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指挥者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

作者:本网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womenjia.org 点击:2018-12-04 13:29:41

炎黄之家womenjia.org火草比较认同的观点:淮海战役毛主席是战略指挥,粟裕是具体操盘,其他的都是配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站在神仙旁边帮忙做事而已的,这有什么可争的?

淮海战役的政治、军事、后勤的总指挥、总战略指挥以及各大战场的军事总指挥——毫无疑义,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委。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可以贪天之功。这一事实有淮海战役从策划到结束各个阶段全过程的军委、毛泽东的全部指挥电文为证。——《何新:淮海战役究竟谁指挥?》

观潮:我军淮海战役领导指挥的决策全过程

来源:观察者网

在阐述和分析我军对淮海战役领导指挥的决策全过程之前,有必要先做一些说明:为避免主观的结论先行,我既不预设标准也不预设前提,一切结论都产生于对资料分析之后。

另外,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地图,而不能仅以一般流行的报告文学类的文字为准。

关于淮海战役的决策和指挥,网上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焦点就一个,全战役到底是粟裕指挥的还是邓小平指挥的?为阐明全战役的决策全过程,有必要先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背景做一下介绍和分析。

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淮海战役的指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独自承担的,如果从最后决策的角度上来看,最后的决策人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等人也是参与指挥者),参战的两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者是代司令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等人;中原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者是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陈毅等人;战役期间依军委指令,成立了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在整个战役的指挥决策各个环节上,形成了军委(毛泽东)、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华野(粟谭陈张)、中野(刘陈邓邓张李)四个部分,现在所争论的是谁指挥的问题,真实内涵是上述四个环节的层级关系,和四个环节中的主要人物,对全战役所起的作用都有哪些。弄清楚了这个层级关系和人物的各自作用,对于到底哪些人才是全战役的指挥者就能明了了。

让我们先从淮海战役最初的动议入手。

1948年9月24日,当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在济南战役结束后,随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是有关淮海战役的第一份文献。众所周知,此时粟裕所提的淮海战役计划,还是还来所说的“小淮海”,与实际进行的“大淮海”有很大不同,“淮海战役”这个名称,也是由这个“小淮海”而来的(两淮与海州),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其实并不在这个淮海地区。而计划中的作战部队,也仅限于华野,计划的战役本身,并不涉及中野的部队。

也就是说,这个战役计划是华野范畴内的计划,不是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战役计划中要达成的目标,是向徐州以东地区进攻,切断徐州东翼,威胁江边,迫使敌军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向淮河一线退却,而不是与敌徐州集团决战。战役计划中的首战目标,也不是后来首战所歼灭的黄百韬兵团,因为此时黄百韬兵团还没有撤回新安镇。

粟裕的这个电报中,有一个细节经常为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所有意无意地忽视,就是收报人。这份电报是发给三个方面的: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就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而言,这里面就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作为华东野战军范畴的作战计划,电报发给中央军委是正常的,发给华东局也是正常的(此时粟裕在济南战役的打援指挥位置,与饶漱石和华东局不在一起),毕竟华东局是华东野战军的直接上级。但是,为什么要发给中原局?

这就涉及了一个与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淮海战役时刘陈邓粟谭等人的指挥层级,每个人在这个指挥层级的组织结构中都处在什么位置?

许多靠看报告文学类作品对淮海战役建立印象的人,基本都有一个认识误区:中野和华野是两个平级的野战军,于是华东战场的领导与中原战场的领导也应该都是平级的了。然而,实际的历史中却不是这样。华野和中野,两个野战军是平级单位,但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中野政委邓小平和中野副司令员陈毅,与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和华野副政委谭震林等人,却不是平级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此,就需要暂时离开淮海战役,先说一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领导指挥体制和南线战场具体的领导指挥体制了。那种因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平级的野战军而把粟裕与刘陈邓视为平级的观念,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体制而产生误解的。

中共当时的战争领导指挥体制,从高到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负责常务)暨中央军委——各大区中央局暨大军区(直辖二级军区)——各野战军。每个大局暨军区负责一个战略区,下辖野战军(或野战兵团或野战纵队)和二级军区。战争开始时,全国是七大战略区,后随战争形势的变化改为五个。这五大战略区,也就是49年整编后的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也称华北野战军)。

其中的西北野战军,在整编前,其上级大军区是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东北野战军在48年以前,是东北局领导下军区野战军合一体制的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48年成立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林彪,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华北局华北军区在48年成立之前,是晋察冀局和晋察冀第一、第二野战军(成立华北局后野战军一级撤销,军区直辖各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48年晋察冀局和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中原方面,在1947年挺进中原之前,是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后,晋冀鲁豫局和留下的部队,与晋察冀局和晋察冀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解放区即华北解放区,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领导,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挺进中原的部队,随后改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军区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军区副司令员陈毅,军区政委兼野战军政委邓小平。

华东方面的军事体制变更最大,放到下面再做详细说明。

在各个大军区和二级军区,大局书记和分局书记、区党委书记,是必然的军区政委,这是个刚性的职务特征,即便该区的书记可能不是军事干部,也必须担任军区的政委。彭真任东北局书记,就是必然的东北民主联军政委,林彪只是在担任了东北局书记之后,才能兼任民主联军政委和后来东北军区政委;饶漱石和薄一波的军事能力明显不如陈毅和聂荣臻,但他们却是必然的华东军区政委和华北军区政委;三军挺进中原时,粟裕所率部队建立豫皖苏根据地,粟裕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而政委就必然是豫皖苏区委书记宋任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粟裕“一让司令”:粟裕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政委谭震林),谦让老资格的张鼎丞担任其上级华中军区司令。司令可以让,政委谁让啊?不能让的,就必须是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担任。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大局书记任大军区政委,这在当时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体制中,是党指挥枪的特征。在这个体制之下,晋冀鲁豫局和中原局的书记邓小平,就必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和中原军区政委。

