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泽东这个人，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折手段，搞党内斗争的时候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这一类传言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的就是说在延安整风当中，毛泽东以这个很阴暗的心里、用了很多很不光明的手段来整人。（高华后来死于12月26日，恰好是毛泽东诞辰，怪不得有人说笑说这是猥琐文字写得太多结果被太祖收了。高华之类的人，说客气一点是用燕雀之头脑去揣摩鸿鹄之思想，说不客气一点，就是一票无耻小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诋毁一个历史伟人。）
何新说，有些自命不凡的公知在吹捧俄罗斯潘佐夫的《毛泽东传》。我也读了此书，评语是四个字：恶臭无比。恶臭在哪里？臭就臭在此书与那位女丑张戎以及高华一类撰写的造谣谤书一样，无一字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辈心地腌臜龌龊的宵小之徒岂配谈论毛泽东？那些所谓狗屁传记对于毛泽东的军事人生、对于他所领导指挥驾驭的那一次次伟大战争和战役都鲜有记述。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的军事胜利不是依靠宣传吹出来的，就是依靠间谍偷来的。他们描述的毛泽东，是一个只会藏在洞里搞阴谋玩弄全世界的政治阴谋家。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揭秘游戏，这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世界最大、最可笑、最愚蠢之“阴谋论”。
也有人认为，所谓毛泽东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与社会矛盾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定毛泽东的人，喜欢将其称为“权力斗争”，而我宁愿称之为“路线斗争”，它的目的无非是解决已经隐含或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而非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某个权利位置。如果两人的政治观念完全一样或非常近似，耍点手段，你下我上，我们可以认为是权力斗争。当政治理念不同，对于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不同，谁掌握权力便是对全社会的巨大影响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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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华在书里边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作者就列举了很多证据。比如，延安整风结束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说：你们看，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大权在握，七大的人事安排就体现了毛泽东要独揽大权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仔细一看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单，好像高华说的不完全对嘛。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还在中央委员会里边，还是中央委员,没有被迫害啊。于是《红太阳》的作者就说，这些人已经被剥夺了实权了，只是挂一个空头的名额，其实是被整了。这个说的呢，有点道理。
我们再一看，诶，那延安整风里边表现最积极、被作者认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康生，他的社会部部长的职位被撤销了，没有保留任何实际职位，就是一个空头委员，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作者又说，这是因为康生整风得罪的人太多，毛泽东不得不把他拿下来，显示康生干的坏事与自己无关，这叫丢车保帅。
然后，再来看中央委员里边被提拔的人，刘少奇、彭真这些人被提拔上来了。作者就说，你看，这就是毛泽东重用私人，把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大力提拔了。这是任人唯亲。这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一看，咦，周恩来也被提拔上来了？周恩来可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而是威望很高的中共元老，以前还当过毛泽东的领导，当了好多年，在井冈山把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博古王明那一边的。就在一年前，周恩来还跟王明一起在南方局搞统一战线，合作的还挺好。那这又怎么解释呢？这个《红太阳》的作者又说啊，这是因为毛泽东需要显示自己的公正、宽大。为了掩盖自己的权力野心，故意树的这么一个典型。
这样的解释，我认为就有点牵强了。客观的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对历史细节的考证，非常的详实，不是凭空造谣。这书里面说的事情，基本都是真的，但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他去解释这些事情，所用的逻辑有问题。
实际上他举的这些个例子，我们用相反的立场和逻辑来解释，也完全解释的通。
我们完全可以说，王明、博古这些整风的主要对象被批判了以后，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这说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周恩来这样的人呢，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说明毛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还是心胸宽广。反之，像康生这样的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犯了很大的错误、制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坚决拿下。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人公正无私，不姑息养奸，不包庇纵容自己的亲信。
你看，我们这样来分析，也是通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事情是同样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逻辑去分析，就可以得到两种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分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去。为了澄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里边那种不尊重事实的立场和逻辑，我们必须对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体的把握。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从苏联派一些人过来，直接当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从苏联派过来的人，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国际，对苏联言听计从，而且从思想上也认为苏联的那一套模式就是搞社会主义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学习苏联。这些人呢，可以称之为“国际派”。他们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博古呢就是王明的同志，被派回中国当领导，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
