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里的两个美国间谍

作者:穆玉敏 来处:本站综合 点击:2016-08-08 19:35:39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即将到达中国上海港。这让在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的乘客们感到释然和兴奋,甲板上一片欢呼声。美国青年李克(Allyn Rickett)此刻也站在甲板上,他对身边的妻子李又安(Adele Rickett)说:“亲爱的,我们的美梦正在实现。”

三年后,中国警方先后逮捕了间谍李克和李又安,他们正是三年前在甲板上欢呼过的那对美国夫妇。李克和李又安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也曾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李克夫妇被释放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我国释放的美国间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回到美国后,李克夫妇的悔过认罪态度被境外媒体看作被“洗脑”,他们的就业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共同写作了详细记述他们在中国监狱改造经历的回忆录《解放之囚》(Prisoners of Liberation),该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甚至直到现在,李克夫妇在美国也属于备受争议的人物。

 

多重身份

李克1921年10月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李又安1919年5月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两人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相识相恋。李克痴迷于《马可•波罗游记》,并热切向往书里描述的古老中国的繁荣盛景。热恋中,李又安接纳了李克的思想,决定与李克共同圆梦:牵手去中国学习,然后双双回国当教授。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暂时搁置梦想,应征入伍。作为日语翻译,李克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赴夏威夷和日本;李又安则穿上海军女子应急支援服务队的军装,与九万名女战士在大后方为前线提供支援和服务。

二战结束后,两人完婚,并重拾梦想。他们一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全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李克学习很刻苦,因而得到东亚系教授卜德(Derk Bodde)的赏识,卜德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多年后,李克夫妇在北京被捕,北京警方在调查中一度怀疑卜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

得知李克夫妇的理想后,卜德教授积极帮助他的这两名学生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这是美国政府设置的教育资助金,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教学或进行研究,也资助美国毕业生到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与各国的相互了解。

1948年春,正当李克和李又安为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而欢呼时,李克突然被召到美国海军位于西雅图的总部。李克明白的是,自己是海军预备役军人,受召理所应当。他不明白的是,海军情报署是怎么知道他将要去北京学习的?

接见李克的是一个海军上尉。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听说你将启程去中国,如果你能留心代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情况,并把情况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十分感谢的。”

上尉的话很客气,完全是商量的口吻,李克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

李克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的要求正好和我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我就马上答应了他们。”在同意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员时,李克除了为国出力的自豪感外,还有一丝自得,他心里想,海军情报署竟把他视为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他不禁有些飘飘然。

李克回去告诉妻子后,李又安也感到责无旁贷。他们就读的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日语学校隶属美国海军情报部,两人可以说“出身”美国海军情报部,投身二战时,他们也是在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麾下。他们的情报工作与一般认为的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不同,不过是“顺便”替海军情报部观察中国社情,收集公开可以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情况,属于搜集国情研究资料性质,没越过学术范围,更没什么难度。

1948年8月下旬,李克夫妇乘船来到上海,他们没有看到《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文明、富庶、发达的中国景象。他们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大群叫花子跟在后面,有些是骨瘦如柴、哀号哭叫的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那娃娃的脑袋耷拉着,活像一个泡胀了的烂冬瓜。”

1948年10月21日,他们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所见比上海还要糟糕,一出门就有很多乞讨者伸手要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于鄙视的反感,甚至有一天,他们出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饿得快死的人躺在门外的台阶上。在去往他们的目的地——华语学校的途中,李克和李又安看见的唯有贫穷破旧。

华语学校的全称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建于1910年,由北京的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等基督教会组织与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

早于他们到北京的美国朋友请他们去家里喝茶,朋友灰心丧气地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一切都崩溃了,国民党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币制改革失败,城里难民拥挤,通货膨胀严重,实物又贵又少,就连我们的日子也快过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印证了这位朋友的话。他们立足未稳,就被惶惶不安裹挟了。传言共产党要来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如坐针毡,人们见面的问候语除了“你是走还是留”,就是“你什么时候走”,送行会一个接着一个,李克和李又安赶场似的去送别那些刚刚认识的人。

他们原计划用奖学金在华语学校完成学业。这所学校是大多数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的选择,师资雄厚,学校不仅教授汉语,还开设中国文化课。冯友兰每周来讲一次《庄子》;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则担任中国文化课教学任务;甚至,老舍也在这里演讲他的英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也不乏大人物,史迪威将军、包瑞德、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都曾在华语学校学习。

华语学校也涌动着“撤退潮”,李克和妻子担心,国民党政府要是退走的话,他们的奖学金可能就完蛋了。于是他们决定更改初衷,离开华语学校,规避风险,另谋他处。

1948年年底,两人争取到了清华大学兼职英文讲师的职务,同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注册为学生。不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

 

清华住客

英文讲师加中文系学生的身份,使得李克夫妇成了清华园的住客。

清华园主要有四片住宅区:北院、西院、旧南院、新南院。李克夫妇搬进北院的一处平房。清华大学的教授大都住在清华园里,与教授们结交的同时,李克的情报搜集工作也展开了。

李克和妻子很快与钱钟书和周一良成为朋友。钱钟书当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工作,钱钟书和夫人、女儿住在清华园新南院的新林院7号。周一良当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专修中国历史的李克是周一良的学生。

李克不论是在当讲师还是当学生时,热衷于和师生们讨论政治问题,以从他们口中获取信息。他还在清华大学物色了一些表现“不上进”的学生,那些学生表面看和他是师生或者朋友关系,实质上是他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家庭关系复杂,或者有海外关系等。总之,是对中共新政权有抵触情绪的学生。李克经常请他们吃饭、喝茶,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公开的社会信息。

除此之外,李克还大量阅读报刊和书籍,并与消息灵通人士广泛接触,把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包括与被新政权重视的各界民主人士接触时获得的政治与经济情报,交给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罗杰。罗杰是李克在美国海军服役时的一个老朋友。

南京政府撤出大陆前,他们收到了全部奖学金,共四千美金。用这笔钱可以在北京很体面地生活两年。这也是他们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后继续坚守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克夫妇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一百五十美元,而从1949年起,清华教授平均每月的二十美元工资,是用小米给付的。与清贫的中国教授相比,李克家的厨房里堆着很多罐头、干酪、黄油、腌肉和咖啡等。甚至,他家还雇着厨工。李克夫妇兼职的英文讲师的薪水也用小米给付,每人每月四百斤。他们是不吃那些难以下咽的小米的,不是拿来用作支付厨工的工资,就是用来换鸡蛋,要不就是任由小米发霉。

1949年6月19日,新政权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6月24日,毛泽东批准将《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公开广播。6月30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被公开审判后驱逐出境。

8月初,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并且公开宣布扶助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作为回应,从8月12日开始,新华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撰五篇评论,批判《美中关系白皮书》。李克意识到,中美两国公开的政治战开始了。

早在1949年初,香港便建立了一个“第三势力”阵营。当时国共两党大决战胜负还未揭晓,这些人建立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目的是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美国公开表示支持“第三势力”后,美国中情局特工积极游说没追随当局迁台的党政大员加入“第三势力”。而那些看出美国想要抛弃国民党政权的前党政大员,也想在国共之间另起炉灶,凭借美国帮助重返大陆,因此纷纷加入“第三势力”。李宗仁、张发奎等人先后成为“第三势力”的骨干分子,据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当年也曾被美方中情局特工游说。

针对大陆方面,美国中情局主要采取一文一武两种方法:文的是劝说文教界为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特别是被中共吸纳到联合政府中的高知和重要民主人士秘密加入“第三势力”;武的是煽动“反共游击战”,并且空投特务进入大陆,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搞破坏、暗杀活动和心理战。

1949年7月的一天,美国新闻处的负责人找到李克。这位负责人先是强调李克所处位置的重要性,然后让李克帮他安排一个机会与清华大学教授、民盟某领导人秘密会晤,进行游说。

美国新闻处表面上是美国驻国外的宣传机关,实际上是情报机关,前身是1942年成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驻外机构。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撤销后,美国新闻处附设在美国驻各国使馆。

李克对这个要求感到愕然,他秘密替海军情报部搜集情报,已经使他感到压力巨大,现在又让他参与反共性质鲜明的“第三势力”活动,他感到害怕。但他还是去拜访了那位教授。在他的劝说下,教授最终同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与美国新闻处的负责人会面吃午饭。李克被捕入狱后曾说:“那位教授比我机警多了,他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新闻处负责人,他自己没露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李克按照美国新闻处负责人的要求,频繁地访问既反共又反蒋的“民主自由主义者”,请他们吃饭、喝茶,拉拢他们加入“第三势力”。李克的这些行为后来写进了他的判词:“在中国知识界培养‘第三势力’,妄图分裂和取代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在拉拢争取“第三势力”的过程中,李克也发现,清华大学教授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因中美关系的恶化而表示反对美国,这让李克不解的同时,也意识到“白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以前,清华的教授还能与李克心平气和地谈论问题,自《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后,李克明显感到中国教授们对他的反感。