在五大战略区中,华东方面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三年间变化最大。战争开始时,华东部队的名称是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最高领导是华东局,下辖华中分局,军事体制为下辖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47年主力撤出华中解放区后,撤销了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统一整编成立由华东局领导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47年出击外线,华东野战军分为了三部分:东兵团、西兵团和苏北军区。东兵团先后称东线兵团、内线兵团和山东兵团,西兵团先后称西线兵团、外线兵团和粟裕兵团,苏北军区后成立苏北兵团。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后称)归华东局节制,西兵团(粟裕直接指挥的部分),先后划归过晋冀鲁豫建制和中原建制。

刘邓挺进中原后,原晋冀鲁豫局由滕代远、薄一波、徐向前等人负责,毛泽东曾代表军委明令陈粟要“请示徐滕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陈毅调中原局,粟裕兵团也划归中原军区节制,粟裕本人也担任了中原局委员;苏北军区部队归华东局节制,中央曾一度准备恢复华中军区,后将苏北军区和其两个野战纵队,还是划归粟裕指挥,受中原军区节制;东兵团在济南战役前,一直由华东局直接节制,中央还曾一度准备由东兵团接替华东野战军建制(西兵团划归中原军区节制时);直到济南战役时,原华东野战军的各个兵团,才重新由粟裕直接指挥。

而中原野战军的建制则与华东野战军有所不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是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南进军团改组,军区领导和机关,兼领野战军的领导和机关。而华东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军区和野战军的指挥机构则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身兼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三职的中原领导人,在军事领导指挥的层级和职责上,都要高于的华东野战军领导人。

说到此,肯定还不能说服那些认为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不低于中原领导层的人,毕竟华东野战军人多装备好,大仗打得多……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军阀队伍,不是靠人数装备的多少优劣来决定组织结构的。所以,还是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当时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担负的职责,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有什么不同,才能最终说明这个领导指挥层级的问题。看看,仅仅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份电报的一个收报人问题,就涉及这么复杂的历史了。

关于中原局与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关系,这要追溯到1948年第一季度时,陈毅调往中原的的那个时期了。一般人现在看报告文学多了,对陈毅调中原都有个误解,认为是陈毅军事能力有限,中央调走陈毅是给粟裕腾位置。从史学角度来说,这是个闹笑话的认识。

中央调陈毅去中原,是为了加强当时新成立的中原局领导力量。1948年2月,刘邓致电中央,提出要设法解决中原三军(刘邓、陈粟、陈谢)的供应困难,“如豫皖苏地区(当时是粟裕兼任豫皖苏军区的司令和政委),至今毫无建树,也没有干部,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为此,刘邓向中央建议,调有土改和财经经验的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前来中原:“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

3月23日,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中原局,决定“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同时决定陈毅、邓子恢“加入中原局”。4月27日,中央再致电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组织机构问题。”刘邓随即给中央回电,“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亦须统一指挥及供应。因此,建议:(一),以陈毅同志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二)组织中原军区。”

对于陈毅到中原后应任何职,刘邓给出了3个方案,“(一)以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还建议,“不管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5月5日,刘邓再次致电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做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二)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三)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5月9日,中央和中央军委经研究后,由中央军委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辖区和人选》通知电,其中关于中原军区的辖区,指定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关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野战军的人选,指定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6月26日,中央再致电中原局,指示“中原局应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六人组成常委。”,并同意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

7月2日,中原局将中央同意的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各项组织人选通知所属单位,同时在中原局内“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际春组成四人军事领导小组,陈毅为组长。”,“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员,陈离职期间所兼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宋任穷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副政委。”

至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的重新编组完成,人员、辖区和领导指挥权限,都与三军挺进中原时最初成立的中原局由很大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解放战争战史》,对这次中原局的重大人事调整的意义,归纳为“中原局的加强,中原军区的重建,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即形成了南线指挥中心,刘陈邓不但可以指挥中原野战军,而且也可以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这次重大的人事调整所形成的南线领导指挥体制,一直延续到渡江战役结束之后。这其中,还有两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这与我们讨论的主题即淮海战役的指挥有密切关系。一是中原局的辖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后来的淮海战役区域,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内;二是中原局内以陈毅为组长的四人军事领导小组,这个组织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各个中央局内,是独一无二的,其功能相当于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中央局内的军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刘陈邓,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领导撒指挥层级上的不同:刘陈邓是战争南线的最高指挥中心。

之所以要详细地说明这个组织结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军事指挥,不是单线的。野战军级别的单位,同时受中央军委、大局、军区的三重领导,明了这个领导指挥体系,对我们正确了解淮海战役的领导指挥层级是必须的。

当然,仅说到此,还不能完全说明淮海战役这一具体战役的领导指挥全过程,下面我还将结合战役策划和进行的具体过程,逐步分析这个组织结构中的各个部分,在全战役的策划和进行中,都各自有着哪些作用。

9月24日粟裕发往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即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第一份电报,是最早提出“淮海战役”这一名称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份电报中所策划的淮海战役,是所谓的“小淮海”,并不是后来历史上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即所谓的“大淮海”。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份电报中所策划的“小淮海”内容出发,去逐步了解真实的“大淮海”作战计划,是如何修改演变形成的,并从中了解军委毛泽东、中原刘陈邓和华东粟谭陈张等三个方面,对“大淮海”计划的形成,都各自起着什么作用。

粟裕9月24日电报中,提出举行淮海战役计划,列出了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后可选择的4个方案,供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考虑。1、“小淮海”战役方案,粟裕倾向性明显地主张采取这一方案;2、华野仅进行海州作战,对部队休整有利,但可能增加以后攻占两淮的困难;3、华野全力向南求歼敌军一部,但恐因敌退缩不易求战;4、华野全军转入休整,但易失去适合作战的秋凉天气和济南战役胜利对敌产生的精神压力。这4个方案中,有讨论意义的只有“小淮海”方案,因为其他三个方案都没有实施。所以,在此有必要结合我们的讨论主题,对这个“小淮海”战役方案最更细致一步的分析。

