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催生系列惊世考古大发现:陶寺、良渚、石峁、石家河

作者:钋化镭 来处:知乎 点击:2018-06-07 10:22:45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从田野考古出发,结合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和技术手段,对中国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的重要遗址进行探勘、挖掘和剖析,以求找到文明社会起点的研究工作。(炎黄之家womenjia.org火草按:本文原附图见文末的原文链接)

震撼世界的关键词:陶寺、良渚、石峁、石家河

探源工程和仰韶、龙山时期四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有着玄学般的关联。陶寺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预研究开始之际;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刚刚 展开之际;而石家河遗址的新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刚刚结束之际。只有石峁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进行过程中发现的,然而却带有明显的意外 性。可是,这些发现又多多少少与探源工程有一些关联。

回首新世纪以来18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其实很难说得清到底是探源工程催生了新世纪以来一系列的惊世考古大发现,还是这些考古大发现谜一般地接踵而至,“砸”在了探源工程的脸上。但是我相信,百年以后,当子孙后代回首探源工程开启后的一幕幕,心情一定会像是在看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大片——令人不解,却又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探源工程立项之前的预研究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中原地区。所考察的对象还主要是河南的古城砦、王城岗、二里头。在中原地区之外,王巍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非常琐碎,主要是收集了一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说直到探源工程启动的时候,“中原中心论”还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尽管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早已提出,但当时并不算是所有考古人内心深处最为敬信的思想)。当时也绝没有人料到,历史正在以最不可思议地方式发生着剧变。

考古大发现:陶寺

就在探源工程展开预研究的同时,2000年,山西陶寺遗址爆出了重大发现,初步确认了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到了2003年,又发现了中期小城、中期大墓以及“天文观象台”。尽管很多现象令人迷惑,但陶寺古城的发掘,使得人们对中原文明的起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基点。

图1. 陶寺遗址巨大的观象台遗迹。注意图中呈弧形排列的土墩(15的个白色方框)。在弧形列墩的西侧,有一个圆形的土墩(注意大圆坑左边,图片正中靠近城墙处,颜色稍深),被认为是进行日影观测的观测点。根据日出所在的土墩之间夹缝,就可以大体确定不同的节令(冬夏至、春秋分等等)

图2. 经过计算,考古学家发现,“观象台”上土墩的夹缝,可以对应到地球绕日运动轨道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陶寺古城不仅仅是考古发现的第一个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城址,而且还拥有比较严谨城镇规划,出现了带有旋梯的仓库,15米深的水井,带有蓝彩的宫殿装饰,而且还出现了“长度度量衡”的装置。

图3. 陶寺中期小城发现的大墓,墓坑长5米、宽3.7米、深8.4米,是中国范围内在殷墟王陵发现之前,考古所确认的最大的墓坑。其中配有壁龛,出土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可惜的是,在陶寺覆灭之际,所有的大墓均被入侵者捣毁。

图4. 步瑶,发现于陶寺大墓。

图5.彩绘龙盘,发现于中期大墓

图6. 彩绘陶簋,出土于中期大墓

图7. 砷青铜齿轮,出土于陶寺中期小墓

图8. 红铜铃,出土于陶寺晚期一赤贫者墓葬

去年,陶寺遗址又发现了围绕着宫殿建筑群的“宫城”遗迹,该宫城不但配有宏伟的“门阙”,根据以往的发现来看,它还拥有一圈护城河以及吊桥。种种迹象都显示,在临汾盆地曾经存在着一个繁荣的复杂社会。

在陶寺遗址考古获得重大发现的背景下,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了第一阶段。按照既定计划,探源工程围绕着中原地区展开,选择的年代区间是耐人寻味的2500B.C.-1500B.C.,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到商朝建立的这段时间。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史学传统观念仍然对探源工程有浓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第一个分支课题就是确定各考古文化的精确测年。看上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指导思想此时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即建立一个精确的“年表”)。

