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神教使命是传教、反异教和圈养信徒

作者:边芹 来处:网络 点击:2016-07-16 13:59:39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炎黄之家womenjia.org:宗教本质是残酷,意在杀死或在控制思维,想把一群人变成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样板,如同僵尸,为己所用,便利控制,为虎作伥。更多西方媒体下作手法,请阅读:

我在这个国家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西方媒体作恶案例:外国人拍的东西,很多误解和偏见,甚至故意歪曲事实。笔者曾看过一个法国记者采访三峡工程的纪录片,其中一段拍到了三峡移民。画面里记者问几个村民:“你们高兴离开村子吗?”由于原始录音没有完全消掉,笔者听到村民们回答:“高兴啊”,但是翻译法语却是“我们没有选择。”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是不是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像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当眼睛逐渐穿透迷雾,听不到的声音才一点点浮上来,让人看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法国达索家族不光掌管着一国军工业,还拥有70余家传媒,其权力和疆域不仅在法国境内,还延伸到比利时和捷克。大军火商曾拥有捷克最大的报纸(想像一下《人民日报》的东主是外国财阀,这一天恐怕不远了),后来把它转卖给了德国商人,一国的舆论心脏、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国际财阀的手上买来卖去;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最反华的报纸)的业主可不是什么左翼斗士,而是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分支;《世界报》则掌控在拥有圆明园两个被劫兽首的奢侈品大老板贝尔热手里,此君还通过赞助方式控制了一些博物馆;拉加德尔家族控制了法国出版(包括教科书)和私人电视,其业务触角伸至40个国家;而掌握LVMH奢侈品集团(从箱包、化妆品到名酒及至中国白酒)的阿尔诺家族,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经济报纸的业主(各电视和电台经济评论员的摇篮),还不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时尚刊物(这些时尚刊物早已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为集团推销产品洗脑)。即便官办电视和广播,他们也通过广告、节目制作私有化和“卒子”渗透,掌控在手。以法国一国看,不超过五个家族攥住了上层建筑的舆论心脏,且他们之间同族抱团、利益互绑,行动一致。

最近由“窃听门”事件而略有暴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之权力和疆域,虽只是冰山一角,但毕竟揭开了魔术匣子。两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几大国最值得炫耀的招牌——“丰富多彩、各有其主、独立自由”的传媒业,居然同属一个“帝国”和它的世袭皇帝!这就比一国政权控制更“专”且“制”了:它是跨国的,权力更大;幕后还不是按规章办事的官僚机构,而是绝不透明的家族!如此大的公共权力因资本是私人的,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是世袭制!

但到了这一步你只是从被悉心掩藏的真相里看到一些数据,曾经的信徒还留有顽固的尾巴。真正捉住作弊的手要到我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再声东击西,时间久了也能让有心人摸到规律。媒体幕后的真实主人为“独立”外壳可谓精思巧构,作弊有三大套路:一是蓄意说谎。媒体偶尔出几个说假话的,或者失误错报,甚至禁言(不越红线),不在此一作弊套路内。蓄意说谎是针对某类议题和对象以接力的方式长年累月、线路不变、万家齐声的造谣惑众、无中生有、涂抹真实、制造假像。做这种事轻车熟路且无良心自责,是源于传统,攻打“异教”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话语在他们从来不以真实为底线,而是以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底线,因而目的并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攻击的武器,永远都是武器!这不得不引起你的疑异,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受制于传统权力的话语的宣传角色,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打手。这些“独立”媒体究竟为了谁作打手?步调一致地弄虚做假,有时还明显有背本国利益,图什么?再探下去,发觉他们的行事逻辑有不变的规律,就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国际势力唱合。这种唱合从十九世纪在欧美以报纸、书刊的形式遍地开花,与跨国利益集团征服世界的脚步密切配合,构成征服之鼎——战争、资本之外的另一足,并随着冷战结束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形成巨大回音壁。

形成回音壁是现代传媒的天性,如果不人为控制,发出第一声,叫得最响的永远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深知传媒本性的西方要严密操控话语的流向,只传递源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息!信息传递=制造舆论,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气候天灾,在西方不存在客观传递,没有一则新闻炒作的背后不藏着策划和目的。比如近些年气候天灾成了国际新闻的优选话题,给人天灾日益频繁的印象,表面看有灾才报,怎么可能操纵呢?其实现实在接力炒作和对事件的解释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后者在西方百分百来自策划,而不是一种追逐声源的模仿和惯性。以往除了大灾,旱涝风灾都是区域新闻,出不了国界,但若在源头上放出将其纳入“国际媒体”的接力渠道,在这个回音壁上转一圈,就可以制造天灾大大增多的印象,为人们接受“气候变暖”理论铺设思想轨道。而这个理论是为“碳政治”刻意打造的,“碳政治”的目的是为工业后进国追赶的步伐套上道德绳索以谋利。说到底还是为永握解释权设的套!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盗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只有非传递性信息的出现存在偶然性,如区域性社会新闻,或突然曝出的重大政治丑闻(如新近发生的“棱镜”窃听案,斯诺登的叛离是突发事件,避免不了尤其最后矛头是指向美国政府,西媒会报道以示“独立”,但操控西媒的核心国美英法会非常技巧的低调报道,不会主动做煽动性炒作);必传递性信息则无一例外皆有幕后策划,如国际新闻。事实上目前世界的所谓“国际新闻”,就是西媒的“必传递性信息”。中国不管财力多大,作不出“国际新闻”,一是控制不了信息源(反而无意识地被纳入对方信息源的接力渠道),二是对方的有意封堵,三是自身没有自觉意识的作战“军团”。不在“必传递性信息”谋划范围内的不接力甚至联手封堵,才能保证控制“国际新闻”的信息源,让“必传递性信息”占据垄断渠道,手法颇似黑社会秘密垄断渠道以“杀人越货”。比如对中国,负面新闻是“必传递性信息”,正面的则联手封堵;对印度则正好反过来。一正一反经长年接力,可以完全涂抹现实,篡改历史。正是这一暗手(操作隐秘、微妙、持久)导演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这个人工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而且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纵的高超水平。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自古弃国者都是夹着尾巴作人的,这个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国的最后冲刺已经开始。