首先,“小淮海”战役方案的目的,与后来实际发生的“大淮海”作战即淮海战役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大淮海”是解放战争中敌我两军在南线的战略性决战,我军达成的战役目标,是彻底歼灭敌军南线主力兵团,一举底定中原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而粟裕最初设想的“小淮海”,其战役目标是:“孤立津浦线,使敌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及以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援,”。——由此可见,粟裕的“小淮海”战役目标,与后来“大淮海”的战略性决战有很大区别,远没有“大淮海”的歼敌重兵集团进而形成南线战略决战的意图。

淮海战役总前委: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从左至右)

其次,“小淮海”的战役步骤分为两步:首先由华野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即淮海战役这一名称中的“淮”),以华野全军位于宿迁和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若敌不援或被阻,或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即淮海战役名称中的“海”),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华野全军转入休整。——计划中的整个战役,都在徐州以东进行,打击对象是两淮和海州的弱敌,而对敌军徐州重兵集团,则只有在敌重兵来援时才给予打击。占领两淮和海州连云港地区,可切断徐州地区的海上通道,迫使徐州以东敌军向津浦线收缩,进而威胁徐州侧翼,迫敌向南(江淮地区)退却。

“小淮海”计划,完全基于华野全军,暂不考虑中野如何配合或中野是否加入淮海战场。所计划使用的部队都是华野的。担负两淮作战的苏北兵团,当时辖有3个纵队,再调用华野其他3个纵队进行海州作战,淮海两地作战共使用华野主力12个纵队的半数(暂不计当时归华野指挥后来参加淮海战役的中野11纵队、华东军区所属的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其余半数主力则用于打援。

“小淮海”战役计划,计划的作战区域和使用的作战部队仅限于华野,这是粟裕的职权所限,他仅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和代政委,指挥权仅限于华野范畴。所以,如果“小淮海”在历史上真实发生了,粟裕和华野自然就是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者。然而,“小淮海”并没有成为历史现实。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有关其他两个重要方面(军委和中原局)对粟裕“小淮海”计划的意见、修正以及实际战役计划的具体演变过程。

9月25日9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复电粟裕,要求华野召开一次讨论行动的干部会议,告示中央讨论的意见;同日下午15时,毛泽东再点粟裕,要求粟裕将计划作战区域的敌情告知中央;同日,刘伯承、陈毅、李达代表中原局(这时邓小平在参加中央九月会议,尚未返回中原局驻地)致电军委并告粟裕,表示“我们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打两淮吸打援敌为最好,”,同一电报中,刘陈李还建议,使用位于鲁西南的华野4、8两纵威胁位于徐州以西砀山一带的敌邱清泉兵团,即可相机夹击徐州援敌,又可向西机动。

刘陈李的电报内容,与粟裕计划中的不同点,在于刘陈李提出了对徐州以西地区的注意,而粟裕的原始计划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刘陈李的这份电报,一方面向军委表态同时华野举行淮海战役,一方面也扩展了一部分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内容。

9月25日19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饶漱石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陈毅、刘伯承、李达,批准举行淮海战役,令华野在10月10日前做好行动的充分准备,并召开一次如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在战役计划的内容上,主要有两点与粟裕的原计划有所不同。第一点是要求华野留一个纵队在鲁西南担负牵制任务,并将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也开移到鲁西南,加强牵制的力量。这一点与刘陈李电报中的建议一致。

从电报时间上,尚不能确定毛泽东发出此电时,是否已经收到并研判了刘陈李的电报,也有可能是毛泽东对此点的看法与刘陈李不谋而合;第二点更为重要,毛泽东将战役步骤分为三个阶段,——估计敌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商丘、砀山),黄百韬兵团将退回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因此华野的战役第一阶段应以歼灭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为目标,这是粟裕原计划中所没有的;第二阶段歼灭两淮高宝之敌;第三阶段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毛泽东的这个战役计划,后两个阶段基本还是粟裕原淮海战役计划的内容,而第一个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目标,则是一个重大改变。粟裕在做出原始的淮海战役计划即“小淮海”时,济南战役还没有结束,准备北援济南的黄百韬兵团还没有退回新安镇地区,粟裕向军委报告作战计划时,还没有获得黄百韬兵团的有关情报,所以战役计划中没有将黄百韬兵团作为首歼对象,而是将新安镇和运河车站地区,作为华野主力在苏北兵团攻击两淮时的机动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首歼黄百韬兵团的目标,表明了战役构思与原计划的重大不同。粟裕的原计划,是攻击两淮吸打援敌,这是我军传统的围点打援思路。而毛泽东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则表明的是毛泽东前不久刚提出的“攻济打援”思路。

“攻济打援”,是毛泽东在华野举行济南战役时提出的,这一战役思想的提出,是基于我军力量的增长和敌军力量的削弱而做出的战役思想调整。“围点打援”的思路,围点是为了吸引敌军来援,重点是打击援敌;而“攻济打援”,则是以围点吸引援敌、打击援敌的同时,将作战重点转移到彻底歼灭被围之敌的“拔点”方面上来。在兵力部署上,以足够兵力在战役主攻方向实施歼敌,同时以更大兵力进行阻援或打援,以保证主攻方向的胜利。

“攻济打援”的前提,是我军在战役总体上占有兵力数量和态势上的优势,进而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战役成果。

首歼黄百韬兵团这一战役目标的提出,是淮海战役计划在筹划阶段的第一次重大改变。从这时起到战役计划筹划中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发生之前,军委、中原和华东三大有关方面,都是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战役计划框架,对淮海战役进行思考和筹划的。

