员，同时，“国安警”拥有起诉权，可以在“主权法院”对相关人员、机构和企业提起诉讼，并可依法冻结犯罪组织和个人的资金账户。
目前香港仍然是外国对华的情报中心，也是境外政治势力颠覆中国政权的前沿阵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法制的公然挑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四、在合适的时期，由中共广东省委出面在香港登记成立中共香港支部，发挥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在香港文化界、企业界和政界打造一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繁荣、维护百姓利益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香港的立法司法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教育文化（传媒）系统，必须要有共产党代表香港人民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不能把香港的群众力量拱手让给香港境内外反对势力。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香港这一国际化大都市平台把党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香港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境内外大资本服务的形象展现出来，并把“四个自信”通过香港的社会经济实践传播出去。面对香港地摊上堆满各类“低级黑”和“高级黑”的报纸杂志，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第五、香港的中资企业不仅要为大陆经济发展服务，也要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尤其要为改善香港底层百姓生活提供服务。在人民币走向世界之前，人民币应该首先走向香港，参与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香港百姓提供低价的廉租房、商品房以及其它基础设施，降低广大香港人民的生活成本。“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在这方面，国内资本付出愈多，将收获愈多。
在美国全面围剿中国的大背景之下，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独特的金融中心优势和自由港优势，背靠大陆，面向全球，把香港打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风险资本投资中心。降低香港的生活成本、打造香港的科技创新平台、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到香港研究和创业、把香港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应该成为中资企业和中国资本的主要任务。
第六、香港居民首先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然后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因此，香港公民不能接受反国家、反民族的分裂主义教材和殖民主义教育，也不能允许类似的社会传媒内容的存在。在香港的教育界和媒体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主权法》和“主权法院”的重要工作。香港的教育界和媒体界不能成为分裂国家、宣传暴力、传播反国家和反民族思想的法外之地。对于违反《主权法》的教材和出版物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追缴和销毁，相关人员和机构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任何自由都存在边界，体现“一国两制”精神的法律制度要为香港划定自由的边界。
英国统治香港，用的是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而不是港大毕业生。这个细节需要关注并学习。
四、结束语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能简单粗暴走极端。面对香港乱局，既不能不管，任其恶化；也不能轻易“军管”，推倒重来。各种极端化的措施都将带来极大的显性代价和长期的隐形成本，都将可能导致“一国两制”模式的失败。
现实可行的措施是立足香港“法权主导型社会”的特点，应用“法言法语”，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释法的权力，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权法》，从立法和释法切入，建立执法体系，利用法律制度和司法手段清除香港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的殖民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清除香港动乱的社会土壤。从制度上清除制殖民主义势力，制止社会动乱，是推动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2019年8月30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曾任德邦证券总裁、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中材国际独立董事等，现为福建蓝田书院理事长，上海红果宝战略顾问；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
香港必须二次回归
前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日前发文探讨香港问题。现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罕见。而且抗议运动趋向于“死磕”，并出现暴力化，令人感到震惊。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一）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治理香港的不是中国。基于“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手中。
中国为了维持一国两制，把大量好处输送给香港，以期维持香港繁荣。但经济上的好处，对香港的治理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而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如“23条”立法等，则以失败告终。
二）既然不是中国在治理香港，那是特区政府在治理吗？也不是！
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方面，通过“建制派”，特区政府只有不到一半的控制权。司法方面，特区政府完全无法着力。
整个司法系统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至于行政系统本身，也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由于特首的产生和政党没有必然联系。在无政党支持的情况下，特首不得不依靠公务员体系。这使得行政难以中立。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会政治化，且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体系就有很多人公开向特首施压。
由于没有坚实的政党支持，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这些年有通过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
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
三）既然香港不是中国治理，不是特区政府治理，那是港人在治理吗？显然也不是！
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更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问题。
一是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
二是抗议演变成暴力，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形成“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