1950年1月10日,美国陆军部把三百多辆坦克、装甲车等运往台湾,加强台湾军队的武装。中美对立愈加严重,北京市政府立即要求西方国家领事馆把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驻屯军队建筑和兵营一律交还中国。英、法、荷等国都在规定期限交还了,美国政府却不愿意交还。在美国领事馆的纠缠下,这件事被扩大化,导致国际上认为中国政府要接收的不仅是美国兵营,还包括美国领事馆。美国政府就此威胁,要撤回所有驻华使节,以此对华施加压力。

从1950年1月开始,李克和李又安怀着忧虑的心情,看着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逐步撤离北京。4月10日,美国领事馆副领事罗杰和他的夫人也要离开了。美国领事馆走得很彻底,连观察员都没留下,这让李克感到,他对于祖国的作用更大了。罗杰离开时曾劝李克回国,但李克说:“我可能是美国留在北京最后的观察者了,地位太重要了,不到紧要关头我不想放弃。”于是,罗杰把李克的情报关系转到了英国谈判代表团,由一个英国官员继续做他的联络员。

美国领事馆撤离前,英国谈判代表团北京办事处接受了照管美国利益的任务。英国和美国在伦敦有一个联合情报司令部,英国官员可以把李克的情报交到那里。英国官员也劝李克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李克仍然选择了坚守。

李克二十九岁生日那天,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中国和美国成为交战国,两国开始了直接对抗。北京的城墙上贴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街上人们的口号也是“美帝纸老虎”。这局面完全出乎李克的预料,他知道自己处境堪忧,也许会作为战时间谍被捕。至于清华是否还会继续容留他,他基本不存幻想了——他们与清华的聘约7月31日到期。

果然,7月中旬,外语系一个助教告诉李克,清华不再与他们续约了。

8月5日,他们搬离了清华园,暂住在一个名叫密含芮的美国人住处。密含芮也是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美国学生,她一直留在条件舒适的华语学校学习。与李克一样,密含芮也是学生加间谍的双重身份。

 

转读燕大

要继续尽一个情报员的义务,是不能脱离中国群体的,于是李克和李又安又转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大学,愿意接纳他们。李克到燕京大学继续学习,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燕京大学紧挨着清华大学,他可以继续与清华大学的教授保持接触,也方便与联系人接头。

李克在燕京大学的处境比在清华时好不到哪儿去。加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失利,李克经常与中国师生发生争执,中国师生说韩国侵入了朝鲜,李克说“美国之音”的说法正相反。随着争吵和李克无法掩饰的敌对情绪,他和妻子在中国朋友那里享有的最后一点儿好感也随之丧失,好几位亲密的中国朋友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就连他们最好的朋友钱钟书和周一良等,也与他们渐行渐远了。

一次,李克在家里宴请钱钟书和周一良夫妇。令李克惊讶的是,在哈佛大学教过书的周一良毫不客气地讽刺美国政治,并肯定新中国的做法:“你们美国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国家,可你也明白你们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政治活动只有选举,并且人民只能给候选人投票。而候选人不过是在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产生的,不是职业政客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如果说这算是美国民众享有的民主的话,也太可怜了吧。而我们的新政府是许多代表着各种不同观点的政党联合组成的,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愿望的。”

李克与周一良话不投机,他转而询问钱钟书会不会接受牛津大学的邀请。在过去两年里,牛津大学一直邀请钱钟书去任教。钱钟书摇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周一良先生的说法,但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送走了钱钟书和周一良后,李克感到非常忐忑,连最能说心里话的朋友,也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了。虽然感到不安,但李克搜集情报的节奏却一点儿也没有放慢。他在校园里物色了几个愿意和他接近的人,作为他的情报来源。他最得力的联系人是燕京大学学生乔治。乔治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二战时曾在美国陆军服役,是个反共的“自由主义者”。为了避开人们的视线,李克和乔治经常到燕京大学南门外的饭馆交接情报,并定期把整理好的信息送到英国谈判代表团。

1951年3月的一天,李克的房东难为情地对他说:“我感到很抱歉,但你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李克了解到,因为把房子租给他,这位中国教授多次受到学校的批评。

李克不得不另找住处。本来成府路一户人家答应租房给他们,让他们一个星期后搬过去,可过了两个星期,那户人家都没让他们搬去住。公开理由是因为上一个房客不肯搬走,而实际原因是街道办事处严厉批评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不敢把房子租给一个有嫌疑的美国人。

接二连三受到打击的李克夫妇此时又受到一个惊吓。一个晚上,他们去燕京大学一个教钢琴的美国朋友家里吃饭,席间,一个中国朋友很严肃地对他俩说:“你们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英国文化协会的人,据说这事儿被公安局掌握了,你们最好小心点儿,当心公安局把你俩抓起来。”

李又安听后快吓晕了。李克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才辩解说:“他们认为我们去英国文化协会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吗?如果我们连个朋友都不能去看,那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中国朋友说:“你们也许没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你们把很多事情告诉英国人,是在给他们提供情报,中国人是不喜欢这个的。”李克激动地说:“这真是岂有此理!我是美国人,英国文化协会里有我们的朋友,我爱去看谁就去看谁,我们的关系纯粹是社交性质的。再说,英国人正代管着美国人的利益,我们属于正常往来。”中国朋友说:“不管怎样,我是为你们好才告诉你们的。”

当天晚上,李克夫妇因此无法入睡。“如果我们真的被抓起来怎么办?”李又安说着就哭起来了,“他们关咱们一辈子监狱也没关系,我害怕极了。”

妻子的眼泪让李克明白,再也无法在北京坚守了。为了不授人以柄,李克烧掉了大批陆续搜集到的、准备回国后交给海军情报部的各种信息资料。

李克决定回国,却为时已晚。

 

李克被捕

当李克把回国的决定告诉妻子时,李又安拉着丈夫的手说:“亲爱的,咱们回家!越快越好!”

午饭后,他们立即由燕京大学往城里赶,到公安局办理离境许可证。

通常,离境许可证几天时间就能办理完毕,李克想,再慢,十几天后他们的离境许可证也能拿到手了。于是他和妻子把燕京大学住处的所有物品都运到密含芮那里打包,准备托运回国。密含芮也正在等待公安局批准她回国。船票很紧俏,密含芮设法搞到了三张十几天后从天津出发的船票。他们用了一个通宵,把行李物品清单搞定,行李交给轮船公司去托运,剩下的就是等待公安局的通知,去拿他们的离境许可证。

李克每天或打电话或到公安局去催问离境许可证是否办下来了。比他们晚申请出境的人,都顺利拿到了离境许可证,只有他俩的一直被拖着。不知内幕的朋友们谈论起这事,都为李克夫妇鸣不平,指责公安局办事不力,有朋友甚至嚷着要写一封信给周恩来,反映李克夫妇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只有李克夫妇心里明白原因,他们的外国朋友当时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可能是间谍。

拿不到离境许可证,不能不让李克猜想其中的原因。难道自己被中国警方监视了?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就预感到警方盯上他了,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很多迹象只能以此解释。比如过去的联系人和朋友对他敬而远之,比如他租不到房,比如周围人向他投来提防的目光,还比如在燕京大学教钢琴的美国朋友家里吃饭时,那个中国朋友的直言警告,等等。

难道体检表被北京公安截获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李克突然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寄来的一张体检表,命令他向最近的海军医院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去报到,进行体检。李克几乎魂飞魄散。在这之前,他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单纯的学生,而装体检表的邮件上却写着“海军上尉W﹒A﹒李克特启”,这等于一下子撕去了他的伪装。他心里一面责备海军陆战队糊涂,一面考虑如何应对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对策还没想好,海军陆战队的第二个通知又来了,信封上依旧清楚地写着“海军上尉W﹒A﹒李克特启”。

李克最怕的还是暴露他和海军情报部的关系。他知道西雅图的召见是他头顶的一个雷,早晚会炸。

因为在燕京大学附近没人肯把房子租给美国人,而李克又急于找地方栖身,他只好托朋友帮忙。普通朋友也帮不了李克,一个具有特殊关系的荷兰妇女最后帮了他们。那位荷兰妇女是被李克利用的,她把李克的情报通过荷兰外交邮件袋秘密寄回国。那个荷兰妇女后来也被公安局审查。

