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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90年代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被标签新左派遭围攻——不平等的19世纪又回来了

作者:汪晖 来处:三联生活周刊 点击:2018-10-22 14:53:09

1998年四五月间,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启蒙的命运的讨论会。我去晚了,进会场时,李慎之先生正在发言批评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去年《天涯》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要害,就是让中国脱离人类300年来走过的共同道路。作者就是现在《读书》的主编。《读书》《天涯》,南北呼应,是新左派的大本营。”

郑仲兵先生主持会议,他看到我进来了,用胳膊轻触李先生。李先生不知何意,继续批评。郑先生只好大声说:“汪晖,你坐到前面来!”

我和李先生算是熟悉的。他看见我,语气缓和地谈了一些看法。大家叫我发表意见。《读书》其实什么观点和立场的文章都有,但作为编辑,我对于有关《读书》的批评和建议一向秉持倾听的态度。至于李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我只是说: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探索中国的发展之道,我不知道如何讨论人类300年来的共同道路。

我明白李先生所说的是启蒙理想,但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和英国是共同道路吗?贩卖黑奴的时候,非洲、欧洲和北美是共同道路吗?这300年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如今都以现代化或“现代”的名义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反而变成了“前现代”,怎么理解这个新启蒙视野中的所谓“共同”?

李慎之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1997年发表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之后引发轩然大波,是后续一系列争论的导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80年代以来的主要思想派别都提出了批评,比如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思潮,以及“儒教资本主义”“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中国后现代主义”等论述。批评的核心,是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对“现代性”的足够反思,中国知识界为现代化意识形态所裹挟,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话语中无力分析新一轮全球化所产生的矛盾和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文章结尾,我批评了一些人不加反思地为中国提供资本主义现代性答案。

这些看法如今算不上新鲜,但在90年代的氛围中,听起来有些异样。无论李慎之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启蒙派,还是新一代的“自由派”,都对我的言论不满,他们对“全球化”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却从近代历史的脉络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分析。

那天开会争论得很激烈,我一说话,就被打断,很像是“围攻”。但也有两位老先生主张让我说话。李慎之先生与我观点不一样,但坦白,什么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尊敬他。

其实,那篇文章是1994年就完成的。1993年底,我从哈佛大学访学结束回国,正在北京的韩国朋友李旭渊让我写一篇介绍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文章,他要拿回韩国发表。答应了以后,我就想,该写些什么关于当代的问题?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三四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大的震荡。我先是在北京,然后下乡到陕西商洛,1991年回北京办《学人》杂志,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从远远近近的角度,观察剧烈变化的中国和世界。该怎么理解这一切?那篇文章就是对我那几年的很多断断续续的想法所做的记录,是一篇思想札记而非学术论文。

除了中国国内的大事,那几年国际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80年代末,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我们最遥远的未来,近一点的就是由戈尔巴乔夫领导正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苏联。可短短两三年,形势急转直下,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苏东改革,迅速垮台。尽管和苏东不同,但中国也在经济领域迅速进入全球化的过程。

记得1993年,我们一些人开完会到圣彼得堡游玩,和李泽厚、刘再复一起转到涅瓦河畔,港口停泊着打响“十月革命”第一枪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再复感慨:“十月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整个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灾难。”这是那时许多人的感慨,我能够理解,但对于如何分析19至20世纪的进程,我心里有并不成熟的不同意见。

我曾说,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20世纪的核心,这是漫长的革命,但也是一个短促的世纪。80年代可以算作这个“短20世纪”的尾声,9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逆转。革命的20世纪终结了,但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否定的历史。如果告别意味着不可重复,我部分同意,但如果告别等同于否定,则是不顾基本历史条件的宣言。

90年代,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日益露骨的不平等结构,而且不平等关系是以完全正当和合理的形式回归的。经过了一轮否定之后,仿佛20世纪想要冲破的19世纪又回来了。

在圣彼得堡,我们这些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都觉得这座城市辉煌美丽,甚至比巴黎更壮阔。可到了晚上,城市是昏暗的,因为经济不好,电力匮乏。我们去看世界一流的《天鹅湖》芭蕾演出,黑市上13美元一张票,以美国标准实在很便宜了。可第二天路过售票处一问,全本《天鹅湖》实际售价55卢布,当时的汇率呢,1美元兑换1300卢布!怎么能让人不感到心酸。以前都觉得苏联不好,换掉就完了,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想到实际的社会变迁是这样的。