关键是控制信息源和解释权,而看似自发实为有组织的接力(或其反向一致封堵)是制造所谓“国际舆论”的核心技术,是褫夺话语权秘不示人的手段。这不光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商品广告机器,用制造并接力新闻的方法为“集团”掌握的各种商业利益作隐形广告(从梦露、杰克逊、茱莉到美国蓝球、世界足球、网球明星,从瑞士表到苹果机,从美国赌城到法国奢侈品,从谷歌到脸书),或帮其摧毁竞争对手,而且建立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国际道德法庭”,一刻不停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文化战,有心人都可在“必传递性信息”中找到战线在哪里。比如某段时间(有时跨度很长),你会在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里发现与剧情无关的同类细节,诸如拉斯维加斯赌博、巴黎风光,与此同时一些总能绕到这两个主题的“新闻”也隔三忿五、看似偶然地被抛出来,这类接力是为“集团”赚钱的,接力的有效性来自对非“我”话语自觉有意的围堵。还有各种不同的接力,如英国王室与美国总统皆属“必传递性信息”,也有的在电影和新闻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持续不变地出现,诸如同性恋、英语歌星、好印度人坏俄罗斯人、好记者坏政府,以及恒久不变的“独裁者”等,这类接力是为“集团”暗地操纵人的心理,进而控制人的潜意识服务的,利用人模仿的天性和思维惯性的弱点,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将其舆论引入设定好的渠道。而茫然无知的模仿者追着赶着去传声,就连“不战而降”都算不上,而是“投敌送命”!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实际掌握的权力只剩下发工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让我彻底看破“独立”骗局的,是后两个作弊套路,这也是曾几何时最诱惑信徒的焰火。为了让“独立”外表变成某种似乎难以辩驳的现实,设计者从一开始就释放了两颗烟幕弹,一颗是独立于政权。此雾障妙不可言,巧妙地将政权与体制分开,分开是为了一个隐身在后,一个放出作靶子,民选政府和掌控体制的各司其职。为了这第一颗烟幕弹,有一系列运作技巧,其中政客戏子化是操作核心,常识告诉我们:越假越要表演。具体有迫其客串正反角、掀私生活裙角和揭劣行等。媒体监督权力本是好事,但长期观察会发现,组织好的“透明”与自发的“透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高度组织纪律,业内核心人物心里都有一本细账,而普通从业人员则紧紧跟随,从不问个为什么。比如可以对总统讽刺挖苦历数祖宗八代,但对其秘密社团成员身份却万马齐喑。这些关键的沉默藏在丰富多采的花絮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注意。还有敲打的只是政客,而传媒及背后的金权却从不做自我暴露,打着“独立”的旗号,便凌驾于一切权力之。《福布斯》杂志就是专门用来释放烟幕弹的,它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只是资本食肉链暴露在外的次级链环,为得是掩护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何况敲打政客揭谁不揭谁也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而时常有弃卒保车或挟持的目的;二揭的总是一些只触及政府不触动体制的事,或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抛掉卒子,好象这些政客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临时舞台的客串角色。以法国为例,真能撼动体制的劣行,永远都调查不下去,左右两党在这种时候攻守同盟,终了多半是暗杀封嘴不了了之。

具体技巧如在对欧盟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报道中,媒体合力挑选有用的“偶然事件”并刻意统一词语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怒火往各国政府身上引,再默契协调地将全欧的怒火集中往德国甚至默克尔个人身上引。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地一致怎么协调?读过《教士》一文的人知道,由于历史积垫,他们有“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之传统,所以看起来上百家媒体,定调的却只有一两家,对“必传递性信息”一旦定了调,全体跟随。因为“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与靠拢强权是有本质差别的,后者仅仅是趋炎附势(口服心不服),前者则是思想的统一!