荷兰妇女在东城新开路租下了一处带院子的住处,李克夫妇急急忙忙搬了进去。李又安搬进新居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早就受不了如芒在背的日子了。她想,哪怕能在这个安静的新住所住上几天,她也心满意足了。

此时的李克如惊弓之鸟一般。他一面焦急地等待离境许可证,一面总有一种预感——麻烦已经找上他了。他反思,在哪些方面露了马脚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李克在清华时的一个联系人小邓。大约十几天前,已经一年没联系的小邓突然给李克写来一张便条,说想和他接头。李克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小邓这一年来表现很上进,并且明确告诉李克,中断他们的危险关系。

尽管小邓的举动反常,李克还是决定与小邓接头。小邓的情绪显得消沉和灰暗,说因为他父亲在台湾,他和家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亲属,家庭财产有被政府没收的危险。小邓表现出的对新政权的不满情绪让李克相信,小邓对他没威胁。于是李克重新把小邓当作联系人。

第二次接头时,小邓对李克说,他非常希望和在台湾的父亲取得联系,但又不敢通过普通邮政给他父亲写信,问李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李克当时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没人愿意和他接近,为了加强彼此的关系,继续利用小邓,李克说了实话。他说他有办法把信秘密转到台湾去,让小邓写完后交给他。可是再次接头时,小邓并没有把写给父亲的信交给李克。小邓说,信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这让刚对小邓恢复信任的李克立即警觉起来。小邓不会是有关方面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圈套吧?

小邓告别时,李又安把为小邓刚出生的小孩儿买的一件礼物送给他,小邓接过礼物的时候表情很是复杂。小邓走了,他奇怪的表情却落在李克心里。小邓如果真是警方派来的,那么警方不但知道自己是间谍,还知道了自己有特殊渠道与台湾联络。看来警方就要对自己动手了。想到这儿,李克心惊肉跳。

几天后,李克的预感成了现实——他被捕了,日期是1951年7月25日。

那天天气闷热,穿着短袖衬衣,李又安的汗珠子还不停地顺着脖子往下流。上午,李克的中文老师齐先生到家里来给李克上课。其间,李克从齐先生嘴里套话,听说多地闹旱灾呢,有多严重呢?

那年,中国西部严重干旱,特别是川北地区更为严重,中央要求以战胜灾荒为中心,其他工作均应围绕着这个中心开展,甚至可以暂时停止土改等其他工作,全力对抗灾害。在起居室读中国古诗词的李又安听后皱了皱眉头,都到这般田地了,还不忘搜集情报。

的确,李克知道随时可能被捕,可却从未停止过搜集情报。而搬来和他们一起居住的密含芮,也没停止与她的联系人会面。与李克夫妇一样,密含芮的出境申请也被公安局压下了。原来与密含芮住在一起的两个美国人因为拿到离境许可证回国了,密含芮就搬了过来。

厨师正在厨房里忙碌,晚上他们要请英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和北京汇丰银行的经理,还有几位英国朋友来家里吃饭。

下午四点,传来敲门声。厨师去开门,进来几名警察,后面还跟着两个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军人。警察把一张逮捕证递给李克。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克对李又安说:“我看我得跟他们去了。”李又安也料到了这种结局。李克还想对妻子说什么,被一名警察严厉制止:“不准交谈!”李又安在一名警察的命令下进了起居室。她只能听任李克和密含芮被押走。

 

初进监房

李克和密含芮被分开押解,进了草岚子监狱。

李克被带进了三号监房,与五个中国犯人关在一起。其中一个姓任的犯人说,政府指定他当这个监房的组长。任组长给李克逐个介绍了监房的几个人,姓郭的是个旧警察,姓孟的是国民党特务建立的地下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成员,姓刘的壮汉是个屠夫,因为隐藏他当特务的兄弟而被捕,姓朱的是天津天主教津沽大学的校长。

任组长知道李克没吃晚饭,让看守弄些吃的东西。监狱炊事员送来一碗熬扁豆和一个窝头。可李克怎能吃得下呢?任组长问李克为什么进来。李克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为何被抓。任组长有些恶狠狠地说:“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政府早就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儿,要不然不会把你送这里来!这儿是草岚子监狱,不是普通的监狱,是专门关押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再告诉你,在你被提审的时候,你最好别对政府隐瞒。”

任组长告诉李克一些监狱规定后,让李克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任组长不停地对李克问这问那,让李克应接不暇。李克觉得任组长一定是个职业特务,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专业问题。

夜里,李克和狱友们挤在一张大炕上,听大家打呼噜,他却整夜无眠。天亮后,他刚有一丝睡意,铁门闩响了,有人喊他的中文名字。任组长碰碰李克:“提审!”

在去往讯问室的路上,李克感到身子在发抖。正值盛夏,他发抖肯定不是因为冷。虽然他在西雅图接受那个海军上尉的指令时,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引起一些什么后果,但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就意识到自己“为了国家利益”搜集社情属于间谍行为了,所以他害怕。

讯问员汲潮已经等在讯问室里多时了。

汲潮提前熟悉了李克的卷宗,知道李克比他大一岁。为了在李克面前显得老成,有威慑力,汲潮刮胡子的时候,特意蓄上了小胡子。

汲潮打量了一会儿走进讯问室的李克,示意他坐下。问过姓名后,汲潮要求李克说出被捕的原因。李克回答:“不知道。”汲潮说:“你不知道?那么我告诉你,因为你是间谍!”李克说:“我不是间谍。”汲潮说:“别开玩笑了!我们完全了解你。你是美国政府的间谍,中国人民的敌人!”李克说:“我不是,我一向就非常同情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就没有喜欢过国民党。”

李克的辩白让汲潮很不高兴,他命令李克站起来。李克心里发慌,以为要动刑。汲潮说:“放心,我们根本就没有刑具。你听好了,我们的政府很早就察觉了你的非法活动,曾经利用一些方式敲打过你,也给了你充分的时间,希望你能收手,能悔改。可是你一意孤行,一刻也不停止你的间谍活动,持续不断地违反中国法律,在你被捕前那一刻,你还在搞情报,我们只有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逮捕你。你现在是在军事法庭上,如果你能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全部罪行,中国政府将会宽大处理你。不然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各国是怎样对待间谍的。”

告诫了李克后,汲潮让李克重新坐下。汲潮拿起他短粗的烟斗,装上烟丝,点上吸了一口继续说:“你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历史,不是替美国政客牺牲的,是不是?”见李克沉默,汲潮挥了一下手说,“我现在继续给你充分的时间,回监房去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如实坦白交代。”

李克回到监房,监友们正在洗漱,任组长把他的热毛巾扔给李克。心慌意乱的李克接过热毛巾,下意识地用它擦了擦脸。姓刘的壮汉刚刷完牙,把自己的牙刷涮了涮递给李克。任组长的毛巾很脏,用刘壮汉的牙刷刷牙也让李克不适。来中国三年了,李克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当作集体一员对待。

第二次提审,李克仍然坚称自己不是间谍。这次再回到监房,监友们不再对李克体贴客气了。任组长问李克:“你是不是间谍?”李克说:“我不认为我是间谍。”姓郭的旧警察咆哮道:“这是什么话?你要不是间谍,怎么会到这里来?”李克说:“他们可能弄错了。”姓孟的说:“他们错不了,你好好听着,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少日子了,比你明白。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想蒙混过关。可是谁也没蒙混过去,还不是一个个都承认了自己有罪。”

李克还嘴硬,于是大家开始群起而攻之,火药味十足。就连对李克一向温和的刘壮汉也用粗大的手指头在李克鼻子前比画着说:“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任组长压住大家的火气,问李克:“你过去不是在海军陆战队吗?是不是他们派你来中国的?”李克一惊,怎么犯人们也知道自己的历史?李克回答:“他们没派我来中国,我来中国是学习的,我什么也没干。”

这时,一向话语不多的姓朱的校长也说话了:“你是不是想说,美国政府每年花一个亿派间谍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却又让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在中国什么也不做,只管专心学习中国历史——这根本就说不通!”

开饭的哨声救了李克。大家扔下李克去打饭,并且瞬间恢复了对李克的友好,问李克是不是吃得惯,劝他多吃些,每天只有两顿饭,不吃饱了会挨饿。吃完饭又帮助李克洗碗,还给李克打了开水让他趁热喝,说水放凉了对肚子不好。姓朱的校长说,外国人不喝热水,他们只喝冰水。

哨声又起,大家忙爬上炕围坐一圈,个个换了面孔,继续对准李克开炮。任组长说:“你必须认识到,你正处在一个危险境地,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你知道,我们也经历过你现在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你的原因。现在是新社会,提倡人人帮助人人。”李克心里想,这种帮助还是不要的好。任组长继续说:“要是我们不尽所能帮助你扭转态度,听任你抗拒交代,直到被枪毙了,那我们就没有尽到道义上的责任。”李克心里想,假仁假义!不就是想讨好监狱,争取立功,为自己减刑嘛!

