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流通最有搞头，种地得利一，制工得利二，而商贾得利五，这本身便甚不合理，可恨如晋商、徽商，明朝那些奸商还千方百计漏掉微薄商税。满口道德的人，面对商利可以不要脸到极点，天下各处都是如此格局，不天翻地覆一番是改不了的，可惜最终却被满鞑子趁虚而入。
明朝商人，以所谓的晋商和徽商为代表，都是号称儒商。与读书士子基本上是一体两面，从小饱受“圣贤书”的熏陶。但显然的，在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面前，他们作出了选择。
明朝国库就没富裕过几年——不收商税的后果。明代中后期实际上就被士大夫集团忽悠死了，禁海也是，白白便宜了走私的沿海士大夫家族。
明朝此时，晋商是一等一的难惹，王崇古、杨博、乃至前首辅张四维都是晋商人家，彼此之间又结姻亲，盘根错节，荣辱与共。
只考虑家族，不考虑国家，是晋商和徽商的共性。以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朝鲜之役为例，若没有江南徽商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走私硝石给丰臣秀吉幕府，只怕这个外号猴子的天下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朝鲜支持八年。到了明末各地富户宁愿死在流贼与鞑贼的刀下，也不愿从丰厚的家产中拿出些钱粮来，为国库作出贡献。
而山西的晋商更是最凶恶的奸商，所造成的后果也最为严重，险些将整个中华文明彻底毁掉。
晋商与满清的交易主要经营粮食、茶叶、盐、步与铁器、生铁火药等各种军需物资。很多晋商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早期与蒙古鞑子而获得。当在嘉靖年间开放边市后，辽东的建奴却又悄悄兴起，从建州女真到满清，晋商们便以张家口、杀虎口为基地，源源不断的与建奴展开贸易走私活动。
晋商“八大家”也是明王朝的掘墓人，历史的罪人；女真族后金政权的全部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号称“诚信”通天的晋商。更有甚者，并且还充当暗探、间谍卖国的勾当。
晋商从全国各地采购粮食，布匹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换回人参、鹿茸、皮毛等物资贩往中原各地。此时这种贸易已属违法的走私活动。明朝已经明令禁止与满清进行商业贸易，违法者可致死。
而晋商则不顾政府的禁令，冒着杀头的风险继续与满清进行走私贸易，其中最主要的是八家晋商。他们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中最显赫的是范家。
由于大量粮食和布匹的输入，辽东的人口增加了数倍达到了几百万，但米价缺降到了一两四石。不仅如此，晋商还为后金政权装备了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军队。皇太极军需的全部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晋商。据 《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処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 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 。
除了商品贸易，晋商还对后金政权予以财政支持，向后金政权借贷银两。清太宗皇太极就曾承诺，将来入主中原以后，所借银两加息一并奉还。
满清入关以前，还发展晋商为间谍，刺探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和人文情报。在沈阳，辽阳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这些间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朝辽事实录》中就曾大量出现“间细广布”、“奸谍满辽阳”等叙述。
满清夺取政权以后，为感谢晋商的贡献，满清皇帝顺治亲自接见了八家晋商，并御封他们为“内务府皇商”，将北方边境贸易的经营权全部给予他们，其他私人未经授权不得染指，顶极一时，这些汉奸、卖国贼，至今没有得到足够批评和清算。
明代的商业发达，优越的家境让其中子弟更有条件读书科举。朝堂中很多官吏实际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国内的庞大市场本身便有巨大的利益，加上明初制度的天然缺陷，使得政府逐渐丧失对基层的控制。规则的缺失，让这些商人贪得无厌。
张居正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而东林党因为大量利益在基层，提出所谓天下之公等等理论，李三才甚至提出新的君权论，名义上是为天下人争权力，大义煌煌，实际上争的是自己的商业和土地利益，总的来说是自下而上，不过这个天下只包括他们的群体，而非是天下百姓，东林党实际是商业和土地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体现，而商业和权力结合而成的垄断，也让明末商人并无西方商业的进取之心。
张居正一死，山西和江南商业利益的团体为代表，对张居正个人进行清算，再进而推翻张居正考成法。中央再次失去对地方的控制，也是后来财政和军事陷入困境的政治原因。这伙人在朝堂争权是一把好手，嘴巴说得一个比一个漂亮，抢到手了真要做实事的时候，便不知从何着手。
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些史料，惩前毖后，更好的思考当下的资本势力可能为恶的问题。注意，现在还有个历代没有的问题，古代再乱搞，最后一锅烂粥还是炖在国内，现在很多人乱搞是把国内的财富折腾到海外去了，这是用灰色财富资敌，这个祸患也不小。
不想对晋商八大家耿耿于怀的话，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责任
（原文标题《我们的责任》）1368年，明朝在南京建立后不久，朱元璋就命令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彻底消灭蒙元政权。随着元顺帝的北窜和北京城的被攻克，蒙元统治中国九十多年的历史划上了句号。然而，逃回老家的蒙古人并没有被明朝军队彻底消灭，他们依然时不时的越过长城，对明朝北方边境进行骚扰，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为了边境的安宁，朱元璋一边命令重修长城，一边又命令军队越过长城，向草原和沙漠进军，对蒙元残余势力进行讨伐。到洪武朝后期，更是把数位皇子分封到北方边境，作为明朝的屏藩。
