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革者虐杀“造反派头头”李九莲

作者:网友 来处:新浪博客 点击:2016-09-10 12:44:58

炎黄之家womenjia.org火草发现下文观点并不新,王绍光老师撰写或传播若干文革中细节描述文章,都是试图揭露官方文革史虚假叙事,如保皇派和造反派区别,区分标准是是否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联动”、“西纠”等官二代主导的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等。下文作者是右翼老头,不过毕竟是事件亲历者,介绍的一些事实可以看看。

由于人民网等大量网站刊登篡改历史的文章标题(《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特将几年前发表后即被删帖的一篇博文修改后再次发表。

李九莲是“造反派头头”(上)――写于李九莲遇难32周年之际。(2009年12月14日初稿,2013年3月修改定稿)

读到这个题目时,很可能多数读者会以为我要说李九莲的负面信息了。

如今中国的所谓左派和右派都会以不同方式解读这一点。但我的解读与他们都不同。

很多肯定和歌颂李九莲、钟海源的人,特别是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否定文革造反派。但他们是否知道,他们讴歌的这两位都是造反派呢?

所以,在这里我要首先强调这一点,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兵团的副团长,也就是说,她曾经是个“响铛铛”(文革语言)的文革造反派,而且是个中学生造反派头头。

李九莲钟海源是造反派的代表,她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命运,是和整个造反派的命运相联系、相一致的。虐杀她们的正是最恨文革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是文革中搞极左最厉害文革后也曾宣称否定文革的那股力量。这是李九莲悲剧的实质,也是“李调会”的实质。海外的“两个文革论”是部分解释这个表面看来荒诞现象的思路之一,但我觉得它的概念和论证都还欠严密,这里暂不详述。

为李九莲翻案的人,都不提这一茬。这在当年为李九莲平反昭雪时是完全正确的策略。他们显然是有意忽略或避免涉及李九莲这一身份。他们知道,“造反派”当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是“历史反革命”的同义语,提及这一点会给李九莲平反增添巨大阻力。

我自己每年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述李九莲,我也从不提及她的造反派身份。因为我的学生毫无疑问都是在妖魔化造反派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但镇压李九莲的人却非常清楚并且强调这一点。

戴煌回忆,在赣州调查时,地委书记杜昭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他还说她“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这表明,在杜昭们心目中,只要认定李九莲是造反派,杀她就没什么错。

戴煌还说:“胡耀邦作了批示,李九莲等人被平反。但迫害她们的人全部都在台上,没有一个下来的。”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李九莲是造反派,而迫害他的人都是以镇压造反派为功劳上台的。

 

参加造反派的都是些什么人

李九莲文革前是学生会部长,学习成绩优秀。

现在许多人以为造反红卫兵都是些学习成绩差品德不好的学生,其实,一般情况恰恰相反。就我的经历所知,不仅我所在学校,其他我了解过情况的学校,学习尖子多数都是造反派。而且越是重点学校越是造反派多。(这一点,在我读过的杜钧福先生的文章中有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至于为什么这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宠儿”反而造反,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运动初期(从66年5月16日之后的50天)各级党委把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打成反革命(黑帮、右派学生、小爬虫等等),这些人后来在毛批资反路线的旗号下起来造反;第二是因为66年所谓红八月时期,以所谓阶级路线为旗号的血统论大泛滥,而造反派当年是在反血统论中壮大起来的。这两点就造成了文革造反与49年前造反最大的不同:不是穷人和文化程度低的倾向于造反,而是恰恰相反,造反派闹腾得厉害的地方,往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比如高校和科研单位等。而多数农民,以及多数穿上军装的农民和部分穿上工装的农民,是反对造反派的主要力量,是保守派的基本力量。