还有一批人，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就是“本土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还有一批人，是“中间派”。他们也去苏联学习过，但是回国以后长期在一线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实际情况，思想上其实已经本土化了。比较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原来是在欧洲留学，接触过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再去的苏联，不是王明博古那种没有被“污染”过的。像邓小平回国以后，先在上海干一些党务，基本上是跟着国际派走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去广西搞百色起义，慢慢的发现本土派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很好，就跟着毛泽东走了，后来还被国际派打成了“毛派头子”。
这就好像我们现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跑到中国来开了一家分公司，独立法人，中方这边也有一些股份，但是美方控股，高管都要从美国那边派过来。王明博古这些人，就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已经彻底西化了，受到美国总部的重用；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就是外派留学生，被派到了美国总部进行过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国担任要职；毛泽东，就代表中方股东，为革命出了本钱的，但是股份比较少，没有发言权。
那个时候的苏联，就好比是一个大财团。共产国际，就好像是它设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者说小微企业孵化器，专门在世界各国搞风投、支持新的共产党创业。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有财大气粗的苏联在后面砸钱，刚开始发展的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但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出问题了。这跟我们企业创业也是一样，刚开始你比较小嘛，没人理你，你自己自生自灭。等你规模搞大了，大家就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要跟你打价格战、要挖你的人才、在媒体上曝光你的负面新闻等等。当然那是革命战争时期，竞争对手的手段就比较直接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
最后的结果，本土派在农村的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国际派在上海被国民党搞得没办法生存了，只能全部搬家到了毛泽东创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企业，为了面子，跑到这个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CBD去租用最好的办公楼，但是这些地方写字楼的租金贵啊，风光了几年之后交不起房租了。然后大家一看，诶，江西分公司的毛经理搞得还不错，圈了一块地在搞建设，虽然还都是些毛坯房，但好歹是有独立产权的，比较安稳，所以总部就干脆搬到江西办公去了。
总部这些人到了江西以后，还梦想着当年在CBD里边的好日子，天天想着要去围攻大城市、要搞正规军作战，说起来还有理论支持，就是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直接就去攻打圣彼得堡，然后就成功了。这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起了冲突。总部这帮人就仗着自己是领导，还有投资方兼大股东共产国际的支持，把毛泽东给免职了，自己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结果几场仗打下来，把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本钱也给打没了。没办法，只有变卖家产，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军团。
而且总部这帮人啊，心还忒狠，因为毛泽东当时有病，行动不太方便，他们就觉得这家伙反正不听话，带着还是个累赘，所以干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带他去湖南了。
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忙。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比国际派那帮人识货，很早就看出来，上海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反倒是在江西农村闹革命的这些泥腿子威胁更大。所以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博古王明这些人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间派就站了出来，坚决要求把毛泽东带上，因为要是留在江西，被国民党抓住了或者杀掉了，对士气影响太大。这是中间派第一次站出来支持本土派。其实这也说明，经历了从大革命到现在的各种失败，中间派已经开始动摇了，虽然在组织上还听国际派的指挥，在心理上已经开始倾向于本土派了。
长征开始以后，红军的逃跑路线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了，在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国际派那帮人确实是缺乏实战经验，有点本钱的时候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这叫“左倾冒险主义”；打输了开溜，马上就慌了，一根筋就想着赶紧到了湖南就安全了，一路狂奔，这叫“右倾逃跑主义”。在路上被蒋介石各种围追堵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间派终于坐不住了，在遵义会议上，跟本土派的人联合起来，逼迫国际派把对红军的指挥权交了出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站出来，率领红军搞兵变，把国际派那些人抓起来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现在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毛泽东是个野心家，直接煽动军队搞哗变夺权，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后边就没有延安整风那些事儿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书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很阴险，在党和军队中间搞两面派。对党内呢，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在军内呢，就说党指挥枪，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压制那些军头。这个分析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逻辑来归纳正确的事实。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是真的，而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呢，只是借这个势，绝对不会坐实。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队来解决党内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长征路上、延安整风、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的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
我们做个对比：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这边还没让张国焘交出兵权呢，也没让他的军队去打仗牺牲，他就坐不住了，仅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上有了分歧，就就要发动兵变来逮捕毛泽东张闻天这些人，然后自立中央。这才叫用军权来夺取党权，这才能叫两面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国际派这帮人，不是跑到毛泽东的地盘，而是跑到张国焘的地盘去指手画脚，还要他把军权交出来，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毛泽东？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毛泽东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最神奇的是有一次，上海那个朝不保夕的中央开了个会，要罢免军权在握的毛泽东，派了个职位很低的特派员过来传达命令，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连个书面文件都没有带，还把口信传错了，说要开除毛的党籍。毛泽东就马上卸任、交权。这就叫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种人来当领导，大家才会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会坚决执行，这叫以身作则。
