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信息战:美国情报总署雇佣张爱玲背后的冷战媒体美学

作者:苏真 来处:观察者网 点击:2018-08-16 17:40:57

下文以及附文详细分析了米国驻香港总领馆新闻处(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进行的对华文化心理战。其实后来的伤痕文学,就是模仿了这种操作手法,百般妖魔化新中国。

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社会主义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以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家采取了通过文学促进信息传播的方法,借助文学创作来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等工作进行宣传。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跨文化信息交流,这个有难度的工作最好由真正的东亚文化中间人来完成——张爱玲因其经历显示了太平洋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是“民主的美国”和“红色亚洲”之间隔阂的典型产物,从而成为扮演这一中间人角色的绝佳人选。在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的三年里,张爱玲将信息和美学融合到一起,使出其一贯为人称道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压缩成信息数据的碎片,运用参差对照散布信息和社会现实的意义,实现了更广泛的信息传播。但这一切不能掩盖的是,其作品内容实质就是配合美国方面进行反红色宣传。

本文将美国传播学发展简史、时代政治背景、以及张爱玲个人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而全面的研究视角。文中在对美国政治传播思想的发展、介绍张爱玲与美国情报总署的关系、以及对张的作品分析上都有详细而独到的论述,并客观论证了张爱玲的作品在1952年前后的创作形式与风格上出现较大转变的原因。同时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在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对于张爱玲几乎一面倒的积极评价之下,这位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和写作目的、特别是她1952-1955年所写的作品,其书写背后却隐藏着与其“美国政府宣传代言人身份”的多重联系,这也是我们重新解读张爱玲不可忽视之处。

文章原刊于《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2期!(更多可阅读炎黄之家womenjia.org《张爱玲受热捧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1952年底,张爱玲申请了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的工作在此前的三年里,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出现了困难。尽管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就拥有了上海最知名作家的声誉,但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军事胜利,她的写作受到了威胁。张的作品讲述中产阶级的故事,具有现代主义风格,这和愈发被政府认可的左翼无产阶级美学标准发生了冲突。张爱玲对自己在大陆的前途没有什么把握,她便去了香港,在港大复学。香港是英美情报人员[1]设在中国的“监听站”,张爱玲在香港出现,引起了美国情报总署驻港机构的文化工作处处长理查·麦卡锡的关注。麦卡锡对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熟悉,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对其作品也很欣赏。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招募这个“文学天才”,完成美国的东亚情报部署任务[2]。1951年底,麦卡锡跟踪张爱玲,来到她的住处,劝她申请一个翻译的职位。张爱玲的申请被接受了,第二年春天她便开始了工作。

张爱玲在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的三年里(1952-1955),写作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一转变长期困着研究她作品的学者们。张爱玲入港前和离港后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矛盾对立,让他们感到困惑: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张爱玲一律用中文写作,她运用独特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主要写短篇小说。1952年以后,她转为用英文写作,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发表了一连串小说。张爱玲大概是1955年移民美国,开始以美国小说家的身份写作,比较成功。她似乎放弃了在上海时的写作方式,全身心投入为美国读者写反共的通俗小说。于是,学者们把张爱玲1952年前后的作品隔离开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写作是无法联系起来的。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偏重张爱玲早期的汉语写作,而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却主要关注她用英语创作的美国小说。无论作为哪一派学者,还是作为一个读者,在他们看来,这位与众不同,名叫张爱玲的人总是具有两面性,是一个有着两个名字、两种人生、两段历史和两种写作生涯的作家。

张爱玲突然转变成美国作家,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对张爱玲进行深入的考察。解开这个谜团,对解释冷战前期美国的政治策略、美国文学史和传播学的兴起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很有价值。没把握住港大复学的机会,导致张爱玲融入到一个新成立的国际媒体体系之中,该体系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冷战行动十分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人们才能更好地解释张爱玲转变成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这一问题的本质。作为译者和作者,张爱玲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还显示出那个时期的信息和文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此期间,文学被视为传播信息的有效工具。最终,张爱玲的一生与政治分不开,因为她的经历让美国在东亚的帝国野心昭然若揭,同时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怎样招募像张爱玲这样的流散作家开发新的写作模式,而这一新的写作模式对遏制“红色”中国至关重要。

本文将对三个相关的论点进行详尽阐述。第一,美国情报总署在香港及更为广泛的亚洲部署的行动,是50年代美国信息理论极为重要却又遭到忽视的一个部分。最近出现了一个学术团体,专门研究控制论下的信息理论兴起问题,该研究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出资,这个学术团体还关注瓦伦·韦弗诺、伯特·维纳及其他学者的经验主义研究。[3][4][5][6] 该学术团体以大西洋派为中心,密切关注美国和欧洲科学家之间的联系。这些科学家致力于构建一个由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反苏“全球联谊会”[3]。就这样,在由中国引发的一系列不同寻常问题的驱动下,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了。在东亚实施信息-传播理论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为在该地区从事实际工作的特工服务。香港的情报工作人员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的对手,他们比俄罗斯人更神秘莫测,在东亚的情报战中,这个对手似乎胜过美国人。美国的特工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上级传下来的理论,不久,他们根据当地情况修订了信息理论,并在太平洋地区实施。

第二,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情报总署把重点放在拓展信息自身的文学空间上。这与洛克菲勒基金及其他地区对应的大西洋派项目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在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所做出的科学性突破的带动下,试图运用信息理论中的意义的概念或语义学,而此时,传播学的学者们,如威尔伯·施拉姆,却把太平洋地区的情报工作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所持的信息观也就更加灵活,他们认为信息保留了情感和意义的痕迹。施拉姆是本论文的核心人物,被普遍认为是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和他的同事,如香农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不一样,他最初接受的是人文学科的教育,获得了英语博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工作了几年,担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他似乎全力以赴地将经验主义的信息观和人文主义的信息观融合起来[7]。这样看来,作为施拉姆的朋友和同事的麦卡锡,转为雇佣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家来振兴止步不前的美国东亚情报计划,完全是件不足为奇的事。美国的情报工作人员和理论家们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很高,又具有中国民族志方面的知识,能够对美国情报总署的这一实证工作有所补充。最终,关于文学与信息的一个新的观念从麦卡锡与张爱玲的邂逅中产生了。

最后,重点阐述美国在控制太平洋地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的、有关媒体和信息的一些特殊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有效地反映了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所进行的冷战的理解。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很有诱惑力。广袤的中国代表的是“7亿潜在的客户”,可以为美国公司谋利。[8]然而,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军事胜利,“中国失守了”,中国也由潜在的经济伙伴变成了政治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头脑人物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因为它比俄罗斯人口多,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比俄罗斯大。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担心中国会煽动更广泛的东亚民族解放运动,把“自由亚洲”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打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平衡。为了应对中国所带来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研发了先进的通讯设备对抗中国的“红色”宣传。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没有布置支持民主的“地下组织”,搜集情报很困难,不像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那么容易。有鉴于此,美国人创建了极为灵活的传播理论,强调文学的作用,雇佣像张爱玲这样的文化代言人。[9]张爱玲的经历揭示了冷战历史的新层面,显示了太平洋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它让人们关注,在50年代文学被当作武器用来挑战和消除中国宣传的这一过程。

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文学信息战”。科技和媒体是信息战的决定因素。“文学信息战”的概念相对比较新颖,近年来这一概念变得更为具体。美国国务院先是发明这一术语,1993年再把它用于自己的战争策略中,在此前的50年代的心理战战术中,美国国务院所实施的是这一概念的原型。[10][11]信息战发生自冷战伊始,本文对其文学系谱进行追溯。我认为,文学信息战自产生之日就是人们在新的通讯技术时代里对文学功能的用心反思及投入。有学者证明,对信息理论的阐释离不开文学史。在此我提出,在设想信息被用作武器的时候,文学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12][13][14]。恰恰是在太平洋地区,在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冷战对峙中,文学信息战拉开序幕,如今这场战争意义更深刻,也更迫切。

香港的美学信息

1951年,张爱玲来到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工作,时值该机构刚刚成立,与其前身相比有明显的进化。该机构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克里尔公共信息委员会(CPI)。一战期间该委员会成立,旨在鼓动民众对战争的热情,但随后该委员会解散,因为“宣传”暗示操控,因此民众对“宣传”理念越来越感到不安。然而,二战期间该委员会以作战咨询局的身份再次出现。与CPI相比,OWI(战争信息办公室)在做宣传时更依赖事实,因此远比CPI受到民众欢迎。为了对付德国在欧洲的宣传手段,美国政府组建了一个通信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拉扎斯菲尔德和卡尔·霍夫兰等人。这些专家研究心理战,并发明了大众劝导新模式。[15]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当然,这就标志着美国传播策略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看起来与以往不同:美国不再有显性的敌人,它的敌人更多是概念上的,是以俄国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敌人。此外,美国政府好像是对过去十年里激增的新媒体技术,包括半导体、电报和电影等刚刚有所认识。这两方面的变化推动了美国情报处的创建,该机构致力于通过新媒体形式与手段对全球信息进行控制。这就是说,现在的世界似乎被混乱不堪的文字所充斥,这些文字来自无序的、无边界的媒体战场。为了战胜共产主义,美国政府需要占有这块阵地,即:操控这些文字的意义,引导它迈向民主的目标,服务民主的巩固。1948年,哈里·杜鲁门签署了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情报处和其辅助部分从此产生。[16]