这本来是事实和逻辑非常清晰的事情,却让官式文革叙事弄得混乱不堪,让如今60岁以下的人就颇易迷糊,50岁以下的人则很不容易明白真相。《南方周末》也受此官式叙事影响很大。前几年,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奇怪的回忆场面:把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血统论红卫兵干的事情,说成是造反派的罪状。那大概是个年轻编辑,他不知道文革造反派就是以反血统论为主要旗帜的。还有,《南周》登过季羡林儿子季承写的文章《我和父亲季羡林》。原文说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整群众的“黑材料”,这里原书中的“共产党各级组织”几个字在《南方周末》发表时被编辑改成“造反派”。这样的改动被“毛左”抓住辫子。显然,这种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又完全歪曲历史的改动,是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的。但我相信编辑犯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存心篡改真相。在这一代人所接受的信息中,很自然认为整群众的黑材料只可能是造反派而不可能是共产党各级组织。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文革历史的常识:正是因为“共产党各级组织”整群众“黑材料”,才使得这些被整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反政治迫害(实际上就是争基本人权)。我后来专门仔细查阅了《南周》这篇文章,发现把“共产党各级组织”几个字改成“造反派”之后,前后文内容完全不协调。但这一点也许没经历那一段运动的人并不容易发现。所以有时候就有点悲观,原来篡改历史是很容易的呀。

为了让小于60岁的人和年轻一点的自由派理解这一点,我举一些人物为例来说明。

我的学生以为,最不可能造反的就是科学家。为此,我想举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例子。

我想,著名科学家后来在罗卜泊失踪的彭加木,他的人品了不起,应该争议比较小。当年他参加造反派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文革前,他的事迹就深深感动过我。

姚桐斌的例子更有典型意义。这位当时中国最有潜力的年轻科学家,死后几十年仍然被追封为“两弹元勋”之一。我对姚桐斌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高中毕业于当时位于我的家乡吉安青原山的国立十三中,后来又考取我大舅舅本科就读的唐山交大,算是我舅舅的校友学弟。而且,姚桐斌就读本科时,唐山交大迁到贵州,我舅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那时正在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姚这些经历使我感到亲切;另一个原因是文革后笼统地说他文革中受迫害被造反派打死,引起我的关注和疑惑。我后来读到一些史料,说打死姚桐斌的凶手一直没有受到追究,文革之后还在争取入党,在最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才被追究。这就使得我高度怀疑凶手是造反派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另外,我还读到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对此有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其中似乎说,在武斗中“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这里,被915打死,说明凶手是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文革中我就知道915是保守派916是造反派)。杨当时在七机部负责军管,这个信息是准确的,也很重要。此外,我看到姚桐斌夫人的回忆文章,说姚是在家里而不是在武斗现场被打死的,这说明根本不存在姚桐斌参加武斗的可能性。杨将军日记行文的含糊和上下文联系很容易误导读者。我后来有机会亲自采访到七机部一位退休高级工程师,他在文革中与姚桐斌是同事,也是同观点的。终于明确,凶手不是造反派而是与造反派对立派别的。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后将造反派一律当作所谓“三种人”追查时,此人不仅不被追究,还可能被重用。而且如果不是姚桐斌如此著名而重要的身份,这个凶手恐怕还不会被追究。那次采访我还意外得知,姚桐斌本人当年也是“916”观点的,也就是说,姚桐斌本人,是著名年轻科学家中倾向造反派的人(我没有进一步确证他是否也像彭加木那样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最近,人民网发表了姚洞斌夫人彭洁清的文章,原题为《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的一生》,但编辑却将题目改为《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亲历过文革的科学家杜均福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标题张冠李戴的错误,建议将题目《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改为《造反派姚桐斌文革被保守派用钢棍砸死》。于是,我们又见到一个和《南方周末》编辑犯同样错误的人民网编辑(我这里善意地隐去了他的名字但我希望他本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不过,我相信他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故意颠倒黑白,而更多是无知而未必是无耻。这种无知来源于受官式文革叙事的影响。我自己上网去看这篇文章,发现姚夫人是尊重事实的,是非常严谨的,她的原文中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造反派三个字。很奇怪,编辑根据什么加上那样一个标题呢。我猜,文中提到凶手时,有一个词“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可能是这位编辑灵感的触发点。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知道,这个词正是一个典型的反造反派用语,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派的自称。比如我们江西省全省的保守派联盟组织名称,就是用的这个词。如果是我看到这个词,毫无疑问就会怀疑(当然不能断定)凶手是保守派成员。但如今的青年人,也许多数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就是造反派。这可见伪文革叙事多么深入人心啊。也可见文革历史被歪曲的程度,远超过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正统叙事。

