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遭遇监控内幕——针对华裔科学家麦卡锡式迫害早已开始

作者:网络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womenjia.org 点击:2018-12-19 13:49:23

从2013年过去的10年,当中国人掀起一波波赴美移民潮时,美国政府与舆论也时刻提醒着公众,中国人正在美国从事着与美国国家利益及国土安全紧密攸关的各类活动,对美国华人的大规模监控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2年4月18日,纽约曼哈顿联邦大厦。来到美国15年的赵女士站在星条旗下向美利坚合众国宣誓效忠,成为第416507位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同一天,35岁的中国公民李响(音译)与33岁的妻子李春燕(音译),因涉嫌伙同美国航空航天署(NASA)前雇员向中国非法出口限制技术,正式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起诉。李响已于10个月前在塞班岛被美国移民与海关局(ICE)特工捕获。“潜逃”回成都的李春燕则处在美方层层监视之下,一旦离开大陆口岸,随时将被拘捕。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中共有13331660名中国人进入美国国境。其中1549188人获得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身份),746899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此外,当106584名中国人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同时,还有至少110056名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美国联邦特工的驱逐或拘捕。

而美国无所不在的监控手段,随着诺斯登曝光棱镜等秘密监控计划,也广为人知,如:美国XKeyscore监控你的全部网络活动、用谷歌搜索“高压锅”会让警察盯上你。中国人移民美国一定很美好吗,似乎不然,请看让人冷汗淋淋的移民美国真相。当然,在哪里你都会被政府随时监控,无所逃匿,信息技术是老大哥的绞索。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华人“全民皆谍”

美情报部门炮制了所谓中国间谍战采用 “谍海战术”的概念,即中国利用在美华人众多的优势,吸收大量“贫民”进行间谍工作。美国国安局声称,是自己的特工向许多到过美国的中国人询问情况得出的这个结论。

《时代》周刊援引FBI一名高级官员说,“硅谷是这些间谍活动的温床,联邦调查局处理有关中国人在硅谷进行间谍活动的案件,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增加……但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很有可能是一般平民被吸收从事间谍活动”。“FBI在美国好几个城市破获了专门为中国盗取美国技术情报的冒牌中国公司,逮捕了一些人。被捕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在美国学习后进入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系统公司或者诺斯罗普等军工企业工作”。

因此美国情报部门再次公开要求各大公司为他们提供合作,对公司中的中国籍员工展开秘密调查,并且禁止他们涉足重要的可能涉及机密,包括商业机密和军事机密的单位。

据外电报道,美国FBI针对中国“谍海战术”,正在增派人手反制,美国正仰赖大陆线民提供情报破获间谍活动。

FBI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我们拥有的领先10年的技术优势正在丧失”。中国近年经济和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之下,美国的技术优势受到威胁的第一反应便是疑神疑鬼。

波士顿大学的不少学者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告诉记者,这种报道的出现,一方面是美国情报部门歇斯底里的表现,“如果有这么多公司在为中国工作,那么布什总统早就必须给中国人开工资了”;另一方面也是情报部门为了推卸他们的责任,而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给自己的工作争取更多的经费,其实美国情报部门也清楚根本没有那么多“中国间谍”。同时情报部门还可以借中国人转嫁他们“在反恐中没有完成使命”的指责。

这些学者很客气,他们的言谈中,始终没有对我这个中国人提到美国目前仍然存在的对华歧视。其实从90年代开始,在美国留学和生活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从 “李文和”阴影中走出来过。美情报部门人员指出,“FBI已经与各公司展开合作,但是大学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有15万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美国各大学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

一位仍然在美国从事航空技术开发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博士期间参与过美国民用航空开发的一个子项目。但是在项目进行之前的面试中,一位来自NASA 的官员反复问他:“你确认能够保守你所可能涉及的国际最高机密?”“如果你的祖国希望你提供相关的资料,你是否会同意?”他的教授事后告诉他,这位官员在面试报告中,仍然以陈先生系中国留学生为名,反对他参与该项目的开发。即使最后他参与了该项目,他也被要求不得掌握自己实验室的钥匙,个人电脑不得设置密码等多项在美国科技开发中可能涉及种族歧视的要求。

