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以下简称《潘》剧)已经上映好长时间了，网上的评论也出了不少，所以剧情我就不在这里复述了，只说说我的看法。
“这届人民不行？”
冯小刚，应该还有编剧刘震云，在这部电影中流露出来的对底层百姓的鄙视，以及若隐若现的对“难缠的女人”(借县法院院长王公道之口说李雪莲是小白菜、潘金莲、窦娥三位一体)的厌恶，是我观影过程中最不舒服的感觉。
在《潘》剧中，包括女主角李雪莲在内的底层百姓，没有一个能够让人看到希望，也没有一个给人留下美好印象。李雪莲的特点是“作”，不作不死的“作”。她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她自己造成的，是她自己要钻政策的空子搞假离婚，结果弄假成真，愿赌却不服输，于是拿出往死里“作”的劲头，踏上了漫漫上访路。按照冯、刘的设计，李雪莲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她后来的遭遇就无法获得观众同情，不理解她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牛骨汤店”不去经营，偏偏要瞎折腾?有意无意之间，反而对那些被她折腾得坐卧不安的“无辜”官员产生了同情。
一直暗恋李雪莲的厨师赵大头，总是李雪莲最困难的时候向她提供帮助，正是他在北京收留了李雪莲，才使得李雪莲能够得见一位常委级首长“天颜”，导致了从市长、县长到法院院长一系列官员被免职，李雪莲也因此在光明县获得了特殊地位。赵大头受她连累被公安部门调查，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了。这样一个人物，本来可以被塑造成一位重感情、能担当、厚重可靠的男人形象，成为底层社会道德的一个代表，不想赵大头最后却被表现成不仅利用李雪莲对他的好感占人便宜，而且还要将结婚作为筹码解决儿子的工作转正问题，完全是一副市侩嘴脸了。
至于影片中出现的其他几位男性，李雪莲的弟弟，当他得知姐姐要杀自己的前夫(要杀人，这意味着姐姐的精神或心理出现了严重问题，正处于严重危险中)，居然无动于衷，根本不想如何救救姐姐，帮助姐姐渡过难关;胡屠户，一直垂涎李雪莲的美色，为了能够和李雪莲“做那事儿”，不惜去杀人，并在先“做那事儿”后杀人还是先杀人后“做那事儿”以及“弄你一次”杀几个才合算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最后范伟扮演的果农，发现李雪莲要自杀，却是只要别在我的果园里上吊就行，他甚至十分“热心”的为李雪莲指点竞争对手的果园，说那里才是自杀的好地方……
这就是冯小刚镜头中的底层百姓，全都具有一种“愚蠢的狡猾”——他们并不懦弱，更谈不上老实巴交，个个诡计多端，没有道德感。但在精英的眼里，他们的狡猾反而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愚蠢。简言之，他们全都被漫画化了，这和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对农民的表现如出一辙。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笔下的阿Q不也是很可笑吗?华老栓不也是很愚蠢吗?表面看起来的似乎是这样的，但鲁迅对阿Q、华老栓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怀有深深的同情，同时也寄予深深的希望，而冯小刚、刘震云以及当代的主流文艺精英们，则是带着一种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用戏谑、嘲弄的方式来表现李雪莲、赵大头、胡屠户之类的底层百姓的。
实事求是的说，冯、刘对底层百姓的漫画化，是近三十多年文艺舞台的一种常态。就其基本动因而言，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舞台上那些具有充分主体性以及创造历史主动性的工农兵形象的一种反动;就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言，底层百姓形象的“弱智化”、“非道德化”，反衬并且有力论证了精英掌握国家与社会主导权的正当性、合理性。
（炎黄之家womenjia.org火草很赞同上文观点，陈建斌的《一个勺子》也是这种垃圾，为了装逼，生硬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为悲惨而悲惨，现实主义没那么悲惨，人们也没弱智到那程度，没坏到那程度，影视圈这些傻逼偏偏就生掰硬扯弄个东西出来。难道现实主义就是故意不合理的黑暗化？用这种荒诞应对来刻意勾引观众悲情，这是编剧导演把现实中的中国人当傻逼了吧。冯刘陈都是典型文艺傻逼，憋在自己小圈子里，肤浅无能还想要装逼，无非就是打了自己脸。不过居然还得了几个电影奖项，由此可见这个圈子里都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