杜鲁门对美国情报处只不过是一时兴趣,倒是1952年新当选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把美国情报总署在美国冷战政治策略中的地位提升到核心,增加了对它的资助,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成员。更为重要的是,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让艾森豪威尔在思考问题时更加理智。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写到:“情报总署的作用是创造性地描绘美国政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法愿望之间的联系。”[9]他召回了许多曾为OWI做过贡献的学者,推动了信息领域高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复出的核心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爱德华·伯耐斯和哈罗德·拉斯威尔。由于性格和研究方法不同,他们开始单干,然而,阐释大众传播的影响、对其进行实证研究,这一共同目标又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大众传播本质上是社会科学,因此,他们经常采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信息的概念在这一研究中至为关键。像拉扎斯菲尔德这样的学者,还特意把propaganda(宣传)换成information(信息),就是为了让人们关注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的、而非意识形态的意义。(102)从词汇学的角度解释这一转换就是,一战中propaganda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而新组建的美国情报总署想撇开这一传统。还有,这一转换又显示了在未来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词汇战争”中,“事实”成为传播最可信赖的盟友。[17]美国国务院的领导层坚信,要赢得那些有着外国文化背景、心存摇摆的人民的支持,事实比谴责和没有佐证的论断更有说服力(102)。

美国情报总署强调事实,而不是宣传,这一作法主要来自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这位著名的定量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美国情报总署和其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的发展中发挥了其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的思想传播的“两步”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在美国情报总署的工作中最为明显。拉扎斯菲尔德在该理论中提出,新的观念首先在媒体中出现,然后被政治或社会精英诠释和再诠释,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观念传播给大众。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现代社会十分复杂,因此这一过程必不可少,而且很有价值。新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突然出现,将战后的世界变成“黑暗和混乱之地”[7]。在此背景下,信息机构可以帮助现代的人类在自身的环境中为自己定位。信息机构为这么一个人类个体提供帮助,它条理清晰地告诉这个人,这个世界尽管很复杂,但其组成部分是可控的。在广泛研究基础上,拉扎斯菲尔德指出,“间接、详细的事实”对普通男女更具吸引力(120),而且,事实可以为解释复杂现象提供典型。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在传递这种事实或信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无线电,就是通过对整套话语进行压缩来传递信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呼吁用科技的力量来解决现代性本身给人类造成的迷失。

对信息工作,拉扎斯菲尔德采用自上而下观念一致的方法。然而,这一方法一提出就几乎立即遭到了该研究领域工作人员们的反对,他们发现这一方法弊端很多。1953年,利奥·博加特和施拉姆两人都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他们在访谈基础上对美国情报总署的协议书进行集中调查。调查发现美国情报总署的特工们是一群不满的家伙,特别是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最让工作人员们感到不安的是,尽管拉扎斯菲尔德做了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宣传策划者的角色》[18]这样的战术手册,所有的决定都是外勤特工们临时做出的。以至于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到,“情报总署罹患集体分裂症”[19],他们无法确定一个单一的行动方针,而最终结果就是,美国情报总署像是在众声喧哗,令人不解其意。[20]

这次采访显示,发生危机的根源是没有足够的信息观念,包括怎样理解和运用信息。情报总署的员工特别是那些最不满意的员工,感觉他们的工作就是盲目地搜集数据,视野狭隘。许多人没有掌握搜集数据的方法,不知道他们所发现的是什么,抑或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此外,他们发现对信息进行统计、提取并还原成事实都是白费力气,也过于简单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法分类编号。总之,美国情报总署的特工人员汇报称,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信息机器上的一颗螺钉,所做的事儿跟最终产品没什么密切关系。情报总署的员工们之所以不满意,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宣传策划者的角色》这样的入门手册,这些手册为特工们提供了一套通用指南。尽管这些小册子承认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各式各样,且数量庞大,但作为特工人员,他们仍然要把这样的信息进行提炼,“对其要旨进行说明”[18],或把它们简化成容易消化的信息,以便将它们进一步提炼成声音碎片方便无线电播放。《宣传策划者的角色》尤其奇怪的地方是,它与自己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有冲突。手册规定,在一个报告中明确了的事实必须能够证明另一个报告中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为所描述的事实建立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密室,任何可能与室内事实相矛盾的信息都无法进入。最终结果是,报告可能会循环反复,而循环反复的危险性手册里是指出了的。

这类性质的问题在美国情报总署设在东亚的各办事机构表现的最为明显。情报总署在中国没有布置线人网络和支持民主思想的秘密组织,这就使信息在情报总署的回音室里更加噪杂,更加深刻地被人所感受。同时,集中调查又发现,西方种族主义对亚洲文化的偏见,如同洪水般泛滥,如,因缺少有关东方文化的实际数据,“东方的儿童心态”的断言便取而二代之。[19]美国情报总署的大多数外勤特工是白人男性,他们发觉很难融入到重要的场所,比如乡村,因此要获取有关中国的可靠情报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更加让人感觉到,美国情报总署与现实相脱节。

美国情报总署驻亚洲办事机构需要有新的、观念上的指导,博加特研究项目的共同主办者施拉姆打算填补这一空白。施拉姆被普遍认为是传播学之父,他在这个领域撰写了十多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包括《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21],并且在伊利诺伊大学、爱荷华大学和史坦福大学成立了重要的传播学系。很多人把传播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朝气蓬勃的局面归功于施拉姆的个人魅力、组织才能、大量的著述以及对研究生的培养。然而,他早期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却是文学。20世纪40年代,他获得了爱荷华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和其他职务,并和保罗·安格尔一起成立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施拉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上升得如此迅速,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他明确地放弃了自己的人文教育,并投入到被人们认为比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大的研究领域。有些人,如朗·鲁宾,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施拉姆决心放弃与人文学科的联系,并巩固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资格。

这些说法很多并没有错,然而施拉姆的部分魅力以及他能够从诸多同事中脱颖而出,如和拉扎斯菲尔德相比,更准确的原因是他的人文学的背景。这一背景为迅速成为纯粹是基于数字的学科带来了所需要的主观主义元素。施拉姆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一部分雄心是告别他早期的“薄弱”的文学教育,另一部分则意味着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传播学领域的论争产生影响。想想那本《大众传播》[21]的前言,里面就明确指出该手册是为美国情报总署所做。该书表面上是有关传播学的一般概念,以及怎样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然而,它鼓舞了人们讨论传播的热情,让这本书变成一个国际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这一点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施拉姆[21]认为,传播学的目标是在国与国之间构建一个“交际链”,如在美国和朝鲜之间,这两个国家一直就缺乏牢固的联系。该项工作的“特殊困难”在于, “在由不同规范所确定的文化之间或主观的个体领域之间”,寻找“意义转换”的方法。在《大众传播》的第一篇文章里,施拉姆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对文本怎样通过将信息进行编码以转换其意义进行了探索。他写到,交际是通过信息产生的,信息必须进行编码,编码即形成“文字”,有文,交际才能“行之更远”,即将这些信息以最理想的方式传播下去。施拉姆画了一个“重叠的圆圈”的图像,图像中的每一个圆圈都代表一个文化,该文化与一个更大的“知识的公共空间”相关联。然而,有的文化却与这个公共空间几乎没有重叠,这样它们之间就需要增添一个中介,对信息进行编码,弥合两者之间的“距离”。[21]

《大众传播》的导言部分惯例式地引用了香农的著述,然而香农的东西更像数学,读起来枯燥,而施拉姆却引用了一连串的文学典故,如从《伊利亚特》和《飘》拈来的典故,这样他的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为此他更加坚信,文学也许比任何其他文本类型都能更好地完成编码工作。他认为言简义丰的文学文本可以极大地提高意义转换的效果,弥补文化的迥异和民族的不同所产生的隔阂。[21]留存在施拉姆脑中的人文知识此时看起来像是个小小的意外。但如果人们参照早期的文学作品语料库,施拉姆喜欢把文学作品视作某种交际对象,他的这一兴趣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施拉姆[21]写了篇论文——《富于想象力的写作》,向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集《文学研究》投稿,该刊物的编辑是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时的导师——诺曼·福厄斯特。文中施拉姆强调,文学作为媒介,不仅感知现实,还积极主动地塑造现实,施拉姆就这样回应了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还有其他学者们的早期构想。他把这一构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将文学描绘成一个“活跃的东西”,通过“融合、浓缩和强化”的方式运作。[21]在此,施拉姆将文学文本看作一个“制造现实”的对象,制造的过程是按着它自己的形式和结构进行的。文学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目的给现实重新注入活力。

施拉姆大量借鉴了了肯尼斯·博克和其他美国早期的文学批评家的著述,观点依然落后。然而,这些观点在他为美国情报总署所做的情报工作中就显得很有创新性了。如果我们把相隔只有短短十年的《大众传播》和《富于想象力的写作》放在一起看,有关传播学和信息理论的一个新视角便会出现,这一视角是与美学问题同在的。施拉姆从威廉·保尔森[22]那里借用了一个短语——“美学信息”,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交际理论。按着该理论的设想,文学具有独特和优越的性能,可以渲染、塑造和传递信息。保尔森提醒我们,文学文本的符号自文本产生之时就具有多样性;同样,施拉姆认为,如果交际就是编码,那么,编码最好的媒介物就是代码丰富的文本。施拉姆实质上是颠倒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框架,即:他不是通过文本把现实提炼成压缩的事实,而是通过文学让现实复活。