陈先生回忆说,就是在自己的研究所出现了失窃事件之后,美国警方与安全人员对系里的提问常常从:“你们这里有没有伊斯兰主义者”开始,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有没有中国人”。

一位在西屋公司工作的美国同事就此也对记者发表过感慨,他说其实像西屋公司这样涉及美国军事开发的部门,从来就不引进中国人,企业的防范中国间谍工作比防火防盗做得还要好。

被妖魔化的在美中国人

“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成为给美国制造最大间谍威胁的国家。”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向国会如此评价来自中国的间谍威胁。3年前,美国反间谍研究中心把中国列为在美进行商业间谍最频繁的国家,FBI估计有3000多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做生意为幌子”偷窃军事、商业和技术情报。这大略也是美国鹰派的共识。他们相信,冷战后在美国的外国间谍没有减少,反倒增多了,首要的就是来自中国。

受此影响,美国个别民间人士的论断就不奇怪了。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华裔女主播宗毓华就曾公开在电视节目中说:“每天都有满满好几架飞机的中国人合法进入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中一些也许会成为未来的间谍……他们潜伏在美国就像沉在海底的鱼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浮出水面。”

尽管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在遭到社会强烈谴责后被修正,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造成。越来越多的右翼开始以国家安全之名,妖魔化中国。

2005 年1月17日,一个名叫贝尔兰特的墨西哥男子打电话给美国加州警方,称有4名中国人在他的协助下偷渡到美国,计划对波士顿发动一次“放射性袭击”。

这个事后被证明为“恶作剧”的电话,美情报部门当时却如获至宝。他们迅速发出警报,追捕海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全副武装的特工人员在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行人,尤其是亚洲人;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地追踪“脏弹”的新闻……

然而一周后,这次高调行动突然偃旗息鼓。FBI道歉说,这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情报”。嫌疑人之一早在去年11月就因为非法入境而被羁押。

没有人给出解释,只需输入姓名,几秒钟就可以查到该人的状况,为何情报部门不惜大动干戈,煞有介事地在百万人中来一次耗资不菲的“大搜寻”?很显然,如此低级的错误只能有其他解读。

黑人小伙斯蒂芬不讳言对华裔忠诚度的怀疑。他相信如果中美间爆发战争,所有美籍华人都会站在中国一方。“真可怕,世界上的中国人太多了。”

“你不要跟我讲民主的美国社会没有种族歧视。”一位屡屡被FBI和CIA造访而影响正常生活的中国科学家沮丧地说,如果你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决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华裔女作家严歌苓在跟美国务院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结婚前,被FBI“礼貌地”请去调查并测谎。外交官男朋友也没能逃脱被美国务院辞退的命运,理由是外交官不能跟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结婚。

绝大多数移民者,都只能在西方情报机构施压下乖乖泄密。

  制造“中国情报恐慌” 联邦调查局盯上赴美中国人

一个神秘的电话让正在美国交流学习的中国公民杨铭吓了一跳。

“我们来自FBI,你是杨铭女士吧” ——电话那一边清晰地报出了她的名字,尽管语调彬彬有礼,但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对方要求同她进行一次有关“国家安全”的、面对面的谈话。

杨铭大吃一惊,她的移动电话是刚到美国时用朋友的信用卡登记的,她只是一个文科类的短期进修生,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跟美国的国家安全扯上了关系。

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两个黑衣人就这么出现了。黑衣人看起来很友善,其中一人能说中文。他们一再保证不会影响她的生活。为使她安心,他们还告诉她:“我们和你们学校的许多中国留学生谈过。”

这次“例行谈话”看起来漫无目的,直到杨铭准备起身告辞前,一名探员才仿佛不经意地问起她对台湾的看法。

那一刻,杨铭豁然明白了——她竟然成了被FBI怀疑的对象。而不久前,她因为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曾去过台湾。

这让杨铭不经意间想起了饱受质疑的《考克斯报告》:美国众议员考克斯把所有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都归为已经或潜在的间谍。

“9·11”以后,美国情报机构加大了对“重点国家”的监控。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同样是被重点盯防的对象。FBI探员布赖恩未掩饰这一点,他告诉杨铭,中东人和中国人是他们访谈最多的对象。“华盛顿总部会不定期传来‘访谈名单’,我们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中国人。”