第一阶段比较重大的研究成果是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精确化,对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各地的年代框架进行了调整,根据张雪莲、仇士华等人的C14数据,二里头一期的起始年代被下压到1750B.C.。

到了2006年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年代选择在3500BC-1500BC。从年代选择上,可以看出考古工作制定者已经开始摆脱神话传说的影响,转而根据考古经验选择仰韶时代晚期到商代建立这一段区间作为考察对象。这一区间正好是考古学上所反映的复杂社会从萌发到成熟的时期。从地域上来说,考古工作也从中原地区拓展到长江流域。不过,“考古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从各方面来说,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都有强烈的继承性,强调各个单位对于线性发展变化的梳理。然而,即便在这个时候,恐怕也没有谁能预料到接下来的一系列发现所导致的理论变革。

考古大发现:良渚

就在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启动的同一年,浙江省考古所的考古所的刘斌在一次偶然的钻探工作中发现了良渚古城城垣。随后,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像决堤的河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系列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也应运而生。

图9. 良渚古城的卫星图像。红色框所表示的结构就是古城的城墙,其宽度达到了平均60米,残存高度为4米。注意中间的黄色矩形,它的正式名称为“莫角山遗址”,为一人工夯筑的大型土台,其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高度达到了10米,是当时良渚古国政治中心的宫殿台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

图10. 莫角山之修建(想象图)。莫角山拥有复杂的结构,在30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还有三个二层台基,其上曾经建有巨大的木结构建筑。在台基建立过程中,还预留了精巧的排水管道。

古城发现两年后,浙江省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良渚西北部的水利系统以及南部的码头设施,并且勾画出了一个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城市复合体。从规模上来说,它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图11.良渚古城西北部的人工湖。它由高坝系统、低坝系统以及山前长堤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共同作用,围城了一个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该人工湖的面积比今天的杭州西湖还要大,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蓄水库区。现在来看,它的作用可能是将山前物资快速输送到良渚古城(西北山地区域可能存在着石料,玉矿,木材或者漆树),也可能兼有防洪功能。

图12. 卞家山遗址的大规模码头遗存。这些木桩用来构建栈桥和船只的泊头,是良渚外郭城的一部分。图中所显示的码头设施残骸只是整个码头的冰山一角,而这个码头在4500年前可能延绵了两公里长,猜测其原先可能是一个繁忙的海路商业口岸。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发现良渚社会拥有大规模的犁耕稻作农业,精巧的灌溉技术,以及无所不在的奢侈品工业。仰韶时代晚期,良渚社会的制玉技术、制陶技术、髹漆技术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并且出现了区域性的统一信仰。

图13. 绞纹玉镯,出土于反山墓葬

图14. 镶玉漆杯,出土于反山

图15. 酒囊,配有玉塞子。出土于反山墓葬。

图16. 绰墩出土的细刻纹黑皮陶壶。其表面的黑色涂料可能是一种石墨涂层,雕刻上了繁复的纹饰。

图17. 神人兽面纹,这种纹饰是整个良渚地区玉器纹样的最重要的主题。赵辉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良渚社会存在着一种以其为偶像的一神教信仰。

如果说陶寺古城的发现只是为“中原中心论”聊作补充,那么良渚古城的发现就促使人们不得不跳出传统的框架来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在这之后,大量的国外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进行访问,极大地促进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国内新发现的大遗址的了解。其中,良渚遗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给很多外国学者非常大的震撼,其中就包括英国的著名考古学家柯林·伦福儒。

图18. 柯林·伦福儒在第三届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提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伦福儒是享誉世界的考古权威,早年曾经主持挖掘过克诺索斯王宫遗址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青铜时代遗址。这一次,他祭出多年前亲手挖掘出的“基克拉迪克文明”,用它和良渚做了一番对比,然后提出:基克拉迪克社会还处在酋邦阶段,而良渚社会则已经是早期国家。