(补记:姚夫人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给时任七机部长的宋任穷写信,要求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要求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后一要求当时为邓小平亲自批准很快落实,前一个要求她自己也觉得一时难以实现。我后来查阅过大量姚桐斌的资料信息,特别是看过一本《姚桐斌传》,才明白这件事情水太深。据这本传记说,尽管周恩来当时亲自指示查处,后来又过问几次,一直到74年夏天凶手才被正式逮捕。此时距离姚桐斌被害已经6年。而且是由于姚夫人坚持不懈地申述,才由李先念批示,公安部长华国锋报告,由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和纪登奎这些人都圈了圈以后,才逮捕于某某、高某某两名直接案犯。经历过文革的老人就会知道,68年冬天之后,造反派被整是全国性的普遍情况,北京和中央机关又是首当其冲,而国防系统对造反派整肃之厉害更是全国领先。如果两位凶手是造反派,会有这么大的查处难度吗?即使一般的保皇党成员,恐怕也不会如此之难吧?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在1974年被逮捕之后,又过了五年,一直到1979年,在姚夫人不屈的追诉下,凶手才被判刑。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案件,查清案情会有那么难吗?我前几年了解到,在七机部工作的叶挺将军之子,曾在中央文件中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文革后也仅仅因为是916造反派的头头而被开除党籍。那么查处916对立面的915中的两个普通工人身份的凶手,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查处阻力呢?最令人奇怪的是,凶手刑满出狱之后,居然双双转干、被评先进,其中之一还要被发展入党。任何对中国文革后国情哪怕有丝毫了解的人,会相信他们曾经是文革造反派吗?只要看看两位前台打手的命运,就完全可以理解,在中国国情下,姚夫人要实现追究幕后策划者的愿望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了。)

罗广斌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这一点广为人知。但他是文革造反派这一点现在则鲜为人知。我看过一篇他儿子在文革后长大成人时写的《怀念爸爸罗广斌》的文章。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有三处提到造反派。第一处:造反派通知说:“罗广斌跳搂自杀!”第二处:造反派让妈妈签字火化爸爸的遗体,妈妈坚持不查清死因决不签字。第三处:造反派把妈妈关进了市文联的一间临时牢房。毫无疑问,这里的造反派就是文革中凶手和坏人的代名词。但是,我记忆非常清楚的是,罗广斌当年是著名的造反派。其著名程度,是我一个远离四川千里之外的中学生都为他的革命造反事迹所感动为他惨死而愤怒。看了他儿子今天的文章,真令人啼笑皆非。我想问的是:他是否知道,他父亲才是当年真正的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负责人?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当年的造反派“同伙”,无一例外在文革中就遭到整肃和镇压?不仅是红岩另一作者杨益言,也不仅仅是他父亲的战友黄廉(那个被毛泽东一保再保居然也保不住的著名老造反),而是绝大多数和他父亲一起造反的人。甚至包括(现在说是)直接置他父亲于死地的“815”派也无法幸免。可以肯定地说,告诉他父亲惨死故事的人,隐瞒了若干关键事实,从而构造了另一个历史故事,与真实历史不同的伪文革史。而亲历历史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和熟人长辈,都按照官式叙事来配合并默认了这样的隐瞒和改写历史。这个典型事例又一次说明隐瞒大量关键事实的官式文革叙事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记忆。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著名哲学教授李达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故事。课后我的学生对我说,他看过的一篇李达传记说的是“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我告诉他,这是纯粹的编造。因为李达受批判时,不仅武汉大学没有造反派,全中国的造反派都没有出世。要么就是伪造,要么就是张冠李戴。事实上,当时主事迫害李达的,正是后来造反派批判的那几个“走资派”;积极参与迫害李达、反对为李达平反的,则是造反派的对立面;相反,包括李达的助手和同事在内同情李达尊敬李达的,则是武汉大学的造反派。我的学生望着我很有些奇怪,这显然与他所接受的文革理论不符合。我于是再加问他一句,知道萧捷父、陶德麟吗?因为他们是文革后的知名哲学教授,所以我点了他们的名字。学生说,当然知道。我说,他们就是保李达的造反派骨干。要指出的是,李达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文革初期,各省点名批判的黑帮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都是被党委抛出来,而后来在所谓批判资反路线阶段崛起的造反派,正是与此相对立的势力。像我的学生所读过的这种编造历史的传记,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文革读物的主流。在大量的涉及文革的影视作品中,也充斥着这类篡改历史的镜头。把文革初期造反派还没有出现时的整知识分子罪恶,把68年冬天之后造反派已经被镇压下去之后的文革罪恶,甚至以整造反派为主要内容的文革中运动,比如清查“516”和清理阶级队伍等等的反人权罪恶,通通加到造反派头上。很显然,这种张冠李戴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系统性的造假。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种系统性的信息污染是系统本身有问题。