杨铭就是这样被选中的。

高干子女成为调查机关首要监控对象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女始终都是美国对华监控的首要对象。已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美国留学、经商与探亲的大陆人士中,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的占总人数的 24%,出身于为政府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超过52%。

当时留学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一是高干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极高在当时实属必然;二是当时中国初开国门,与西方彼此戒备,公派出国留学需经严格政审,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这个群体。

留学生中这个群体的特殊背景,对美国来说,恰是用于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闭中的中国的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全球安全与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向记者透露:“由于掌握大量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美的相关情报,美国的战略决策层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的对华政策。这一群体数量之庞大,以至于联邦外国情报监察法庭都来不及对每一项监控行动进行授权。”

据了解,仅在1980年到1982年间就有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分别得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安全局、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署、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机构不同权限的临时独立授权,对美国境内的中国人展开技术情报收集工作

198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卡西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分别签署命令,在各自系统内设立长期的人工情报(HUMINT)收集委员会与收集小组。这些新成立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对“共产主义国家”派驻美国及西欧地区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渗透、策反、吸收等工作。

“这些派驻人员通常以政府进修生、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业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进入美国。”一名CIA人工情报收集委员会的高级主管曾在当时的一份国会听证记录中这样解读说,“但他们始终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后代’。”

据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在中美关系尚处于蜜月的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联邦机构的监控网络中,一些大陆官员子女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轻而易举便联络上在美国的高层。“这让美国情报与研究机构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断开放中的北京权力核心。”

据介绍,曾经有几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负责国防系统反谍报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解放军高层感兴趣的国防情报局以及专注军队反腐工作的国防犯罪调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门经过周密研究后,一旦认为该对象具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就会由相关卧底探员实施“诱捕”计划

情报机关“瞄准”中国政府官员

美国国土安全监控网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在美国境内工作的中国大陆政府人员以及具有该背景的国际组织驻美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虽然上述人员均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据“维基解密”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对联合国及外国政府驻美官员进行长期监控活动。

资料显示,这些往来于美国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情报部、特种作战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均参与这些监控行动。仅美国国务院就动用1.15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馆及其他驻外代表机构参与外交情报收集工作,所有行动命令由历任国务卿签署起效。

这些监控行动主要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国涉及中国或穆斯林国家事务的政府官员。监控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外国政府官员的详细个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与声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讯工具以及银行账户等技术情报信息,还有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人事变动等战略情报信息。有时甚至连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记录在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各国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其家属驻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

美国政府曾斥资数亿美元对前共产主义国家驻美使馆实施“秘密”改造工程,用于窃听活动。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4日报道,这些工程中还包括在驻美使馆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于截获使馆对外通信。这些秘密地道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机构的“监听地道” 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

一位前中国驻美国外交官曾透露,这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并不鲜见。在中国驻某国使馆的一次安检中,中方人员先后在大使官邸、机要室、会议室、商务处等处发掘出不同制式的35枚窃听器,侦测范围覆盖整个馆区。

中国前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王之栋曾在其回忆录《我这个外交官》中对针对中国使馆的“监听地下室”做过详尽描述:在对中国驻某国旧使馆的翻修重建过程中,建筑工人在使馆主楼大厅下发掘出一个建筑设计图上不存在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内,照明、供电等设备一应俱全,地下室顶部装满窃听器材。一条数十米长的隧道穿过使馆围墙地基通向使馆外一个“民用加工厂房”。这些隧道四壁全部填入防潮材料,在地下2米深的地道中“没有一点潮湿的感觉”。

中方对这些窃听装置的排查工作十分复杂,一些驻在国的情报人员常常以外交人员服务局、建筑工人、电话检修员、水电工等身份对使馆安检工作进行干扰。中方人员在整个排查过程中进行实时录像取证,以内参形式向本国报告。录像与窃听装置等证据通过外交邮袋寄往国内保管。有时为“顾全外交大局”,其中一小部分案例与实物在对涉外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时予以公开。

据《华盛顿时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为防止情报泄露,2006年中国在驻美使馆的新馆建设过程中,曾租赁华盛顿地区的Days Inn Gateway酒店为中国工人提供住宿。上述外交官则称,据当时交接人士透露,中方人员等到酒店房客与服务人员全部搬离后才入住,但一些房间仍被植入窃听装置。新馆开工前后,中方选址人员还被不明人员跟踪长达24小时。