施拉姆的观念对美国情报总署驻港机构的日常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算的,可是,因没有足够的记录,要证明这些影响并不容易,然而,我们却可以观察到施拉姆观念的渗透力。在某一程度上,这些观念为让美国和亚洲的情报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变得更为宽泛的功能具体和明确起来。施拉姆带头为美国情报总署审查和制定了新的惯例。

他再三被要求为国务院做研究,如:他写了《四篇宣传理论工作底稿》,这些研究对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施拉姆对亚洲有格外的兴趣——台湾、朝鲜和中国为检验他的理论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同时,这样的环境对于他的竞争对手,如卡尔·霍夫兰等人来说,是相对没有涉足的领域。在朝鲜,他对共产党对士兵进行宣传的效果进行现场研究,后来他又作为驻夏威夷的中-西方研究中心成员对亚洲新兴国家的大众媒体进行探索。对施拉姆而言,东方是他的一个伟大事业。同时,他又牢记文学体系在自己阵地中的重要地位: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他和作家工作坊的合作帮助他澄清了自己对写作和交际的看法,他的观点也就是在那里得以孵化。1955年,施拉姆转到伊利诺伊大学,但与工作坊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作家工作坊在恩格尔管理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助。我在此所概述的是一个统一的制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外交政策、文学和传播研究共同汇合在施拉姆的著述和事业中。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施拉姆的文学与传播学融合理论似乎与那个时代的总体思路不相协调,后者强调的是,信息研究要有坚定的实证态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施拉姆在很多方面仅仅是在恢复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美国国务院的项目,即努力通过文学促进信息传播。1937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文化合作部”,协调美国和战时战略地区如中国之间的联系,通过文学传播,宣传民主之类的美国的政治价值观。[23]为该部门服务的特工人员,如费正清(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比任何其他的媒体都能更好地传播复杂的观点。此外,该部门还赞助、邀请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作家作为客座作家,如曹禺、老舍和郭镜秋。

美国政府二战后解散了这个部,施拉姆在驻港的美国情报总署中国分部里仅对它的重要部分进行了恢复。有几个作家,如郭镜秋,从文化合作部的战时项目中招募过来,继续为国务院的美国之音工作。其他人,如理查德·吉姆和聂华苓,施拉姆则通过自己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关系把他们弄进美国情报总署工作,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50年代邀请了许多亚洲作家。[24]在施拉姆看来,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跨文化信息交流这个有难度的工作最好由真正的东亚文化中间人,如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完成。冷战在“民主的美国”和“红色亚洲”之间制造了隔阂,而这些作家本身就是这种隔阂的产物。他们通过写作进行各种文化斡旋,并完成弥合这一隔阂的目的。张爱玲在美国的前几个月做新闻报道,汉译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如《老人与海》。

张爱玲将信息和美学完美地融合成一体,这让理查德·麦卡锡为很兴奋,他立即把张爱玲的成功告诉了爱荷华大学的施拉姆。施拉姆的回答是:让她写本小说

被调解的低语世界

然而,要是把张爱玲看成一个听话的工具,为美国情报总署及其所确立的各种目标工作这就错了。张爱玲不仅仅是麦卡锡的工具:她是以一个成功的作家身份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的,在此之前,她已经在中国树立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形象,对写作和信息也有她自己的清晰思路。本节,笔者对张爱玲的一部分传播理念进行重新构建,论点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上海为张爱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她可以对新的媒体模式和信息进行思考并进行理论构建,后来她把这一思考和理论带到了美国情报总署驻东亚机构。

本文的卷首引言出自Written on Water(《流言》),是张爱玲创作的关于艺术和人生的散文集,于1945年出版。该散文集出版之时,立刻在上海引起轰动,并成为战争时期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今天,这本散文集被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视为最优秀的中国现代散文之一。这本散文集之所以能吸引读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极有可能是因为它对一个剧烈变化和动荡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和微妙的描绘。有些剧变描绘得很明显:20世纪早期,上海被一伙西方列强变成了半殖民地;40年代,在二战东亚战区的关键时期她又沦为日本的军事占领区。有些却表现得比较微妙: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场所。很少,如果有的话,还有其他的中国城市比40年代的上海更能从容不迫地面对这种文化冲突,而这样的表现主要来自上海的贸易和消费。上海有着异乎寻常的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尽管种族相异、社会阶层不同的人各居一隅),令人瞠目的,一应俱全的西方商品也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此外,除了偶尔的新闻出版禁令外,上海成为众多出版物的发行地和写作场所,同时也刺激了生机满满的流言文化。张爱玲的散文运用比喻、意象和象征,抓住了这座城市的感觉,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25][26]。

就在《流言》的首篇里,张爱玲勾勒出一种写作理论,阐明了文学文本的功能,它是一个“活跃的东西”,能够容纳、协调和表现相互矛盾或相互对照的意象和观念。张爱玲认为,这种协调功能向人类释放出一种特定的情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27]

在第二篇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对自己把这种美感融入写作做了说明。她写到:“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27]这种美学效应表明,文本可以容纳,然后释放瞬间的、强烈的和纯粹的“现实”。张爱玲认为,“现实”或“真实的”就是瞬间和谐的矛盾幻象的离散时刻。在融合的瞬间,一个更广泛的现实形象悄然而至,它被微缩并保存在文本里。在这“参差对照”的时刻,读者推断出整个现实的意义。

通过对文本内的整套信息进行压缩来再现现实,张爱玲在这方面领先于拉扎斯菲尔德和施拉姆。中国学者,如李欧梵[26],一直就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由“碎片”构成,是一个“细节的世界”,而不是对社会连贯的全景展示。每个文本保存和记录的仅仅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从一个假定的更大的“整体”中剥离出来的一部分。然而,张爱玲强调“碎片”和“瞬间的存在”,这往往被李欧梵这样的学者视为张爱玲通过对国内和个人经历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却忽略了文本的社会功能,文本可以以碎片的方式准确地发挥这一功能。张爱玲运用参差对照散布信息和社会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参差对照承载了特定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像一束光线和电脉冲一样射向世界。当时的中国批评家们把张爱玲的作品比作“闪烁的磷光”。[26]

张爱玲的参差对照观可以让人们回想起施拉姆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交际理论。对拉扎斯菲尔德而言,张爱玲强调文本碎片,是与他的信息必须压缩成文本数据的碎片来描述整个世界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听起来有点儿矛盾,可在施拉姆看来,张爱玲相信作品能够散发力量,可以“煽动”读者,这个观点呼应了他的文学文本是一个“活跃的东西”的思路。当然,两位传播理论家都强调信息是工具,它能够向大众揭示世界的重要真理或“现实”。他们认为,文本中的“数据”能把这一瞬间深刻的揭示进行微缩。20世纪40年代早期,面临世界似乎即将分崩离析,张爱玲对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看法,即文学作品是对世界的重新打磨,也是对真实本身深刻和持久的暴露。她写到:“我们需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的东西……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27]就这样,张爱玲经常为每篇短文做出声明:“这是真实的”[27],“下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27]。这样的声明表明,接下来的文字会释放出敏锐的真理之光,是其散文的力量产生的真理之光。

文学具有独特的定向能力,这一概念同样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扩散理论相匹配:将“现实”压缩成信息数据的碎片就是为了广泛地对其进行传播。拉扎斯菲尔德和施拉姆都认为,文学因其固有的简洁性最适合用来发挥这一功能,至此,张爱玲的写作观对两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呼应。她为自己的作品题名“流言”(字面意思为‘流动的话语’)已是人所共知,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文本作为语言的表现所具有的特殊的涵义。正如尼克尔·黄[28]所描述的,“[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凝滞不动——相反,她希望自己的文章像是写在水上的话……她还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流言’‘闲话’的活力,这是‘流言’的第二层意思,即自己的作品可以自由迅速的流动,尽可能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触。”在《流言》中,张爱玲不断构筑文本活力和光辉,让语言和思想流动起来。它模仿“闲话”,字字玑珠,传递感情、知识和消息的碎片。张爱玲的散文像闲话,因为它以非常纯粹和有效的形式存在,像流动着的话语,扩散的语言:“所以,如果你乐意的话,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27]文本不应受某个单一读者的控制,被他贪婪地抓在手中。它写出来是为了让无数只手抚摸,让无数的读者耳闻目睹。张爱玲补充了自己的文学观,她看到了文学写作强大的参差对照功能,这一功能使文学能散播的层面更广,范围更大。

《流言》的最后一篇散文——《尾声:中国的日夜》将这些千丝万缕的思想汇合起来。在这篇优美的短文中,张爱玲把上海描绘成一个巨大而又相互连接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有机体被源源不断的声音所维系着,这些不间断的声音把人和人之间、人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国家之间连为一体。张爱玲在她的城市里穿行,她听到钟楼传出的声音,像是在拍打着时间的节奏。她听着 “从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申曲,也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27]她在街道里穿行,说闲话的人声从店面里和住家中流泻出来,流行音乐的电子信号从“无线电”传出来。[27]对张爱玲而言,上海是个嘈杂的世界,然而这些刺耳的声音却给她带来极大的愉悦,正是这些声音,把她和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连在了一起:

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都有份儿;既是忧愁沉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重要的是,这一段显示了一个少有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新的媒介”物——无线电——出现在文中。表面上看是科技带来了这一场景,一个广阔的社会相连、不同人类经验互融的场景。然而,并不完全如此。恰恰相反,是张爱玲自己——或更确切地说,是她文本的声音,使得这些社会因素有了融合的可能。是张爱玲置身于来自店铺的闲话、无线电的音乐和申曲之中,然后将这些声音同“街道”、和中国的“地面”连在了一起。是文本自身调解着这些关系。

张爱玲[27]描写了一个场景,很得体的结束了这篇散文。这个场景是用诗的形式,把自己在散文中所写的一切进行了描述:……

至此,张爱玲明确指出,写作即文学的任务就是清晰地表现上海的这种联系及总体社会生活。文学有点像“低语”,不止息地穿行于世,调解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最终将人类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人类经验之中。用一首小诗来结束散文,实质上是对散文的重写。张爱玲用小诗简明地再现这一过程,而小诗本身就是这一过程。这首小诗和散文题目相同,(“中国的日夜”),最后一行也相同(“中国,到底”)。至此,散文从对上海的广泛联系的描写演绎成情感的短暂爆发,这首小诗要流过这座城,在这座城的本身传播开来。散文成为低语,呼唤不同的读者,渴望无意间吹进住家和店面,让里面的人聆听这婆娑之声。

这就是张爱玲“被调解的低语世界”理论。在这个被调解的低语世界里,文学发挥着流言和闲话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被强化了,文学因其独特的情感力量或参差对照,更加能够把人类带进共同的人性之中。此外,文学位于传统的交际形式和新的媒体模式之间,如“题记”中的钟楼和“无线电”。前者通过敲打时间的节奏协调社会关系,而后者靠的是科技手段。在《流言》的最后一篇散文里,这两种媒介让这座城市的人紧密相连,拥有同一个时间和空间概念。这两种媒介的重要作用是凭借文学得以发挥的。在散文的结尾张爱玲用诗歌的形式让媒介的作用得到更加有力和有效的发挥。只有读了这首诗,读者才能真正意识到,他或她与其他人的联系,与无论是同一城市的、或同一国家的其他人的联系。文学传达了这一信息,文学自身发挥了媒介的功能。这,我们推测就是麦卡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所看到的。

饥饿的感觉:《秧歌》

在最后这一节,我要回过头来谈谈张爱玲为美国情报总署所写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她的《秧歌》,这是她明确地为情报总署所写的小说。张爱玲“被调解的低语世界”理论是怎样影响美国情报总署制定传播学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按着施拉姆的设想来制定,或相反,是美国情报总署的制度环境改变了张爱玲的创作,我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强化了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早期提出的文学是动态的设想。

《秧歌》是文学史上一件奇事。小说1955年在美国出版,并在美国获得成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时代周刊》、《新共和周刊》和其他主要杂志都给与了好评,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畅销书。然而,自70年代以来,小说成了冷战文学政治的牺牲品。今天,《秧歌》和其他各种冷战小说,如詹姆斯·米契纳1947年创作的《南太平洋往事》堆在一起,统统被看成是平庸之作。[29]张爱玲的作品被解读成反共的虚假宣传,缺少文学或美学价值。尽管小说在50年代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作者又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可它并没有在美国文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秧歌》另一不寻常之处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它具有双重生命。《秧歌》英文版在1954年发表,在美国情报总署主办的杂志《今日世界》上以Yang Ge(秧歌)为名连续登载,随后张爱玲便将其译成中文。自70年代以来,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学术界比在美国学术界受重视。在中国,张爱玲的作品经历了50、60年代被忽视的阶段,到了80年代又重新唤起了中国学者们的兴趣。这些兴趣部分是来自她那些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如 《秧歌》和《赤地之恋》。如今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这样的作品被视作严肃文学。尽管这种关注是积极的,但对《秧歌》的重读,往往还是将其视作张爱玲早期用中文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的延续,尽管小说是用英文书写,为美国读者而作。中国学者王德威正确地指出,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是在授权的情况下创作的,是为了与自50年代起的中共“土改”作品进行斗争的一次反共宣传。此外,王[30](2000)还将《秧歌》置于香港和台湾的华语语系传统之下进行研究,而实际上,小说是在明确的美国文学和管理环境下创作的。

张爱玲被招进美国情报总署创作小说,是为了应对特定的危机。她在情报总署的前期工作是做笔译和做报道,然而中国毛泽东特色的宣传效果很明显,麦卡锡对此越来越担心,于是他在反宣传策略中采取了变通的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建立在施拉姆所提出的信息是情感和文学的基础这一观点上。的确,要从共产中国那里赢得亚洲人的情感和思想,关键在于把握住这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对新兴国家而言,自由资本主义和集体社会主义哪个是更为持久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宣传和意识领域,美国已经大大地输给了中国。真正的焦虑笼罩着美国[31][32]。美国情报总署负责在东亚的所有地区搞宣传,散布社会主义行不通的论调,因为社会主义会激发落后,导致饥饿。[9]

但该策略的主要问题是,这种宣传是建立在最具猜测性和间接性的信息形式之上。美国情报总署的特工们笃信,社会主义等于饥饿,资本主义能够保证自己的人民有足够的粮食。但他们仍需要找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然而中国的信息管制让这一工作无法展开。[19]张爱玲的任务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中国民族志知识和与其相关的内幕,对这个她刚刚离开的国家的饥饿状况进行准确的刻画。张爱玲自己无法获取有关中国的最新消息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小说通过对当时的中国农村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人性化的描述,使其本身成为一个获取和散布信息的场所。文学叙事通过表现某些个人的希望和恐惧,形象刻画出中国人的生活,它比那些冰冷的事实更加深刻。麦卡锡承认,他欣然地把自己对故事的思路灌输给张爱玲,但他又极力表白,文学不像基于信息的媒体,它能更加完整、进而更加准确地展示现实的景象,这样他就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做了免责声明。[2]他效仿施拉姆称,小说用形象的语言让事实充满丰富的现实感。知名的中国学者胡适[33]甚至还建议张爱玲将小说命名为“饥饿”

《秧歌》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中国土改运动进行了相当传统的、充满情感的批评。故事的主人公金根和月香夫妇生活在贫穷的农村。王同志把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带到了他们村子,王同志是名干部,一心一意地执行政府的粮食配给政策。尽管王同志很卖力气,但土改仍然不能改善村民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比以前吃得更少,吃得更糟,还经常向政府缴费。虽然如此,由王同志所代表的政府绝不相信是共产党的政策让村民遭受了痛苦。因此,举报腐败的报告被当作违规行为不予理睬。村民和政府的冲突到达了顶点,一伙饥饿的村民在金根的带领下冲击粮仓,准备抢粮,王同志的民兵对他们开了枪,打死了好多人。

金根和月香的爱情被侵蚀,一个家庭被毁灭,故事越是不为人知,越能够构建出更为广泛的社会悲剧。看来,俩人要是填不饱肚子,他们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爱情的。小说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刻画,饥饿被描述成一种灾难性的情感状态和社会危机。生动地描绘揭示了饥饿的心理维度:

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和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里砍柴,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27]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段所运用的形象化语言。饥饿一开始好像是“牙痛”,“牙痛”的样子具体而常见,然而,这一形象立刻换位成自然界的形象:“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饥饿的感觉成为更大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世界本身就是饥饿的表达。重要的是,这种换位为说话者本人展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饥饿不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让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小说把饥饿的感觉刻画得很生动,很成功。可以认为,饥饿改变了人的基本认知状态,削弱了人理解社会现实的能力。

张爱玲创造了一个文本式的屏幕,屏幕上众多的隐喻传达出作品主人公这一被改变了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金根]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吃的一顿晚饭到已经消化掉了,又饿了起来。在这一个阶段,倒并不是不愉快的感觉,人仿佛里面空空的,干干净净的,整个的人轻飘飘的,就像是可以颠倒过来,在天上走,绕着月亮跑着跳着。”[27]我们再一次看到小说对饥饿的描写,从一个基本的感觉演变成对现实更进一步、更全面的感知。金根承认,这种感觉并不是不愉快,却很危险,因为它让自己做白日梦,梦到自己在月亮上跑着跳着,而这些都不是真的,是幻觉。张爱玲在自己40年代用中文创作的各种散文里对上海城市生活的这种非现实进行描述,并以此而闻名。然而以上海为背景,这些感觉是由城市本身引起的,而我们在中国农村所看到的正好相反:是了无生机的农村生活引发了饥饿,让金根进入了梦幻般的状态。

这就是存在于《流言》和《秧歌》之间的连续性。两部作品都运用了文学所具有的奇特资源,“参差对照”或者比喻,创造出鲜明、生动的现实幻象。作为媒介两种方法都很给力,都能很好地展现现实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更能穿透肤浅、易逝的现实表面。在这方面两者仅仅是手段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一个是为了刻画眼花缭乱的现代城市,一个是为了描写穷困潦倒的农村。每种方法都是用形象的语言对社会世界进行纪实性的描述,这个世界发出的噪杂之声不断地涌进人的耳中,流进人的心田。在《流言》里,闲话像河水流动,清晰可见,而《秧歌》通过对欲望的描写,也同样地把人物的思想融入一个统一体中,表现由饥饿造成的集体痛苦。上文所引段落中的王同志和金根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然而他们合在一起,却能折射出同一困境:食物的匮乏。饥饿是通过主体间性表现出来的。

