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的批判活动，较好地在全社会推广了一种“空想资本主义”理想，推销了一种只要政治制度一致就可以达成效果一致的简单理念。对于中特资本社会问题的来由和实际状况，拒绝深入理解和分析，全部努力集中于推销万灵药方，问题在于与中国可比性更强的国度，不管是苏东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没有达成同样的效果，这个方面的说服力缺陷，很多年来一直有人指出，但公知们持有一种“零信息输入”的自固状态里，以至于到了今日公知们的声音传播，越来越依靠倾斜的传播机会去支撑了。
主流经济学家们偏爱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为中特资本社会向着市场化和私有化每一步靠近欢呼，但是，从来都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或者市场经济都是在上层建筑的管制下运作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与公知们一样，顽固地把上层建筑的变化及其普遍影响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应该说，中特资本社会的每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上层建筑不仅主导了这个过程，而且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对于这个制度环境的内在变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家们毫无认真观察和分析，在经济学家们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只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彻底。
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公知们的努力集中于批判中特资本社会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政治制度落差”，公知们高擎“不民主”的大旗，认为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主流经济学家们则煞有介事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够彻底的“经济制度落差”，作为中特资本社会的主流舆论和最繁荣“学术”，都对中特资本社会问题的由来缺乏起码的兴趣。两者都秉持某种形式的“制度落差批判方法”，还垄断了学术界和舆论的主流表达空间，这两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拒绝面对中特资本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相关制度缺陷的内在利害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对社会问题的误诊和误判，帮助实现了现实问题的持续放大并长期得不到起码的解决。
应该说，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进程及其塑造的利害关系结构，是中特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基础的最真实制度背景。同时，以公知们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底色构成的舆论状况，算是中特经济基础的舆论环境。这两者就是与中特资本主义发生“积极胁从关系”的上层建筑。
与公知们和主流经济学的认知，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他们的看法，去指导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过程。多年来，政府的反腐工作，往往就定位为“当权派个人滥用公权力”牟取“私人利益”，与这个认识相关，还往往认真地宣称要大力推进反腐工作，最终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和“不想腐”。这样的认识，是把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社会的改造成就，一笔抹杀了，拒绝承认腐败本身就内在于经济基础中间的利润实现过程，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外部人分红”(企业外部人士按照其对企业利润实现的贡献获得分红机会)现象；同时，也不愿意反思，改革进程中间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对政策法律“零执行”模式下，官员个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裁量权”并据此获得榨取“租金”的机会，本身是中特资本社会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特殊机制的一大内在因素。
腐败虽然只是一种消极现象，但是，却内在地集合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逻辑和内在缺陷，以及其相互关系中间的隐患，说到底，腐败是经济基础改造上层建筑的抓手，同时也反映了上层建筑变革进程中间遗留下来的私人机会。说腐败只是一个官员自私自利问题的皮相看法，此种诊断意味着仅仅在监督机制设计方面着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干部队伍自身和执政团队私德问题，这样的“锅”太沉重，谁也背不起，这样的错误诊断也不可能真个治病。公知们说民主根绝腐败，主流经济学说彻底的市场化和信息透明会减少腐败，这些都是拒绝承认经济基础巨变之后，内在于基础性制度内部的利害关系结构和相应的私人机会结构的质变，腐败是寄生在这些利害关系结构和机会结构之中的。
官场腐败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部症候的某种综合体现，今天中国的腐败是非同一般的严重，要追本溯源去寻找问题的根由，才有可能看到相关利害关系结构形成过程，看到这些利害关系结构给官员留下的机会是如何形成的，没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于认识并求解问题的。
附录：整个社会都是腐败的温床
“感觉习靠抓几个人这样反腐是没用的，整个社会就是腐败的温床，抓不过来的，还有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公，比如一个戏子一集电视剧的片酬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一个企业高管年薪几千万，某些人动动嘴皮子的报酬以每分钟成千上万计，你让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艰苦朴素？”
警察也是，特别是刑警，整天冒着生命危险，结果抓到的罪犯很多都比自己过得好，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发家的罪犯，周边一堆律师，警察心理能平衡？
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就是鼓励腐败，这是事实。
大家都是社会人，都得在既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可能我们个体能抵御环境直接侵蚀，但我们亲朋好友也身处这环境，他们作为我们的关系人，会持续把压力间接传导到我们身上，你不同流合污，那就得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身不由己。
大家要生活幸福，需要大的社会背景健康，就是社会公平正义，资源分配合理，而野蛮资本主义注定不是这种良性社会，所以大家以后碰到满口市场化、自由竞争的劣种，要适当警惕，这种人其实在葬送你我的社会安全环境，不管他们是罪魁祸首，抑或只是旁边为虎作伥的小爬虫。
中特资本社会发展到今天，问题多多，核心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背后的政策法律丧失了专职的守护者力量。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低限度要恢复中央政令的通畅，让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得到尊重，终结“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背后的独立利害关系结构，庶几能够把各级官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政策和法律执行的监护人角色上来，这才是治本之道。要达成此一目标，就需要终结地方政府自找财源的利害关系结构，并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显然，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发号召是难于奏效，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帮助破解四十多年来沉淀下来的各种既得利益结构。
如果真的如公知们所期待的，实现所谓的民主宪政，留存下来的既得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就不会受到丝毫触动，这些消极现象不仅不会终结，还会进一步野蛮生长和壮大，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现实更可能被复制到中国来。终结此种以“零执行”为特点的反政治现状，解除权力与资本的恶性勾联，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真实利害关系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还需要配合民众自下而上的批判力量。
一句话，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四十多年来塑造了极为不一样的利害关系结构，这个后果也是革命性的，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就是寄生于这样的利害关系结构之中。现在，要解决各种重大遗留问题，显然需要一场真正的“逆革命”那样大的力度，才有可能撼动部分固化的地方既得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根本改变其行为模式。各种巡视组对下施加的威慑，只是事后的纠错和负面阻挡，肯定会有效果，但尚不足以确立对整个官场的正面引导作用，而如果没有对人民力量的充分动员，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调节和巡视查处，这样的改变幅度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本文摘录自老田文章《邓朱积累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简要回顾四十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塑造过程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