四）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香港都有强大的存在。
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强调英国的角色，九七回归，香港只是从英国的一个“直接殖民地”变为“间接殖民地”。因为回归后，香港什么都没变。
尤其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而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
在香港成为“间接殖民地”后，既得利益者只坐收渔翁之利，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质，但也是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最有效的工具。
全盘保留下来“法治”体系，已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做任何改变的最有效阻力。
五）必须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有完全保留原来制度的，但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也有的进行“去殖民化”，结果有好有坏。
新加坡对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化，在保留积极的遗产同时，去除其消极面。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鲜明对比。香港照单全收原“法治”体系，它能有效保护原殖民者的利益，但是能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吗？能体现“港人治港”的精神吗？
六）必须改变治权不在港人手里的局面
对香港的统治精英而言，理论上香港繁荣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因为制度设计有缺陷，这些人只追求利益，却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往往是“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
对此大陆就算明白，但基于“一国两制”也很难改变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港人本身有这个能力。
但现实刚好相反。一些港人不想改变。他们只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令特区政府夹在“一国”与“两制”中间无能为力。
殖民地式的教育在回归后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以前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反中。
更糟糕的是，今天抗议者的主体就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香港产生今天这样“权力真空”并不奇怪。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更受制于外国势力通过“法治”给予的制约。导致特区政府软弱不堪，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此次长期激烈的抗议运动，香港的诸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即使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在不存在一个有效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香港去殖民化教育，从维多利亚港改名开始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香港人，港英当局不遗余力的给当地人进行殖民主义洗脑。改变香港重要地点的地名就是其殖民措施之一。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后，1861年1月英军占领九龙半岛，4月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港，以当时在位的维多利亚女王命名为维多利亚港，在此以前，清朝文牍称为尖沙咀洋面或中门。类似的情况还有维多利亚公园、维多利亚城（今西环至铜锣湾一带）和维多利亚山（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等。
地名是历史沉淀，全部改成英国式的名字是不可能的。而香港最精华的部分使用英国女王的名字其政治和文化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时至今日我们欣赏着灿烂辉煌的东方明珠的夜景，口中叨念这英国女皇的名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让我们来看一片关于香港教育殖民化的文章：
香港学校中的教育“殖民化”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随着去年非法“占中”活动，教育“殖民化”在香港新一代年轻人中的负面效应再次凸显出来。长期以来，由于当时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化教育，使得香港教育机构被打上这一“烙印”。1985年，港英政府通过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尽管“钦准”在中小学实行政治性的教育，打破了“校内不准开展政治活动”的禁令，但回避了“主权回归”和“民主教育”的问题，香港中小学教育始终存在着“殖民化”的问题。香港回归后，学校教育中的“去殖民化”进程十分缓慢。
主权回归并没有解决“去殖民化”问题
尽管香港主权和政权回归近二十年了，但公民教育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一些特征。
长期殖民地的历史，使得香港人缺乏对政治的兴趣，更多关注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在港英政府期间，香港中小学教育以维持经济实干精神和保持政治冷漠并行的“二元教育”，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呈现为“无民族”、“无政治”和“疏离的子民”教育特征。
香港教育的语言长期运用英语教学，中英文教学的比例达到1:10。在英文熏陶下，香港人很难与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脉上的融合。港英当局主政下，不支持香港学校开设中国历史课程，中国历史被编入亚洲历史，实行殖民化教育。在香港小学常识课课程纲要中，中国历史教育完全没有被提及，这就淡化了国家和民族观念，强化殖民色彩。香港的教科书中，将鸦片战争说成中英贸易冲突，当时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十分陌生，中国被称为“香港最大的邻国”。
香港小学唯一的政治活动就是升国旗，有时也举办一些认识基本法的活动和比赛，中学生大多通过通识课了解时事，老师也通过通识课传输政治意识。在教材方面，通识课也是由教师自行编订，因此，教师的政治取向和立场直接影响学生思维。目前，香港的教师不少受西方教育影响，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和香港认同。
久而久之，香港年轻人心目中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香港市民只关心安身立命和创造经济成就，不大关心国家身份，在意识形态上十分冷漠。这一认同危机是导致香港一些青年做出撕裂香港与内地举动的一个重要心理根源。
“去殖民化”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最重要任务
环顾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重视国民教育已成为国际惯例。例如，美国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美国许多中小学校每天都有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法国的国民教育偏重法兰西民族优秀传统，突出法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业绩。其他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的国民教育，无不以不同的方式强调青少年应有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