张爱玲借助“梦境”这一意象对发生在中国的饥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流言》不同,《秧歌》里没有像留声机这样实际的新媒体,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农村,然而张爱玲仍然对一个人所知和所不知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以及因所知和所不知开始模糊不清而带来的问题感兴趣。据美国的报导,中国官方为了打压异议,拒绝新闻媒体透露各个地区发生的饥饿消息。于是,中国发生的所谓的饥荒因政府闪烁其词而愈加恶化。文本召唤“梦境”来描述这种对信息的压制: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27]

这种“跳出了时间与空间”不知置身何处的意境后来又在文本中重现,这是一种“像梦”一样[27]的感觉,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死寂的世界”[27]。在这一点上,张爱玲[27]把她在上海时期的现代主义文本中的城市形象转化成梦境。在《流言》里,现代技术将城市表现为一场梦,而《秧歌》恰恰是因没有传播媒体,这种梦幻的感觉才得以产生。农民拒绝相信发生了饥饿的信息,《秧歌》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们慢慢觉醒,直至恐慌,至此故事被推向了高潮:农民反抗政府。

我认为,张爱玲让“被调解的低语世界”理论适应自己在美国情报总署的工作要求,一开始只是形式上的适应。小说本身作为媒体手段,对美国情报总署的信息策略进行了补充。张爱玲写《秧歌》是为了表现“饥饿”,把它作为活生生的情感现实进行编码,而不仅仅是数据的统计。张爱玲从自己4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中学到了,任何媒体,即便是小说都可以用来承载和传递信息。在《秧歌》里,张爱玲运用文学的美学资源让自己语出惊人,让事实栩栩如生。不过同时,她还在内容上修改自己的低语理论。如果说在上海,她强调使用媒体将不同的个体联系起来,分享共有的信息和共同的经验,那么在中国农村,她所写的是人们因无法交流而造成信息封锁,进而酿成社会苦难和暴动。文本有个很鲜明的目标,那就是对共产党的发展模式进行批判。然而文本也显示了,比饥饿本身更糟糕的是人们不能认识到他为什么挨饿。

不过,小说有几个方面超越了它在美国冷战信息矩阵中单纯的含义。小说中有个角色非常引人关注,他就是顾同志。顾同志是从城里派下来的年轻干部,到农村创作有关农民的剧本。他的任务很明确:作为国家管制的艺术,电影只能讲述国家政策和农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然而,他却见证了席卷村庄的饥荒和村民对政府的反抗。可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他把故事的真相做了改动,所表现的社会和谐也就变成了幻象,浅薄且没有鉴别力。顾同志制作的电影和实际发生的正相反。学术界对顾的诠释充分证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插入这一角色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对信息的控制是无处不在的,谎言在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支撑下得以循环。

然而,张爱玲和顾同志一样,她也写剧本,当然她的小说本身也同样尝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来描写中国农村,这就显示出插入这一角色的更深层意义。顾同志最终是让人同情的,因为在艺术方面他被中国政府所压制;他抱着雄心壮志,那就是为中国农村的现实制作一部电影。然而,他却受到了自己的媒体形式(中国的电影产业)和政府指令的限制。张爱玲通过刻画顾同志来表达自己的忧郁。不过,这种忧郁超越了中国发生的饥荒或媒体管制。这种忧郁是对生活在专治的政治体制下的所有人的悲剧的表白,无论他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小说在结尾处,对王同志组织的盛大游行进行了描写,游行是为了低调处理刚刚发生的粮仓暴乱事件,庆祝政府所取得的成绩:

他们缓缓前进,沿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呛呛嘁呛呛!”“呛呛嘁呛呛!”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27]

小说的结尾是一幅令人不安的“庞大的天空”画面,让人感受到一种绝对权威,它要把屈居其下的一切窒息扼杀,而那“像是用布蒙着的声音”是人类发出的声音,它挣扎着要冲破喧嚣被他人所知。天空是庞大的,声音也可能无处不在,不仅仅存在于中国。通过这个画面,张爱玲正确地预言了小说发表及被美国情报总署有效利用之后的命运。尽管张爱玲顺从了美国的国家思想,编辑们仍然把小说的汉译版做了改动。例如,他们删去了一个关键场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谴责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是张爱玲自己的声音被压制了。

同时,这个忧郁的结尾也阐明了文学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美国的军事介入和小说的删改进行了反抗。在对王同志(应是“顾同志”—译者注)的描述中,我们注意到了整个小说里唯一的新媒体技术:电影摄影机,这个细节很重要。然而从小说开端起,张爱玲就把它描写成向政府妥协的装置。顾同志记得村民那些事儿的真相,可他盯着手中的摄影机,开始思量国家对电影产业的管理,并得出结论:“现在不必再诅咒黑暗了,应当歌颂光明了!”[27]尽管电影摄影机有生动、“真实”的视觉表现功能,它却对准确反映现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场景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以《秧歌》为代表的文学本身能够暴露出共产中国的真相。不管美国国务院怎样操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在小说结尾,虽然像是用布蒙着,可我们还是听到了张爱玲的声音。而作为文本本身,小说塑造了一个生动的50年代的中国全景。

这个忧郁而充满希望的双重结论强调了我论文的主要论点:文化中介者对太平洋地区的冷战策略很重要,这点在小说和写小说的作者身上都得到了反映。这段历史与调动美国文学,如《丑陋的美国人》来为“国内”的宣传服务有些不同。它与通过向东欧传播经典的、提倡民主的美国文学,将该地区犹豫不决的公民争取过来完成民主事业的情形也不一样[34][32][35]。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是异乎寻常的陌生、难懂的对手,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地区需要的是更为灵活的方法。有关太平洋地区的知识和信息不仅要被美国文化吸收进来,简单包装一下,继而散发出去;它更需要进行调解,没有其他媒体比文学更能做好这个调解工作。亚洲作家因此被临时征用来完成这项工作。

我想再透过一个镜头观看张爱玲的作品,用我自己忧郁的笔调对它进行诠释,以此来结束我的文章。在我读像《秧歌》这样的文本时,一般说来我把它当作冷战早期国际信息管理中的一个规模更大的进程和事件,我还发现为努力参与这一过程所留下的后遗症。在这个后遗症中,我看到了辛勤的汗水、悲伤的眼泪和所承受的压力。作为中国移民为美国情报总署工作,要在自己的祖国和移居国之间做出选择,对张爱玲而言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困难的。我们只能猜想,这种选择给张爱玲心理带来的创伤。如果《秧歌》最后一个场面表现的是自己的声音被压制所造成的创伤,那可能是因为张爱玲明白她自己正在变成一种信息;在向中国的对手传递中国信息的过程中,她本人正在被工具化。

附录1:杨绛批张爱玲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

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

“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

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钟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杨绛致钟叔河的信)

附录2:米国在香港情报机构雇佣张爱玲等文人编写反共小说

提要:冷战初期米国浩大的反华意识形态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香港在东亚传媒中的中心地位,和大陆赴港“流亡者”这个超大规模移民群体达成的,其中典型的代表即中文反共小说。20世纪50年代,米国驻香港总领馆下属新闻处动员和策划大陆赴港流亡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反共文学作品,主题主要是华人青年丧失革命信仰、“流亡者”逃离大陆投奔“自由世界”两类。美方策划的反共文学不仅有反共的宣传作用,还反映了米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投射了其自身基于历史与宗教的身份意识。由于相关小说具有“反共意识形态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

近年来米国文化冷战研究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米国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史(又称“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热门,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米国政府动员和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报刊、电影、音乐舞蹈、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公关活动。其中利用文学形式开展对外宣传的活动也渐渐为学界所注意,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在乔治·奥威尔小说《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的翻译、传播、影视改编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中米国情报部门策划动员苏联东欧流亡者撰写文学传记小说的活动,米国情报机构和在其欧洲的隐蔽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动员、利用、传播苏东的“地下文学”的活动等。较为综合性的研究也已经出现,它们观照米国政府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动员和操纵国内外(文学)图书出版界、以服务于米国外交和政治目的政策与活动。

尽管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反共文学作品上,几乎没有研究米国在亚洲利用当地文学开展宣传战的著述,而且主要研究情报机构,对宣传部门的活动涉猎较少。而笔者正是要揭示米国宣传部门在香港动员和利用汉语文学形式开展反共宣传活动的情况。二,由于文化外交和对外宣传是一个跨学科话题,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路径出发、但又缺乏交流和综合,导致了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褊狭。历史学界研究文化冷战往往只注重政策和活动,忽略对于宣传文本内容的深度剖析;文化研究领域则只注重分析文化产品的文本和内容的分析,不考察文本形成背后的政策和活动,因为其视文化产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动机为固有的因素而不予以深究。本文尝试把米国利用汉语小说进行反共宣传这一过程完整呈现出来,梳理政策形成情况、描述文本生产过程、分析文本内容,把历史研究缺乏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缺乏的历史情境结合起来。

 