结束旅行,我回美国。先到芝加哥,邻居住了两位叶利钦的顾问,对于苏联的分裂,他们似乎并不心痛,觉得俄国终于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民族共同体了。这让我很诧异。然后回哈佛,即将离开之际,发生了“莫斯科十月事件”。叶利钦用坦克轰击国会大楼,终结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美国媒体和国家政策完全站在叶利钦一边,明确地支持暴力,说叶利钦是在“清算前共产主义分子”。为什么美国这次的反应和他们对待中国那么不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暴露得一览无遗。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促使我反思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全球化秩序,那些札记也是自我反思吧。就在这时,李旭渊来找我约稿,我就把这些笔记整合成了一篇文章,先是发表在韩国,然后在香港。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住了整整一年。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应邀担任《读书》主编,考虑到文章发表可能引发的争议,我先用了笔名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稿。但我并不习惯用笔名,总觉得有点古怪,觉得应该对自己说的负责,没必要闪躲。那时韩少功在海南办《天涯》杂志,几次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他了。

少功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文章。他非常有勇气,但也极其谨慎,对文章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发表在1997年《天涯》第五期上,很快引起了预料中的争议。这篇文章曾经有另一个标题,叫《市场社会的诞生与思想的溃败》,暗示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的诞生,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一些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自命,拒绝任何对现代性的反思,用启蒙的教条对全球化进行着玫瑰色的理想化叙述。

这篇文章检讨了不同思潮,其实我也是自我批判,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在那样的脉络中发展而来的。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那个时代的审判者。

回头看这篇文章,它算是我对现代进程进行反思的一个开端,也是对当代思想讨论的一个介入。我在其中把现代进程加以总体化和再思考。这些抽象理论的东西有它的非常现实的价值。我记得《读书》组织讨论科学主义和环境问题,于光远先生跟我说,生态环境这都是发达国家才讨论的,中国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现在再看呢?即便是讨论很现实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理论视野,才能将尚未成为问题的问题问题化。重新解读历史,破除了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立框架,从反思现代性出发,对发展主义和与此相关的生态、平等等问题加以探讨,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形成前后,知识界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篇文章也对这些声音做出了回应。由于文章带有历史分析和综合描述的特点,于是以此为契机,知识界开始了持续不休的争论。有人将之称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我自然是他们眼里“新左派”的代表。我从未以此自称,因为任何标签化都会使问题简化,进一步发展为不同阵营之间对胜负的争夺,不再是思想和理论的讨论,但思想争论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发生了,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我一直处于争论和争议之中,被攻击了一番又一番。开始很不适应,但渐渐坦然。争议如果有价值,最终人们会慢慢进行再认识的,可惜的是有质量的批评很少。这篇文章于我始终只是一篇札记,我的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之中,在这部四卷本发表之后,我又开始了对20世纪若干重要事件和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和介入多半是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采访手记文丨刘周岩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大概是公众对汪晖的一种印象。

汪晖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承认,比如2010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基调演讲人、2013年与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18年德国最高学术奖之一的“安内莉泽·迈尔奖”等,他都是首位获得这些学术殊荣的中国人。汪晖受到的非议之多也少有出其右者,2000年长江奖事件、2007年《读书》换帅风波、2010年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等,每每均演变为公共话题,引发“混战”。

“名”与“谤”的源头,或许都和汪晖的思想有关。他讨论的话题足够重要,他的态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主流”足够冲突,于是对他的思想的看法经过了种种形式的变化,成为那些荣誉或非议。

汪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锚点展开:“现代”与“中国”。标志性的开端,正是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了回答那些根本的问题,他拒绝在研究上人为设限。从鲁迅研究起步,他的领域逐渐扩展至更大范围的思想史。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部四卷本著作中,为了探讨“现代”,他的论述上溯到了宋代甚至更早时期,而为了在特定语境下澄清关于“中国”的理解,他专门写过西藏与琉球问题的专著。汪晖目前的职业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学系的双聘教授,是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但人们谈起他时,“思想者”的身份先于“专家”头衔。

自然,他也拒绝“新左派”的标签——在他看来这是简单化且含义可疑的。他认可的自我身份,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批判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被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和未来方向的“现代性”。在他看来,批判不是简单否定,也不是与建设相互对立的概念,“反现代的现代性”本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许多对中国思想做出过关键贡献的人,都是在追求现代的同时抱有对现代的深刻怀疑与反思,比如章太炎、鲁迅,比如毛泽东。

汪晖想做的,或许是在今日中国接续这一努力。德国《时代周报》正是如此形容他的:“汪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这样的一种尝试,自然应当在这40年来的思想探索上留下一席之地。

2010年,40多位各领域的学者在北大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者戴锦华在引言中解释了为什么要讨论汪晖:“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原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9页。

观察者网网友评论:

@Half Life:

某些人以为拥抱西方的思想就是拥抱现代性、批判性、思想性,甚至以此来为西方的邪恶作为做粉饰,攻击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真的太可笑了,对西方屈膝的奴仆自称思想家、反抗者,真正的革命者却被当成邪恶打到。以西方的胸怀和思想,真的撑不起全人类的梦想。

