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两件事再度引起了人们对高盛权势的兴趣。11月26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现任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担任“世界上第一家央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创建以来的首位“外籍”行长。12月8日，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宣布将在年底辞职，引起了人们对欧元区前途的新一轮担忧。
这两人引人注目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曾在高盛长期供职。卡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进入高盛工作，先后在高盛的伦敦、东京、纽约和多 伦多部门工作了13年，从基层职位晋升到高层职位。而蒙蒂则是从2005年起被高盛的伦敦分支“ 高盛国际” 聘为高级顾问——这不是“顾得上才问问”的荣誉衔，而是一个实职。
欧洲的“高盛帮”当然远不止这两位。2011年11月19日，英国《独立报》做了题为《高盛：欧洲的新主人》的专题报道，指出除了2011年上任的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和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外，高盛出身的高官还有前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比利时人范米埃（Kareal vanMiert ）、曾帮助创立欧元的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国人奥特马·伊辛（Otmar Issing）等。
而在英国宣布马克·卡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继任者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立即于11月27日做了题为《马克·卡尼：高盛系》的报道。由此可见西方人对“高盛出高官”的敏感。毕竟，高盛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欧债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今却让他们来处理 危机。
为什么高盛总出高官？莫非其中存在什么“阴谋”？
这涉及到西方社会的权力运行方式。欧美把商业人物转身就变成高官或者高官转身就变成商人的现象称为“旋转门”。
而“旋转门”是依附于西方统治精英体系这座大厦的。对于跻身大厦里面的人来说，是无所谓政界商界的，可以来去自如。但大厦里面的人也分派系，其中一个重要门派是犹太精英群体，高盛则是犹太精英群体的众多门店之一，当然可能算最大门店。
由于犹太精英群体在当代世界体系的核心领域——金融领域当中占据了各种关键位置，因此西方国家寻找懂行的经济 官员人选时必然绕不开他们。而对于高盛来说，除了金钱之外，公司文化中还有对“更长远利益”的追求，正是这个“更长远利益”使他们不断物色具备“当官”潜质的人才而笼络之。（见表1）
高盛背后的“我们这伙”
理解西方统治精英群体有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欧洲各国王室的通婚规则。历史上欧洲各国王室间互相通婚，构成一个通婚圈子，并且严格禁止跟圈外人 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正性。也就是说，即使大贵族也几乎不可能高攀上王室的“金枝玉叶”，更不用说平民了。到了当代，尽管王室不再赤裸裸地执行这种等级制 规则了，王室与平民联姻的“灰姑娘传奇”也偶有发生，但在欧洲王室当中，这种例子依然是极少数。举王室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其实不仅是王室之间构成基本封闭 的通婚圈，还有其他很多个基本封闭的通婚圈存在。
比如说贵族之间也有很多通婚圈，他们高攀不上王室，但也不愿意屈尊与平民联姻。实际上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有点“门当户对”意味的通婚 圈，犹太富豪群体当然也不例外。
纽约的犹太富豪群体有个专门的称呼“Our Crowd”，是德语dieUnsrigen 的英译， 可以翻译成“我们团伙”或者“我们这伙”，他们是19世纪中后期从欧洲（主要是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及其后代。
“我们这伙”在19世纪中后期纽约崛起为“资本之城”的过程中，创办了一系列以家族名字命名的企业，包括古根海姆、库恩-洛布、雷曼兄弟及戈德曼- 萨克斯（即高盛）等，随着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这些曾经只是街头商铺规模的企业也逐步成长为“大到不能倒”的巨无霸，“我们这伙”也成了“纽约 犹太巨富”的代名词。“我们这伙”世代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血缘圈子。
如果说婚姻的一大社会功能是分配和传承财富，那世代通婚的血缘圈子就会形成一个保有财富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伙”在当今指的就是华尔街犹太富豪群 体。
现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有“白鞋”（White shoe firm）和“新白鞋”（the “New” White shoe firm）之分。其中“白鞋”指的是美国主流白人“WASP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清教徒”的缩写）的企业，其代表是摩根大通；“新白鞋”指的是犹太人的企业，其代表就是高盛。华尔街只有这两种企业。
“新白鞋”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老板群体，就是“我们这伙”。对“我们这伙”来说，所有的“新白鞋”都是门店而已。出高官的并非只有高盛，各大“白 鞋”、“新白鞋”都盛产高官，不过高盛似乎的确出得最多。
金融编织起来的世界
“我们这伙”在西方统治精英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这就要看“我们这伙”的门店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处在什么位置。
西方国家的各级政府运行依赖于发行债券借钱，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运行依赖于美国国债。而货币发行则是与国债绑定的，比如美元的发行量约88%来自美 联储购买国债。在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是石油期货市场、粮食期货市场等各类大宗商品市场以及两房债等各类债券市场。实体经济运行的“养料”，其实都是通过各 种金融化的交易获得的。