任组长好像看透了李克的心思,继续说:“你也许不理解我们,也许认为我们是在整你,你错了。我们是真心帮助你,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拿我说吧,我是一个老特务了,以为共产党非得杀了我不可。可是我发现政府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的罪恶虽然不少,但如果我愿意悔过,我也能当一个诚实善良的公民,今后还有我的幸福生活。政府劝我认识罪恶,重新做人,还给我治病。我被感动了,就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也隐瞒了一些罪行。我还是不太相信政府是真心挽救我。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老婆写来的信,让我很惊奇,因为我老婆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我老婆在信上说,政府给她找了工作,还让她上识字班学习,她能养活自己和孩子,也能读书写信了。我读了信后哭了,然后我彻底交代了。现在,要是我不帮助你认罪,我就对不起政府,对不起我的良心。”

第三天讯问的时候,讯问员汲潮围绕着李克在美国服役的经历,提了很多尖锐问题。当问到二战后李克与海军情报部的关系时,李克很紧张。但他咬紧牙关说,战后他与海军情报部没有丝毫关系。

汲潮没有急于让李克坦白,而是让他回监房去继续反省。李克明白,回到监房又要接受狱友们的“帮助”,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审讯,他想这可能是一种审讯艺术,不管他有多讨厌这种形式,也得面对。

果然,李克回到监房还没坐稳,老郭就问:“这次都问了你什么?”任组长不在,老郭以组长自居。李克不敢不照实说:“问了我和海军情报部在二战后的关系。二战后,我虽然保留了预备役,但不在职,所以和海军情报部没有任何关系。”老郭一副不相信的表情。老朱说:“你不老实!”

任组长回来了,对李克说:“你就别装傻充愣了,我们在尽力帮助你,你还顽抗,让大家敌视你。你在美国领事馆都有哪些朋友?”李克说出了几个朋友的名字。任组长问:“你给过他们情报吗?”李克说没有,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攻心斗智

对于李克的抗拒,汲潮早有心理准备。讯问是一个攻心斗智的过程。汲潮是胜券在握者,他有这个信心。一点儿一点儿挤压,刚柔相济,节奏一点儿一点儿加快,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增加,不信李克不彻底招供。

第一次讯问时,汲潮对李克直言相告:“你在北京做的事,属于间谍行为。并且,公安机关已经掌握大量证据。”以此打掉李克的幻想。接着,汲潮放慢节奏,问些李克的出身和履历等,让李克放松,然后再一点儿一点儿深入。当涉及关键问题时,汲潮紧追不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比如:你在清华和燕京大学结交了多少朋友?你喜欢听朋友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你经常宴请哪些教授?谈论的话题是什么?你在美国领事馆的联系人是谁?多长时间去一次领事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去的日期?都有谁在场?你在北京还认识哪些人?你和他们属于什么关系?一般多长时间和朋友聚会一次?聚会时间、地点、聚会次数、见证人是谁?

汲潮善用“循环术”,不是一竿子探到底,当李克回避尖锐问题时,汲潮就改变问题,迂回着问一些无关紧要、李克愿意回答的事情。当李克稍有松弛后,汲潮话锋一转,又提出让李克猝不及防的问题。李克因此陷入真话、假话、半真半假的话搅在一起的迷津中,李克常常记不清自己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不断地在细节上被汲潮抓住把柄,而又无法自圆其说。以至于每次被汲潮提审,李克都惴惴不安,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挺过去。

在讯问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李克实在挺不过去了,承认曾把情报提供给美国领事馆的罗杰。李克强调说,这并不是有意识提供情报,不过是在交谈中不经意透露的。

汲潮问,美国领事馆的罗杰拿到情报,转给国内的什么机构呢?美国中情局?还是美国海军情报部?李克摇头说不知道。

讯问有了突破,这让汲潮有些欣慰。然而他明白,这只是李克供述的部分间谍行为。李克心存侥幸,避重就轻地说出一些事情,以交代小罪行换取认罪态度。汲潮充分分析了李克的心理,李克既是拿着奖学金来中国学习的学生,又是为他的国家搜集情报的间谍。李克不是职业间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审理职业间谍还麻烦,因为他搜集的情报很多是社情,说它是情报行,说不是也能讲通。关键是看李克背后的指使者是谁。从截获的李克的信件分析,美国海军情报部应该是李克的幕后。可是相关证据难以获取,唯一的办法是让李克自己说出来。

防线被汲潮打开了一个缺口,李克认为汲潮这下该满足了吧,自己也该平静几天了。不料,不仅汲潮不满足,就连监友们也不让他过关。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停地追问李克,你是无意透露的还是有意透露的?你想让罗杰把你的情报转交给美国什么特务机构呢?

李克不得不在汲潮面前承认,他是有意透露情报给美国领事馆的。李克不得已拣着分量轻的坦白,海军情报部的召见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想,如果一口咬定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纯粹是自发性的,与任何情报组织都没有正式联系,他就容易逃脱处罚。一旦被扣上海军情报部特务的帽子,获释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承认了有意把情报交给美国领事馆,就等于承认了间谍身份——这不正是中国公安想要的吗?李克想:我现在给了他们想要的,接下来就该释放我了吧。

李克只是一厢情愿。汲潮对他的讯问才刚找到门道。而监房里的“帮助”也如火如荼,并且温度越来越高,令李克寝食难安。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任组长经常提起美国战略情报局、陆军装备供给站,以及美国设在中国的间谍机构的组织名称。言外之意是,李克的情报也许被罗杰转给了这些机构。虽然李克明白这是在敲打他,甚至是在诈他,却又不得不担心中方有控告他是多重间谍的可能。权衡来权衡去,李克认识到,千方百计隐瞒西雅图那次召见,也许对自己和妻子更不利。

在被捕的第十二天,李克终于决定如实相告。最保险的办法也许就是做一次彻底的交代,等出狱后,他可以把一切全都推翻,这样,他仍旧可以和海军情报部保持良好的关系。回国后人人都会同情他,在大学里谋个职位一定没有问题。

于是,李克对汲潮说:“好吧,我下了决心,老实交代我的问题。”然后,李克把西雅图召见、在清华和燕京大学物色情报联系人、给美国领事馆送情报、英国官员转交情报等和盘托出,并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间谍行为,违反了新中国的法律。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汲潮没打断李克,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当李克结束交代时,天已经亮了。汲潮离开椅子,站起来,舒了一口气。李克也感到一丝轻松。李克终于决定如实相告

李克能彻底坦白,在汲潮的预料之中。但汲潮想知道李克的心理,他探过身子问李克:“你为什么想通了?”

李克迟疑了一下说:“因为不利于我的证据太多,如果我不交代,我怕会被枪毙。”

“嗯,那就是说,你是被迫交代。”

汲潮手里的确掌握一些证据,包括截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寄给李克的体检表。不过他没急于用,他耐心地等待李克自己说出一切。诱李克说出所有秘密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李克认识到他的行为是对新中国的犯罪。

然而,李克虽然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新中国法律,却不肯认罪。

 

狱中间谍

李克回到监房,把情况告诉了狱友们,大家都为李克高兴,争着抢着要李克把身上的脏衬衣脱下来帮他洗干净,还把破处缝补上。

彻底坦白后,李克被换了监房。在新监房的十几天里,按照汲潮的吩咐,李克开始写交代材料,一共写了七十六页。当李克把厚厚的材料交给看守员后,他猜想,这回该真的释放自己了吧?他脑子开始盘算着,被驱逐出境后怎样面对媒体推翻供词,控诉中国政府。李克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和他命运类似的人——罗伯特•费格尔。罗伯特•费格尔是被匈牙利以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的。匈牙利和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天,匈牙利就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李克在中国服刑期间,罗伯特•费格尔刑满后从匈牙利监狱释放。获得自由的罗伯特•费格尔因为控诉匈牙利政府而被美国捧为大英雄,四处演讲,出书立传,赚了一大笔钱。李克决定被释放后,就把—切都推翻,告诉世人,自己是怎么被非法逮捕的,如何受虐待的,怎么被迫交代问题的。

想着想着,李克不禁眉飞色舞。这次入狱会变成他有生以来最好的机遇,美国民众会像对待罗伯特•费格尔一样对待他,把他看作是反共产主义中国的专家,视他为爱国英雄,他不但能顺利实现在大学当教授的愿望,还可以效仿罗伯特•费格尔,把在中国的遭遇写成书赚钱,名利双收。也许还会有人请他做一次巡回演讲,或者把他请到广播电台去录制节目……