除了“揭”,外围还有很多配套手法,不愧为漫天烟花。比如为了让民众相信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权,当国家机器为了社稷民生镇压犯罪者,媒体一般总是选择同情或理解罪犯的立场(但限于刑事犯,对政治犯的同情只发生在国外)。为此大肆炒作偶然出现的冤案,反死刑反到死刑犯比他的受害者值得同情,强调罪犯的人权强调到姑息犯罪,长年观察发觉这是设计好的套路,因为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例却是循着一条话语线路的。人为制造舆论的结果,是左右了立法和执法,整个社会没有了正义。同理,支持少数尤其极少数群体的诉求,制造与国家对立的各种庞杂力量,也是制造烟幕的技巧之一。循着这条线路,现代社会被人为雕塑的面目一道道失去“进步”的光环。这是一群无祖国却欲夺人之国的人,为决心或无知无觉抛弃祖国的人设计的套路,因为他们是游猎世界的“国际人”,搞乱搞垮一个国家,只要中饱私囊,移到另一个国家就是了。在他们设计出“独立理念”和与之配套的操作技巧之前,历史上没有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民族敢这么操纵舆论,因为这无一例外将是亡国之路。这颗独立于政权的烟幕弹制造得天衣无缝,因为目的并非掩盖与政权的关系,而是掩盖与真实主人的关系,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事都看不透。比如揭露美军的劣行(时不时敲打美国政府)是经常燃放的烟幕弹,因为这是最高效烟幕弹,放一次可以暗地里做一堆见不得人的事。很多人是据此坚信西方媒体的“公正”与“独立”性的,并跟着模仿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以为这才够得上作“良知”。人们被这颗完美的烟幕弹蒙上了眼睛,从而看不见一些最简单的事实:这个“公正”、“独立”的媒体的确不怕美国政府,甚至藐视为其卖命的美国军方,但对真正的主子却不敢有一丝怠慢,他们对暗杀伊朗科学家的行为集体禁声。在塔利班被击毙者身上解手与暗杀科学家,性质和严重性截然不同,一个是属于士兵个人品质的流氓行为,一个是某个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个人的流氓行为存在偶然性,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则属于黑社会运作。如果以揭露前一行为的光明磊落来报道后一行为,按正常逻辑应该形成什么阵势,可恰恰是无逻辑可循,整个童话故事的马脚即在此。

第二颗烟幕弹是站在弱者一边。媒体在政权与百姓间偏向后者本是合乎逻辑的,但细看会发现设计的行为与自发的行为之根本差别。在这里,同情穷人并非站在百姓一边,而是挑选了一些特定角色以混淆视听,具体操作之诡异让人惊叹。比如民众若与政府、民间或国有实业资本发生冲突,媒体会不分青红皂白站在小民一边,明知打击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或本国实业资本家是帮助国际强权和垄断资本,有损民众的长远利益;若冲突方是跨国垄断集团(发生的机率本来就小,因为很多事都是事先设好替罪羊的),他们的立场就没那么鲜明了。例如对发动自西班牙的欧洲“愤怒者”运动和对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报道策略完全不同。前者是报而不鼓动(已经大大有别于对“阿拉伯之春”和对中俄的“茉莉花运动”、“选弊运动”的煽动性报道);后者则是封锁、低调处理和故意误报。对大西洋两岸同样带有政治色彩而非只是经济诉求的青年运动之区别对待,表面看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两个运动很多口号是类似的,仔细看才能找到微妙的不同。两个运动在一个关键点上侧重不同:前者的侧重点在反政府的紧缩政策;后者不反政府而直指华尔街金融集团。我们看到放烟幕弹首先需要控制源头的人极其敏锐灵活,有高度的使命感,能及时准确地抓到每一个运动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人的微妙不同,重放轻收,利用差异两害相权取其轻,而绝不会留下一刀切的指令;其次就是“军团”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能跟着掌控闸门的手一丝不差地起舞。

除了上述的捡轻避重,还有夸大弱势群体中边缘体的权益,化整为零,表面强调实为分散注意力。为此有一些固定的同情对象,如拒绝社会法规以偷抢为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团伙作案的罗姆人),艾滋病人(在西方艾滋病人并不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而主要由吸毒者和同性恋构成)、无家可归者(吵吵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御寒之所,而有意忽略真正的祸首是房地产业被利益集团垄断),等等,最后一个“烟幕角色”就是动物。本文并不质疑保护濒危的野生动物,但泛泛地崇尚动物的的确确是一颗事先设计好的烟幕弹。