9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毛泽东根据这一战役规模的设想,指示华野,“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需准备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毛泽东设想的战役进程,仍是前一电报的思路,歼灭黄百韬兵团,进占海州再进占两淮。考虑到华野济南战役后的补充休整和淮海战役的准备,毛泽东指示要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比前一电报要求的10月10日推迟了10天左右。

10月3日,华野前委下达华野主力休整半个月的命令,10月5日在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同时几次召开攻坚研究会议和作战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战役部署。10月8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致电豫皖苏、冀鲁豫、江淮三军区并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工委并报中央军委,告知战役构想,“华野下一步作战以两淮、新浦为目标,求运动中歼灭黄兵团,具体作战计划正在研究中,”同一电报还令豫皖苏、冀鲁豫和江淮军区部队,开始为淮海战役进行前期的破击作战,要求反复破击津浦路徐蚌段、陇海路徐汴段和徐州至运河车站段,务求在未来的淮海战役期间冻结津浦——陇海路的铁路运输,增加敌军机动的困难。

10月11日晚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发给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这份电报,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对战役的第一阶段即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央突破(中央突破,是指歼灭黄百韬兵团,切断徐州与海州之间的联系,随后根据战役发展情况,考虑向东攻击海州或向西攻击徐州或向南攻击两淮地区),提出了详细的部署意见,并明确战役部署要按照攻济打援的原则,以一半以上的兵力,阻击牵制将从徐州东援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并第一次提出了对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要求:部署中野攻击郑徐线,牵制陇海线上的孙元良兵团,配合淮海战役。

毛泽东对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预想,基本还是与前面一样,向海州和两淮方向发展,整个战役约用时两个月左右。对于战役的结果,毛泽东的预计是将开辟苏北苏中战场,山东与苏北连成一片,敌军徐州主力(邱李兵团等)将被迫收缩徐蚌线固守。根据这个预计,毛泽东提出淮海战役后的华野作战预想:淮海战役后的华野,将分为东西两兵团,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中野作战,于明年(1949年)春夏将敌军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举行渡江战役。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后整理成文章),提出了完善的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故而作为典范收入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但其中对战役二、三阶段的预想和战役后的预想,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淮海战役则有很大区别。因为在实际的历史中,淮海战役的筹划,并没有到此结束。从此时到淮海战役实际开始,敌我双方的态势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战役计划还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相应的修改。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于10月11日晚18时前后发出,但由于通讯技术方面的原因,华野方面于10月12日22时前后才收到。而在此之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根据华野前委几次会议的讨论意见,制定了战役部署和战役估计,于10月12日23时,发出了饶粟谭联名给军委的报告。在报告中,饶粟谭告知军委,华野前委会议对战役的三个方案做了研究,三方案一是最初的淮海战役方案(小淮海);二是攻击新浦、海州、连云港,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于运动中对其打击歼灭;三是攻击包围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地区。报告分析了三个方案的利弊,表示“大家一致认为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并根据第三方案做出了战役部署。

饶粟谭的这个报告,否定了原定“小淮海”的第一方案(电报称“该案在战役第一步已较难实现”),战役构思完全转到毛泽东提出的战役思路上来了,但在歼黄和打援两方面的兵力部署上,与毛泽东的构思略有差别。对歼黄后的战役发展方向,先打新海连地区还是先打两淮地区,与毛泽东的设想也有所不同。另外,由于职权所限,饶粟谭的计划中,则完全没有涉及到中野如何配合淮海战役的问题。也就是说,饶粟谭方面的战役构思,完全集中在华野作战的范畴之内,此时的淮海战役计划,仍旧还不是两大野战军联合进行同一战役的计划。

饶粟谭发出该电报后,随即再发一电,要求将战役发起时间由原报的10月25日推迟到10月28日。当收到毛泽东11日的电报后,饶粟谭与10月13日午时补发给军委的电报,表示赞同军委的战役部署。但对于战役第二阶段,仍认为还是先打两淮为好,并表示将视第一阶段作战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回答饶粟谭12日23时、12日24时和13日午时三电。该电报中指出,华野的阻援部署有缺陷,遵军委11日电(即毛泽东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则可纠正这一问题;此电的其他内容表明,毛泽东的注意焦点,此时已经从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上,转移到如何牵制徐州敌军主力保证顺利歼黄这个方面上来了,在具体步骤上,开始更多地提及徐州以南特别是徐蚌线这个区域。

同时,因刘陈邓12日报告军委部署郑州战役,毛泽东在此电中第一次提出,“我刘邓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从这时起,淮海战役的筹划,开始由华野范畴向中原范畴扩展。

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攻击郑州的部署,预定于18日开始战斗,由陈锡联指挥中野3个纵队(1、3、9纵)攻击郑州,陈赓率4纵向攻郑部队靠拢,以陕南部队吸引白崇禧(武汉剿总)主力黄维、张淦两兵团,6纵暂缓北调,保护王宏坤部侧背,使其对吴绍周部放手作战。

13日14时毛泽东给刘陈邓邓李回电并告饶粟谭,“只要攻克郑州,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上不能再东进。”

13日晚17时,刘陈邓致电军委,分析中野攻击郑州后敌军可能的增援态势,提出改变原定18日开始攻击郑州的时间,认为敌军孙元良兵团和杜聿明兵团(邱清泉、李弥等)在这个时间上可以增援郑州迫退中野后,再及时东返,对华野的淮海战役计划不利。“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战役开始前五日开始行动,同时建议华野务准与二十五、二十六日开始作战,我们则推迟两日于二十日开始攻郑。”