他想,最多半年,当局就会释放他。于是,他安下心来学习,学习的内容是指定的报刊,而讨论的内容实际上是监友之间互相批判。松弛下来的李克开始惦念妻子的安危。汲潮允许他给妻子写信,并给他送一些他需要的物品。李克在给妻子的信中开列了包括中国历史书籍在内的一个长长的物品清单。

有了书本,李克继续研读中国历史。他迷上了晦涩难懂,却有很高思想价值的《管子》。

学习以外,狱友们与李克经常天南海北闲聊,无话不谈。李克发现,狱友们的谈话内容很有情报价值。他还发现,在监房里搜集情报比在外面还要安全。于是他悄悄把一些内容记在本子上。李克因为这个发现而暗自得意,也为在与监友们的交谈中汉语口语能力得到飞快提高而窃喜,他简直把被捕看成是因祸得福了。

为了掩人耳目,他尽量装成一个模范犯人和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大方地让监友们使用他的物品。他利用书本上的知识,比如战前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掠夺的罪恶、军事干涉、不平等条约的制定、法外治权等,在学习讨论中滔滔不绝地做演讲式的发言,博得大家的好感。他还放弃了令狱友嫉妒的特殊待遇——每顿饭额外添加一份大米粥,与其他人一样吃窝头和小米饭。

被捕前,李克曾在“美国之音”里听到“中国监狱里关押的人,都是被中共政府非法迫害的民主战士”的说法,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专门写道:“我在监狱里待了四年,认识了三十五到四十个犯人,其中没有一个是不应该被监禁的。四年期间,那里几百名犯人,被枪决的只是少数一些人。”

1952年,李克所在的监房与另一个监房合并,新监房的组长是老鲍。有一次,老鲍主持学习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指控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报道。李克说:“在我受的教导中,在战争中可以应用任何武器。我看不出使用凝固汽油弹、原子弹与细菌武器之间有什么区别。中国人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李克的话让监友们怒火冲天,简直要集体扑过去揍扁李克。这件事以后,老鲍对李克总是挑剔,甚至嘲弄李克的国籍和他的西方人作风。老鲍还认定李克不深挖反动思想。李克反驳说:“是的,我搞不懂,我为什么不能请律师?”惹得监友们再次群起而攻之:“你为什么要请律师?难道你坦白的罪行不是真实的?要是在旧社会,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就立即会把你接走。”

关于这一点,李克倒是不心虚,他在他的书里写道:“审讯员从来没有强迫过我承认任何事情。事实上,有一次我打算把某件与我牵连不大的事承担下来,因此还受到审讯员的严厉批评。”但是,李克很反感必须交代罪行的“重口供”做法。他认为这是破坏基本人权的。没有人权,公正就不能保证。李克还反感监房里互相“帮助”的形式。不过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察觉了“重口供”的危害,并加以纠正。同时,为了避免不恰当的压力,不再鼓励犯人在监房里互相“帮助”,甚至不允许犯人在监房里讨论案情的细节。

李克的交代不是假的。但他不认为自己犯罪的心理也是真实的。他说:“我在美国是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连交通法规都不曾违反过。虽然我可能违反了中国新政府的法律,可是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祖国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没存心伤害过任何人,所以我没有罪恶感。”

关于李克的荒谬辩白,讯问员汲潮曾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你违反了新中国法律,而没有违反国民党政府和你的国家的法律,所以你没罪,是不是?你这是什么逻辑?”李克说:“很抱歉我违反了新中国法律,但是我并不感到我干的事情是犯罪行为。”

汲潮说:“那我问你,你在给美国领事馆送情报时,想没想过这些情报可能会被用来危害人民政府?还有,如果有人到你的国家去,做和你在中国相同的事情,你会怎么想?”李克回答:“我当然不会喜欢。”

汲潮说:“那么,你怎么能说你所干的事没什么错误,甚至不是犯罪呢?你的思想根源在于,你害怕长期服刑。人民政府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是简单的受惩治服刑的问题,犯人还必须认罪,并且痛恨这个罪行,这是保证不再重犯的好办法。简单说,就是悔过自新。”

李克的“歪理”也把监房所有的犯人都惹火了,尽管那些犯人不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就是投机商人,或者是“三反五反”运动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大家一致声讨李克:“你偷偷搞我们中国的情报,提供给你的国家,你还敢说你没有罪恶感?一个外国人,企图把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说成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简直岂有此理!”就连平素有些袒护李克的老马,此时也气愤地站出来揭发李克:“瞧瞧你的笔记本上记了些什么内容吧!人名、事件、数字之类的东西,你打算把这些情报提供给谁呀?”

老马的话让李克如五雷轰顶,如果政府方面知道他在牢里还偷偷继续搜集情报,那他就别想出狱了。幸好监房里像炸了锅一样批判李克,老马沙哑低沉的声音没引起别人注意。

 

又安入狱

李克和密含芮被带走的当晚,李又安在家里接受讯问。讯问员对李又安说:“你丈夫是间谍,从你家里搜出的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逮捕了他。之所以没把你和你丈夫一起带走,一是因为我们需要时间调查你与你丈夫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二是考虑你是女性,在家里接受调查会比较舒适些。现在你告诉我,你丈夫来中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李又安回答道:“李克来中国是为了读书,他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感兴趣,希望将来回国后教授中国历史。”讯问员显然对李又安的回答不满意,但也没为难她,让她到密含芮的房间去休息。

李又安路过她和李克的书房兼卧室时,看见有人在搜查房间,而李克刚写完的那份准备由荷兰外交邮件寄走的情报,就摆在书桌上。李又安很紧张,她想,是不是该设法把那邮件弄到手,嚼烂吞下肚或者丢进抽水马桶冲走呢?她这样想着,进了密含芮的房间,躺在床上,觉得刚才的想法很可笑。那邮件肯定早被发现了。她又思考对策,如果他们要问起这份情报,自己该怎么回答呢?

第二天上午,一名工作人员拿着一摞文件、照片和卡片等,让李又安清点数目。李又安在其中看见了那份没来得及寄出的情报。她清点了文件,签了字,忽然想起今天中午会有一个客人来吃午饭。确切说,是密含芮的联系人,叫杨妙荣,是个年轻的中国姑娘,被密含芮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一个联系人。有时候,密含芮与杨妙荣见面,李克夫妇也参加,杨妙荣总是有问必答,诸如她所在团体的情况,她的同事们对中共新政权的态度,新政府又有什么新政策,她们的集体食堂饭菜怎么样,等等。

李又安非常害怕杨妙荣的到来,她偷偷问厨师,能不能设法通知杨妙荣,让她别来。厨师惶恐地摇头。李又安想了想,就算通知杨妙荣不来也枉费心机,密含芮被捕了,她的情报提供者也难逃相同的命运。

杨妙荣准时来了。李又安从敲门声听出了是杨妙荣。因为杨妙荣个子矮,李克安的门铃拉绳很高,她够不到,密含芮就为她规定了特殊的敲门方式,先敲五下,再敲两下。

自投罗网的杨妙荣被限制在李又安家里接受审查。她在密含芮的房间住下,李又安回自己的卧室住。

对李又安的审查显得很轻松,讯问员简单地问她一些问题后,就让她回房间写材料。李又安故意装傻充愣,说她什么都不知道。讯问员虽然流露出反感的表情,却并不强迫她,让她回房间写一份在北京认识的人员名单,以及与那些人交往时谈论的话题等。李又安突然觉得,一直害怕被捕,真的被捕了,也没什么可怕的。没人粗暴地对待她,讯问员和看守人员态度都很温和,还特意叮嘱厨师,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饭菜,她想什么时候洗澡就什么时候洗,看守她的女警经常关切地提醒她该吃饭了,还友好地说:“你瘦了。”

和李克一样,李又安也经历了抗拒、松动、部分招供、彻底招供的过程,然后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四十四页纸的交代材料。

李又安对那些站岗的战士印象深刻。她被限制在家里,每日需要的物品都是战士替她去买。有一次,替她去买牙膏的战士因为下雪路滑摔了一跤,丢了牙膏,战士坚持赔了牙膏钱,不仅如此,还受到上级批评。这事让李又安对战士产生了敬意。战士们对李又安很友好,有时会和李又安聊天,有时请李又安教他们识英文,有时候战士也教李又安做中国饭菜。

一年一晃就过去了。1952年9月20日晚,讯问员告诉李又安:“我们决定逮捕你,因为可以肯定,你和李克一同犯了间谍罪。”李又安心里踏实了。她想,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监狱里待上一些时候,就可以回国了。李又安并未感到害怕,战士们都待她不错,她不用担心在狱中会受到虐待或刑讯。