2009年,在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及水利工程初步确认的大背景下,中华文明探员工程进入了第三阶段。比起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长达7年,比前两个阶段的总和还要长。工程的组织者也从科技部转为国家文物局,年代设定还是从3500B.C.到1500B.C.这个区间。

考古大发现:石峁

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第三阶段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具专业性。除了前两个阶段的年代框架和线性发展研究,第三阶段还加入了时髦的聚落考古学研究,这一方向转变,可能是受到了良渚考古的影响。因为正是在敏锐的聚落考古学的直觉下,刘斌及其团队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良渚的城墙和外郭城布局,并认外围的水利系统。相比较而言,江苏省同样拥有大批良渚时代的遗址,但是三十年来考古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对墓葬的开掘。2016年,武进寺墩遗址甚至还爆出了因为缺乏界标,当地农民误挖蟹塘,导致寺墩遗址毁于一旦的丑闻。而寺墩遗址在良渚文化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良渚古城。 后来,在一个采访中,当人们问及为何江苏没有像浙江那样,在良渚文化方面获得同等重要的发现时,林留根所长坦言:“主要还是不敢想”。

就在探源工程第三阶段逐渐展开的时候,又一项石破天惊的大发现把原本四平八稳的工作搅了个天翻地覆。2011年,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窃取文物的事件。该事件引起了陕西省考古所的高度重视,并于这一年年底对石峁进行了认真的重新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引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发现:石峁遗址周围的石墙,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战国长城,而是早得多的龙山时代城墙,而整个石峁古城的面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425万平方米,超过了此前发现的良渚古城。

最意想不到的时间,最意想不到的地点,最意想不到的遗址。

到了2012年,孙周勇所率领的考古团队,已经在石峁遗址的东门发掘出了一座规整的石城门。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确立了石峁古城的三重结构:外城、内城、皇城台。在这个基础上,陕西省考古所迅速对龙山时代的陕北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研究者们发现,当年的陕北存在着一个国家级别的强大政体。

迄今为止,该地区已经发现龙山时代的遗址6000处上,而这个数量在全国同时期的地方文化中首屈一指。而且有考古人员在采访中透露,当地仅仅能够被称作“城”的遗址就有近千座。这还不包括同样属于石峁文化范围内的内蒙古南部以及山西北部。

图19. 石峁古城的中心——皇城台。它的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而高度则超过了20米。其规模相当于迈锡尼城堡的三倍。在这个雄浑的石构建筑顶部,还有一个巨大的空中池苑,里面发现了扬子鳄的甲板。这似乎说明石峁古城的主人有着某种凶残的喜好。

图20. 石峁东门正射影像。这个城门可以说具备了历史时期中国城门建筑的全部元素——墩台,瓮城,门塾,等等,在解剖其内部结构的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数千年后《营造法式》中才具有的纴木构件。在城门附近,还发现了马面和角楼遗迹。

图21. 皇城台发现的铜范和铜刀。这些发现表明,石峁古城已经出现了青铜锻铸工业。

图22. 石峁出土的最早的石雕。其为建筑构件,是为中国已知最早的建筑雕塑。

图23. 石峁皇城台上出土的板瓦。在当时,这些板瓦是中国最早的瓦类屋顶防水构件。一年后,在延安的芦山峁也发 现了类似的板瓦。

图24. 石峁遗址所出土的小件玉器

图25. 石峁出土的大玉璋。石峁的玉璋个体都非常大,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件超过半米长。它们后来对二里头以及三 星堆的玉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图26. 皇城台遗址出土的骨针,这些骨针制作精良,很可能是石峁统治者所保护的“官方手工业”产品。

当石峁古城发现之际,严文明曾经提出石峁是“中国文明前夜”。当然,这种称谓是以二里头所谓“王朝文明”作为参照的。与此相对的,石峁的挖掘者孙周勇在其文章《石峁是座什么城》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石峁已经发展到了“王国”的阶段。随后,石峁遗址迅速成为了“探源工程”的一个子课题。