同时,美国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将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中国大使馆新馆描绘为中国对美情报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科特·坎贝尔在《美国利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新大使馆将全力担负起 “新商业主义”尖兵的作用。“比起情报员,中国外交官更像是推销员。过去曾藏在大使馆窗帘后面的他们开始走上街头,或会见记者,或与美国议员闲聊。”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朝阳区安家楼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动工前三年,美国政府也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美方使馆由美国工人建设。这些在中国工作超过30天的美方建筑工人将被视为使馆行政技术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据大陆媒体披露,该新馆主体建筑由500名美国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工人分为早晚两班轮流施工。工人们统一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由专车接送,并且不得擅自与中方人员接触。

华人沦为美国排查“中国间谍”牺牲品

据观察,美国的这类监控行动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批准建立国家级专业系统化的常设情报监控部门。1978年美国国会批准《外国情报监控法》,一方面通过立法形式限制本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境内的监控行为,一方面着手对美国情报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将各自为政的情报机关编入国土安全监控网络中,并将针对外国人的部分监控行动常态化。

据不完全统计,被监控的人员行业背景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政府建设项目承包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研究人员,从事政治科学、情报学、区域战略研究、图书馆管理、文献研究等领域的教师、学生以及媒体工作者等。

1978年,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接手中央情报局,开始着手全面肃清美国境内的间谍组织。加德纳·哈撒韦,这位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情报总监、前中央 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在威廉姆·韦伯斯特的命令下担当起美国反间谍机关头目,并在美国境内组建了针对中国、俄罗斯(前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外国公民的监 控网络。

上任不久后,加德纳·哈撒韦便建立了名为“哈撒韦”的独立行动组,并在中央情报局系统内部破获了30至35名克格勃间谍。在针对美国海军情报部的肃清活动中,“哈撒韦”行动组利用在西欧及北美地区被渗透中国政府人员提供的情报逮捕了28名被怀疑与共产党国家交易的海军情报分析人员。

而“李文和案”则显示,美国对所谓“中国间谍”的恐惧早已由大陆官员、高干子女扩散至普通华裔。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李文和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1994年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授权华盛顿总部开始对李文和展开监视与调查活动。此后五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李文和进行多次测谎,并将其押上电椅威胁其认罪。由于长期受到调查审讯,李文和被迫提前从实验室离职。

李文和于1999年被指控为中国大陆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调查员收回最初的指控后,美国政府又以不正当处理内部资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2002年1月,李文和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61岁的他在节目中潸然泪下。他坚称自己从未进行间谍活动,并表示,关于非法下载文件,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目标,大概是因为自己有一张黄面孔。他坚持认为,美国政府欠他一个正式道歉。2006年6月3日,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组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宣布,他们会共同向李文和支付160万美元,以解决李对政府侵犯其隐私的指控。

李文和的辩护律师布莱恩特·孙认为,FBI对陈文英和李文和案件的处理方式与政治因素分不开。李文和一案中,仅仅是《纽约时报》暗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所研制的W88核弹头可能失窃,并可能与一位华裔科学家有关,就导致李文和被捕,并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公众的恐慌。

“执法机构仅仅因为李文和的种族,就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在他身上。这种做法极其不公正。”StuwardKwoh,一位公民权益律师、亚太法律中心的主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亚裔美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种族歧视。

“李文和案”只是冰山一角,这期间数万名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科研单位、大学、企业等机构工作的华人受到调查,导致许多在美留学的中国人因为政治因素无法进入上述机构工作,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辞职

但美国安全部门对华人的监控并未有所收敛。2004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硅谷召开首次反商业间谍大会,号召高科技公司与政府合作“以挫败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间谍行为”。

对华安全审查引入国土安全常态化程序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的《孤狼法案》(Lone Wolf Act.)彻底解除了1978年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全部限制,也为在美国境内的华人监控行动敞开了大门