关键技巧就是话题不离“边缘”,日久天长地吵吵,对人的心理操纵神不知鬼不觉。比如累月经年盯着流浪汉,镜头却尽量少对准有工作而贫困的广大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操作也循着这条线路,垂泪非洲饥民,讴歌原始部落,关怀少数族群,已经是烟幕弹的固定节目,一为西方掌控的国际慈善机构敛钱(“集团”最大的情报收集网),二掩盖自己以不公手段欺压竞争对手,三掩护真正的少数族群专制。在这部传媒精心导演的大戏中,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有一个新剧本,新剧中黑人、印第安人一直扮演被同情角色,尽管在社会现实中民间并不太买账。但这是事先设定好的角色,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最无可能动摇世界统治者的地位,还能掩饰强权的意图。天真的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的主题或细节接力中,在西媒那些“必传递性信息”中(从体育比赛到社会新闻),一直将此视为西方知识分子道德和良心的表现(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心,但他们被执行使命的少数人操纵),却不知这是事先写好的剧本,是为人为导演的剧情服务的。新剧本要比十九世纪的公开戏情节复杂,旨在不让人看出真正的悲剧和真实的故事,两百年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组织有方略的解体和歧视。这颗烟幕弹在西方国家内部掩盖了政权被少数族群独裁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拉起了一条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虚幻的“正义”战线。在同情弱者上走极端,既让大众看不见真正的不公在哪里,又为自己的“独立”、“公正”外衣增光添彩。

由于传媒长年释放定向烟雾弹,为西方打造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外壳,以此外壳攻打别国,并通过此一心理操纵,左右世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判断。更由于烟雾弹的方向是被严格控制的,久而久之,上至上层建筑,下至平民百姓,形成了约定俗成、紧箍咒似的政治正确红线。这条政治正确红线剥去不同的诉求,内核是一个东西:为“帝国”征服世界作清道夫。更由于看似自发实为操控的接力传递,引来世界各地大批模仿者和传声筒,形成看起来不可控实则可从源头把控的巨大回音壁。从此任何试图阻断这个回间壁的行为均会遭致来自内部的反叛,完全丧失道德依据,被自动扣上“逆流而动”的大帽,这个有着庞大引力的“百幕大三角”已经旋转到没有一支力量可以置身度外,逃出沉没的命运。真佩服这帮“隐身人”的魔术技巧,抛出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绣球,把政治变成了幻术,把百姓全变成了痴迷的观众!

看清西方传媒的教会角色,以及它延续下来的传统基督教廷与王权之“政教合一”模式,便明白它的真实使命绝非信息传递或陈述历史,而是传教、反异教和圈养信徒。这是翻转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的钥匙。近代以来,这个由看不见的手暗中导航、由传媒军团(隐藏在西方数国内)接力或封堵而人工搭建的“世界舆论”回音壁,左右了近现代史,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引爆源,是战争的隐形发动者,是人类古典文明消失的推土机,是史无前例的思想一统的推进器。全世界都被这架庞大而无形的机器包围、纠缠、绑架、勒索,反抗者无一例外都已被和将被摧毁。机器之可怕即在于它是以“信仰”的方式先渗入被攻击方的大脑,令对手无还手之力;它有别于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思想渗透和覆盖,它是单向的因而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征服者,它躲在一个个被绑架者的身后,靠出假牌欺骗对手;它与所有侵土夺财的攻击者戴然不同,它是有预谋和长远计划的,有坚定不移但不示人的目的:统治世界

(炎黄之家womenjia.org按:类似西方资本寡头,金钱资本寡头为了逐渐蚕食控制中国社会,也正力图实现资本控制下媒体的舆论专制。)

附录:来学习下白皮新闻用句

《华盛顿邮报》表示:

尽管有些死亡事件未被证实与杜尔特尔的反毒战有关,但由于除了当事人之外,一般百姓并不清楚事发原因;在被蒙蔽的资讯之下,悲剧一再发生,民众也沉默以对、甚至对此感到麻木。

改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发在美国国内:

《华盛顿邮报》表示,尽管有些黑人死亡事件未被证实与美国警方的执行有关,但由于除了当事人之外,一般百姓并不清楚事发原因;在被蒙蔽的资讯之下,悲剧一再发生,美国黑人民众也沉默以对、甚至对此感到麻木。

意思就是:虽然我什么证据都没有,但反正****不是好人。早N年就明白了所谓的新闻自由了,全看字里行间如何玩弄文字。本穷现在看两行字,就知道那帮文字婊要放啥屁。

附录:西方控制媒体用通稿复读机进行洗脑

“民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看看西方控制媒体进行洗脑的能力

https://www.weibo.com/6062446059/I8p5lAvbw  视频后面几十个不同电视网用相同的通稿,一字不差,细思极恐!美宣部吊打中宣部100条街!

NathanRich火锅大王

2019年9月24日 12:54 来自 微博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Hong Kong)

香港暴徒不理解:“民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学到了一个句子: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n家不同电视台新闻,巧合地重复一句话,光明正大地brainwashin。

花儿正阳红:卧槽,一个政治惊悚片的剧本都出来了,几十个新闻频道说一样的话的时候我真吓到了。

克希霍夫:关键是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去描述用词造句是不同的。就像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件事,他们对这件事的描述会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句。但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语句,甚至一字不差的句子,就只能说明他们串稿。

青梅煮马不:谎言重复了一千次,也就成了真理。让人不寒而栗。

七七琪琪seven:不禁又让我想到电影里的情节,网络科技公司可以控制媒体,控制舆论,可以让大家说出他想让你们说的任何话,只要通过机器,人为地在各个社交媒体上以各种身份不停发布他要的话,渐渐地街头巷尾各大媒体都是他要说的话

