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能打多久从毛时代就是问题，只有毛主席和极少数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些人在斗争中失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与张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谈话节选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炎黄之家womenjia.org注：毛主席慧眼如炬啊，当下活生生的事实佐证了老人家的担忧，经济基础变化推动中国迈向资本专制）
主席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 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网友观点：不要指望跟官僚集团妥协解决问题）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原载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教导
旗帜中流评论员 · 2019-09-09
在毛主席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又到了在井冈山冲破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经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党内的分歧，也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65年春天重上井冈山时写下的诗句。
当年，毛主席是带着忧郁的心情上井冈山的。为什么忧郁呢?当时不仅党内高层有人主张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而且党的各级干部中出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教育界、文艺界也出现了很多资产阶级倾向。当时开展的“四清”运动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当时党中央的一线领导人在领导“四清”运动时又很不得力。
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纠集了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并趁中国暂时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公然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不断升级，不仅轰炸越南北方，而且把战火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在中国南疆插上了一把刀子。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企图联手主宰世界、最大限度地孤立新中国。中国在国际上怎样打开新局面，还处在摸索之中。
在毛主席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又到了在井冈山冲破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经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党内的分歧，也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1927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队伍到了三湾，把秋收起义部队中对于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职，在各个团、营、连都设立了党代表，给部队注入了新的生命。抑或毛主席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次重上井冈山，针对那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来一次“改编”。
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经过“三湾改编”后挺进井冈山。没有“三湾改编”就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新中国……
万事开头难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失利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大溃败和被迫长征，延安的艰苦岁月和逐步走向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主席的眼前……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之后那千八百人了，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今的“三湾”在哪里呢?
马社香老师撰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虽然读过多遍，却常读常新。根据这本书记载，毛主席1965年一到井冈山，就对随行的同志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退化和变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谈到了当年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
毛主席说：
“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当场有的同志就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回答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继续说：
“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主席说：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较大。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意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毛主席还说：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吗?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吗?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毛主席又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问题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关于路线问题，毛主席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毛主席说：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毛主席接着说：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
毛主席离开井冈山之后，于1965年8月，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会见中，马尔罗表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感到，苏联已经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主席回应说：
“他们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回答说：
“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
据说，刘少奇在当时的会见中始终没有插话，他当时的内心想法如何，后人已无从知晓。
如果说当时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只是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对于具体向何处去还不清楚，那么今天中国的走资派则已经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理论，什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等，还有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维护私有制稳定的策略，比当年的赫鲁晓夫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利润优先，兼顾喂蚊”。
然而，毛主席1965年在井冈山上，就对身边的同志谈到，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会如何。毛主席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主席1965年在井冈山上，还曾对随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两J分H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毛主席1965年离开井冈山时说：
“我想到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又说：
“你们这次陪我重上井冈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不是几个小时说下山、就到吉安那样的。不要光想红一片兴奋的事、成功的事，以后可能还会失败。革命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先烈的嘱托、人民的歌声、天下之大势，迅速在毛主席心中凝聚成一曲铿锵的旋律：“……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附录：王卓超：回忆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
王卓超，1929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是中共七大代表。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兼江西省检察署检察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等职。2002年1月逝世。本文是2001年7月王卓超同志健在时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
记者：王卓超同志，1965年5月您和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一起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可以谈谈基本经过吗？
王卓超：可以。1965年5月，我正在赣南瑞金县蹲点搞“社教”工作，突然接到江西省委通知，要我马上回南昌。到南昌后，省委主要领导告诉我，毛主席要到井冈山来，要我与刘俊秀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去迎接，并负责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毛主席1965年5月21日从长沙出发，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当天到达湖南茶陵住了一个晚上。5月22日中午时分，主席一行到达江西永新县。我们提前一天在永新县等候。第二天接到毛主席，在永新县委招待所吃的午饭。主席还接见了永新县委的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午饭后，驱车经宁冈三湾、龙市、茅坪上山，走黄洋界，傍晚到达井冈山，下榻井冈山宾馆115房间。毛主席在井冈山一直住到5月29日上午9点多钟才离开。
记者：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有什么重要活动或重要讲话？
王卓越：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当时没有对外公布，是秘密的。在山上没有举行什么会议，只有小范围座谈。主席坐车到茨坪中心地区看了看井冈山的建设。在井冈山的7天中，主席每天习惯散步，散步时曾讲过当年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记得张平化提前下山（因湖南省委开会）的那天（5月25日）下午，汪东兴通知我和刘俊秀到115房间，主席有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主要是讲井冈山斗争，还有对当时“反修防修” 的一些看法。
记者：请您详细谈一下，好吗？
王卓超：主席是一种漫谈的形式。关于井冈山斗争，主席谈到革命青年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作用，说牺牲了一大批青年人。
他特别提到这么几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是卢德铭。原话记不准确，大意说：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学生，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指导员。三湾改编任第一团三营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
还有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学生。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 7月打郴州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回到崇义。8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叛变了。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萧劲。林彪比较会打仗，被提拔为团长。
还有张子清同志，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三湾改编时，黄埔一期学生陈浩当团长。1927年12月，陈浩从茶陵率部队没有回井冈山，准备投降敌人，张子清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他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都县战斗中负了重伤。那时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他，他坚决不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使官兵上下一致，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28岁。
主席那天很激动地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主席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 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接下来，主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了解袁文才、王佐1930年被错杀后井冈山各方面的反应。
主席那天讲的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发扬井冈山精神问题。
记者：到 1965年 5月，建国已经 16年了，毛主席认为要怎样才能发扬井冈山精神？
王卓超：主席认为，要发扬井冈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线问题。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 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记者：毛主席讲这些话时，您当时能理解吗？
王卓超：不理解。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主席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记者：毛主席提到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具体是指什么？
王卓超：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我记得，当时刘俊秀请教主席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土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主席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嘛。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四方面军有8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就是路线正确不正确。
记者：毛主席那天谈到党内外一些问题，落脚点仍然强调的是要发扬井冈山精神，对吗？
王卓超：对。主席那天最后总结说，今天的井冈山比38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将来，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简单地是几根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根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主席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主席再次谈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的干部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绪激动，又有几分忧郁。那是我一生亲聆毛主席讲话并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