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拆船党心态

作者:佚名 来处:网络 点击:2018-09-24 14:51:34

大卫·科兹在《来自内部的革命》一书中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苏共内部高层脱离群众。炎黄之家womenjia.org此前对此也有所讨论:《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三):权贵驱动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我们绝不能放弃原则”——记公开反对苏联高官叛徒的苏共党员安德列耶娃》。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

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很容易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们,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他们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们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过分了,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信中还明确反对“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

对这种异议,戈尔巴乔夫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信。据叶·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介绍,这次会议“笼罩着一种非常紧张的神经质的气氛。使人感到不寻常和意外。”“改革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笼罩着一种不理智的,而且是完全整人的气氛。”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首先发难,攻击这封信是“反对改革”、“反改革势力的宣言”,说安德列耶娃是“改革的敌人”、“改革的主要威胁”、“是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等等。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坚决支持雅科夫列夫的观点。还“敲打”了政治局中对安德列耶娃的信批判得不够明确的人。这次政治局会议,开了两天,每天6~7个小时。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真理报》和《苏维埃文化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的指挥下,倾盆大雨般地掀起批判安德列耶娃的高潮。逼迫《苏维埃俄罗斯报》于1988年4月15日公开承认“错误”。《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由雅科夫列夫执笔并经戈尔巴乔夫修改的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编辑部文章,诬蔑安德列耶娃的信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雅科夫列夫把自己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我们政治局的纲领”。

戈尔巴乔夫还专门以苏共中央的名义派一个调查组到《苏维埃俄罗斯报》调查。企图寻找借口关闭《苏维埃俄罗斯报》。此后,批判斯大林,诋毁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恶浪便进一步高涨。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有人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社会主义者排斥于社会之外。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国家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措施。”

在新形势下,正像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党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解体前夕的苏联,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它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进而歪曲、否定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股逆流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它具有四个特点:1.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发动的;2.在运动中打头阵的是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和政论家,一些历史学家是后来才跟上的;3.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在运动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4.运动中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革命,“不虚无”的是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制度。

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反而民间有一大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2005年底,俄国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所以到了最后,重用亲西方势力,戈尔巴乔夫配合美国“不战而胜”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

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多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苏联崩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

附文:苏联解体,广大党员为何沉默?

2015-10-13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每每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党员同志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对此,一些学者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广大党员态度冷漠,“竟无一人是男儿!”

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向全世界诠释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何没有党员同志在这紧要关头“振臂一呼”?这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苏共后期,广大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他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退党来进行抗议外,别无他法。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

苏共后期党的队伍不够纯净,甚至党内出现缺乏信仰的情形,起到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党员无所适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

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阶层开始“养成”。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当广大党员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有一部分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真正给党组织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毫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苏联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1991年,“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摘编自《红旗文稿》2015年第18期 李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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