2015年,何弩经过陶寺和石峁的对比研究,得出:陶寺的覆灭与石峁势力的扩张密切相关。石峁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化国家,而且社会形态为类似斯巴达的“国家奴隶制”。何弩罗列出了几个关键的证据:

1. 石峁的玉器可能充当货币职能;

2. 陶寺、下勒、清凉寺三处贵族墓地都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系统性地捣毁,剖棺弃尸;

3. 陶寺古城在被攻破后即遭到平毁,而且出现了震慑性的大屠杀;

4. 陶寺古城在遭到征服后,出现了大量石峁文化因素;

5. 陶寺被征服后,主要的生业变成了养羊业,产出羊毛,而且到处都是石器制造工场。

何弩认为,这些令人备感惊异的现象揭示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石峁在龙山时代晚期曾经大举扩张,征服了晋南,并且奴役了当地人,强迫当地人进行石器的加工和羊毛的生产,并且向石峁输送。该理论虽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的确能够解释当前所观察到的某些重要现象。

图27. 陶寺覆灭之际,敌军在市中心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且形成了一个“万人坑”。在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女性死者,遭折颈残害致死,死前下身被刺入一根牛角,推测她生前可能是一个贵族妇女。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时代,对被征服者的贵族阶层进行折磨和羞辱,乃至予以当众的处决或屠杀,成了威慑被征服者的重要手段。

图28. 在石峁外城的城墙下,发现了大量的头骨奠基坑。考古人员分析,这些头骨多属于年轻女性。估计当时的石峁统治者认为献祭这些年轻的生命,可以令自己的国家武运昌隆。

石峁古城的重大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龙山时期社会的理论版图,令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北方地区在中华文明诞生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如何分析并且消化石峁遗址的发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显然不是探源工程所能够完全解决的。

考古大发现:石家河

而就在探源工程行将结项的2014年,沉寂多年的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就在探源工程宣布结项后的第二年,石家河遗址爆出了重大的发现,令所有的考古学者晕头转向。

经过考古学家们的不懈努力,现在我们知道石家河古城有一个更加古老的起源——在它的中心,还有一个谭家岭古城,早在仰韶时代晚期的油子岭文化,这个古城便已经建立起来,到了屈家岭文化中期,遗址扩展为石家河古城;我们现在还知道,石家河遗址并不只有城内的区区120万平方米,而是规模可以和良渚古城并驾齐驱,达到8平方公里;而且,另一个重大的事实是——石家河文化之后,石家河古城还有一段奇异的时期,尽管古城遭到废弃,但是玉器工业却突飞猛进,甚至超越了良渚的同行。

图29. 2017年新发现的石家河遗址布局。注意紫色画框的地方,是石家河遗址的城防工事。在古城北侧,还存在着两条长长的土建工程。在石家河古城西侧,还有一个规模雄伟的祭坛——印信台。

图30. 印信台遗址航拍。

图31. 印信台遗址的陶缸构件。这种陶缸在屈家岭和石家河时期是祭坛的标准配置。有的套缸上还刻有符号。

图32. 屈家岭文化中发现的蛋壳彩陶。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陶艺是整个江汉地区最为发达的技艺。

图33. 谭家岭发现的玉带钩

图34. 谭家岭发现的玉虎头

图35. 谭家岭发现的玉鹰

图36. 屈家岭遗址发现的铜矿石。经检测,其含铜量达到了94%以上,很可能经过了初步的冶炼。从铜绿山历年来所发现的采矿遗迹来看,最早的矿坑可追溯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当地尚未发现系统的锻铸遗存,因此个人推测这些铜矿石或铜锭在当地并不是为了打造铜器,而是为了出口到西北部等青铜锻铸技术较为发达的地区,形成一条跨区域的铜矿石贸易线。

图37. 鸡叫城周围的水利系统,从水渠的分布来看,这个水利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灌溉。它与良渚水利工程修建的时间相当,但是作用却大不相同。