所以遵义会议的结果，本土派重新掌握军权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妥协，国际派只是交出了军权。党内一把手张闻天还是国际派。中间派的周恩来被授予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毛泽东复出，成为周恩来的副手。由于周恩来不懂军事，而且也比较谦让，所以实际指挥权仍然归毛泽东。打了几次胜仗以后，毛泽东才成了军委主席，周恩来成了副主席，二人调换了一下位置，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毛泽东掌权以后，最终成功带领红军走到了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过这样的胜利，慢慢的成为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
但他背后的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有了苏联的支持，王明就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改组，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康生和陈云两个人塞进了中央书记处。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变成了王明、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这么一个组合，国际派占了4个席位。本土派只有一个军权在握、实在干不掉的毛泽东。中间派因为曾经“倒戈”而受到惩罚，周恩来被踢出了中央书记处，一个位置也没有了。
王明改组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私心太重太明显，把本土派打压了不说，把中间派也彻底得罪了。而且他所执行的这种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而失败了。但是王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大家暂时也拿他没办法。直到1941年苏德战 争爆发，苏联必须用全部精力投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了。毛泽东才抓住机会开始反击，发动了延安整风。
所以《红太阳》一书的作者拿七大的人事安排来说事，说毛泽东任人唯亲，挑选对自己“臣服”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还找了那么多理由。我们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毛泽东在七大的人事安排简直就是“和稀泥”：中央五大书记里面，中间派（周恩来）、国际派（任弼时）、本土派中的解放区（毛泽东）和白区（刘少奇）各个山头的代表全都有。还有一个朱德，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去过欧洲，去过苏联，周恩来介绍入的党，在井冈山跟毛泽东一起干革命，把毛泽东赶下台的事儿他也有份，长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工作，跟各方面都有些渊源，德高望重、脾气又好，但是又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派系势力，因而成为各派力量的缓冲和调解人。
对比王明和毛泽东所搭配的两份名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要从完美无缺的角度来挑剔毛的用人，怎么说都有毛病；但你要是跟同时期的其它政治领袖比，你就会发现若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这些品质，真没人比得过毛。
王明当权，就专用国际派；蒋介石当权，就专用黄埔军校的嫡系；只有毛泽东当权，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山头的人，只要能干的、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都上。在军队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司令林彪算是毛的嫡系，西北司令彭德怀是独立性很强的无派别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是国际派，毛泽东在江西被整下去以后，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就是他，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也是骂的刘伯承；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刘少奇提拔上来的；华北战区是聂荣臻，在欧洲和黄埔军校期间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所以你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的五大书记、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是各个山头都有。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毛泽东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孟良崮战役，黄埔4期毕业生张灵甫率领的精锐74师快被围歼了，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命令周边部队增援，除了黄伯韬的25师，其它部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25师为什么要拼死相救呢？因为师长黄伯韬不是黄埔的嫡系，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所以他就特别感恩，没有门户之见，真的有为党国尽忠的决心。后来打淮海战役，三大集团的统帅，只有黄伯韬不是黄埔嫡系，也只有他一个人最后战死沙场，另外两个黄埔出身的杜聿明和黄维都当了俘虏。后来蒋介石在黄伯韬的追悼会上还说，“如果我手下的将领都像黄伯韬这样，怎么会打不过共军？”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对待各个非黄埔系的将领都像对待黄伯韬一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可能都跟黄伯韬一样。
*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千年才出一个的领袖人物
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能把队伍带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在战场上打赢敌人。这方面的东西我党一直在大力宣传，我就不多说了。
除此以外，我觉得至少还可以提取出三条。
首先，领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则。
毛泽东在井冈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党的决定，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毛泽东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去，并且真的牺牲在那里，所以他的军队在朝鲜视死如归。花言巧语说多了没用，关键看你自己在关键时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睁着眼睛看的。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毛泽东就敢带着部队造反。再看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呆在中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就溜回苏联去了。等到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长征到了陕北，开打抗日战争了，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了。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像王明这样的人，你再聪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会服你的领导？
