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机密:谁指示杨尚昆窃听毛主席

作者:网络综合 来处:鼎盛中华军事论坛 点击:2015-08-15 11:38:22

一、戚本禹回忆:文革机密之窃听毛主席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

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

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

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

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信源)(更多可参见womenjia.org《戚本禹回忆江青真相等文革内情》)

 

二、三次录音和窃听事件

59年杭州南屏录音事件、61年专列录音事件、65年窃听器事件,是不同时间发生的三件事儿,现在有人刻意混为一谈。

梳理一下:

1956年

1956年,菊香书屋东边的西六所建筑被拆除,毛泽东住的院子向东扩展了面积,新增了供毛泽东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的乒乓球室。

对中央领导和毛泽东讲话进行录音,这个建议是时任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毛泽东机要秘书)提出的,他曾几次向中办主任杨尚昆谈及此事,并请示周恩来,从56年下半年起开始筹备此事,陆续购入录音设备、培训录音人员(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

1958年

菊香书屋大改造。

同年11月开始,对毛泽东在外地时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与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录音带和记录稿存与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需中办主任批准(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

1959年

1959年11月,出了杭州南屏秘密录音事件,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前公安部长王芳在回忆录(《王芳回忆录》——所谓"窃听器事件")中记载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这一次,以杨尚昆和柯庆施口头检讨承担责任结束,主席未继续追究。”

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1960年1月上海会议时,我曾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机要室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资料,毛主席说:那好嘛。……在录音问题上,毛泽东有过具体指示,他曾亲自对我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明文规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

1961年

在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有专职录音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对“专列录音事件”的有如下回忆:“在火车上,毛泽东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小胡(应是摄影组的胡秀云,而非某些八卦文传说的张玉凤,张玉凤是62年才调到专列当服务员的。)聊天。小胡离开毛泽东那里后,遇上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录音员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小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不过,那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加以追究。……毛泽东后来追究此事,才知道内中的详情,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召集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作了处理。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了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了结了此事。”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机要秘书)、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机要秘书)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1962年

叶子龙离开中办。

1965年

按戚本禹引用江青的说法:在毛泽东住处发现进口纽扣式窃听器。这应当是65年的事儿。

《王芳回忆录》记载:“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由此可见,“窃听器”一说,绝非无的放矢。当然,65年11月杨调离,翻年3、4月间才组织检查,反应有点慢。

65年9月,康一民调离中办,10月,杨尚昆调离,12月10日,杨离京赴穗,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

1966年文革开始,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8号还是277号?):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杨尚昆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随后,中央同意杨尚昆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7月初,中央对杨尚昆“隔离审查”,其开始近9年的“监护”生涯,直至75年3月。

66年7月,毛泽东返京,搬离丰泽园,入住游泳池,直至76年去世。(信源

 

三、1965.3-1966.7,毛泽东年谱记载主席的行止

翻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主席于1965.3.14离开北京南下,6月22日回到北京,11月12日再次离京,翻年后,直到1966.7.18才再次回京。

6.22回京到11.12离京,有明确记载的主席活动地点,最多的是人民大会堂118厅,除此之外,还有福建厅、陕西厅等。中南海则主要是颐年堂,菊香书屋有两次: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还有一次,7月27日,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一行,未明确具体地点,从其他资料看,这次会见是在游泳池。

从6月22日到11月12日,年谱唯一一次提到杨尚昆是在11月10日。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接下来一条是:

“11月12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

此次出京后,直到66年7月18日才回京,年谱记载:

“7月18日 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信源

 

四、杨尚昆背后是谁?

看到毛泽东年谱里和李质忠(65年9月康一民离开中办机要室后,机要室由李质忠管)谈话的记载,感觉话中有话: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

不报告就是窃听,只是欠妥那么简单么?尼克松水门事件录音也是没告诉对方,只是欠妥么。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是找死的节奏,居然还能好好的活下来,居然也做主席,妈的,真牛逼。

《王光美访谈录》(55)——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这段很有意思。对窃听事件完全避重就轻混淆事实,但暴露了刘杨的密切关系,大有越描越黑的味道。杨尚昆本来就是刘系华北山头的大将。这里的叙述,至少她证实了,窃听器事件不是录音事件,之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 ★老广 ] 大郎杨尚昆不仅仅是窃听太祖,他的下台理由除了给太祖“录音”,还包括给不在京的其他常委“录音”(其实在京也录)。另一个是私下把主管的机密文件和档案给其他人抄录,谁抄录的,抄录了什么说不清楚,而且有一些就干脆丢了。想想当初泄露太祖南巡讲话给副统帅是个啥罪名啊。还一个没提上台面的就是到处泄露常委身体状况。

这是拿上台面的理由,不上台面的理由,就是在四清期间擅自下发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是要全体常委画圈的。四清期间,修养串通大郎私自下中央办公厅文件。大郎自己回忆:

“我认为,既然办公厅是服务机构,就无权向下面发政策性文件。后来,“四清”运动中,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大郎最后一句就是瞎扯了,大郎下台后,原来发下的《中央办公厅文件》全部收回,文革中也一直是发的中共中央文件,文革后重新发《中央办公厅文件》恐怕也是因为某人也和胡服一样nice,“不愿意过多打扰其他常委和争取时间”吧。

反正大郎做的这几件事,在那朝那代都够进秦城的。民主国家也一样。当今威仪恐怕比太祖小多了,但谁敢给胡core录录音试试?或者为了不打扰胡core休息,发发文件什么的试试?不被搞得生不如死才怪。(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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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毛主席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