据《爱国者法案》解释,“孤狼”特指与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的非美国公民。这一法案允许美国秘密调查机关与情报机关对监控对象展开长达120天的连续监控行动。2010年, 在《爱国者法案》延长未被国会批准后,《孤狼法案》作为其补充修正案,先后两次在国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得以延长执行有效期。迄今为止,企图废除 《孤狼法案》、《电话窃听法案》与《恐怖主义资产冻结法案》等三项美国国土安全监控计划核心法律条款的国会提案始终未能通过。

从 200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传出有中国人因“间谍问题”被美方起诉的消息。对此,FBI的一名探员曾透露,中东人和中国人是他们访谈最多的对象。“华盛顿总部会不定期传来‘访谈名单’,我们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中国人。”

2007年3月29日,“加州华裔工程师麦大志窃取军事机密”一案在洛杉矶法庭接受审理。当天,法庭传唤了参与监控行动的FBI调查员詹姆斯·葛洛,他表示FBI对麦大志的监听持续了一年半之久。

据报道,美国有关部门于2002年初便开始怀疑一种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消声技术经人泄密被中国掌握。随后FBI开始进行秘密调查,并将目标锁定在包括加州防务承包企业Power Paragon在内的十余家从事军事技术开发的私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在Power Paragon公司担任技术主管的麦大志和妻子赵丽华落入了FBI的视线。

针对“麦大志案”,中国外交部明确否认美方对华的间谍指控。尽管如此,背着莫须有罪名的麦大志却早已处在FBI的非法监控之下。麦于2005年10月被捕,但FBI早在2004年6月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这一做法在美国华人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不少华人工程师担心自己可能正在受到FBI的秘密监控。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简报及《华盛顿时报》报道,2008年底至2010年5月期间,北京星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宪宏伟和副总裁李礼,曾分别使用“Harry Zan”和“Lea Li”的化名向英国航空航天公司美国分公司(BAE)联系购买40枚PROM芯片。

由于在电话及电子邮件中,提及包括“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中国”等在内的涉及军事技术出口与和国防物品清单等领域的敏感词条,招致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向国会及司法部,联合申请针对这两名中国人的秘密窃听与调查许可。

据大陆新华网披露,2010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掩护单位——哈勃国际贸易公司(HTI)以办理出口许可证为借口,将这两名中国公民诱骗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对其实施拘禁。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简报中坚称,PROM芯片是一种抗辐射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由美国制造商生产,主要满足军用及外太空领域的技术需求。这一产品同时受到美国国防物品清单、武器出口限制清单和《武器国际运输条例》(ITAR)等美国三大进出口限制管理法案约束。宪宏伟和李礼,因涉嫌违反《美国武器进出口法案》以及非法走私受到起诉并遭逮捕。

据新华网报道,在匈牙利关押的7个 月间,李、宪二人每次与家人的探监通话时间只有十分钟。其家人在匈牙利所有活动均遭到监听。李礼会利用放风时间,在监狱天台大唱国歌。据大陆《齐鲁晚报》 后续报道,其家人回国后曾主动联系类似他们“被诱骗到美国”的受害者家属,但大多数家属“选择沉默”,“在美国的那段经历非常痛苦,很多人都不愿提了”。

2011年8月26日,李礼和宪宏伟在第一轮起诉阶段被判24个月有期徒刑。如果在接下来的诉讼环节败诉,二人将至少面临另外25年的刑期。负责该案的美国联邦检察官麦克·布赖德表示,“这是中国寻求获取美国敏感国防技术或经贸机密,以实现军队现代化的一系列活动的最新案例。”

同一时间,一份新的包括中航、华为、中兴、中石油以及中海油等大陆企业在内的对华监控名单的程序性审查工作已接近尾声。这也表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将部分中国企业、政府相关人士以及非政府人员的审查引入国土安全常态化监控程序的工作“大功告成”。