Simple_韩:讽刺的是,新闻报道的是一些媒体用假新闻有偏见的新闻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他们这些大媒体自己也在通过复读机的方式来把人们的思想抢夺回来,以民主的名义。当个p民太难了……被媒体洗来洗去,还是多读读书自己思考吧

 身在高_心在北大荒:后半部分把很多电视台的同一句“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剪辑在一起太太太高能了!简直是新闻史上的奇观,为什么n家不同电视台新闻会重复这句话?巧合?[笑而不语]发人深省[笑而不语]

一个忧郁的肥宅:Google了下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后面剪辑的视频是去年3月一个叫Andrew W的人传到YouTube上的。这些电视台都是Sinclair Broadcast旗下的,这段发言也是这个机构给的。视频在Twitter上爆火,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很多网民质疑大公司在新闻里inject their own political view。

阿唐熊:这就是洗脑的过程,反复不停重复同样的内容和语句,当年的轮子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每天都要听录音。想要控制对象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重复,发条橙里面也反应了这个问题。

周庄飘雪:看到最后,发现美国的西方世界就是极端宗教,令人恐惧的绿Jiao洗脑模式推土机式的向每一个人推进,而逆行者将被他们怀着上帝的咒语无情的碾裂,然后牠们对世界宣称:我们在谈西式民主自由人权

NU力力木可:西方很多新闻媒体都是一个背后财阀有政见老板经营的,类似视频汇总海外前几年就有这问题,这是一个洗脑宣传民主的复读机国家。也看过很多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发现事实不是他们说的不堪,反而以国家造假新闻羞耻,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这样屏蔽然后反华,别老说我们不开通外网,结果也是一样的,看不到真相。

IMPACT-BLUE:感觉如果是个反乌托邦电影背景的话,一定很有趣、、、是的,现实已经变得如此非现实了,是无意中进入了什么奇怪的世界线嘛

附录: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赵月枝,《新闻大学》2008年第二期(赵月枝,博士,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现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是传播学批判学派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权,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在市场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在媒体受众市场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上新闻理论课,当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西方新闻媒体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的。我们对这样的说教有逆反心理,虽然不敢逃课和公开挑战老师,但是没有心悦诚服的感觉。

那时,在整个思想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新启蒙”大潮已潜流暗涌;在新闻学界,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阶级和其它社会性的传播主体。同时,由于国门对西方刚刚启开,国家的新闻管理制度还没有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得出“真正的”西方新闻是什么样的结论。

1986年,当我跨出国门去西方留学时,箱里装着中译本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经典《报刊的四种理论》。我想,自己英文不好,如果教授要我读这本书的英文原著,起码我可以读中文版。

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不得不使我对国际传播的不平等问题有所关注。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中文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概念的审视。到了加拿大后,我潜心研究的第一个题目便是西方新闻客观性。

我们一度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终结了,剩下的是“市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实现的问题。当然,隐含“民族解放”叙事的“第三世界”概念也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代表世界文明主流的“国际社会”和个别“流氓国家”。在日益强大并急于“崛起”的中国,虽然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记忆使我们没人明言要效法当年的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策,但是,朝野上下真心希望通过办奥运会融入“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强国的风貌。

然而,就在此时,“国际社会”中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不仅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问题大做文章,而且挑战我们在国际竞争游戏中好不容易赢来的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与权利。我们觉得好像被作为“普世价值”之一的“新闻客观性”欺骗了。而我这个原先有“第三世界国民”身份的新闻学生成了身在西方的“华裔传播学教授”,我的立锥于“西方”和“学术专家”地位的言论,在我自己无法左右的“西方媒体客观性的虚伪暴露无遗”的国内媒体标题下成为新闻。

“媒体是人做出来的,人是有立场的,你不懂?”我身边的一位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则比较客气,说:“虽然标题好像‘文革’语言,内容很好”。

我深知,“文革语言”是一个我们对其所指不再须做历史分析和理性检讨的贬义政治与学术标签,而我们当年所逆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确有阶级决定论和工具论的偏颇。然而,今天在新闻客观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我们是否应该“在泼洗脚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泼出去”?西方新闻客观性没有我们逆反时想得那么真实,也没有以上新闻标题所展示的那么虚伪。

新闻当然是人做出来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新闻是由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有专业资格的人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的特定新闻体制中的特定新闻机构里做出来的。新闻还是由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解读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西方,新闻客观性也不是超历史和超媒体的“普世价值”。且不说新闻客观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具体性,更不论不同西方国家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即使在美国,历史上有党派新闻,今天有以促进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为己任的倡导性新闻。

我们之所以今天对“西方人”在新闻客观性问题上有深深的失望感,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昨天矫枉过正地把前天的一些话中的合理内核也统统摈弃掉了。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制度的深层反思。

01、新闻客观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的报道不存在客观,一边倒地站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边,不但没有做到起码的平衡,而且连基本的事实细节也不尊重

其实,这并不奇怪。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受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的。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

比如,西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在写作《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时,我曾采访过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驻京记者,他明言,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平衡等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正如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同事、美国比较媒体制度学者丹·汉林(Daniel C. Hallin)所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价值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新闻在政治上分成三类的试金石。这三类新闻分别是共识类、合法争议类以及异端类。