一、 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米国的反共宣传政策

从冷战爆发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米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的是“解放战略”(Liberation Strategy),即通过宣传和心理战发动苏联和东欧人民群众来颠覆、瓦解社会主义体制。杜鲁门时期米国对外宣传最高决策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之下有两大项目来具体实施“解放战略”,一是策反苏联东欧民众的“叛逃者项目”(Escapee Program),二是促进苏东人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学说项目”(Doctrinal Program)。而“叛逃者项目”和“学说项目”是有交叉的,且越来越靠书籍这一媒介结合在了一起:利用叛逃者个人传记文学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心理战,这种媒介形式被学者称为“冷战自传文学”。这样,一大批针对苏东的反共传记文学被创造出来,诸如《苏联真面目》(This Is Russia,Uncensored)、《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幸存者》(One Who Survived)、《在苏联战俘营中的十一年》(Eleven Years in Soviet Prison Camps)、《我择取自由》(I Chose Freedom)等。当然也有独立创作、但被美方做宣传之用的书籍,如《日瓦戈医生》。这些作品大都采取个人自传、传记文学形式,主要是从苏东阵营逃离或(和)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两类情节,突出主人公改变意识形态信仰的细节,重点描摹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幻灭时的心理交锋和心理活动。这便是米国最初和总体上发动文学冷战的“顶层设计”,也是由米国策划的中文反共文学项目的“原型”。

冷战前期,为了消除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并配合米国的亚洲冷战战略,米国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浩大的心理战和宣传运动。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传媒资源成为米国依仗的心理战和文化宣传活动中心。米国最高决策层认为,香港至少拥有四方面的优势或资源可以为米国所用。

第一,香港是信息来源中心。在米国决策层看来,香港是搜集大陆信息的“窗口”,这为米国向东南亚华侨和东南亚人民进行的反共宣传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宣传素材。

第二,香港是文化传媒中心。米国最高决策层多次评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以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便把香港当作获得祖国“正宗”的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和获取大陆消息的主要渠道,香港的新闻、出版、报刊、电影、教育、时尚和艺术等诸多传媒文化行业不仅对东南亚华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也为米国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以及传媒设备和设施。设在米国驻港总领馆下的香港米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后文简称“美新处”)正是依托香港的这种传媒地位和传媒资源,才能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宣传作品,从而产生影响。

第三,香港是移民和人才中心。香港还拥有庞大的大陆来港“流亡者”(移民)群体,这在米国看来也是一种宣传资源。由于香港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组成,加之一部分“流亡者”抵港之后又去了亚洲其他国家定居,所以这个群体也是米国政府最倚重的宣传媒介之一。另外,“流亡者”群体中不乏知识分子、科学家、教育工作者、文化人士。在米国看来,这还是一个人力资源“库”(reservoir),可以被用来培训米国在东南亚从事华人工作的相关人员,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高端流亡者”也是台湾和整个“自由世界”的人力资源财富。

第四,香港是“反共组织中心”。香港还是海内外政府与非政府反共组织的汇聚之地。其中的准政府组织有米国中情局隐蔽支持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非政府组织有“援助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组织”(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等。这些反共组织中不乏传媒机构,如和米国宣传情报机构牵连颇深的自由阵线社集团(Freedom Front)、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亚洲基金会主办的亚洲出版社(Asia Press)等。香港美新处、米国驻港总领馆以及情报机构都积极寻求和这些组织进行合作来推进反共和相关的宣传活动。

对于米国的反华宣传而言,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亡者”不仅把关于新中国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带到香港,而且与米国在港支持的反共组织和传媒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群体构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冷战前期米国的反中共宣传运动就是依托香港这座城市的诸多资源、尤其是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开展的,因而关注香港“流亡者”群体,便是抓住了米国反中共宣传运动的一条主要线索。

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累计约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包括移民到港后所生子女)进入香港。1961年,香港总人口为310万,大陆移民约占三分之一。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当时的公共设施条件根本接纳不下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港英政府的对移民的救助措施又非常有限,大多数移民根本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极为困苦。

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这一超大规模的移民群体受到了米国政府的密切注意。米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救助新移民相对比较积极,除了人道主义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是米国政府看到了“流亡者”群体在亚洲冷战宣传和心理战中的巨大价值。香港米国新闻处把“流亡者”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包括流亡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士在内的“高端移民”,二是诸如劳工和农民之类穷苦流亡者组成的“低端移民”。

在米国宣传部门看来,“高端移民”群体的宣传和心理战价值远比穷苦“流亡者”大得多。美新处按照对米国宣传的有用性,将这一群体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化教育界精英,二是传媒人。文化教育类的高端移民,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流亡知识分子学院”(refugee colleges)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学院皆为大陆知识精英赴港所建,比如香港新亚书院。在米国看来,这个文教精英群体是大陆以外华人世界的潜在的领袖,必须对其积极地进行相关的资助和宣传活动。这个群体不仅是米国在亚洲意识形态战争夺的重点目标,而且本身也是米国的一块“宣传品牌”。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中有大量人员从事报刊、书籍、电影、广播等相关传媒工作,香港传媒业被米国认为是华人最优秀的智力资源和成熟发达的传媒界的完美结合,对东南亚华人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作为米国驻外最大使领馆——香港总领馆下属的宣传站点,香港新闻处任务多、“责任重”,要负担起宣传工作和一部分搜集大陆情报的职能,还要向米国在全球的宣传站点提供英文的反中共材料。所以,香港美新处要在香港传媒界发展“外围组织”,有效地利用香港媒体资源,以此撬动东亚意识形态心理宣传战的大棋局。

与米国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一样,米国对外宣传的重点一开始也是欧洲。香港美新处在1949—1952年之间生产的汉语宣传材料,主要是“编译”的英文宣传材料,即把米国国务院主要为欧洲设计宣传材料编译成各种中文媒介形式。宣传的主题和题材也主要集中在“扬美”和“反苏”宣传上,多不是与华人世界有关的话题。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米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米国中文宣传越来越“本土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体现在美新处聘请香港的华人从事专门的写作和编辑,而且宣传内容大都围绕华人世界的有关话题展开,且宣传报刊的图片、装帧等等审美趣味上也积极转变来迎合华人的口味

就在这种“本土化”宣传的调整过程中,从事传媒行业和其他文化行业、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大陆赴港“流亡者”,就成为香港美新处汉语宣传材料最主要的稿件和素材来源。美新处在香港遍寻中文作家、编辑、翻译、新闻记者等合适的人选,来进行符合米国宣传目标的创作、编辑和翻译等工作。这对于生活普遍比较窘迫、没有特别稳定收入来源的“流亡”知识分子来说,是个难得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美新处主办和资助的各种反共宣传媒介的外围,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流亡者”媒体人队伍,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米国反中共宣传活动的“主力部队”

 

二、 反共小说的生产和发行机制

这一时期,米国驻港宣传站点逐渐形成了以书刊纸媒为重点的两大宣传项目:一是以《今日世界》为代表的多份中文刊物,二是包括翻译书籍、原创书籍等在内的“书籍项目”。

“书籍翻译项目”(Book Translation Program)在1951年正式开始运作,主要是策划出版中文书籍向华人散发。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但媒介产品生产出来也对大陆、港澳和台湾华人群体散发。而且在《今日世界》尚未“起势”之前书籍翻译项目还是香港美新处最大的项目。《香港米国新闻处半年度报告》,1952年10月9日。这个项目共有三部分活动。第一类是书籍翻译活动,就是把在米国出版的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题材主要是正面介绍米国社会文化各方面信息并宣传政策,极小一部分涉及反苏反共的内容;这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肯尼迪总统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其他作品如《爱默森选集》(The Portable Emerson)、《米国历史口袋书》(The Pocket 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苏联真面目》等。第二类活动是在香港购买一些符合米国宣传需要的中文书籍散发或出售,这种书籍并非美新处授意或组织出版,因而被称为“独立出版书籍”(independently-published books)。第三类、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类出版活动是联系香港本地作家按照美新处宣传意图进行创作和出版的原创中文书籍(local-written books),题材主要是关于中国大陆和反共的话题。在整个书籍项目中,尤以原创书籍最为重要、发行数量也最多,而原创中文书籍当中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为主,主要分为小说和“纪实文学”两大类,而且这种文学作品还经常刊发到《今日世界》等美新处“主力”杂志上,因而有着较大影响力。总体而言,在米国对华宣传媒介中,反共宣传文学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重要的媒介形式。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美新处开始策划和组织“流亡”知识分子创作反共文学作品。在1951年书籍项目开始运作的时候,美新处就评估到:明显是翻译工作开展得比较好,但缺乏原创书籍的写作和出版,美新处还是应该制作更多贴近本地形势的书籍,应该鼓励香港当地作家按照美方的宣传目标和设计来创作。于是,香港美新处自1953年开始策划“反共小说”。美新处评估到,当时很多华侨青年非常反感简单粗暴的反中共宣传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进行理论反驳的著作也没多大兴趣。针对这种情况,美新处打算采取一种更加隐蔽和轻松的方式进行反共宣传。美新处官员打算重点开发反共小说,这类作品“通过把个体人物在不同阶段的经历编成小说、但同时又是写实性的叙述和描写,来达到反共的目的。”当时还没有中国作家专门从事反共小说创作,美新处打算积极寻找这方面的作家把其作品推销到东南亚市场上去。

