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有关此事详情可进一步参见炎黄之家womenjia.org《文革机密：谁指示杨尚昆窃听毛主席》)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更多内容可阅读炎黄之家womenjia.org《还江青公道》）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西西河原帖的地址： https://www.ccthere.com/topic/4138874/1）（信源）
续一：
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详情可阅览炎黄之家womenjia.org《为啥第一代红卫兵胡作非为却高官厚禄》）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