石家河的考古发现,在当年就和陶寺宫城一起,入选了第三届上海考古论坛“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此后,考古学者张弛和刘辉在各自的论文里明确地提出,石家河遗址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甚至进入到了国家阶段。

考古大发现综述

可以说,探源工程和仰韶、龙山时期四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有着玄学般的关联。陶寺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预研究开始之际;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刚刚展开之际;而石家河遗址的新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刚刚结束之际。只有石峁古城的发现是在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进行过程中发现的,然而却带有明显的意外性。可是,这些发现又多多少少与探源工程有一些关联,至少各地考古人员受到了资金和精神方面的鼓舞。我想,探源工程和新世纪考古发现的大爆发之间,可能是一种螺旋式交替上升的关系,新的考古发现塑造着探源工程的发展方向,而探源工程也激励着新的考古发现的形成。

实际上,除了上述四大考古发现,还有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的新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新发现、龙马宝墩外城的新发现(超过270万平方米)、三星堆的新发现(三星堆一期拥有庞大聚落规模)、新疆阿敦乔鲁和呼斯塔的新发现、河南濮阳高城遗址的发现,都具有相当的震撼性。而且,这些发现都是在探源工程启动后接连发现的。

图38. 三座店石城,该城在2005年-2006年经受了系统挖掘,揭示出一座“两连城”。城中拥密布复杂的圆形房屋和曲折的道路。

图39. 宝墩遗址发现的大堤。这个大堤与后世的飞沙堰具利用了相同的工程技术手段。

图40. 呼斯塔遗址。该遗址不晚于1600B.C.,与二里头处于同一时期,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2平方公里。它的发现,为解决游牧帝国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41.河南濮阳高城遗址,面积达到9平方公里(保守来看,其仰韶-龙山时期的聚落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它始建于仰韶时代晚期,沿用至龙山时代早期,后来又成为卫国都城。从发现的陶片数量来看,它在仰韶-龙山时代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作为卫国首都时期的繁荣程度。虽然由于黄泛淤积层的掩盖,对其挖掘难度过大,但是在可以展望的将来,高城遗址势必成为下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超级遗址。

文明标准之讨论

在探源工程结项的发布会上,考古工作者着重探讨了“文明的中国标准”。同时,又将所谓城市、文字、冶炼术这“三要素”解释为“西方的传统标准”。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所谓“三要素”真的是西方的“传统判定标准”吗?我们不防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主流学术界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明定义”。

最早提出“文明”,也即“城市”判断标准的,是1950年代的戈尔登·柴尔德。他的判断标准被后世形象地称为“长清单定义”,其中罗列出了如下的几个要素:

1. 首要特征:

  (1)拥有城市;

  (2) 全职分工的出现;

  (3)社会生产盈余(以下简称“盈余”)的集中。即,大量的财富向特定的社会成员集中;而有权支配盈余的社会成员可能是“教堂”或者“政府”这样的机构,也可能是“国王”或“贵族”这样的个人,还有可能两者都是;

  (4)阶级分化:出现纯粹的劳动者和脱离劳动的统治阶层,以及中间阶层;

  (5)国家组织出现,其标志性特征是管理权的分级结构;

2. 次要特征

  (1)拥有纪念性建筑(譬如神庙、广场、城墙、城门);

  (2)拥有远程贸易网;

  (3)稳定的纪念性艺术(大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塑、绘画等等,其风格能够反映所处社会的文化特征);

  (4)文字;

  (5)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早期科学的产生。

这一“长清单”标准很快就遭到了反对,并且现在被认为是老旧而有些不切实际的,但是它所反映的人类学分析方法和基本精神被随后的研究者们继承了下来。

之后,是克拉克洪提出的“短清单定义”。这个定义所涉及的标准异常简单:

1. 拥有5000人或以上人口的城镇;

2. 拥有文字;

3. 拥有纪念性建筑;