于是在米国新闻处的精心挑选和组织之下,一批鲜明的反中共题材小说作品被“创作”了出来。其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是张爱玲(Eileen Chang)和她的小说《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和《赤地之恋》(Naked Earth或Farewell to the Korea Front)。张爱玲于1952年由大陆赴港,1955年离港赴美。由于到港之后经济拮据,所以她投身美新处做米国文学和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后在美新处的授意和资助下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秧歌》,讲的是大陆土地改革偏差造成的悲剧。这部作品最先由米国公司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很受米国读者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完毕,之后又卖出外文版权23种,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此后张爱玲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又于1954年开始在美新处旗舰刊物《今日世界》上连载。在时任香港美新处主任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的工作信函中,称《秧歌》为“美新处的产儿”,而且说对于“能够(与张爱玲《秧歌》的创作)有关联真是感到极为值得夸耀”。足见这部小说创作背后与米国宣传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后来张爱玲又创作了《赤地之恋》,讲述了一个大陆青年刘荃在参加土地改革、经历“三反”运功、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三段式故事。这部小说是一个更为典型的“美新处的产儿”,它甚至直接担负起了米国宣传机构恐吓华侨学生赴大陆求学的“政治任务”。根据张爱玲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赤地之恋》是先由香港美新处拟定好故事大纲,再由张爱玲操刀进行写作。与《秧歌》是张爱玲独立创作不同,《赤地之恋》不全然是张爱玲一人写就,而是由美新处指定其他作家协助她完成。因而,张爱玲本人多次表示,《赤地之恋》是她自己很不满意的一部作品,甚至在1964年香港皇冠公司出版《张爱玲文集》时候,她都不愿把《赤》一书列入出版计划。根据美新处职员克劳迪·朱里安的回忆,众多“反共小说”“从构思到原稿的改订,都是由我们监督的。”

除了反共小说之外,香港美新处还策划、创作、编译了一批具有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色彩的反共作品,大部分是以在大陆亲历“苦难”和逃亡为题材,其中以刘绍唐的《红色中国的叛徒》(Out of Red China)为代表,该作品被美新处译为16种文字销售散发到世界各地。以反共小说和反共纪实文学为代表的反共文学作品渐渐成为美新处极为倚重的一种宣传媒介,逐渐成为原创类书籍的主要形式。

大抵来说,以反共文学形式为主原创书籍项目在1955年之前以中长篇作品为主,1955年之后以短篇作品为主。张爱玲的两部反共小说在在1953年酝酿、1954年出版和连载,自从这两部书被成功“研制”出来之后,原创中文书籍(反共文学)出版种类在短短几年之内“暴涨”。在1953年中之前原创书籍只出版了区区3种,而到了1955年已经出版了49种。1955年之后,美方的原创书籍策划出版工作重心转到了短篇小说上去了,中长篇原创书籍虽然没有20世纪50年代上半段出版得多,但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一般都是每年有十几本备选,最后出版4、5种。除了张爱玲的两部小说之外,其中比较畅销的是《半年东方,半年西方》(Half Year East, Half Year West),还出到了第二版。大致算下来,十年间原创中文中长篇书籍大致有七八十种之多,占到书籍项目出版种类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出版发行的数量也是比较巨大的,从现有材料看来,1955年之前的最高纪录是年发行原创书籍和翻译书籍30万册。香港美新处的这种原创中文中长篇书籍在1960年之后就很少再出版了。

香港美新处在50年代后半期策划出版反共小说,以1955年推出的一个新的宣传形式——《故事画报》(Story Papers)为主。这种刊物从外表看是配彩色插图的通俗小报,内容主要是香港作家原创的中、短篇反共小说,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是和宣传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学作品。第一批4期的《故事画报》在1955年出版并散发到东南亚,由于要增加可信度和吸引读者,所以美新处在组稿的时候故意没有安排任何涉及政治性话题的作品。结果《故事画报》一面世就异常“火爆”,此后每年都能出版24—26期(以半月刊形式出版),最高纪录一期都能卖到十万份以上,而且40%都是通过商业销售渠道发行。在1960年的时候《故事画报》改为月刊,每年12期。到了1961年10月的时候,香港美新处觉得这种形式已经过了“全盛期”,于是停止了与商业出版社合作出版和销售《故事画报》的活动。1955—1961年间,《故事画报》一共发行了近一百种,总发行量达七百万册以上。

就20世纪50年代整体而言,原创书籍要比翻译书籍的部分重要,是整个“书籍项目”的“主力”。从书籍种类上看,原创书籍未超越翻译书籍的数量,后者有近三百种,原创中文书籍(反共文学)大致不到二百种。但原创书籍的发行量远远超过翻译书籍,而且考虑到整个50年代米国对华人宣传主要采取汉语言文字,以及美方对华宣传“本土化”的指导方针,所以以反共文学为主原创中文书籍这类作品的影响力在整个书籍项目中是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原创中文书籍的发行环节也是比较巧妙的。美新处主要是通过商业出版社签订合约的方式出版发行:香港美新处每一次想要出版图书,不仅免费给某商业出版社该书的版权,还不用该出版社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策划和采、编、译,且发行销售环节还有保障,因为美新处会以成本价收购所有书籍;而且出版社还有进一步获利的可能,美新处策划出版的书籍如果由出版社操作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所获得的额外销售所得会全部归出版社所有。因而常见的一个现象是,美新处不再回购某书籍之后,该书籍还能继续发行、销售、赚钱。如在1961年,香港美新处本来认为自己停止以成本价购买一定数量的《故事画报》之后,出版社就不会再继续出版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故事画报》并未消失,仍以较小的版面在香港和台湾市面上继续出版、销售和流通。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运作的好处非常多,这几乎是只赚不赔的买卖,最低限度也就是免费获得一本书的版权,没什么可损失的。对于米国宣传部门来说,好处更大,这有些类似变相的“资助出版”。尽管政治力量在商业传媒背后扮演了推动力作用,但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授之以渔”,尽最大可能性使每一本书籍成为“纯粹”的书籍商品。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隐蔽宣传手段,是在把宣传品“洗白”、包装成为文学商品。

 

三、 对小说主题和情节的文化分析

在大陆赴港“流亡者”反共小说中,有两类主题最为普遍,一是“青年对革命的幻灭”的“醒悟体”;二是“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流亡体”。

在众多“醒悟体”反共小说中,最普遍的一类情节是革命青年由于自身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放弃革命信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赤地之恋》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革命青年刘荃对革命理想幻灭的故事。还有一类情节是革命青年被“自由世界”所吸引,从而放弃了革命信仰。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出笼鸟》非常典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叫陆素绫的18岁女孩,一直在大陆生长,她的父亲在其9岁的时候抛弃妻子去了米国做生意,并成立了新家庭。11岁的时候陆素绫母亲去世,她成了孤儿。后来,陆素绫加入了共青团,并深以身为资本家的父亲为耻,视之为“美帝走狗”和革命对象。陆素绫1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米国去世,临终前给她留下了一笔抚养金,委托在港亲戚转交给她,并嘱托朋友(作者)和亲戚借陆素绫来港取钱的机会设法将她留在香港读书安家。女孩初到香港穿着卡其布的列宁装,梳着两条大辫子,骄傲而警觉,并当面表示取完钱马上就要回大陆。据作者观察,陆素绫性格古怪、“不大正常”,对“阴谋奸诈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仇恨。但作者暗想:“她是这个时代的被牺牲者,”“这种乖张的表现是长期温情的饥饿,与仇恨主义教育的结果。”后来,在作者一家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关怀下,“她生命中恨、怨、疑惧正在逐渐减退。”渐渐地,陆素绫放弃了回到大陆的想法,留在了香港进入一家书院读书,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地补习英文,同时还和表哥谈起了恋爱。陆素绫来到港澳整整三年之后,作者和她聚会,看到她穿上了旗袍、烫了头发,还涂上了口红,作者感受到她的变化“太剧烈了,太戏剧化了”,并把这种转变总结为三个方面:“从少女长大成人”;“忘掉了一个社会制度又熟悉了另一个社会制度”;“她已经是一只可以自由飞翔的鸟儿”。

“醒悟体”小说情节很多样、传达着多种“反革命”的道理,但这些小说的共同点可能更加耐人寻味。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毫无例外地都是青少年,而小说情节几乎都是在重复这些青年对革命的幻灭感、最后“告别革命”的程式。这与米国的宣传对象和目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东南亚华侨青年群体一直都是米国在亚洲宣传的重点之一。米国宣传部门评估到,华侨学生和香港学生总体上是比较“亲共”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较热衷、希望得到“北京”在思想上的指导;他们普遍具有民族主义情感,所以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骄傲。因而,米国政府主办的一批媒介最重要的宣传对象就是青年学生,以至于旗舰媒介《今日世界》定位读者群就是22岁以下的年轻人。上文也提到,反共小说这个宣传手段的出台更是直接和对华侨青年的反共宣传目标有关。在米国对华人青年进行冷战宣传这个大背景下来解读以上反共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心理战和宣传题图,可以说是精准地为米国宣传政策量身定做的材料。小说《如如》的结尾说出了米国宣传部门直接“点题”的劝诫之语:当警察向女主人公宣布欲加之罪的时候,她说“不用说了,我明白,所有的青年都会明白过来的”。

这种小说情节的设置,除了反映出米国的政策意图之外,更饶有意味地反映了米国精英看待革命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大体而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国政学两界——对外宣传官员乃至外交精英和社会科学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家群体——有一套高度一致的对革命和革命者的观念且多以社会科学话语形式表达:革命者多是没有社会关爱和家庭关爱的边缘人群,参加革命是为了克服严重的焦虑和空虚等精神病症。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寄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对自身政治身份迷茫不安的“认同危机”之中,于是加入共产党想要寻求秩序感和归属感。总之,这种观念把革命者视为地位边缘、缺少社会关爱的精神病人。