我和合作者在《维系民主?》中的研究表明,客观性(如要仔细地引用来源以及平衡双方发言人的观点)只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适用。

但是在报道那些假定被整个社会认同的价值的事件或者社会行为者时(共识类),记者拥有较大的主观性,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设置场景,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沉湎于赞同性的话语修饰。

同样,对被认为位于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这类报道对象包括西方社会内部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也包括被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外国政权和社会力量。

关键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这三类报道的边界的区分是有争议而且是有政治性的,它往往是由那些拥有最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掌控着界定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话语权的社会势力确立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框架内,统治阶级,往往是主导阶级联盟,通过包括媒体、学校、教会等“市民社会”场域在内的社会组织机体将其核心价值社会化,转化为全社会的“常识”。这正是葛兰西所论的霸权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领导权的建立的过程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妥协、矛盾和抗争,包括危机与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动用。

在媒体领域,这首先意味着通过新闻媒体的教育体系、法规体系、所有权与经济运行机制,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和记者的“社会化”机制、新闻的生产程序与职业规范等来“定义现实”的“编码”过程。

当然,这也包括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即新闻媒体的“受众”对媒体内容的“解码”过程。我们有必要把西方新闻客观性问题放在这个过程的全部中来理解。

如《维系民主?》所论,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有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背景。

从哲学上,客观性与启蒙理性有关普遍真理的可能性和幼稚实证主义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层面上有关联。在英、美和加拿大新闻史上,新闻客观性的最先版本是19世纪劳工新闻中对“超党派”的普遍利益的追求。面对日益保守和抛弃了启蒙民主话语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服务于狭隘的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新兴的劳工新闻要求国家和新闻业代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

客观性要求新闻和政治反映普遍利益,因为这种利益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中权威的保守主义和精英党派报刊系统所践踏。劳工新闻的这一基于启蒙理性的客观性宣称最终被19世纪晚期的“便士新闻”和市场化报刊所驯化、挪用、取代和程式化。

总之,客观性兴起过程也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并已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的过程。

而西方新闻客观性这一政治本质又与市场化媒体所依附的广告商寻求受众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与经济动因互为表里,皮毛相依。

客观性成了当今西方资本垄断媒体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道德原则。同时,作为已经取得了霸权地位的新闻原则,它也成了“受众”们按霍尔的三种解读定位来接受、协商和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新闻体制的手段或中介。

02、客观性的实践层面和新闻社会学纬度

作为一套道德理念和报道规范,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客观性不但复杂且涉及面广,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新闻所调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

概言之,它有以下不同部分:

首先,客观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是新闻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隐含着记者在报道时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故事本身的特点。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是新闻业的最重要的理念:记者应该说真话。

第二,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受到党派偏见、个人偏向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影响。

第三,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客观报道在提供各方观点时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

这些理念暗含着一种认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开是有可能的。同时,客观性也包含一整套新闻采访与报道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一标准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在不同媒体间会有所不同。

通常,被认为是客观性的标志的一些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在选择个人为报道提供信息和评论时,记者应该寻求适当的新闻源:这些人有资格,是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并且是/或者是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 客观的记者要避免煽情,遵循通行的正当的、良好品位标准。他们采用这样的方案,也就是“纪录式报道:允许记者只提供给公众他们亲眼看到的或者是有证据证明的信息”以及“被可靠消息来源确认的事实”。
  • 客观新闻注重将观察得到的事实与记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分离;观点和评价只限于那些特定的体裁,如专栏、特写和纪录片。
  • 直接的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是对事实或者意见的描述,如果是观点的话,也应尽可能采用相关人员或者“权威知情者”的看法(经常是采用该观点/对立性观点的格式),而那些能够为构建事实提供明晰的阐明性基础的历史性和解释性框架常需要用括弧括出。
  • 记者低调处理他或者她作为新闻故事叙述者这一角色的作用,而这正是写新闻的标准方式。
  • 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在一个由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组成的制度框架内孕育的。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新闻工作者是有特定技能、信奉伦理道德的专业人士,享有新闻自由,也即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性(在古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国家控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

与简单的工具论不同,这里我要强调,新闻记者是客观性这一知识/权力体系的重要利益主体。虽然记者从来就不是与医生和律师一样的自由职业人,而是在劳资关系下雇佣于媒体的“知识劳工”,但是,对客观性的标榜和有选择的实践成了他们确立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党派和其他社会利益、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利益的专业地位,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于像其它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和学者)一样的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阶级利益之上的“中产阶级”。

同时,正如美国社会构建论者格尔·塔克曼(Gaye Tuchman)所论,客观性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例如错过截稿时间、诽谤诉讼、新闻源和上级的责备等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

不过,客观性对西方记者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了维护客观报道的表象,记者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主体性。

所以,卢卡奇就曾论及,新闻客观性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记者的劳动被“异化”的表现。

最重要的是,客观性在为记者争取相对于政府和资本的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不仅掩盖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新闻与权力的关系,而且最终也掩盖了西方新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间的关系