以上三个特征满足其中两点,既可称为“文明”。

1989年,罗伯特·温克提出了“功能相依存”定义。他认为,文明之所以称其为文明,不是因为其社会功能繁多,而是社会功能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所谓“功能繁多”指的是一个社会由很多“全能单位”构成,这些全能单位可以完成所有对其生活所必需的工作。而作为其文明基本特征的“功能相依存”则具有如下特征:

没有任何一个大家庭或者村庄能够实现全部必需的的经济、社会、政治功能,缺少这些功能,社会体系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的所有单位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个单位都需要社会的其他单位提供产品和服务。注意,这里的“单位”至少是一个家庭,并且有可能是一个村庄或更大的社会集体。

这个特征换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会复杂性”,在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分工的程度的刻画。 不过,这个定义看上去太过富于弹性,缺乏必要的硬特征以支持一般性的考古结论。

1968年,威廉·桑德尔和芭芭拉·普赖斯提出了 “社会结构定义”。他们强调,一个文明社会必须要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而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 复杂社会是分层的:

  (1)人们分成不同的阶层,各阶层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程度不同;

  (2)有一个小集团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3)大部分人被统治;

2. 社会分层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

3. 复杂社会一般都拥有纪念性建筑:因为建造它们需要庞大而细致的分工;需要专业人士去掌控和协调工程的进度;需要捐税或者财富的再分配以支持工程的进行。

4.社会分层至少有三层。这个特征是整个定义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考古学中“聚落层级分化”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它提供了鉴定社会层级,或社会单位内在依存度的一个能行性指标。

比如说,一个复杂社会在考古上会显示出至少三个聚落层级:乡村、集镇、城市。在历史时代,我们会发现它与合村、乡、省、国的行政层级相吻合。而这种聚落层级分化,又可以体现在是否拥有公共建筑上。

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他们的标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桑德尔和赖斯认为,只要有城市即有国家,但是有些国家未必有城市(比如说阿纳萨基和匈奴帝国)。另外,在一个复杂社会中,社会分层是否一定凌驾于血缘关系,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分层是基于世袭制。

1992年,理查德·博格提出了所谓的“伟大成就”定义。理查德认为,文明的主要特征是:高度发达的艺术和科学。这一点可以从建筑、雕塑、冶金术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发现一个社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艺术品或者其他技术因素,那么就可以考虑该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

博格指出,之所以这样下定义,其原因在于:拥有伟大成就的社会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想要达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需要有大量的科学和宗教知识,需要专业人士。而为了供养专业人士,就需要社会能够产生劳力及财富上的盈余。最后,当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机制存在时,盈余的合理调用才成为可能,比如说通过税收、贡赋等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分层是必须的,而城市是必要的——或者可能仅仅是共同特征。

1980年,张光直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说——“浪费性”定义。

他主张,如果我们在人类学研究中,发现一个社会的成员希望将财富投入到一些不实用的领域,那么我们应该赞同说这个社会就是文明了。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属于“不实用的领域”呢?比如说纪念性建筑、宗教艺术,等等。当然,某些情况下,人们通过完成它们,间接地达到某些实用性的目标——比如说在铜石并用时代,人们建造神庙的活动。但是,在考虑“浪费”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即他们的间接目的也并非出自实用性。

为了造成浪费性,社会需要产生更多的盈余去支撑浪费性的活动。但是这些盈余不可能从单纯的农业产生出来,人们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自农业中解脱出来,获得空闲的时间。其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被说服和组织起来,以生产超过自身所需的产品,而这又需要一个精英阶层来完成。其表现是:社会财富的集中,赋予特殊阶层创造文明成就的能力,同时,特殊阶层具有的合法的凌驾地位。

张光直认为,盈余只能通过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产生。这需要社会分成不同的层级,一小部分人掌握财富,而大部分人充当劳动者;需要社会具有城乡体系;盈余由环绕城市的乡村产生。而文明社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的复杂度(例如,封贡关系?)。