她带上必备物品,也去了草岚子监狱,但他们夫妇不能见面。

李又安在单人监房里住了四个月,这里不如家里舒适随意,起床和吃饭时间都有规定,但待在单人监的那几个月并不特别苦恼。她发现她的内心有一种力量,使她能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与李克一样,李又安也在监房里学习中国诗词。牢房得坐,梦想还要圆。

虽然住在安静的单人监里,李又安却总能听到其他监房里传来激烈的声讨,滔滔不绝,有时声音震耳欲聋,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帮助”。

四个月后,李又安住进了女监房,体验了“帮助”的味道。女犯们对李又安很关心,李又安的手指破了,大家帮助她洗衣服、洗头发。安顿好后,监房组长牧本组织大家围坐在炕上。牧本是日本人,她先把监房的人介绍给李又安:王小云、刘易男、安美玲、索尼娅。牧本对李又安说:“我们正在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我坦白,每个人都得批判自己几个月来的坏思想。”监狱的自我坦白源于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思想改造运动。运动遍及全国,使用的是人们熟悉的方法:群众集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组斗争会,以及那些被认为思想上有罪的人做书面或口头上的坦白。

牧本向李又安解释什么是自我坦白:“第一步就是反省过去的思想。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最隐蔽的思想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不过当你把过去认为很严重的事情说出来后,就变得轻松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第二步就是分析思想根源,那些思想从哪儿来,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会帮助你分析。第三步就是自我批判,这是最困难的了。最后就是树立正确的思想,并贯彻到行动中去。”

李又安因为是新来的,又坦白交代得彻底,牧本没有刁难她。李又安与监友们也常发生一些争执,在轮流帮助批判中也会争吵,但总的来说“存在一种友爱热情的气氛。她们非常热心地教我说北京话,我笨拙的发音常把大家逗笑”(《解放之囚》)。李又安提到二战时她和李克不在一起,她每晚都给丈夫写信。大家就笑她是堕落、封建、奴隶性的表现,批评她说,如果精神上那么依赖李克,怎么谈得上妇女解放呢?

进入1953年夏季,李又安开始在一个问题上纠结:出狱后是在世人面前推翻供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迫害的英雄,还是忠实真相,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呢?如果做前者,她返家途中甚至到家后,都会成为焦点人物,人们会同情她,关怀她,满足她很多需要。如果做后者,她的前景就堪忧了。她曾读到一些消息,一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受到威胁,承受压力。如果承受同样的压力,面临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险时,她能扛得住吗?李又安甚至几次夜里被噩梦惊醒,梦见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摆脱纠结后,她决定做一个诚实的人,否则的话“对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会有损害,会使两国之间的误解和敌意进一步加深”,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翻供企图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李克被捕也已经整两年了,他认为自己马上就会被释放。

一个月后,李克发现监狱里的其他外国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他日夜揣摩,为什么不释放自己和妻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和海军情报部的关系。他开始后悔坦白西雅图那次召见了。

这时的李克,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最初打定主意,被释放出境后就推翻供词。然而后来他决定说实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能像我一度狂妄地打算的那样,一口推翻我坦白的事实,要不然我会问心有愧的。”然而想到释放后的境遇,李克又信心不足了。他要是说实话,拒绝与海军情报部合作,回国后恐怕会被扣上颠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来,回到美国教书的愿望就会破灭。

这期间,李克也得知了那些被“洗脑”的美国战俘回国后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事。李克担心,自己的口供连累了海军情报部,他们会不会用同样的办法对待自己呢?如果那样的话,他即使离开中国监狱,后半生也要消磨在美国精神病院里了。

李克想,最初他和妻子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来中国的,自从他被捕后,梦的一半破灭了,不能再眼看着梦的另一半毁灭。为了不得罪海军情报部,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与海军情报部的关系从他的口供里一笔勾销。如果能洗清与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关系,同时甩掉蓄意犯罪的帽子,回国后,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些。

李克的小算盘一下子就被汲潮看出来了。那是1953年11月底的一天,李克站在汲潮面前忐忑地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以前交代有误,关于西雅图海军情报部的那次召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搜集中国社会信息,是我自发的,我从未存心进行间谍活动,要不是朝鲜战争和美国对华政策……”

关于汲潮的反应,李克在他的书里写道:“审讯员用力咬着烟袋,瞪着我,目光中带着敌意。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以为他要把烟嘴咬掉。他冷冷地说:‘既然你以前说的是假话,你又怎能让我相信你现在的话是真的呢?回监房去!’”

李克心惊肉跳,他能感到来自汲潮的厌恶与蔑视,他羞愧得整个身子发烧。回到监房,狱友们批评李克思想品德差,翻供不仅是原则问题,也是品质问题。有犯人还讽刺道:“看来美国人的道德也不怎么样啊!”

入狱三年多来,李克第一次认同狱友对他的批判,第一次挖掘自己品质的根源。并不是别人要他这样,而是因为他感到,不弄清楚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将对自己失去信心。

这是李克踏进草岚子监狱后,首次道出他卑微的出身及对他成长的影响。李克的家庭可以说是贫苦的,别人家的孩子有玩具,他的父母却不能给孩子提供。因此,李克总感到不如别人,因而与别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幼年的李克常想,家里要是有一辆汽车,父亲常带着他们去钓鱼,并给他们买很多玩具的话,那他就能博得小伙伴们的尊敬了——可那只是幻想而已。于是,自卑的他就吹牛,捏造一些虚幻的故事,说他家有钱,有权势显赫的亲戚,甚至,为了能吸引小伙伴和他一起玩,他还从廉价商店偷过玩具汽车。

在经济危机严重的那几年,李克失业的父亲依靠做七巧板之类的玩具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李克拿着父亲做的玩具挨门去兜售。李克记得,当他走近一户人家的大门时,那户人家厌恶地关上了门,令他感到羞辱。

长大后的李克,最大的顾虑就是像父母那样长期失业。父亲常说:“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不过是个奴隶罢了。”这句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他发誓要逃避这个命运。进大学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个步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家里唯一在军事机关任军官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想做教授,除了教授,其他行业都不能既有高收入又有高声望。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奖学金,到中国后却赶上政权更迭,学业中断,他将来做一名教授的希望变得渺茫了。李克在监房深挖思想时说:“这正是我痛恨共产党的部分原因。混乱的局势中,我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也显得很重要。领事馆是国家的象征,领事馆能帮助我回国后当教授,就算当不成教授,有领事馆的这层关系,至少回国后我不会失业。”

一连几天,李克都在思考汲潮的话,他想:“我的间谍活动是为我的祖国服务的理由,是多么荒谬,实际上,我加深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给双方造成很大伤害。现在我认清了,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去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只能引起愤怒、仇恨和战争。”

李克要求被提审。他在汲潮面前说:“我强调自己搜集情报不伤害任何人,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李克诚恳地说,“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既违反了新中国的法律,也对中国人民犯了罪。”

李克在书里写道:“中国人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品质的永久改造,这一点只有通过和他讲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监狱里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经过讲道理的过程而得到的,例如:检查思想,用客观的事实和道德原则来加以衡量,最后得出新的结论,到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错了。”

 

又安获释

1954年3月,李又安被换到另一个大监房,与也在服刑的杨妙荣做了监友。几个月后,因为表现好,李又安被换到行动更自由的教育队。在这里,她可以经常参加乒乓球、排球、象棋、桥牌、克郎球等娱乐活动。监房的门也不上锁了,大家可以随时去厕所。

这个夏天,教育队还多了一项劳动内容——拆洗缝制男犯人的棉衣棉被。李又安心灵手巧,还会裁剪制作衣服,这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她还争着干重活。在拆洗、缝补、做棉衣棉被的集体劳动中,李又安与监友们增进了了解,也增进了友谊。

这是李又安服刑期间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是集体劳动,李又安甚至爱上了集体活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有益处的一段经历。过去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团体劳动,从大家的协作和友爱中得到精神满足。”

1954年国庆节,是李又安很难忘的日子。节前,她和监友们做了很多纸花装点监狱。10月1日一整天都是娱乐时间,收听了国庆庆典实况广播后,大家拉着李又安一起学跳民族舞。李又安还和大家一起轮流讲故事,一起玩纸牌等。玩累了,大家坐下来一起说笑。李又安突然觉得,到中国来,她们是和她最亲近的中国人。记得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在草地上跳舞,她想参加,却觉得和学生们有距离。在监狱里,她才和中国人真正亲近起来。

李又安觉得与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好,一起聊天的时候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杨妙荣也在变化着,以前她是看不起自己的祖国的,此时她骄傲地说:“过去中国只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楼房,可是现在,北京就要有很多高大建筑了。”

一个女犯得意地说:“有一次,我上过一幢七层高的楼房呢!”李又安说起美国的帝国大厦。女犯们满怀信心地说:“是的,美国现在领了先。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再过二十年,你瞧瞧我们的摩天大楼吧!”