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最不可能参加造反派的,还有那些著名的学术权威。我想,季羡林的例子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生前曾经被捧为国宝级大师的季羡林,写过一本真正的畅销书《牛棚杂忆》。不是我喜欢苛求大师,这虽然是本很好的文革回忆录,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他述说了文革中他的受难经历,却始终不明说自己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事实是,他不仅参加了北大的一派造反组织《井冈山》,而且是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即造反派头头。季羡林后来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他一生都没有忘记那些苦难日子。但是他却回避了一个关键的事实:他在“牛棚”受难的大部分时间,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无论是他所参加的“井冈山”还是他所反对的“新北大公社”,都已经事实上不存在,领导权完全是掌握在官方的军宣队工宣队手中。而且,就在他在劳改大院受难时,两派造反派中的多数骨干同时也在受审查。他这样做也许不是故意掩盖或歪曲历史,但毫无疑问,他脑子里的文革史观,基本上是以官式文革叙事为纲的。人们如果仔细看这本书就会发现,季羡林在文革中的经历与造反派兴衰的关系:文革初,他是“反动权威”而受批判时,造反派或者受压或者还没出世;批资反路线时,造反派兴起,他就没事了,也就是他书中专门写的《快活半年》一章。到67年夏秋之交,他参加造反派组织,其中部分经历见书中《自己跳出来》一章。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兵团,或者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造反组织也许并非个别,但担任造反派组织领导职务,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则并非普遍。后来他被揪出来,随后造反派就垮台了。等他政治上解放时,甚至76年他写批邓的文章时,造反派却没有翻身,或者说,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翻身。十几年前,我参加厦门的北大校友会一次春游,被会长介绍给一位企业家,会长戏称他是当年井冈山的“坏头头”。那次我们聊天,主要还是涉及我与之通过信的周培源。周算是校一级的头头,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组织上退出“井冈山”。关于系一级的头头季羡林,我们就谈的很少。但季先生文革造反的经历,尤其是他担任过东语系勤务员的信息,如今在网上中国毕竟是很容易知晓的。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季羡林的一儿一女文革中均参加造反派,季承先生还被选进了“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勤务组,也算是个造反派头头。这一点,季承先生如今是很坦然地公开承认的。其实,像季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参加造反派不是稀有而是常例。人们只要稍微仔细一点看看季承和季羡林本人的回忆,就很容易明白,他们参加造反派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和他们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初的经历完全对路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在官式文革叙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报纸编辑,很可能不知道。所以才会理所当然地擅自修改季羡林儿子讲常识真话的文章。

官式文革叙事由于得到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自觉的传播,其影响也波及海外。我曾经看过海外my刊物《北京之春》上一篇文章,说67年湖南道县杀人的是造反派。还有不少海外人士,也把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杀人甚至吃人的凶手误以为是造反派。海外的文人如今把血腥镇压造反派的那些杀人凶手冠上造反派的名号,这种张冠李戴颠倒黑白的说法,很可能也只是受官式文革叙事模式的影响,但它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

为李九莲平反的过程中,回避和淡化其造反派身份是合适的策略,但从长远来说,没必要继续回避。李九莲和钟海源已经是历史人物,她们的价值特别是她们牺牲的价值,都远远在文革和当代中国政治派别的划分之上。