刘陈邓的13日电报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中野与华野在具体战役时间上的配合,计划了淮海战役中两大野战军以具体战役行动相互配合的第一步。毛泽东阅此电后,于14日15时致电粟裕等,除询问华野当前各部位置、意向之外,就刘陈邓提议的开始时间征求华野方面的意见,并提出军委的意见,“刘、陈、邓要求你们二十五日打响,你们主张二十八日打响,我们顾虑攻济各部迟到不利,主张十一月五日开始从临、邹线分路齐头南进,究竟以何者为宜?请复。”

14日晚21时,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刘陈邓并告饶粟谭,电报抬头为“元酉电悉”,是对刘陈邓13日17时电报的回复,依时间推算,此时华东饶粟谭方面还未来得及回复军委同日15时的电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先通报了关于敌军准备进攻鲁西南计划的情报(杜聿明的回忆,对这个进攻计划有较详细的描述),并根据敌军的这个计划做出判断:“假入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然后根据这一判断做出三项决定:1、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2、粟谭华野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3、粟谭令苏北部队(韦吉,即韦国清、姬鹏飞)先期运动部分集结。

这次对战役开始时间的推迟,表明军委毛泽东和刘陈邓的思考,都已经将淮海战役与中野的行动密切结合起来,整个战役的构思,开始向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方向转移。而最先提出中野攻郑作战与淮海战役关系的,恰是刘陈邓。

15日17时毛泽东根据华野两次报告的敌军进攻鲁西南情报,致电饶粟谭并告刘陈邓,重申14日电报中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的作战原则,要求华野方面预做有关部署,根据敌军邱孙两兵团北进和援郑的行动,决定发起淮海的具体时间,“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同时要求中野攻击郑州的时间,要考虑到敌邱孙两兵团的动态,与华野的淮海战役发起时间形成配合,“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

16日下午和晚间,粟裕等华野领导人两次致电军委,详陈14日军委询问的情况,告知华野的作战计划和具体部署的补充建议,而所述内容,都限于华野的职权范围内,不涉及中野的任何作战行动。

17日上午,刘陈邓致电军委,告知发现黄维兵团新的动向(掩护运输军需品去南阳),故而攻击郑州有了新的较好战机,决心明日提前发起攻郑作战。当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刘陈邓并告饶粟谭,认为中野攻郑时机还是推迟两三天为好,理由是攻郑不但要考虑黄维兵团,还要考虑孙元良兵团的动向,并根据华野报告的邱清泉兵团动向,建议攻郑时间选在10月23、24、25日为好,同时也要刘陈邓根据当面敌情考虑作战决心,如这个时间完全不适合黄维兵团的动态,则攻郑还以刘陈邓当日上午电所言时间为准。同时毛泽东也告知刘陈邓,无论中野何时攻郑,华野方面按照15日致军委电的计划时间不作变更。

10月19日,粟裕、谭震林向华野部队发出开进命令,21日饶粟谭又根据敌情变化,向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部署调整建议。在饶粟谭的部署中,全部相关的部队都是华野部队,不涉及中野部队的行动,仅在准备进入鲁西南地区的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及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的牵制攻击任务中,有“策应我主力及刘邓攻郑作战”的内容。

10月22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策划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关于这个转折,在当前的淮海战役研究中经常为人所忽视。

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在“战斗计划的定义”一节中,对于战斗的计划和指挥的关系,阐述过一个重要的原理:计划可理解为给战斗做出的一切规定,也就是可理解为是智力对物质的整个作用。有的规定是必须而且可以在事先做出的,而有的规定则是根据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临时做出的。前一种规定可视为是计划,后一种规定则可视为是指挥。(黑体字是克劳塞维茨的原文)。

从克劳塞维茨的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谓指挥,就是在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根据敌我双方相互作用的态势变化,临机对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做出相应的修改、变更等等。战役的策划、作战计划的制定,与作战行动一样,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作战计划和绝对按照计划丝毫不变的作战行动。

当我军在制定淮海战役计划的时候,敌军方面正在根据杜聿明的设想,也在制定进攻鲁西南、进而夺回济南的进攻计划。依照这个计划,敌军的徐州主力兵团,将于15日开始集结和北进的行动。但就在15日当天,蒋介石因东北辽西会战(即辽沈战役)情况吃紧,亲自来徐州命杜聿明与他一起飞赴葫芦岛。杜聿明一走,整个鲁西南进攻计划就彻底搁浅了,徐州剿总司令长官刘峙十分慌张,说“光亭走了,北进谁敢负责?”

就在10月22日,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野主力,开始攻击郑州,并于当日下午占领郑州。至此,中野部队形成了可沿陇海路东进徐州战场的态势。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尚未得知郑州攻克的消息时,就敏锐地根据这一新的态势,对淮海战役计划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重大的修改,从而引导整个战役计划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22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并告饶粟谭和中原局,根据徐州刘峙停止邱、孙两兵团向鲁西南攻击并收缩砀山、武汉白崇禧黄、张两兵团被吸引向桐柏山区的情况,之处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指白崇禧所部),指示陈邓攻郑结束后应全军东进,相继占领开封或直出徐蚌线,粟谭用于鲁西南方向的部队应立即出动,与陈邓协力作战。

该电显示,毛泽东咋尚未得知陈邓攻击郑州的结果时(陈邓22日中午时分占领郑州),已对陈邓攻郑的结果成竹在胸,并就此根据陈邓所部中野主力沿陇海路东进后的态势变化,结合淮海战役的已有计划进行新的全局性思考。

22日下午1时,毛泽东对饶粟谭21日的部署调整建议作出回电,并告陈邓、中原局。这份回电对淮海战役计划,有着重要转折意义。该电内容有4条,其中只有第一条是答复饶粟谭21日部署建议的,只有简略的“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一句,而其他3条,则全部围绕着鲁西南方向(徐州以西)的情况和陈邓所部的运动展开。第2条,告知华野陈邓使用中野四纵(陈赓、谢富治所部)的电台在郑州附近作战,要求饶粟谭与进入鲁西南的华野部队(三纵、广纵)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第3条,华野三纵、广纵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在商砀线以北地区贮备牵制作战的部署。