我们看到醒悟体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孤儿,这种人物身份的设置正是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米国宣传官员对待革命和革命者“社会病理”诊断。《赤地之恋》中的叶占奎、康悌、《出笼鸟》中的陆素绫、《仇恨》中的云峰等都是孤儿,即这些曾经笃信革命、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的人群。颇有标志性意义的情节是,《出笼鸟》中的陆素绫和其他几位青年人“从小失去双亲,所以视党组织为家”,而且在他们信仰幻灭前,也都有加入党组织找到归属感、豪情万丈的情节。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小说的结局也恰是上述“理论”为“精神病患者”开出的“药方”。上述主人公的一个普遍结局就是最终回归家庭和社会,典型的是《出笼鸟》中的陆素绫。又如《蜕变》。讲的是在一座南海小岛上革命青年郑招统挑动乡亲们进行阶级斗争,后来忽然出现海底火山,“这时,什么政治组织力全提不出逃生办法,也无力领导。全岛四十多人,包括那些平常热心于干预他人的男女,回到妈妈处去,回到生存经验比自己老到的人们处去。他们放弃了自大妄为,把逃生主义归纳入最近亲缘血缘的人。家长制度恢复了,各姓氏和平的秩序也建立了。”另外,小说《逃亡》中的一个细节描写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宣传部门用家庭关系“医治”革命青年隐喻:男主人公曾是革命青年,在大陆备受压迫和凌辱之后决心逃到香港,当他遍体鳞伤地在中英边界潜伏等待越界时机的时候,忽然地想到了在对面香港的母亲。这象征了革命者最终的精神归宿还是要回到家庭中去。因而,革命者“回家”的结局颇为符合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病理”诊断思路: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爱可以提供秩序和归属感,是替代革命和党组织“医治”革命者孤独不安精神病症的归宿。

由于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教育界主要由“流亡知识分子”组成,所以由香港美新处请其捉刀的作品,多是以他们在大陆生活的经历、“逃亡”过程和到港后的“流亡”生活为题材。所以,“流亡体”小说是米国炮制的反共文学作品群体中最“主流”题目。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百万之巨的“流亡者”群体本身就是米国政府极其重要的宣传素材和舆论优势。甚至在米国对香港的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文件中,都讨论到了这个话题。米国最高决策者认为,香港是“流亡者的天堂”,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大陆来到“自由世界”,这本身就是米国和西方宣传的重要题目和有利的宣传优势。而且,十年之间一部分大陆“流亡者”由香港迁徙到全亚洲,这也能够起到口口相传的宣传效应。

在这种政策思路指导下,香港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挖掘和宣传“流亡者”“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题目。美新处认为,这种“我在场”、“发生在我身上”个人亲历式的“逃亡”经历,在东南亚华人中是非常有效的宣传素材。所以组织人力物力对“流亡者”进行大规模的访谈活动,请“流亡者”和难民“说出你的故事”,这使得香港宣传站点整理了大量的相关素材。香港美新处把这些素材制作成广播节目,或者在港播放,或者提供给“米国之音”中文广播向东南亚地区播放。站点还邀请“流亡者”去海外演讲,甚至还组织大陆“流亡者”去到东南亚华人学校从事教学活动。香港美新处还把相关信息整理成英文提供给东亚以外的米国宣传站点,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大陆“流亡者”的话题。

香港美新处最经常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流亡者”素材编辑成平面媒体材料,多以新闻报道、纪实文学、个人自传、小说等形式面世,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些媒体材料在报纸、杂志上刊载,或是单独以书籍、画报和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由于“逃亡”的主题带有极为明显的个人亲历特点,又多有复杂曲折的情节和较强的故事性,所以最经常被改编和创作为纪实文学与小说的形式,这构成了米国在港炮制的反共文学的主体部分。纪实类流亡文学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叙述,情节比较程式化,主要是三段式:在大陆的“悲惨遭遇”、“逃亡”经历、“点题”的结尾。

“流亡体”反共小说的情节比纪实类作品的情节相对多样一些。除了逃亡经历外,另外一类作品重点描述“流亡”到“自由世界”之后的生活经历。如《离合》、《珠花》主要讲述政治巨变背景下情侣或夫妻在大陆失散、复又在港台相聚的悲喜故事,由于失散多年所以男方或女方多选择另行娶嫁,等到再与原先的伴侣重逢的时候,必然面临甜蜜而又痛苦的抉择。小说就以这种“大时代剧变造就小人物聚散”强烈戏剧冲突方式传达了很多反共信息。

当然,不仅是铺陈逃亡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把“流亡”这一行为赋予在冷战双方中做出选择象征意义。在反共文学(也是所有的宣传材料)中,米国宣传部门把香港建构为“东方西柏林”、“自由灯塔”和象征,把“流亡”行为赋予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米国宣传部门还在把“难民”赴港建构为一种类似宗教朝圣般的举动。反共小说中描写了很多“生死逃亡”的细节,着墨最多的就是对与“流亡者”“奔向自由”“虔诚”心情的描写。在小说《三人同行》中,开篇描写大批难民走在从广东逃亡香港的路上,“饥饿、炎热和疲劳,折磨着他们枯瘦的身体,却挡不住他们奔向自由的心。他们虽然汗流浃背,眼睛却闪着希望的光。”小说结尾处,当主人公马上就要到达香港的时候,景色是“太阳已经爬上了山峰,大地披上了金色的袈裟。”结合前述“难民”虔诚和执着的状态,这场景颇有“传说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般的意象。在一篇报告文学《我从大连来》当中,主人公到香港正好是“一九五五年的圣诞前夕,午夜睡在床上,街中传来‘平安夜,圣善夜,黑暗中,光明生’的歌声。”以上这些描写带有一定的宗教意味,甚至米国宣传部门也不避讳把“逃亡潮”说成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大事,”这是“《圣经》上出埃及记的重演,”也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米国宣传官员之所以把大陆人“流亡”香港赋予高度意识形态化色彩、甚至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恐怕是因为米国人把对自身起源的神话和对自我身份的想象投射到了“流亡香港”这个冷战事件中。米国人把祖先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历史建构为一种“宗教流亡”的历程,他们“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为人类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后来又“将整个盎格鲁—美利坚新教世界看成是一个反抗专制和天主教的堡垒。”更有甚之,米国人还把祖先移民新大陆建构为一种在上帝的挑选下为全人类树立榜样、拯救世界的意象,而清教徒移民始祖则被想象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新英格兰被视为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在冷战高潮时代,当米国人执着地用“自由”与奴役之间斗争想象着冷战的时候,也把西柏林和香港想象成为爱好“自由”的人们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涌入西柏林的德国人和涌入香港的大陆人,和心向新耶路撒冷“应许之地”米国祖先朝圣者一样,也是一群心向自由、虔诚坚贞的“义士”。美新处在宣传米国政府社会对香港“流亡”难民资助的报道文章中,也强调其中的原因是“米国历史传统基础使然”,“他们(米国人)的祖宗都是由欧洲逃避迫害和饥饿,到新大陆寻求自由、民主与幸福”的。

 

结语

不可否认,米国宣传机构对华“文学冷战”产生了一定的宣传效果。一方面,反共文学作品发行量大,散播范围广,可以大体判断阅读人群数量较多、受众面较宽。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所见一些史料来看,米国在香港制作的反共文学作品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评估,“国外阶级敌人”对新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登陆”和“心战”,“利用进出口印刷品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情况相当严重。”“近几年来,帝国主义、蒋匪帮散发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反动宣传品和书刊,进行造谣污蔑。仅反动宣传品就有八十多种,例如反动的理论书籍、期刊、杂志、小说、歌曲、画报、传单、贺年片、书信等。”主要内容涉及“比较系统地进行反共宣传和‘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策反活动……”。而“以上反动宣传品,绝大部分由香港直接进口或者在经由香港进口的邮件中夹带进口。”另一份文件也评估了“米国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中采用的手法”,“(米国)在中近东和东南亚散发了许多书籍和小册子都以当地出版社机构的名义出版,这些出版机构在经济上得到米国的补贴。”“这些书刊大多力求活泼生动、材料具体丰富和插图色彩鲜艳。……利用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逃到米国的叛徒和民族败类写文章进行污蔑。”“团上海市委反映,去年下半年以来,看淫秽、黄色、反动书刊的青年逐渐增多。”且已经构成了“黄色书的‘流通网’”,其中一部分书籍即“来自香港海外”。

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和小说独特的优势有关。相比起文化冷战常采取的其他形式,如音乐、舞蹈、体育、博览会、教育交流等来说,文学和小说、尤其是个人传记这一小说形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宣传媒介。其突出特点是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个人亲历性”,通过文学语言和生活情境小说可以迅速把读者带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中去,使读者“亲历”作者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进程:一是把政治话题“人性化”,即把反共和亲西方的立场与信息通过个人经历、人类情感和曲折情节传达和呈现出来;二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即把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话题简单和集中体现在个人经历变故之后的思想斗争和人生选择上。米国政府把文学传记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这两个本不太相关的事物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即实现了所谓的“反共意识形态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Anti-communist Ideology)。搞清这个本质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米国对华宣传的技巧。(本文原标题《“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作者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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