03、新闻客观性在国际垄断媒体资本时代的式微与挣扎

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期是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新闻业。事实上,对“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的遵守往往使媒体被动成为官方声音的传声筒。

麦卡锡主义时期,麦卡锡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就是被美国新闻界以“客观新闻”的形式放大和流传,成为主流话语的。而这正也证明了“客观性”实践与反共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互为彰显。

事实上,如《维系民主?》第6章所分析的,正是新闻客观性为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以来的普遍“向右转”提供了烟幕。

当然,在美国主流新闻体制内部,对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与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2003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7/8号)就发表长文,检讨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媒体奉行的“伪客观性”是如何为媒体不深入调查和传播“官方真理”(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方便的

事实上,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权(如里根时代废除了作为客观性核心要求的广播电视“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

在市场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在媒体受众市场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家和媒体掌控者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加强,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化,使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8年4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性报道,揭露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操纵出现在媒体上的藐视客观独立,实则与美国各大军火商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军事评论专家”,从而把一场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卖给美国民众。

同时,西方媒体中一些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又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

新闻客观性的危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危机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和哈克特在《维系民主?》中所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双重危机”,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书名中对西方新闻能否承载“维系民主”重任的疑问。

然而,复杂多面的新闻客观性依旧是西方新闻中的“不死之神”。在我们深感它在报道西藏问题中的虚伪,甚至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传播“官方真理”欺骗美国民众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上文提到《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性报道那样的新闻维系了新闻客观性的真实性?同样是在西方,与美国盛行的被认为是服务于政府权力的“伪客观性”情况相反,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正是以客观独立为原则和武器,在有关伊拉克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的“官方真理”进行过抗争。

04、新闻客观性、文化共识和对西藏的报道

日常的报道中,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新闻源对媒体的影响,政府日趋高超的操纵新闻的手段,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

这使西方媒体能占领拥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合法性和可信度,也使其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更为隐蔽

而西方国内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的存在,也使客观性不仅能服务于统治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而且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干预新闻报道和影响社会话语内容的有限的机会。

在这次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恰好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势力希望孤立与分化中国、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策略相辅相成,从而它们的倾向性和客观性的相对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

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藏独”的煽动性报道使人想起了在美国报业的“黄色新闻”时代,报业大王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为了挑起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在古巴的战争而发给记者的电报指令:你提供照片,我提供战争。

如果西方一些右翼势力真的希望分裂中国,进而借“国际社会”人士云集北京参加奥运会之际,帮助中国的一些社会力量进行中国的“颜色革命”的话,那么,这些相对独立于西方政府的媒体,这次几乎充当了这种企图的舆论先驱和我们曾经熟知的列宁的党报原则所规定的“集体鼓动者”。在我所在的温哥华,《温哥华太阳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一篇有关北京奥运的文章的结语就是“西藏队,加油”(Go Team Tibet)。

然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和西方一些势力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国看到一个听命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权的问题。

这里还有更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令一些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他们希望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独特的西藏文化能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在那里找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失去的东西。

所以,西藏越在整个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她离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就越来越远。

而不平衡的自上而下、从外部到本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使阶级、民族和宗教间的矛盾盘根错节。

正如温哥华的华裔媒体人丁果在与我的对话中所言,达赖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单是一个政治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而且这种认知已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预定“共识”。

虽然达赖在政治上保守,与西方右翼政客为友,如1999年,他为智利独裁者Augusto Pinochet向英国政府求过情,使后者免于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对反人类的审判,但是,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达赖不仅代表自由主义人权“共识”,而且是世界级的精神文化领袖。

这样,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正是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对藏独势力和达赖的报道没有“客观”的必要的深层媒体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西方媒体事实。这一方面显示出达赖及其支持者在西方媒体中的经营的成功,一方面也向中国媒体如何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中在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05、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不仅成就了跨国垄断资本媒体内容的全球化,而且成就了美国媒体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理念的全球霸权。

本文开篇所叙的我们在“新启蒙”过程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逆反和《报刊的四种理论》在这一现有的批判的武器已失去其说服力的语境下以“供批判用”的名义的出版、从而或多或少正面影响一代学人的理论框架的过程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然而,就像我当时的“第三世界国民”的自我身份定位使我直觉地带上中文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去西方留学一样,我们的“非西方”身份使我们无法接受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为我们预定的“共识”。

在霍尔所分析的三种解读定位中,我们许多人做了一次在总体上接受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上的“主导性代码原”(dominant code)的前提下,对其某一具体新闻报道表达异议并就其进行商榷的“活跃受众”。更具体地说,我们是用西方客观性原则的普遍性来“协商”特定的西方新闻内容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之所以不顾事实和客观性要求,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

当然,如果中国在新闻报道领域能够更加开放,就能够占据国际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世界,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重要途径。

但是,如果接受本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就不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违背客观性基本要求的充分理由。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对国际问题报道,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报道中有明显的双重标准。一个国家会不会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和污名化,与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有关,而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是不是维护西方(主要是以美国国家为核心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在该国的利益。这不是为新闻审查辩护。