李九莲的造反派身份,让人们明白造反红卫兵与血统论红卫兵的区别。让人们明白,文革那些血腥的暴力究竟更多是来自李九莲这样的造反派娃娃们,还是来自她们的对立面。让人们明白,反对武斗的李九莲是造反派,而热衷武斗甚至最后将娃娃们枪杀的是她们的对立面。让人们明白,那些热衷于血统论、热衷于“打”“砸”“抢”的某些红卫兵现在成了大款和高官,他们打人整人的恶名却转嫁到了象李九莲那样反对武斗的造反派身上,从而对那个伪文革叙事引起怀疑并进而从受蒙骗中清醒过来

 

李九莲首次反思文革的那场“武斗”,其实是对造反派血腥镇压

江西著名作家胡平,是最早写李九莲的。在《中国的眸子》一书中,他两次提到李九莲对文革的反思。那是在80年代,因此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无法违背文革的官式叙事。但我们现在很容易从胡平的记述回到历史现场。

胡平指出,最早引起李九莲反思文革的是赣州那场大武斗。

胡平在书中描述了那场大规模武斗的部分惨状,但他回避(或者并不知道?)最重要的真相:赣州大武斗其实是武装镇压文革造反派。是江西文革中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1967年早春,全国多数地方发生了“二月镇反”运动。这场所谓镇反,与66年夏天大规模把学生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样,是文革侵犯人权的重大事件。因为责任人不是文革后批判的“四人帮”势力,所以,成了官式文革叙事故意忽略的两大文革事件。对此,我从未见过官媒上的只言片语,国内也少见自由派和左派对此的评述。

争取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获释,是1967年整个春夏江西某一派群众的主要活动。李九莲当时就参加了为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学生造反派舒北斗的5千人大绝食。其他地方不论,1967年春夏江西的武斗,赣州的武斗,主要就是阻挡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和获得基本人权。相对应于赣州的“6.29”大武斗,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吉安,则有围剿造反派的“6.26”事件,也是一样的大武斗。在柯云路的文革小说《芙蓉国》里,专门有一章描述首都红卫兵在赣江上受到保守派围剿的故事。其中的渊源在于,就在1967年6月26日,突破重围的吉安造反派,乘船队从吉安“逃往”南昌,沿途受到武装围剿。柯云路此时和一批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就在船上。而我的北京101中的朋友文智奇,则在途中中弹受伤。

当时,江西的保守派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因为保守派当时的社会基础更多是农民,或者说是那些最受益于血统论的农民干部或积极分子,以及那些地方掌权者轻易(仅用“10工分”“政策”而不必付钱)就可以调动的农民。对此,毛当时表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口号。

当时掌权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官员发明了一个应该上历史书的“高招”,就是让四乡的农民每天记十个工分去参加围剿造反派的武斗。类比今天的“五毛党”,我把这些农民称为“10工分派”。尽管一些当事人想尽力撇清自己与文革造反派的关系,但在掌握枪杆子的人眼里,两者是一样一样的。

武斗是文革研究(包括海外的文革研究)最薄弱的一环。尽管有少数信息和证据被采用,但是系统研究却太缺乏。因此我们今天还不能根据系统可靠信息基础上的研究来讨论,但我觉得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切入点可以思考和分析问题:1武斗对谁有利?谁有优势?2武斗的地点通常在哪儿?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有军队(不仅是武力,还包括执掌地方权力)支持的保守派有武斗优势。武斗对他们最有利。

第二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武斗发生地点往往是被动一方所在地。比如,我所在的江西省吉安市,自1967年5月开始,武斗就不断。有心人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发生地总是在地区卫校及其周围。地区卫校当时是造反派的集聚地。既然如此,上门来武斗的应该是主动方,而守在家门口的应该是被动方。否则,打人的天天在家里等挨打者上门来找打挨,挨打的天天送上门去挨打,这样荒唐的事情会发生吗?那么,谁是武斗的挑起者,需要很高的智商才能判断吗?