而这份电报的核心则是第4条,毛泽东在这一条中对战役计划提出了新的重大改变。首先,毛泽东根据白崇禧部黄张两兵团被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的中野三个纵队吸引向桐柏山区,使陈邓所部攻击郑州和沿陇海路东进徐州战场,不仅可牵制孙元良、刘汝明全部,亦可牵制邱清泉、李弥一部,极大地有利于华野在运河以东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而陈邓所部东进徐州后,“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提出这一构想时,毛泽东还不知道22日陈邓将攻占郑州,还将攻郑时间假定为23日。故而预计陈邓若于月底或下月初东进时,正是华野开始淮海战役后的十天左右。对此,毛泽东提出“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般考虑回复。”

这里最关键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构思意图:1、中野东进后举行徐蚌作战(“徐蚌作战”一词,在第4条中出现了两次);2、“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毛泽东的这两个新的战役构思,使得原有的淮海战役计划,产生了质的升级,从而演变为最终实现了的“大淮海”战役。

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淮海战役计划的演化过程。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粟裕提出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时,敌军的态势是以徐州为中心,形成一个“十字架”式的态势:徐州以北最前沿的是冯治安的三绥区,徐州以东沿陇海线直至海州依次展开的是李弥兵团、黄百韬兵团和李延年的九绥区;徐州以西沿陇海线依次展开的是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的四绥区;徐州以南以津浦路徐蚌段与蚌埠连接,形成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是向徐州东翼的两淮方向攻击,孤立和歼灭陇海线最远端的海州之敌,从而斩断徐州东翼,孤立津浦线,迫使徐州之敌不得不向淮河、长江沿岸退却。

经军委毛泽东、中原刘陈邓与华东方面多次磋商后,这一战役计划中主要增加了华野首歼黄百韬兵团的内容,而为保证歼灭黄百韬,中野以积极的行动(攻击郑州、沿陇海线东进)吸引牵制徐州以西陇海路沿线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等敌军,使其难以全力东援黄百韬。敌军徐州集团是否会全力东援黄百韬,我军能否在打援作战中歼灭徐州援敌,都还是未定之数。按照毛泽东“攻济打援”的思路,华野的作战重点是放在歼灭黄百韬(相当于攻济打援中的“济”。)方面,战役目标,对徐州敌军重兵集团主要是起到威胁和压迫的作用。

整个战役的态势,基本还是以中野在徐州以西牵制敌军,以华野斩断徐州东翼,向南压迫敌军退往淮河一线。在这个构思当中,而在战役计划的制定和部署过程中,敌我双方的态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徐州以东华野正面的黄百韬兵团,原定任务是增援济南,因济南战役结束而退回新安镇地区;敌军在徐州以西展开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等,敌军原计划是在济南战役后借华野休整之际,进攻鲁西南地区,后因全国战局的变化,敌军中止这一进攻行动,已展开的徐州西翼开始向徐州和徐州以南收缩;同时我军中野刘邓李所部吸引武汉白崇禧主力向桐柏山区,陈邓所部中野主力部署攻击郑州,形成中野主力将沿陇海线东进开封、商丘的态势。而陈邓所部对郑州的攻击,又使得敌军对沿徐州以西陇海路展开的刘汝明四绥区、孙元良兵团、邱清泉兵团等部,是否需要增援郑州产生了犹豫。

毛泽东根据这一态势变化,敏锐地提出新的设想:中野东进徐州战场,在求歼徐州以西孙元良或刘汝明所部及牵制邱清泉李弥使其不能全力东援的同时,相机将战役发展方向指向徐州以南的徐蚌线,以新的徐蚌作战,配合华野在徐东歼灭黄百韬,形成对徐州侧后两翼的合击,斩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孤立徐州刘峙集团,从而将整个战役向后来的“大淮海”方向演进。后来的淮海战役,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格局进行,最终全歼敌军徐州集团。

从这一计划中的战役态势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淮海战役计划已经从最初的斩断徐州一翼的“小淮海”,向两翼合击徐州、孤立进而求歼刘峙集团的“大淮海”演进。这是战役策划阶段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使战役的计划产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令战役计划产生改变的要素,是中野的攻郑和东进态势。而最先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变化提出这一计划改变的,既不是华野的粟谭,也不是负责南线的刘陈邓,而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最先提出淮海战役计划的华东方面粟裕等人,着眼点都还在具体部署歼灭黄百韬、向两淮海州方向发展。因为歼黄是华野的战役任务,正是粟裕等人的职责所在。而中野的运动和这一运动所引起的全局态势变化,不在粟裕等人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电报中,华东方面粟裕等人,都没有对中野的行动提出过战役性的意见。

这时的中野,实际是分成了两部分,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领中野机关指挥三个纵队,在牵制白崇禧的主力黄维、张淦两兵团,陈毅邓小平指挥中野四个纵队攻击郑州并进一步沿陇海线东进开封、商丘,配合华野的淮海战役。刘陈邓南线领导核心此时不在一处,两部分的着眼点,也都在各自当前的任务和部署上,所以也都没有对整个南线战役提出全局性的意见。这时把握南线全局、对整个淮海战役计划的演变起着决定性指挥作用的,既不是华东粟裕,也不是中原刘陈邓,而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由于这时整个淮海战役还处于策划和开进阶段(华野歼黄的南进和中野沿陇海路的东进),还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战役战场,所以全战役的战场指挥,还是分成了互不统属的华野、中野两部分,尚未建立统一的全战役战场指挥机构,华野、中野两方面,此时也都没有提出统一全战役指挥的要求。