永乐帝继位以后，为了加强对北方边境的掌控，不但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而且他同样延续了洪武朝的对外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数次亲自率军深入漠北进行征讨。
仁宣以后，特别是经历“土木之变”的惨痛失败，明朝失去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力量，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这个时候，长城的防御作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为了防御蒙古军队的攻击，明朝政府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边境划分出九个战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固原等九镇。
九镇戍守的军队有数十万之多，最多是达一百二十余万。要让这么多军队守在边境，那么，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吃喝拉撒的后勤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但极其的重要，也是让明朝政府始终头疼的大麻烦。
明朝建立之初，军队的后勤主要靠的是屯田来解决。也就是军队平时种田、训练，有战事的时候才集合起来抄家伙上战场打仗。朱元璋曾经为自己的这个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能养兵百万的政策很是得意过。但是，这个老办法却解决不了明朝九镇的后勤问题。
九镇处于边境，戍守的明朝军队经常要和入侵的蒙古军队开战，根本没有时间种田。而且，按照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那里的环境也不适合种田。就算没有蒙古军队的频繁骚扰，仅靠屯田来解决数十万军队的吃喝，也是非常不现实的。
边境屯田不行，那就只有从内地往边境运粮。但是，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下，这个办法的成本极其的高昂，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当时的平阳知府曾上奏说：“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大同、天城诸卫，道路一千余里，民苦挽运，负欠久年。”
这么做不但成本高，而且老百姓还怨声载道非常的不满。一个名叫倪岳的大臣在奏疏中描述道：“徒步千里，夫运妻供，父挽子荷，道路愁怨。”
不防守，蒙古军队杀进来，首先遭殃的就是老百姓。可要防守，军队就不能饿肚子，运粮过去，老百姓也要受苦。这个问题非常的让明朝政府头疼。终于，开中法被提了出来。
所谓开中法，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军队需要的其它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中国历史上的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的，明朝政府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用盐来和商人进行交易，这样一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的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又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多方共赢。
明朝九镇特别是翼护国都北京的宣府、大同等边镇，就在山西的北部。开中法一出，山西的商人天然拥有紧靠边境的地利，凭借这个地理优势，山西商人通过为九镇军队提供粮食等物资换取盐引然后卖盐的方式，开始飞速地积累财富，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晋商开始了崛起。
前几年煤炭价格一路上涨，山西的煤老板发了大财，开车拉着钞票到北京买房，让许多中国人都开了眼，但这种事情早在明朝就已经上演过了。明朝时，靠运粮卖盐发了大财的山西商人们在产盐的江浙等地，纷纷购买田产，整治园林豪宅。
但是，随着明朝政府的腐败，盐引从国家财产，逐渐变成了权贵们的私人财产，发财的是权贵私人，亏空的是明朝的国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中后期后，开中法被改变，从运粮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变成了只要交给国库白银，就可以购买盐引。随着政策的改变，晋商们垄断的地利不再成为优势。
为了保持利润增长，晋商们扩大了经营范围，凭借连接中原和草原的地理优势，开始加大了和蒙古人的贸易。
然而，万历后期，努尔哈赤背叛明朝在辽东建立后金政权后，晋商们的外贸生意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面对后金的攻击，明朝军队屡战屡败，于是就使用经济战，对后金进行经济封锁。
当时的情况就是后金军队攻破了明朝的城镇，抢掠了大量的金银，但这些不能吃喝的金银非但不能增强后金政权的实力，反而因为金银太多，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实力被削弱。
发展遇到问题的晋商们看到了发财的机会。晋商们手里有后金急需的各种物资，而后金手里有大量商人们眼红的金银。于是，《资本论》里那句经典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他们就会疯狂；如果有2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都原则——变成了现实。双方一拍即合，晋商们开始冒着生命风险，违反明朝政府的禁令，向后金走私粮食、火药、金属、盐等物资。这其中尤以范永斗、王大宇、王登库、田生兰等八家最为著名。