这个定义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不过可能会让一个考古人做出一个推理过强的断定。实际上,这个定义与博格的定义大体相同,但是博格的侧重点在于文明成就的“质量”,而张光直的定义突出文明成就的“体量”。

1982年,埃里克·沃尔夫提出了“文化互动”定义。

埃里克提出:文明是“一个以基于霸权的封贡社会为中心的一批文化互动区域。通常来讲,在作为盈余占有者的精英成功地达成集权之后,会发展出相应的意识形态模型,而在更大的政治经济圈内,这种意识形态又在其他的精英阶层中传递,霸权于焉产生。”

在这里,“文化互动区域”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其成员之间的互动性大于与外部人员的互动性。因而这个社会群体共享相同的文化,并且与其他的文化群体相区分。“贡赋社会”指的是在某个社会当中,精英阶层占有盈余产品(所谓“贡赋”)。盈余产品来源于彼此依赖的生产者,并且精英阶层对盈余产品的占有,往往依赖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权。也就是说,社会个体、社区或者企业等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生产手段(土地、河渠、工具、矿山,等等),自己进行生产,但是必须纳贡。或者,被征服的社区对宗主纳贡。

“霸权” 是这种社会的特征。精英阶层在全域内享有凌驾地位,他们能发号施令,强制域内成员纳贡或者服劳役。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给定区域,只有单一的霸权,而非混乱的军阀相争等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能拥有多个政治经济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身的社会精英。

“意识形态模型”则将这种社会特征合法化,并且通过精英阶层的复制,向更大的范围传播。该模型与张光直的理论拥有一个共特特点,那就是多个国家之间的互动性。该理论强调文明社会中的互动性以及社会的共同文化因素,同时,亦强调精英阶层和产品生产者之间的封贡关系。

纵观以上几个重要的文明定义,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它们所具有的共通的“硬标准”。如果非要找到一些共同点,我认为只能提取出一些抽象的共同特征:比如说经济的依赖性,社会分层,政府或者国家合法地运用权力,等等。显然,我们找不到“三要素”在西方的来源,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学者夏鼐从殷墟的发现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

以良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赵辉、刘斌等人在分析良渚社会时,屡屡提到良渚墓葬分化和聚落级差所体现的社会分层,以及纪念性建筑和玉器工艺所体现出的专业分工。 更重要的是经济依赖性——以良渚遗址来说,其内部的各遗址点在全域内具有独特性,如果把它们分出来,然后孤立地放在遗址外区域,那么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良渚遗址之外,它们将不会是展现给考古学家的那种特殊的样子(遗址内涵),只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譬如说,如果卞家山码头脱离了良渚古城,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码头,因为它将失去货源和买家;如果美人地脱离了良渚古城,它也将不复存在,因为缺乏城市的管理者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它不可能被修建成一个木构水街,也不可能是一个手工业作坊的聚集地。

纵观中国“探源工程”所提出的“文明的中国标准”:“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制形成;出现了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为主要标志的都邑性城市,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暴力与战争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你会发现,这些所谓“标准”实际上都没有脱离西方已经总结过理论范畴,充其量是将其具体化了。

但是,我们需要反问自身的是:在我们判断它们是否是“文明”的时候,真的事先严格地运用了什么“标准”吗?多年以前,文明探源工程的负责人王巍曾带领许多国家的学者走访良渚遗址,他试探地向国外专家问道“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称作文明?”没想到国外学者居然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文明!如果这都不是文明,那什么是文明?”看上去,这其实只是一件心有灵犀的事情而已。(信源

网友观点:中国史前文明是巨型文明丛林,跟欧洲环地中海文明林立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史前文明时代达成的天下一统的共识,跟现代欧洲一些强国开始形成的欧洲一体化的共识,也是一样的。中国在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传说年代就形成的天下共主的概念,为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欧洲现在德法是想当共主,但离共识还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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