同时由于直接指挥的部队关系,无论是中野的刘陈邓还是华野的粟谭,对军委提出的战役性建议,都是侧重各自所统属的野战军方面,基本都没有综合两大野战军方面的综合性的全战役行动方面,而从全战役角度统合两大野战军的,只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以,在淮海战役的策划及最初的展开阶段,无论是刘陈邓还是粟谭,都不能说是在指挥全战役,因为此时在计划中,华野和中野还是要分别进行两个相互配合却有各自独立的战役。

另外,从战役区域划分的角度上,这时中央军委、中野、华野三个主要方面,都还是将华野范畴的淮海战役,与中野范畴的徐蚌作战,作为两个相互配合但各自独立的战役来思考的,尚未将这两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性的大战役。从这个角度上,充其量也只能说粟谭此时,仅是在指挥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小淮海”;而刘陈邓作为南线的领导核心,此时也没有担当全战役的指挥职责,而只是在指挥中野进行设想中的徐蚌作战,以独立的战役姿态配合华野进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此时两大野战军的作战,在计划上还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战役(淮海战役和徐蚌作战)。而最后统合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大战役,还是在中野东进开封商丘威胁到徐蚌线徐蚌线之后。

网友谈淮海战役指挥者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

其实放眼看,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离了毛主席,一切免谈。

有人说,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如果引用的是原话,恐怕不准确,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邓小平说过这句话。但类似的意思他倒是说过。1989年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就谈到了“淮海战役”。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18〕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历史研究有孤证不立之说,这咋整

毛不用争,他策划指挥的记录都有。粟也不用争,从战役设想到具体指挥都很清楚,毛说他立了第一功。有些领导嘛,指挥的电报有几封?为什么说“本当由我们来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直接指挥”?

粟裕之所以很多人为之鸣不平主要是因为没山头主要靠战绩,晚年还被一部电影贬低了。粟裕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红25军出身的很多将军。历次整编被分散到各个山头下的序列里,打硬仗就派上去,数次的血战还没死就成了名。

毛泽东是总经理庙算,拍板决策,调动各部门配合,粟裕是一线经理,攻坚克难业绩突出。中野是配合部门,根据经班子会同意的指令行事,红花还要绿叶衬。所以总经理的决策之功跑不了,一线经理业绩摆那里,还用说啥?

职务的高低决定了谁指挥谁,但是政委就是政委,不是下军令的那个人。被一部电影贬低的不止粟裕,还有刘伯承,片子里完成像是邓的副手

海战役期间毛与粟的往来电报达一千多封,而与总前委却没几封。之所以现在不好说是因为后来有人成了总设计师,而且亲口说淮海战役是自己指挥的。

谁是淮海第一功,谁最有资格评价?军委主席毛泽东、中野司令员刘伯承都认定是粟裕,我不知道有谁有资格推翻他们的判断!粟裕是我军历史上最出色的将领,没有之一。刘伯承称他“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毛在蒙哥马利面前盛赞他最会打仗,目中无人的另一个军事天才林彪视军中无数威名赫赫的战将为无物,唯对粟裕心存敬意,直言粟裕打的一些仗他不敢打。不要告诉我他们都是傻瓜。

说邓军事家就言过其实了。我军军史上可有一场战斗无论大小是邓亲自指挥的?至少在大众看到的历史里找不到。一个从未指挥过战斗的人突然受命指挥60万大军消灭了80万敌军,这样的天才人类历史上有人见过?历史尚未远去,不可以为了讨好某个人就随意把历史随意改动,这侮辱公众的智商。不需要马屁精们在邓身后涂脂抹粉画蛇添足。

打仗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涉及人事、后勤、政治等多方面。拿拍电影来做比喻,粟裕是主演,而且剧本的框架是他写的,剧本的扩充和完善几方都有贡献;以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则是总导演和制片人;刘邓是片场主任,筹钱、后勤、灯光、摄影特效都要管理,同时兼做配角。哪一方掉链子了这部电影都不可能成功,各方的功劳与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令人不齿的是片场副主任日后做了影坛领袖就把这部片子的大功一人独揽

而且就算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是第一功,那也首推刘伯承啊。  看《淮海战役》之类的片子,给人的感觉是刘伯承就是一个副司令员或者参谋长,司令员和政委都由某人兼了。

大决战三部曲唯二小缺陷,一是把邓的功劳夸大了,二是美化了蒋军。按那个时候的时间背景,也可以理解;只是后人评论就不是谁能左右的了,这也是心胸气度的区别。

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

来源:察网研究  作者:高戈里

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军人,说到自己的战功,几乎异口同声“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而今的社会,为某些开国战将战时的苦劳“争功”、战后的待遇“叫屈”之声,却不绝于耳。

难道我们的革命前辈在公众面前,人人都是虚情假意的谦谦君子?在组织面前,个个都是泯没“自我”的诺诺小人?

否!

因为,他们不是争雄逐利觅称侯的军阀,他们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不服务人民群众,他们一无是处!

因为,他们不是打家劫舍窜四方的流寇,人民军队靠人民,只有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才能打赢人民战争,不深入人民群众,他们一事无成!

因为,他们不是争强斗狠缺思想的打手,他们的功劳无一不建立在“走群众路线”基础之上,在功劳面前,他们首先想到冲锋陷阵的基层指战员,想到流血牺牲的千百万革命烈士,想到哺育子弟兵的亿万人民群众,不融入人民群众,他们一钱不值!