此时的李又安,已经心悦诚服地认为她与丈夫李克一样犯了罪,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李克在各大学里所搜集的情报,从学生伙食的恶化到中国军队的调动等,都被美国政府用在进一步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上了。想到这些活动就是导致两国的敌对甚至是挑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决心今后绝不犯罪,再也不提供作为这种目的用的情报了。”

1955年2月22日晚饭后,服刑三年半的李又安被叫到一个大房间里。她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果然,穿制服的人开始对她宣读手里的文件。她从翻译那里知道,那是判决书。军事法庭确认她犯了协助李克为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判处她有期徒刑三年半,刑满后立即驱逐出境。

当天夜里,李又安在一位监狱管理干部和两个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然后又转往广东。27日下午,当她的脚迈出中国边界前,她转过头去看了一眼中国的土地。自由了的李又安,内心莫名地涌出一丝留恋之情,她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教员、监友、战士。除了李克之外,恐怕她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帮助她睁开眼睛认识中国,这是她在大学三年期间始终没有办到的,所以她对他们非常感激。她感到她好像丢了过去最宝贵的一部分,这使她非常难过。

李又安在美国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转车到了九龙车站,这时有记者坚持让她发表一次谈话。她告诉他们,她曾向美国领事馆提供情报,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她深深愧悔过去的所作所为,希望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从李又安口里听到“共产党的口头禅”,加上李又安一路风尘仆仆,毫无修饰,报纸上硬把她描绘成一个精神恍惚,被洗过脑的可怜虫。

进入香港后,记者又开始对她进攻了:“你昨天的谈话内容使我们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问你几个问题。”李又安与这个记者谈了将近一个上午。后来,李又安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这个记者在报道中说:“李又安的心完全变了。”记者们希望从她嘴里听到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个红头发的女记者委婉地对李又安说:“真怪,你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啊!”

中午,一个记者给李又安送来一份美国报纸发表的电讯。电讯引用她母亲的话,说她一定病得很厉害!到家后一定要住院治疗。

第二天早晨,一个精神病学家来见李又安,她感到厌恶和愤怒,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把一个意识形态与他们不同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呢?她拒绝和这位医生会面,并且,坚决不再见记者了。

李又安搭乘一艘货轮回国。货轮在釜山停泊了一个星期,一个美联社记者死缠烂打,要采访李又安,李又安坚决回绝。

结束漫长的旅途,李又安终于回到了祖国。可是还没登岸,她就被要求填写一份复杂的表格。接着,两名海军军官要求给她体检。然而李又安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她身上寻找在监狱受拷打的伤痕。

李又安说:“我根本没有伤疤。”其中一名海军军官面无表情地问道:“你在香港发表的那些言论中,曾说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幸福。你打算怎么去实现呢?你准备参加什么组织呢?”

 

释放李克

在李又安被释放两个月后,李克得到通知,他的妻子已经回国,李克的案子不久也会结案。李克就像患了忧郁症一样,白天晚上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回国后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海军方面会怎么对待我呢?我能找到工作吗?

1955年8月底的一天,李克被带去接受宣判。等候在那里的人客气地对李克说:“我们是检察长办公室的检察官,公安局已经把你的案子移交给我们,我们希望你把你的罪行谈一谈,你应该毫无拘束地谈,可以与过去交代的不一致。”

李克理解“与过去交代的不一致”是指翻供改口,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后一次写的坦白材料是真实的,我与海军情报部、美国领事馆和英国谈判代表团之间都存在关系,我为前者提供情报,通过两个后者转交情报。”

检察官又问李克:“有什么需要申诉或请求的吗?”李克说:“我认为监狱给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惩罚也是公正的。”

9月11日,管教员把一份盖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章的起诉书交给李克过目。李克仔细读了一遍,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向美国领事馆和英国谈判代表团提供情报,以及进行反革命活动。李克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接着,李克被带到法院。

李克在法庭上见到了他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教授。李克说:“我并不需要律师,我确实犯了被控的罪行。”王教授说:“让我给你解释解释:第一,这里不是军事法庭,依法你有请律师的权利,如果你不同意我担任你的律师,可以另外选择别人为你辩护,费用由政府负担;第二,你可能服罪,也可能不服罪。即使你服罪,你还有减刑的希望。你的案子里有的地方是可以为你辩护的。你已经彻底坦白了你的罪行,并且被捕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另外,也许有些罪行存在情有可原的情况。所有这些因素,法院都应该加以考虑。”

开庭后,李克表示服罪。李克明白,有时候,说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就算彻底放弃美梦,也不能说违心话。

律师要求宽大处理李克。李克被当庭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逮捕之日算起。李克先是感到意外,但很快又自我安慰,六年并不算多,而且离刑满只剩两年了,法庭本可以多判他几年的。

李克盘算着怎么度过以后的两年,甚至拟好了让妻子给他邮寄图书的书目。然而二十分钟后,他获得了一个惊喜。李克被告知,因为他在狱中表现好,决定予以减刑,立即释放,驱逐出境。

李克当即被送到一个旅馆,洗澡、刮胡子、理发,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出狱后的第一夜,躺在奢华的弹簧床上,想着很快就和亲人团聚了,同时又顾虑到出境后会发生什么,李克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李克急切地翻看当天的报纸,有关他提前获释只有一条短讯,更吸引他眼球的是头条新闻: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1955年8月1日,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会谈内容之一是商讨双方平民遣返问题。双方就此反反复复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终于在1955年9月10日达成《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

李克知道,自己被提前释放,显然是受到日内瓦谈判的影响。而此时,李克卷入的“第三势力”,也被美国中情局宣布解散。中情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的“第三势力”昙花一现。历经近三年的扶植后,中情局发现毫无收效,许多骨干力量已经失去影响力,空降到大陆的特务也迅速被大陆抓获。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蒋介石逐渐在台湾站稳脚跟,美方开始重新支持他,1954年,台美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当晚十点,李克跟着两名警察上了开往汉口的火车。第三天到达广州,赶乘去边境的火车。与押解的两名警察告别后,李克走向边境——多少次梦想过这个时刻的到来啊,可是现在,他一面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一面感到,他正在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他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世界。

恢复了自由身的李克,并没有如他在监狱里设想的那样,被释放后就立刻翻供不认账,在蜂拥而至的记者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坐牢前的自己了。他在狱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认识到,中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实验,是有着正确之处和具有一定价值的。他对记者们承认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并对当时美国政府中某些人推行的反华政策进行批评。由此,他被看成被洗了脑的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克在他的书中描述道:“我刚走出警车,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机、伸过来的麦克风以及许多叫喊的人包围。他们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被逮捕?’‘你认为自己是个间谍吗?’‘你受过严刑拷打吗?’”

当李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间谍”时,记者们脸上的表情立刻从热情欢迎转变为不信任,接着就是露骨的敌视。记者们纷纷说李克是“脑子受过清洗,已经到达没有希望的程度了”,提出的问题也锋芒毕露。一个记者说道:“你太太在出来的时候曾说过,她还没有足够作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点。你对于你太太说的话有什么感想?”

李克气坏了,他在书中写道:“我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已经好长时间了,但现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气得直颤抖。后来报纸竟把我这种自然的动作,说成是我脑筋受过清洗的明证。我愤怒地转过脸去对他说:‘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说的话。我刚从中国出来,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产党员!’”

显然,大多数记者感兴趣的只是搜集可以用来在美国进一步制造仇恨的材料,来反对中国大陆,以证明华盛顿支持台湾的政策是合理的。一个记者嘲讽地问:“既然你这样喜欢中国,那你为什么不待在那儿呢?”李克答道:“因为我是美国人。中国有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东西,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美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在那里。”

另一个怀有敌意的记者问:“如果美国受到侵犯,你会捍卫它吗?”李克回答:“没问题,我会像过去一样为祖国而战。但是我感到我没有权利去干涉别国内政。我只希望和平,我深信我们两国可以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一名记者小声对李克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大傻瓜,如果你愿意说出中国的真实情况,每演讲一次,至少可以得到八百美元。”也有记者为李克的前途担忧:“老弟,你知道我们国内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吗?如果你不改变论调,等你回国后,就连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第二天,李克看到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他的消息:“北京释放亲共学者。”李克思考后认为,不应该保持缄默,以免被他们利用。于是他连续四天对记者们谈他被捕后的真实经历。大多数记者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李克。当然,也有个别记者愿意与李克通宵座谈,努力了解李克为什么会让大家失望。

1955年9月24日晚,李克乘坐的飞机到达西雅图,他的母亲在机场迎接他。一些记者也等候在机场。李克和妻子事先商定,不共同面对记者们的相机。李又安乘坐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西雅图,躲开追踪的记者,悄悄到了李克的母亲家。李克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当他看见她走进家门的时候,他感到他们好像根本就没分离过。

 

回国遭遇

李又安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丈夫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合众社一个新闻记者把电话打到她家里:“你的丈夫已经到了香港。”

依照自己的经历,李又安猜测丈夫在香港会被记者追问。虽然李克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过,他坦诚认罪,真诚悔过,绝不改口。但经历过香港那个场面的李又安,还是担心丈夫顶不住压力。她忧虑,如果他真的软下去,那他们能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呢?

