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年历史，中国伊斯兰的本土化进程虽没完成但也不曾中断，各民族之间的大势都是逐步走向融合、世俗拥抱现代文明，80年代上层的态度扭转了这一切，尤其是近十年的反展令人不安。自90年代初起，官方开始推广狭义清真食品，肯定族教捆绑理论，宣讲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能够水乳交融的理念，到今天已经开花结果，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呈现出集体向伊斯兰回归和向阿拉伯回归的态势。也正象Israeli教授所预测的那样，在宽松的环境下，伊斯兰越来越多向世俗社会的秩序发起挑战。下面是几个典型表象：
一、清真概念泛化推动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阿拉伯化
当前，我国积极推动"统一清真食品认证体系"的省份，首推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倡导主推的与国际伊斯兰世界接轨的清真食品认证体系，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穆斯林为主体的。这种清真食品认证体系既有宗教教义基础，又有官方推动的认证标准，一旦全国推开，必然带来清真概念的全面泛化。这些举措不仅推动宁夏区内清真泛化，推动宁夏的回族阿拉伯化，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清真食品认证体系以马来西亚政教合一的国家清真标准来推动中国国内清真食品标准，将打断甚至逆转中国特别是内地穆斯林的世俗化进程。如果国内统一清真食品认证标准体系，将对国家安全战略构成潜在的风险。
西北地区出现清真标识泛化，穆斯林标识滥化，进入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在商城、超市、旅游景区、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出现各种各样的清真标识，如清真水、清真纸、清真牙膏、清真专用收银台；穆斯林专用厕所、穆斯林专用浴室、穆斯林专用病房、穆斯林专用超市通道等等。
在生活方面，强制老百姓接受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如清真寺不分昼夜的宣礼影响普通民众。层出不穷的清真专用设施，清真化西北航线，泛清真产品。完全不顾我们是世俗国家这个前提，彻底采用穆斯林国家标准，目的对内是强化宗教理念，对外是暗示伊斯兰与世俗的并行地位。
清真概念泛化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宗教极端思想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逐步渗透，不断强化原教旨主义宗教意识，推动清真概念泛化，煽动宗教狂热，推动宗教社会化，最终实现宗教政治化。一开始在南疆地区出现的清真面粉、清真矿泉水、清真播种机、清真马路等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正是通过清真概念泛化，增强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差异，干涉世俗生活，潜移默化中灌输伊斯兰教法思想，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最终成为催化暴力恐怖活动的因素之一。缺乏警惕清真泛化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是新疆沉痛的教训。这也是新疆对清真食品认证问题保持低调处理的原因。
二、兴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日渐成风
近些年来，在西北某些地区，大力兴建清真寺，数量远远超过学校。比如：宁夏同心县国家级贫困县: 人口40万，全县清真寺390多所，而学校仅有167所。这个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县哪来的财力建那么多清真寺！（国家财政每年转移一百多亿给同心县所在的吴忠市，使得吴忠市村村有豪华清真寺）
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兴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日渐成风。据统计，2008年以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中东国家，在宁夏、新疆、陕西等地资助新建清真寺达560座，培训伊斯兰阿訇1450人，资助赴阿留学生3280人。现在，不仅沙特等国资助建立的清真寺由"纯正清真"的沙特版阿訇主持，大量的"沙特版"阿訇也进入了其他清真寺。
兴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逐步向内陆和沿海大城市蔓延。杭州、深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以维护民族团结为名，政府出资新建阿拉伯风格的豪华清真寺。
三、宗教传播向政治、文化教育领域渗透
宁夏政府发布公文支持发展"民办阿语学校"，引进沙特等国阿拉伯语教师，开办阿语学校和幼儿园。据说是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回族文化、异域文化、逐步培养幼儿的多元文化意识化和开放兼容性格。"阿语学校多属公开民办，有少数依托清真寺开办。这些学校宗教气氛相当浓厚，主要开设阿拉伯语、伊斯兰知识（《古兰经》为主）。经常举办《古兰经》诵读比赛。许多阿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仪式就是诵读。
甘肃临夏一所幼儿园儿童诵读《古兰经》和外国语学校老师带领学生诵读《古兰经》的视频被传到网上，甘肃省教育厅却发文洗地，最后迫于网络压力反对宗教进入校园。临夏外国语学校是教育部门认证的民办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相关规定"中等专业学校不可以开始宗教课""中等学校的教材不得有宣传宗教思想的内容规定"。甘肃临夏地区教育部门认证的各类中小学校诵读古兰经比较普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次不断努力推动沙里亚法向中国的世俗司法系统渗透，在早已成文的弱化版的亵渎罪基础上（针对公务员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和针对老百姓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继续深化沙里亚法。组建阿訇带队的哈吉调解室，组建法院清真寺工作站，钻法律空子成立的拥有执法权的、带有宗教警察性质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请注意这些机构都是中国法律体系里面的机构，也就是说伊斯兰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的进入了法律系统。前一段的清真立法以及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则是明确试图把沙里亚直接引入法律的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回族研究”，这本回族研究的主要理论阵地，则在近期大量发表讨论沙利亚法和世俗法相结合的文章。
四、宗教绑架民族，各地民族聚居区去世俗化
以湖南益阳为例，早已实现世俗、脱离宗教的益阳回族却在近几年被某协会组织沐浴净身入教，同时大力兴建本地清真寺。据报道，2012年，在有关政府部门和各地穆斯林及各界人士的慷概资助下，主体共三层的蓼东清真寺已完工。