赣州629武斗及其前后的江西省武斗,促使毛、周直接派外省部队入赣制止武斗。这也是毛泽东当时提出要武装左派的背景。济南部队和广州部队进入江西之后,抚州发生支持保守派的地方武装人员的抵制,周恩来将其定性为叛乱,直接命令野战部队平息之。如今这些当年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被官式文革叙事屏蔽,仅仅把在老毛“武装左派”指示背景下提出“文攻武卫”的江青当做了替罪羊,把她喊这个口号定为大规模武斗的原因。这个逻辑根本不能解释,为什么江西省大规模的武斗,最残酷的死人最多的武斗,会在6月份发生。难道7月份(江青7月22日发表要文攻武卫的讲话)发生的事情,会是6月份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吗?难道结果会在原因之前吗?不需要高深的哲学讨论,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只能在结果之前。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与赣州和江西省对造反派的镇压同类的,还有后来更加残酷的广西大屠杀和道县大屠杀。如果要为这种屠杀辩护,就等于为蒋介石的“4.12”大屠杀辩护。

文革前,我一直不太理解毛对历史上的“让步政策”的否定。是目睹文革中对造反派的镇压,从此对中国历史上让步政策的有无真假有了顿悟,使我对毛断然否定的缘由有了一些感性体会,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残酷和黑暗有了透视的机会。

李九莲是造反派,74年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77年镇压李九莲等人也就是镇压造反派,这是问题后面的实质。在当下中国统治话语下,这是一个也许不便明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坚信李九莲没有错,坚信虐杀李九莲钟海源是错误的,你就不能永远回避这一点,你就必须正面解释这件事情。

 

李九莲再次反思文革的“三查”,也是镇压造反派的运动

67年的武斗并没有把江西造反派全部打趴,反而走向它的反面,武斗之后一个月造反派在毛中央的支持下取得胜利。是一年之后,程世清靠着其他几个战役,特别是“三查”运动,才把江西造反派基本上打下去。

在《中国的眸子》中,胡平描述了当年赣州的“三查”运动,特别是瑞金兴国等地的“大屠杀”。胡平认为,这引起李九莲对文革的再次反思。

作为与李九莲同是江西省66届老高三毕业生,与李九莲一样,我们对程世清的不满,最早就是源于对“三查”的不同看法。

可以说,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将来最经不起历史审查的,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等运动,在江西就是“三查”运动。今天看来,江西文革中的“三查”运动,整人无所不用其极,死人无以计数。这是程世清最大的罪错,是江西49年后规模最大的人权灾难,也是促使李九莲一代人愤怒和觉醒的主要事件。我读到胡平书中所写赣南的群体性暴力和遍地开花的假案,特别是所谓“反共救国军”假案,触动我的记忆。这种所谓阶级斗争是如此雷同,当年我所在的吉安也是如此。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吉安县反共救国军假案,牵扯大批干部群众,甚至包括当时已经上调中央的干部,就是后来那些欢呼枪毙李九莲的人炮制出来的。我认识的一位与钟海源性格类似的女性造反派,仗义自费上京告状,幸运成功,解救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其中有一位文革前夕已上调中央机关的干部对她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尽管如此,77年她也遭受了与钟海源等人类似的命运,判刑坐牢,一直到李九莲平反后才出狱。

文革暴力,特别是死人,有两个高潮。第一个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前后,即血统论最猖獗的所谓红八月时期。卞仲耘和老舍等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死,就是这个时期;北京大兴县的屠村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第二个高潮,是1968年下半年至1971年前后,这个时期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至于这个暴力致死的责任者是谁,我仅说一个简单事实:前一时期,造反派组织还没出世,后一时期,造反派组织基本解散或者被镇压下去。而文革后多数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影视作品,却总是掩盖或篡改这个基本历史背景。比如,有本很著名的书说,九大是造反派的会议。这个奇谈怪论有很多追随者。这个结论不顾一个基本事实,九大召开时,除开上海和极个别省份,造反派组织已经全部解散,头头和骨干多数已经被整肃,有的甚至已经关起来,一般只在革委会留下少数“花瓶”。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1968年8月毛泽东正式抛弃北京学生领袖之后,而有的地方或部门则更早,例如外交部,早在67年秋天造反派就已经被整肃(最近看到长期担任张闻天同志秘书的何方老人的文章,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实际上多数省份镇压造反派的头头们倒都是九大主席团成员。仅以江西(类似江西情况的不是少数)为例,镇压造反派的程世清就是代表团团长。如果这样的组成也可以说是造反派的会议,那造反派的意思是什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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