李又安守在收音机前一夜未睡。早晨六点多钟,收音机里传出李克与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为什么被逮捕?”李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间谍。”李又安放了心。

李克回国后发现,美国的民主传统很深,许多人对于他们坚持立场的态度公开表示尊重,尽管他们对李克夫妇言论的大部分并不认同。加上麦卡锡已经被迫退出舞台,这使他们舒了一口气。

然而他们的就业还是遇到了麻烦。李又安在一个学术机关申请工作,一开始,这家机关很欢迎像李又安这样资历的人,可是有人认出了李又安——她就是那个在香港发表那些谈话的女人。

一周后,李又安再去时,有人拿出刊有李又安在香港接受采访的报纸,要求她写一份声明,收回在香港发表的全部言论,然后才可以考虑给她一个工作。李又安说:“我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之后,李又安在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这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型和平组织之一,在全球二十二个国家和全美四十三个地区开展扶贫、促进农业发展、和平教育等项目。抗日战争时期,该组织曾在中国上海建立公益中心,为中国人民提供交通、医疗、赈灾等服务,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直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至于李克的工作问题,大学非常欢迎他回去上学,但是校方称:“在可能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中,要想找一个教学位置的机会还是很渺茫的。”

尽管在中国做了四年阶下囚,李克夫妇却没放弃对汉语的热爱。通过十年的努力,他们分别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并随即开始了在该校的中国语言及文学教学工作。至此,他们的梦想算是圆了。

李克夫妇的中国经历,被媒体认为是一个“困扰着美国人的问题”。由于他们在中国监狱时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态度,特别是他们拒绝否认自己曾经坦白的问题,被很多美国人说成是“仇视美国和向敌国表示亲善的行为”,他们合著的那本被称为“惊人的故事”的书,使他们一直被视为左派教授。对于当时的很多美国人来说,李克夫妇以及他们的书的确是“惊人的故事”。美国人不明白,如果这两个人既不是反美分子,又不是怪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坦白呢?

就连当时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也弄不清个中缘由,只是说,需要“充分地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因为“这个惊人的故事中所牵涉的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远远地超出了任何一种专门学问的范围。李克和李又安所遇到和提出的问题牵涉到历史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法律学、间谍研究、刑罚学等各方面,还牵涉到丑恶的政治手腕问题”。

而困扰我们的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克夫妇究竟是不是间谍?这需要先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克搜集的东西属不属于情报?也就是说,李克搜集的情报是不是配合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是,哪怕是公开渠道获取的,李克充当的也是一个间谍角色。如果不是,那么李克夫妇就是政治牺牲品。

大多数人认为间谍活动指的是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情报。李克夫妇搜集的情报基本属于国情研究资料,大体没越过学术范围。但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很重视各国经济和政治分析情报,而最核心的情报就是他国的政治动向和政治领导人物的思想。李克搜集的情报当然被包含其中,特别是关于“第三势力”的情报,更与美国政府培植与中共抗衡的“自由主义者”势力的企图相一致。

李克当然明白他的情报对美国判断中美关系是有帮助的,所以他才认罪。当然,狱中改造使他的政治与社会观点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是他认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因为媒体和民众只注意到政治因素,没意识到李克的行为具有间谍意义,就否认这起间谍案。

当时也有一些公正的美国学者理解李克夫妇,认为他们“对我国的批评,显然是出于热爱祖国,并对这里所进行的一切感到痛心疾首而提出的道义上的批评。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假定他们一回来马上就指责中国政府的话,对他们倒是很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题目上本来可以从访问、专题论文和著作上赚许多钱。而作为一个反中共专家,也有许多出头的机会在等着他们。但他们没有要这些,反而选择了一条艰苦的生活道路,这种作风和他们高尚的道德原则是符合的”。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赞扬他们“在诚实、勇敢、慈爱和人道主义精神中,体现了最精华的美国传统,美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当年也有一些美国人肯定李克夫妇身上的道德力量:“中国政府的道德论点之所以对李克具有这种影响,正是因为他有良心,他关怀人类的福祉。”

 

汉学情怀

李克和李又安本是一对怀揣单纯梦想,来中国求学的普通美国夫妇,只因西雅图的一次召见,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使得他们在中国身陷囹圄。

他们实现梦想的路坎坷不平,却终成正果。李克成为誉满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荣誉教授。李又安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译成英语,深得学界的好评。她牵头编写的《高级汉语阅读》,至今仍是美国汉语教学的重要教材。

回国后的李克夫妇,继续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李克专攻《管子》一书,李又安钻研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管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全书十六万言,分为八类,每篇文章都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同时也糅合了儒家思想。《管子》内容庞杂,甚至相互冲突,一向以古奥难懂著称,是战国时代到汉代所有文献中最难译注的一种,前人研究成果匮乏,李克却知难而进。

李克研究《管子》始于1948年他来到管仲故乡之时,当时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啃晦涩难懂的古文。获释后的十年内,他发表了十二篇研究《管子》的文章。1965年,他的《管子:中国古代之思想宝库》一书,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以《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之《管子》为底本,用英文翻译并注解了《管子》全书二十四卷八十六篇,于1985年至2001年分两卷(三本)在美国出版发行。李克翻译并注释的《管子》,已成为国内外特别是西方研究《管子》思想文化的权威版本和重要文献。李克本人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西方研究《管子》的学术权威。

李又安的成就也不逊色于丈夫。钱钟书夫妇、周汝昌和吴兴华教授都曾花大量时间通读她的《人间词话》译稿。很多中国学生读过李又安的《人间词话》,有的读后写道:“读她的译文,如沐春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字,居然也只用八个英文单词:westwind,eveningglowontombsofHan.在这字斟句酌的八个单词后面,一位皓首穷经的美国老太太,抬起了一双温暖的眼睛。”

作为美国的汉学家,李又安还毕生致力于汉语在美国的推广工作,为此多次来北京。李克有时也随行。

1979年,在李又安担任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希伯来及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席职务时,发现美国的汉语教材十分陈旧,课文多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甚至更早,反映的是落后的旧中国的面貌。她主张编写一部反映当前中国面貌的新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这个主张得到了中方支持。

1983年夏,李又安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与北京的汉语教师举行学术交流研讨会。研讨会确定了中美教师合作完成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的项目,李又安认为,凭借自己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担任美方编写组负责人责无旁贷。的确,李又安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十四年里,她每年都会带领旅游团来中国一次。她对人说是为了多挣些钱将来好养老,而另一个原因,只有她和她的亲朋知道:她与中国非常亲近。

1986年,李又安退休了,她全身心投入《高级汉语阅读》的编写,并于当年夏天带着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些问题来到北京。这次,李克随同。夫妇俩去他们住过的清华园北院故地重游,还特意看望了汲潮,李克与坐在轮椅上的汲潮紧紧地拥抱。

李克夫妇告诉汲潮,因为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国孩子,如今他们早已长大。告别时,李克夫妇对汲潮说:“其实在心底,我们早已把北京作为第二故乡。”李又安还说:“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北京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

可是这次回国不久,李又安被查出患了肺癌。化疗期间,李又安仍然与中方教科书负责人联系,商讨有关事宜。1988年春天,教科书基本定稿,李又安与李克又一次来到北京。

这次的任务是联系出版事宜。大病初愈的李又安虽然虚弱,却很是乐观。《高级汉语阅读》于1992年正式出版。李又安与李克非常高兴,李又安写信告诉编写教科书的北京朋友,教科书参加美国的书展,受到广泛好评。李又安还说,该教科书的出版,终于了却了她与丈夫努力在美国推广汉语的一桩心愿!

两年后的1994年,李又安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倾注她大量心血的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已成为大洋两岸学子的重要教材。

李克现仍健在,继续用一贯的口径,向媒体讲述他和妻子六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经历。九十四岁的他记忆力惊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见解深邃,不使用任何激烈词汇,似乎是在介绍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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