@溺水之鱼:

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了二十世纪革命之乱,返回十九世纪之正。

@张广才: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代价惨重的结果,本身就有机械电子时代生产力水平带来的副作用,就需要高度警惕。

某些姿势分子连这都不知道,更进一步去相信西方兜售的私货,怎么说呢,,,,

说这帮家伙智商低都算是剧烈表扬了吧。

@如海苍山2:

鼠目寸光又谄媚势利的中国文人啊,本质上就是一群王朝遗留下来的末日腐儒,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找个时髦词来为自己卑微的灵魂找个安全自在且能出人头地的去处罢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百姓的幸福没半点儿关系。

在北大那个西方的精神殖民地,只在中国现代史上掀起了几场有头无尾的革命,除了破坏之外没有建设起什么东西,完全不能承担民族思想体系构建者的历史责任。只有汪晖、韩毓海等寥寥几位老师是例外,不计谤誉上下求索,其思想像划过夜空的闪电,让人看见希望。

@南山野:

反现代的现代性,是一种生长中的现代性,是对西方中心式的伪现代性的一种理论拒绝。

@牛过:

反毛的,一没良心,二没文化,三没立场,四没脊梁!这一小撮人,不过是读过几天书的文化流氓!

@牛过:

孔子思想本身和后世封建统治者构建的“孔孟之道”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封建礼教的死灰复燃,并不是弘扬传统优秀的儒家思想,而是自宋明以来的所谓“成阳理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显学的必然反应。这句话用大白话说就是:读书为当官,当官兴祖先。当官到底为什么,这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在拷问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直到太祖喊出“为人民服务”才搞明白原因。

@鬼谷道场:

李慎之是当代中国自由派的先锋,也是当代中国代路党的先驱,那句著名的“靠着美国的国家都富了”就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成为中国开放的舆论主基调。

爱爱:

不能从西方的意识形态教科书出发,来理解传自西方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自由、人权、法治等等。我们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疏解。二十多年前的《读书》就有一个“关键词梳理”的栏目。但是,这个梳理仍然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停留在咬文嚼字上。现在需要的是,让这些疏解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上。要联系西方的实际历史进程,联系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这些概念的具体实践,以及这些概念的实践对人和社会的具体影响、实际效果。其实,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仁义,礼教、礼治、德治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建立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场景的方方面面全身心浸润的基础上的。而对西方的一系列概念的理解就缺失了这一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史学应发挥类似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的作用。要把抽象的理论研究和史学研究、事实研究结合起来。

@星际旅人:

一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重点一字以蔽之就是——换。不管什么派,都是想给中国的旧思想换掉,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但是左派想的干的都是改天换地,打出一个新世界。而右派要的是给中国从换皮到换肌肉骨头血管神经,发现还是不行,于是恨不得给换内脏换大脑,一通折腾下来发现除非换人种换历史换文化,否则中国永远还是中国,变不成西方。

在伴随着痛彻心扉痛心疾首的无助与愤恨中,大批中国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奔向并拜倒在西方文化思想制度的脚下,他们觉得自己这是别无选择义无反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能让中国和西方扯上关系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了。

@我是小泥童:

关联性现象:也正是在九十年代那样一种灰暗的背景下,民间,油然复醒,开始了第一波的毛泽东怀念热潮!

@无极:

首先我们当面的现代性是人为定义的,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未见得一致,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更加可疑:一帮全球抢劫的强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火并以后达成了新的平衡,这会是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不论从外在行为还是内部结构都充满敌对性的现代性会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这分明是在自黑人类吧了。与此相对比,中华传统的王道更具人性特征。因此,市场与科技的演进,应当会有更好的出路。

@诚琪:

把任何事情都简单化,搞成非黑即白就是西方一神教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和而不同共同求利。

@泉涌:

有一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我觉得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国家的秉性。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它经济如何发展,它的自私丶贪婪丶残忍丶霸道的夲性是改变不了的,不管它们虚伪地打着怎样美丽的招牌,什么普世、自由、民主、平等,都掩盖不了它们强盗的本质。恰恰在这一点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假像蒙蔽,他们盲目崇拜,把这些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当成了人间夭堂,他们幻想着只要拜它们为师,照搬它们的经验就可以步入天堂,岂不知,他们的老师还有另一幅嘴脸,它们是不允许学生接近自己的,更不用说超过自己了!当中国的经济逐步发展,有了一定体量立后,狼外婆的面貌终于显露出来了,这对于一些盲目崇拜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先生打学生"的戏己经上演了多次了,而有些知识分子是不会认这个账的,他们己经把自己归为了"洋人"行列,他们只能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譬如茅与轼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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