然而，长期的殖民地经历，使得香港教育体系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参与去年非法“占中”的学生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上，长期缺乏必要的国民教育，实际上在香港主权回归后，并没有摆脱“殖民教育体系”的影响。因此，要想重振香港社会凝聚力，激发社会活力，在教育体系中推行“去殖民化”是特区政府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不过，实施香港特区教育体系的“去殖民化”不可强行推进，必须对症下药。由于香港学生缺乏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推动香港国际化，特别是依托当下“一带一路”构想，让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奋发有为，鼓励香港市民和学生走出去，走到国际舞台上，赋予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机会和权利，这对于塑造其国家认同和民族身份意义重大。因此，依托国际化，推动香港教育体系“去殖民化”，逐步将香港市民和学生有计划、有秩序地纳入“一带一路”的轨道，这是实现内地与香港共同繁荣的关键所在。
四项举措驱动“去殖民化”
今后五到十年，应确立以“国际化”驱动“去殖民化”，以“一带一路”带动香港国际化进程。具体来说可采取如下举措：
第一，香港应确立“对接一带一路”的策略，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一带一路”的一系列重要项目中来，让香港市民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聚国家认同，提升国家身份认知。
第二，支持香港大中小学校设立中文教学课程，鼓励双语教育，特别是派遣内地学生到香港学习，与香港学生交流。同时，鼓励香港学校到内地参观、交流和旅游，拉近香港学生、市民与内地学生、市民之间的联系。
第三，鼓励内地学校与香港学校建立校际友好合作网络，推动教师交流、学生交换、学分互认、课程互联互通等，将香港大学纳入内地大学社群中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四，鼓励香港教育体系和内地教育体系在基础设施上的互相共享，内地教育体系可学习借鉴香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使内地和香港教育能更快地共同走向国际化，在国际化中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附录：@癫佬健一：香港撕裂从英国佬回归前埋下的教育地雷开始
香港是华人社会最早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地方，也是二战后最早富裕起来的华人社会，内心的骄傲和优越是深入骨髓的，尤其西方自由皿煮法制的价值观在香港人心里，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和终极追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是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与传统的西方文明之间的价值观的冲突的最前线阵地。。。
而香港人包括台湾人，都会产生一种认知错乱，内心自己是作为西方文明价值观追随者的高度骄傲崇拜和现实中社会主义穷亲戚发展远远超过了自己，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很多不具备深度自我认知和分析能力的人走向了偏执的病态自我认同。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社会的撕裂从英国佬回归前埋下的教育地雷开始，经过22年的香港社会自身病态社会结构的催化，在2019年全面爆炸，把香港这个病态社会犄角旮旯里的东西都炸了出来，也给大乱大治创造了条件。
清江游：应全面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清除遗毒
2019-08-18， 察网，本文为摘录
最近，我国的香港在美国、英国以及西方集团其它国家背后共同的操控下出现了长时间的暴乱，至今尚未平息，已近乎于西方集团国家前些年在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策划、煽动的所谓“颜色革命”的那种态势。
仅从表面上看，香港的暴乱与那些“颜色革命”的国家打的旗号一样，手段一样，方式一样，从示威到骚乱，从骚乱到动乱到暴乱，从一般的暴乱到持械武力乱港。有人指出，香港暴徒的行径已近似恐怖主义行径。看来，下一步香港的暴徒们自然是想搞点武装暴动的那种形式。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香港策动暴乱的目的与煽动其它国家的“颜色革命”不同，它们的目的不是在香港扶持一个亲西方的特区政府，它们的目的是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让香港再度回到一个新的殖民
香港回归中国后英国、美国一直长期在干涉香港事务，经常性地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特别是近几年美国、英国这种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变本加厉，不断升级。这次英国外交大臣直接打电话给特区特首，美国众院议长直接对特区特首指手划脚可以说是在香港事务上最严重的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态，中国政府应该对此进行严厉谴责、强烈抗议，并明确要求英国撤换此外交大臣。
香港被西方集团国家选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香港曾是殖民地。
从香港的暴乱我们能发现一个历史性的现象，那就是西方集团对它们曾经殖民统治过的地方始终念念不忘，总是把这些地方还当成是自家的殖民地。当今世界有很多地区的国家曾经是西方集团国家的殖民地。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它们经常性、不断地被西方集团国家搅乱。西方集团国家总是要把这些地区的国家当成应该干涉、必须插手内政的地方，内心还是把这些地区的国家当成是殖民地看待，总是希望从这些国家中想当然地无偿地获得利益，把这些国家当成自己世界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是遗祸尚在，而是殖民统治远远没有消除，消除殖民主义的祸害仍然任重道远。曾经的殖民地始终是美英和西方集团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潜在、不说出口的理由，而利用过去的殖民地干涉世界很多地区国家的内政，达到某种目的已成为西方集团国家的惯用手法。而在香港，它们就是想要通过搅乱香港，试图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看到香港的暴乱越来越猖獗，它们迫不及待地要添柴加火。
前几天那个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公开指责香港警察制乱、止乱是暴力执法，已使英国仍然觊觎香港的嘴脸暴露无遗，这次外交大臣的电话、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施压更是把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内心世界和企图大白于天下。
也就是说西方集团国家如此长期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一个很重要的明显的原因就是香港曾是殖民地。英国还始终把香港当成是殖民地来看待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承认在消除香港殖民统治的遗祸上、肃清遗毒上是有失误，工作不得力。而这些失误和遗毒不断被放大，使香港的暴徒的暴乱形成了一股港独势力，而这股港独势力则是近两个月香港暴乱的主角。
香港暴乱证明了一件事，要想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彻底消除现在还存在的殖民地，国际上要形成一种共识，西方集团国家不论以什么理由干涉原殖民地事务均为非法，必须全面禁止，同时要彻底消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国家长期干涉原殖民地事务的行径，这是全面实现全球非殖民化的重要任务。
我国在香港问题上不仅要看到这是西方集团国家在干涉我国的内政，是压制我国的崛起，更要看到解决香港问题必须要联系到非殖民化，要加入到全面消除殖民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清除殖民统治的遗毒，我们应该建议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拿出全面消除殖民化的时间表，要让西方集团国家退出所有仍占领的殖民地。世界现存的所有殖民地必须要坚决消除，干涉原殖民地的行径必须全面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