而且，这些晋商不但走私物资，还为后金政权搜集明朝的情报。李光斗在《中国第一商帮“晋商”是如何衰败的？》一文中写道：“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金军队不断通过战争从明朝身上放血，晋商们不断通过走私为后金政权输血，最终，明朝在内外攻击下轰然倒塌。所以文建平在《晋商，明朝的掘墓人》中说：“如果没有晋商的财力，就没有满清军队的骁勇，满清就不可能战胜明朝夺取汉家天下，说晋商是明朝的掘墓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每次看到这段历史，总是遏制不住对那八家晋商的愤怒，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是，理性又使我冷静下来，告诉我没有必要这样，那毕竟是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满族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且，正如张全盛在《晋商史料与研究》一书中对晋商的评价那样，他们是“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商人意识，目光短浅钱字当头、急功近利、无视世界潮流、无意在发展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工农业大机器生产上投诸资本的民族观念淡薄的矮人”。这种特质，使得他们在明末清初时大发战争财崛起，富甲天下，然后又在清末一败涂地，被扫入了历史。这种特质并不是他们独有的，只不过他们在明末的表现特别显眼而已。
但是，我依然耿耿于怀。直到去年读了柯山梦先生写的小说《晚明》，读到主人公下令把“八大家”杀光后，滴酒不沾的我，倒了杯白酒，一饮而尽，虽然呛得咳嗽，心里却痛快无比。
历史无法改变，但公道自在人心。
我之所以罗哩叭嗦了两千多字，并不是要把晋商八大家批斗一番，而是昨天的这条微博：
@法蒂玛55：送别宴，一个扬州朋友今天离开了银川。他在穆斯林专用洗涤用品上投了不少钱。现在项目冻结，前期投入全白搭了。高价在园区拿的地，低价也无人接手。几年前，我提示过他这行业有很大的政策风险。他却因为中阿博览会和一带一路政策激动得如同打了鸡血，言必“这可是十几亿人的市场”。喝酒时，他苦笑：“不如当初拿钱去南京炒房啊。”我见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大家一起喝了一杯又一杯黑啤。苦。
对这条微博里的扬州汉人我毫不同情，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完了，中国还有希望。他发财，中国就真完了。
这个扬州的汉族商人并不罕见。他们虽然是中国人，但并没有把中国当回事，他们掉进了钱眼里，满心想的只有发财。至于民族大义和国家安全，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有责任和兴趣的。只要能够赚钱，他们什么都敢做，后果他们并不关心，哪怕代价是国家安全、民族存亡。比如上面讲到的晋商八大家。更恶毒的，是明知道后果，他们依然敢做，在他们看来，大不了赚够了钱移民。（炎黄之家womenjia.org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比如《明朝江南地主怀念元朝验证革命合理性》，眼下跟严重的是，《金钱资本寡头逐渐蚕食控制中国社会》，没有祖国的资本，不再满足于背叛祖国、投靠另一国，而是希望直接控制一个国家了。）
中央宗教工作会议以后，宁夏的党委书记李建华传达精神时说：“对市场上出现清真标识泛化的倾向,比如清真水、清真纸、清真牙膏、清真化妆品等，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提高警惕，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于是，投了一大笔钱的清真洗涤用品项目因为清真泛化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缘故，被冻结了，赔钱了，只能滚蛋。
而如果没有中央的宗教工作会议，可想而知，那个扬州汉族商人以及像他那样在泛化的清真产业上投资，准备大捞一笔的商人们，肯定会赚的盆满钵溢。但他们发大财的代价却是国家安全，是几十年后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的分裂、仇杀、战争和动乱。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三百多年前晋商八大家以国家安全、民族大义为代价赚钱，所以只能在三百多年后的网络小说里发泄愤怒。而今天的我们，对商人们无视国家安全只想着自己发财的做法，有能力，也有责任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不想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像我们今天对三百多年前的晋商八大家耿耿于怀的话，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责任。
网友观点：
晋商本质上是满清战争机器上的一个油箱，你把油箱单独从车子里拿出来说，这个油箱不能决定车子开到哪里去，但问题是，没这个油箱，这车子根本开不了啊，就是个废车。“晋商”干的不仅仅是倒卖违禁商品，而且还出卖军事情报，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商”人。
还是那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只不过换了张皮而已，做人做事都要有个底限，为自己打算不是错，但是只为自己打算没有任何底限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那些已经不是商人了，倒卖物资且不说，整理边防人员、据点名录外送已经是妥妥的军事间谍了，这个要算是商人，那抗战前那些在中国进行谍报活动的日本商社都是正常商人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搞违禁品贸易和与敌对势力贸易都是比正常贸易要赚大钱的，把一帮卖国商人为了赚大钱冒风险转换概念成不冒风险活不下去，这不是李代桃僵偷梁换柱吗。
《人类简史》还是有很多闪光之处。读完后面几章，越发觉得，自己的国家，不管它是如何形成的，只要它存在，还在正常运作，你是必须要去爱的，如果有人要出卖国家而利益，那是直接在挑战你的生存权，你有责任有义务去打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