这不免要涉及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另一重要原则—新闻自由—的理解。

在把西方新闻客观性当作官方新闻理论的对立加以理想化的时候,我们也把西方的新闻自由抽象化和去历史化了。我们崇拜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向往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境界,甚至暗暗希望它成为“普世”法律。当然,我们更景仰美国国父们的伟大、英明和民主精神。但是,我们好像缺少对新闻自由、尤其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负面自由的法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

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历史研究和当代批判从来没有中断过。

例如,一方面,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另一同事、自由主义传播学者麦克·舒德森的历史研究证明,第一宪法修正案原本规制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分权问题,而不是国家要不要和有没有管媒体的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是联邦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正因为是这样,“国会”是这句话的主语。

另一方面,批判学者如麦切斯尼在其颇有影响的Rich Media,Poor Democracy一书和新书Communication Revolution中强调,对第一宪法修正案一直有不同于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法理解读和法院判决案例。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为新闻自由成为垄断资本不受国家出于公民民主自治的要求对媒体进行规制的挡剑牌提供合法化的武器。民主,不是私人媒体拥有者对媒体作为社会传播机构的私人控制和不受国家政策干预的自由,才是第一宪法修正案体现的最根本的原则。用麦切斯尼的话说: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没有用第一宪法修正案来为一个由公司运作的、以牟利为目标的、以商业化为驱动的媒体制度授权。”

这不是否定各种社会力量为自己的新闻自由而抗争的历史正义性,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的主体问题,也即“谁的自由”和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话语权的分配也即平等的问题。

在西方批判学者反思西方新闻体制和基本原则,希望按照民主和参与的精神“重造媒体”并领导和参与各种方兴未艾的以媒体民主化为目标的“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国内的许多学者一边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一边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地弘扬,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垄断资本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今天,我们在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框架下做了一次“活跃的受众”;明天,我们是照旧做着客观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并希望就此与“西方主流”接轨,还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像?

再说,什么是西方学术主流?我们如何认定?靠论文数量抑或是论文影响?我们又如何定义西方的“核心刊物”?

我们在确定本领域的“西方主流”时,有没有想过,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在本领域,其实学术专著也是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出版?

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专著,我们如何使这一学术资源与构建新的、立足于中国的同时也超越帝国主义和符合全球正义的华语新闻传播学术

结语:我这个“华裔传播学教授”的反思与困惑

在本文中,我一直在构建“我们”这个华语传播研究共同体,而“美国”又往往与“西方”混用,这使我这个身在加拿大的华裔传播学人很不自在。

我之所以选择“我们”,不仅因为此时我用中文写作,而是因为我发现,即使用英语写作,我依然下意识地感觉到华语学术政治的存在。

1995年夏,我写完博士论文。当时,凭着对西方批判理论和“新左派”历史的认知,面对中国传播领域市场自由主义和市场权威主义结合的现实,我想在论文的结论里呼吁,中国需要一个“新左派”。然而,我没有勇气让自己跟“左”字沾边,在论文里没有,在以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书里也没有。当时,我不是怕因“政治不正确”而在西方通不过论文、找不到工作——在我的学术圈子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流”——而是怕在“我们”这一共同体里被扣上“左”的帽子。

回望历史,几年后我才明白,不管被扣者喜欢与否,当时,中国的“新左派”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更令我反思的是,当时,我怕的不是中国国家的权力,而是华语学人自己的话语权力。

我是中国农民的女儿。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80年代思想启蒙的受惠者。我更是美国和加拿大以本国资本利益为基础的劳工与移民政策的得益者。我的外祖父因饥饿死于我出生前的1961年春天。死去前那天晚上,他对给他送萝卜和红薯合煮的汤充饥的儿媳说,明天早上给他做一碗纯红薯的汤(当时红薯比萝卜更稀缺和金贵)。这就是我的外祖父的遗愿。我们的改革开放后的传播体系中有精英回忆,但很少有这样的中国农民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我几年前源于一个偶然机会的追根刨底的“挖掘”,我那并不文盲、也不无知的母亲根本不会主动告诉我外祖父的死因和细节。而即使在她叙述这一切时,她也没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制度的全盘否定和怨恨。

20多年前,我被公派留学加拿大。今天,我有幸接触到很多国内的年轻学子。他们能接触到的文献比我当年在国内时多百倍,可我怎么觉得他们中有不少人背负着比我当年更沉重的有关做学问的有形与无形的“政治正确”的思想包袱?他们好像对批判理论感兴趣,可他们或多或少担心用批判理论框架定义和研究的问题在国内出不了文章,找不到工作。他们是怕“左”的标签、“右”的帽子、还是别的什么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学术政治咒语?他们是怕“国家”权力、学术权威,还是别的什么权力场域?是已经“尝过了梨的滋味”的怕,还是“沉默的螺旋”式的怕?在我们批判国家权力并把它构建为外在的“它者”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权力圈子里行使我们每个人的主体性的?这种学术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单向度和简单重合的吗?在当下的中国,什么样的学术才是“客观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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