再譬如湖南常德的桃源县，“2013年4月7日……原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值得维、回同胞高兴，庆贺的美好时刻。因为今天，曾经离教200余年的部分维吾尔族同胞回归了穆斯林的大家庭……2008年开始，常德市伊斯兰协会组织了几次下乡宣讲的教务活动，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别是新一届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使得渴望回归的维吾尔族同胞响应召唤，毅然集体联名申请入教回归”
西北伊斯兰的恢复已经完成，并以伊斯兰协会和外出人员为先导向内地渗透，试图在内地世俗回族聚居区重构伊斯兰，可以想见最终这些社区会象欧洲社会一样，成为纯粹的伊斯兰社区，与主流社会隔离。
五、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是体制内人士
与欧美自下而上的穆斯林化倾向不同，中国正好相反，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倾向。这显然不是阿訇能够完成的。中国的伊斯兰教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是伊斯兰主义者吗？因为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穆斯林化是伊斯兰主义者当权的典型标志。
伊斯兰主义者以半世俗的面目出现，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可最终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彻底的伊斯兰国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的穆尔西被世俗的军方击败。而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击败世俗军方的政变企图后，土耳其重归伊斯兰基本已经彻底进入倒计时。
埃尔多安当政这些年，大力恢复重构伊斯兰，打击世俗势力。2013年，埃尔多安上台10年，他已经建了17000座清真寺，同时他废止了大批凯末尔制定的限制伊斯兰的法律，鼓励宗教学校大规模招收宗教学生等等。其伊斯兰化的举措，极大增加了他自己政党的信众和实力。土耳其军方政变期间，大批群众上街，即为硕果之一。而凯末尔建立的世俗的捍卫者土耳其军队，在厌倦反复政变推翻伊斯兰政权后，推行与伊斯兰在民主政体下，和解共存的希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被彻底的瓦解，政变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而已。另外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在此证明伊斯兰与世俗的不兼容性。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大肆建设清真寺，政府补贴扩大宗教学校招生，将沙里亚法放入世俗的法律体系等等都和土耳其的情况有些想象。然而中国和土耳其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假设中国有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是如何混进政府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是他的伊斯兰支持者通过民主选举将其推上国家领导人位置，而在中国伊斯兰主义者并没有这个途径。那么为什么在清真立法的时候，体制内回族精英虽然有着不同的职业，教育背景，但都表现出支持宗教概念立法的热情和默契。甚至一个法学教授还气势汹汹地喊出了对侵害宗教概念的坏分子执行死刑的要求。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用中东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者的例子，来解释中国的伊斯兰化，还是略微有些牵强。
然而峰回路转，当我看到白寿彝60年代提出的回族研究方向时，再联想到宁夏主推的民族去汉化和回族阿拉伯化的政策导向，这个问题忽然开朗了。推动穆斯林化的真正推手是回族的民族主义者，当他们与伊斯兰绑定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带有伊斯兰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
回族的民主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如果把以教立族比喻成民族主义在体制内埋下种子的话，那么80年-95年就是它在体制内发芽期，95年至今，则是它与伊斯兰绑定后的高速蔓延期。
建国后回族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本来在民国已经无可奈何承认自己为汉族穆斯林的回族，在苏式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但以教立族汉化严重的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在科学意义上明显不能构成一个民族。所以完善回族定义的内涵成为回族知识精英第一要解决的要务。如果我们细看白寿彝的研究计划：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来源、回汉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经济史、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就会很容易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份在试图从科学理论上完善回族这一民族概念的研究计划。
苏式民族理论的内在矛盾显而易见，极力突出民族的不同，但又必须在一面红旗下，导致必需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教训试图离开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回族精英发现自己回旋的余地并不多， 因为一旦表现出离心倾向，则必然遭到无情的打击。原宁夏自治区书记刘格平设计了一套所谓回族民族服饰，就立刻被以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打倒。所以白寿彝的研究计划也注定不会有太大发展。唯一可行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为同治回乱翻案。可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内，屠夫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没有彻底翻案成功。
不过这个阶段对回族而言却是最重要的阶段，回族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官方的推动下已经深深埋入了体制内回族精英的思想中，进入了体制内，只是等待发芽的时机。
打倒了四人帮，历史机遇再一次惠顾了回族，白猫黑猫成了主流，失掉了共产主义缰绳的苏式民族理论，成了脱缰的野马。在行政上，一群公开喊出建立伊斯兰国的叛乱分子和为了消灭他们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成为了共和国的烈士。在法律上，带有亵渎法性质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立法成功，在宗教上，大批清真寺被复建归还给阿訇，在学术上，回族精英在回族研究上全面抢夺了话语权，确定回族既是正义的理念，全面为白彦虎翻案，打倒为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左宗棠。另外话语权还表现在认可滥用或剪裁史料的研究方式，认可民歌、民谣、家谱等作为正史可单独使用，最后发展到道听途说也可以上阵。再最后，“据说“这个词都成为论证的方式，为了将一个几百年融合过程的在尽短的时间内彻底逆转，为了回回民族的重新崛起，也就顾不得什么史学家的学术尊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