西方的各类公债一直就主要依靠犹太商人承销。高盛在早期主要做的就是债券生意。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高盛才由于罗伯特·鲁宾、乔恩·科尔津 等天才人物的出现，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衍生品交易。实际上罗伯特·鲁宾等“数量金融”先驱也是衍生金融时代的开拓者。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 数据，截止至2012年6月底，全球场外（OTC）衍生品市场的未结清合约总的名义金额为63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代表实体经济的2011年全球GDP 数字才69万亿美元。这还只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规模。
实际上，金融已经成了把世界体系这张“大网”编织在一起的“线”，当今世界可以说是金融编织起来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这伙”的“门店们”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领域能够大致与“我们一伙”相匹敌的也就是WASP 的“白鞋”们了。
2011年7月，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爱因斯坦的母校）发表了《全球公司控制网》（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报告，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大公司交叉控制网的情况。该报告的研究小组收集了全球3700万家公司的股权结构数据，分析了世界上全部 43060 家跨国公司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持股关系网络。研究小组发现，持股关系网络中占全球经济大约40%份额的一个部分最终都可追溯到一个由147家大公司构成的“超级实体”——该“超级实体”中的每一家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都属于其他146家成员，而构成 这个“超级实体”的147家公司，大多为金融机构。
在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格局中，西方国家的政府要寻找懂行的经济官员，能绕开高盛这个“我们这伙”的“主门店”吗？
“影响力”比金钱更重要
高盛出高官，这个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其在金融领域的关键地位，也与其追求“更长远利益”的企业文化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带领高盛跻身一流 企业行列的领导者温伯格和列维就开始教育员工们：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不仅在于挣多少钱，还在于“更长远利益”。为此，高盛提出“只雇用最出色的人，而非最出色的银行家”的口号，每个新人一迈进高盛大门，高盛就开始努力培养其在政治上有作为所需的素质。由此高盛逐步编织起了政府关系之网。
为什么一流企业要追求“更长远利益”呢？没有见到过高盛直接解释这一点的资料，但一个某种意义上或许比高盛更成功的企业的掌门做出过直接说明。
2009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当代掌门大卫· 勒内· 罗斯柴尔德 做客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回答主持人陈伟鸿关于该家族到底有多少钱的提问时说：“不管我们的财富是汇丰的30%，还是它们的一半，对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其实我们并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我见到过很多很有钱的人，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们的财富非常庞大，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影响别人。”
大卫·勒内·罗斯柴尔德这段话的意思是，“影响别人的能力”比金钱更重要。结合“罗斯柴尔德系”企业与高盛的具体行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金钱的数量其实只是对相对较穷的人意义重大，一旦达到了一定量级，再多也没有超出数字本身的意义，这时会遇到很多“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东西。例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常碰钉子，不是钱不够而是外国政府不批。反思“钱”的意义，可以意识到，在信用货币时代，钱代表的是“信用”，交易其实是用信用来换取对 方的“让渡”，也就是改变对方的行为。对于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来说，钱的数量是可以“创造”的，因此靠金钱收买很难改变其行为。这时要改变对方行为，就 需要超出金钱的方式了。这才是高盛所谓“更长远利益”或罗斯柴尔德所说“影响别人的能力”真意所在。
查找英文资料可以发现，在“影响别人的能力”的方面，罗斯柴尔德做得似乎比高盛更好。需要说明的是的，高盛是一家企业，而“罗斯柴尔德”则是多到不 知道多少家企业的集合，仅仅名称中带“Rothschild” 的著名金融企业就有二三十家。除了官方中文名为“洛希尔”的名义上算“母公司”的N M.Rothschild & Sons（伦敦）和Rothschild & Cie （巴黎）之外，还有管理资产超千亿欧元的LCF Rothschild、近年来表现活跃的“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公司”及“埃德蒙·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等。更不用说名字中不带 “Rothschild”的金融企业以及在从资源矿产到葡萄酒的广泛领域中存在的“Rothschild”了。（见表2）
拥有政、商领域广泛的“影响别人的能力”，意味着可以做到很多仅仅用钱做不到的事情，而这才是在真实的社会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从名义上来说，世界上 “最有钱”的企业是贝莱德、富达、先锋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实际上可以看到，它们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如高盛、罗斯柴尔德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