一、党中央、毛主席、蒋军将领如是说——百万民工支前何以保障战斗力

淮海战役功劳的归属,党中央早在淮海战役结束7天后就有过结论——1949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并明确指出:

【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

关于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陈毅分析道:

【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我军主要进行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雄厚的民力支援,淮海战场上的军力对比,实际上成为500万对80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术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5个师起义,1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500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

1948年11月8日,即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碾庄战役发起之前,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和立即放弃徐蚌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的两种方案后,强调了淮海战役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

同年11月9日,就粟裕提出的战役设想的前提条件,中央军委回电粟裕等: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同年11月14日,就战役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又致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同时部署华东局、中原局:

【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11月22日,中央军委再发一电,将调粮、弹药接济等支前任务,扩大到华北局。

史料记载,淮海战役期间,华东、华北、中原、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我军作战,共出动:

【民工约543万人,其中:

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随军服务两三个月以上)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一般服务30天以上)

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一般服务10天左右)

担架20万副

大小车88万辆

挑子5.5万副

牲畜76.7万头(未含冀鲁豫行政区)

船8500只

粮食一共筹运96000万斤

其中:前方实用43400万斤】

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

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史料记载:

【沂南担架团,在朝阳集附近时,群众看着民工穿的很破,以为这都是跟着部队出来混饭吃的,一个老大爷问民工高培忱:“你那里歉年几年了?”高培忱就主动和他解释好多问题,说明解放区丰衣足食,解放区大批给养日夜不断的向这里运,我们是吃着自己的粮食来帮助你们解放。

渤海四分区担架团,特等功臣杨丙信,在徐州北于村住时,在一家姓张的大爷家,他宣传了共产党民主政府怎样帮助老百姓生产,爱护老百姓和怎样实行土改等。张大爷的侄子张光明,在一旁听了,他站起来说:“怎么真的还有这样好事吗?”接着他就说起他今年18岁,12岁就没有父母,撇下了3亩地不会种也都卖了,他要求跟杨丙信一块去支前,复员后一块到解放区去,杨丙信对他解释说:“蒋介石快消灭了,这里很快和俺那里一样了。”当他行军走出十多里路时他又赶了去,指导员让他吃了饭,才把他动员回去。

很多新区群众不明白民工怎样来的,不少群众问民工:“是不是抓来的?”安丘县的一个18岁民工告诉他们说:“蒋介石在那里把俺糟蹋的和你这里一样苦,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救了俺,俺支前都是自愿来的,打不倒蒋就没好日子过!”

许多民工团队的和长长行列,经过徐州、蚌埠时,市民们都奇怪地说:“怎么这些伕子也没押着的他们不跑呢?共产党真是有办法!”民工答复他们说:“支前都是自愿的,消灭了老蒋才能过安稳日子!”】

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有着震彻肺腑的感受。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他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群众,靠优秀干部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军队,靠优秀将领统领指挥,才能打胜仗。

革命队伍不否定英雄,不能容忍的是“个人英雄主义”——1948年1月16日,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作报告时,曾痛斥:

【和党的利益相对立的,是政治上的标新立异,个人突出,个人的地位利益的权威观念。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我个人有没有威信、权力与地位,拼命地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信仰,不管党有没有信仰。差不多在许多同志中间都存在着,这就叫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做了一些成绩,打了一个胜仗,就骄傲异常,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强调个人的功劳。其实,想错了,把个人的功劳太突出了,离开党,离开干部,离开群众,你能作出什么功劳来?在家里当工人,当农民,有什么英雄领袖?就是因为有党。工作有成绩应当全面去想一想,打仗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根据地,你个人无论如何不能打胜仗。打仗要靠干部,靠广大士兵,否则你就是再好的指挥也不能打胜仗。如果后方不支持你,人民不支持你,你也不能打胜仗。没有子弹、炮弹,没有兵员补充,没有粮食吃,也不能打胜仗。没有地方支持也不能打胜仗。如果有个人功劳的话,那么论功行赏,个人也只能放在第四位。第一是党,第二是群众,第三是士兵和干部,第四才是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之所以没有根据,所以要不得,这是因为他和党的思想不相符合的。】

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将“个人英雄主义”斥责为“单纯的打手观点”。

在中原战场,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评更为严厉——《中原军区关于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与制度的训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严肃指出:

【“有些有能力的干部容易发展骄傲自大、个人英雄主义、不虚心、不民主、轻视政治、忽视组织和纪律等等倾向,因而障碍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

还要求各部队警惕其中少数人“发展了极恶劣的军阀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腐蚀了部队的战斗力”。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毛泽东统领的人民军队中,没有政治头脑、缺少政治觉悟的“打手”,通常是被帮助、被教育的对象——史料记载,中原野战军某部“在查整中曾暴露右倾军阀主义、贪污腐化、干部不团结、反上压下等现象,查整中用算伤亡账方法,及提出如何对得起太行山人民及党政的口号,激发了极大多数干部的反省与觉悟,不少高级干部在反省中,惭愧痛哭流涕,最后思想、作风、工作得到很大进步”。

8年前,笔者在《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为什么聚焦基层士兵》一文中曾有过如下假设:如果电视编导将《亮剑》中的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对调,互换指挥对方的部队,在剧中,编导解读历史的逻辑依旧周延,人际关系表达的情理依然通达。但是,如果让现实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互换部队指挥,肯定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宣传的是英雄史观,而现实中的人民战争靠人民,靠走群众路线!

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淮海战役来讲,若论个人的作用,非毛泽东莫属!当年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曾说: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

国民党嫡系将领对我军的评价更有意思——回顾曲折历史后曾著文“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的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临汾前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

【华野整理的蒋军七十四师调查材料……谈到,敌人批评我们是吃战略饭的,不是吃战术饭的。说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部队的战术动作,他们是很不佩服的。】

既要坚持人民史观,又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者如何辩证统一,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后,修改了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据熊向晖回忆,看到主席如此修改,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很不理解,于是,毛泽东与熊向晖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么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拒授军衔、拒佩勋章、拒绝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心里装的,是能够翻天覆地的亿万劳动群众,是已经血沃中华的千百万革命烈士!

因为,他老人家坚定地认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由此,才凝聚了草根大众“粪土当年万户侯”“敢教日月换新天”之伟力,才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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