第二，要摆平山头，而不是打压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时候专门就山头问题讲过一段话：“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
削弱和消灭山头的前提，是承认和照顾山头。一个团队在创业成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加入进来的、不同背景的人……总会形成不同的山头。不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视为“小团体主义”，一味的打压。解决的关键是公平对待，而且还要适当的照顾平衡，对于比较弱势的山头，要略微有点优待。让各个山头的人都感觉到：领导是公正的，这个团体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这个山头来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这些山头就会消失。
如果领袖人物自己独占山头，专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加强，因为其它山头的人看到了：只要没有进入嫡系的范围，就是没有希望获得领袖认可的。所以，山头内部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争权夺利，有共同的困难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这个山头的利益。这样，最后必然导致这个团队四分五裂。蒋介石就是前车之鉴。
第三，要团结，更要斗争，要以斗争来促进团结。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老有人说嘛，说中国人就喜欢中庸之道。毛泽东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就是好斗。
毛泽东这个人就特别好斗，不像周恩来这么热爱和平。在他看来呢，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老是搞一团和气，那这个团队肯定没有活力、没法进步。外表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其实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危险，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所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打倒，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斗争，把矛盾问题都摆出来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
但是呢，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所以，不能采用极端手段来搞斗争，比如大规模杀人。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了，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效果；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的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毛泽东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
以前我老是有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不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觉得这个共产党高层天天斗争那么激烈，为什么越斗争越厉害，最后连美帝都给打赢了？国民党那帮人为啥就越斗争战斗力越烂呢？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呢？要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啥原因。 “以斗争促团结”这个东西，实在是高明到了极点的领导艺术，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我看过很多质疑毛泽东政治品质的文章，但是书读得越来越多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华、余英时这些看起来像很严谨的学者的著作，但仔细深入的辨析的结果，发现竟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像余英时描写毛泽东上井冈山，说：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毛泽东也是半个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余英时都忽略了一点（我觉得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袁文才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毛泽东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毛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
余英时还是个学者，尚且如此，网络上那些各种关于毛的谣言传言，其荒谬之处就更为不堪了。
花时间来认真的读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看得越多，越发现网上那些东西实在太不靠谱。特别是针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几乎是清一色的阴谋论。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就不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了，就是对普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很不好。这种庸俗的历史分析，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领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够阴暗、权力欲不够强盛、搞阴谋诡计水平不够高、整人的时候不够心狠手辣……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应该给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们这样的启迪：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团队中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是因为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难以抵抗、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够勇敢、面对危险的时候不能够身先士卒、面对私情和公利的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抹不开情面、需要团结的时候意气用事，需要平衡山头的时候任人唯亲……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这种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可以照出我们普通人的弱点和缺点。平庸的人不愿意承认，对待这位新中国的国父，就像小姑娘们看《甄嬛传》一样，只要有足够多惊险刺激的争权夺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谣言，正好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这些个谣，讲清楚：毛泽东这个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那么多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最后由他出来终结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劳和地位，当之无愧。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不能说他永远英明正确，但是作为一个以复兴中国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