大学成为下一个重点监控区域

除了大型国企和高科技公司,中国的大学和相关科研机构也成为美国安全部门的下一个重点监控区域。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数据显示,2000至 2011年有来自中国的1107078名留学生、52836名留学生家属、217964名访问学者、60764名访问学者家属以及10482名新闻媒体人登陆美国。谈到对中国留学生的监控工作,一位FBI官员曾公开表示,“大学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为加强反恐,美国国土安全部从 2003年 起建立了一个名为“学生交流和信息系统”的反恐资料库,要求所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美国学校都要将本校留学生的相关资料登记在该系统中。新的跟踪系统要求, 当一名外国学生向美国驻外使领馆申请留学生签证并获批准之后,驻外使领馆必须将该学生的所有信息录入监控系统。学生一旦踏入美国领土,海关将根据此系统提 供的信息向相关学校发出“某某将于30天内到你校注册”的电子或书面通知书。如果此人逾期未到,学校必须在24小时报告移民局,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美国对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的监控行动,逐渐偏向于可控制的“人才培养与输送”管理。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的研究报告《引智工程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就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启动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12项国家引智工程项目。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2263名海外人才,其中从美国引进的华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报告表示,未来对中国输出人才将在政治领导层与政府人事、国有企业、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农业、社会工作等六大方面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现役省级领导干部教育与职业背景研究》一文中则指出,从2002至2012年,仅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就为中国培训超过600名厅局级干部,百余名高级公务人员。

中国新移民面对秘密调查选择沉默

虽然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由于消耗大量政府公共资源,美国国土安全监控项目从立法到实施的每一步都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与抵制。迫使国土安全部公开网络监控名单的电子前线基金会认为,该监控项目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宪法基础,也将使1974年《隐私法》(The Privacy Act.)以及《信息自由法》(FOIA)——这两个美国用来标榜“自由身份”的法律——变为一纸空文。

与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监控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主张政府限制国土安全监控权限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斯考特走访了大量的华人社区,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据 他观察,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很多在机场经历过盘查的华人“大多十分清楚国家法律对他们的支持”。然而,当提及是否愿意签署请愿书或者向 联邦政府提出申诉时,有人予以回绝,有人将他的团队拒之门外,有人甚至选择报警。“当然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他们的选择。”斯考特说。

通 过分析大量针对华人的调查行动记录,斯考特和他的团队发现,许多华人在律师还没有赶到现场时,就草草签署了一些弃权文件。“有过类似经验的成年人不愿对自己的家人、朋友主动谈及此事。但当周围的亲友遇到同样情况时,他们又急于想了解事情的经过。一些人甚至会言传身教,劝说亲友应该表现得顺从。”斯考特无奈 地表示:“我们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手段防范恐怖主义,但我们没有权利给这个国家的新移民制造恐惧。”

同样的现象在选择沉默的华人眼中却是另外一番解读。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萧宏正在经营一家机械进出口贸易公司。她的丈夫与父亲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均在中国大陆核工业部门任职。在旁人眼中,萧宏是华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

2012年 年初,在欧洲完成商务旅行的萧宏在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后,意外地被海关阻拦下来。据描述,边检警察在第一次预警后,“友善”地询问她之前去过的国家以及旅 行目的,并要求萧宏在采集器前留下指纹。当采集程序完成后,系统再次报警。这时,萧宏明显感觉到边检警察变得紧张起来。“他站起身来,一边让我保持冷静, 一边让我站在边检柜台旁边等候。”不到1分钟,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男警员在另一名女警员陪同下出现在她面前。表明身份后,这两名警官要求萧宏配合回答一些问题。

在描述了自己与丈夫、父亲的亲属关系以及赴欧旅行详情后,这名年过五旬的中国女性红着脸在一张A4纸上画出了自家住宅的布局。她在事后坦言,这次被检查或许是因为自己刚移民时曾向父亲借款在美国购买住宅,但由于没有结完税款曾遭到国税局的调查。自此,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给她留下了莫名的恐惧感。

但萧宏还不知道,就在2006年,一名美国驻马德里使馆联邦官员因为要求一名申请K-3签证的西班牙籍男子绘出其在美国住宅的平面图,被判滥用联邦执法权力而遭解职。“我也收到过一些组织的请愿活动宣传单,上面写着‘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萧宏表示:“但当两名警察站在你面前时,你能做什么呢?我只是想快点回家。”

萧宏并不是唯一选择沉默的中国人。来自中国大陆某研究所的小可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此前的研究方向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在申请大学与签证期间,美国某联邦政府驻外机构要求小可提供原工作单位的导师及研究成果的相关材料证明。

这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向《凤凰周刊》记者表露出当时的矛盾心态,“虽然担心研究所会不同意,但更担心被拒签。”最终,小可决定绕过研究所单方面向美方提交相关材料。此后,小可不敢再同导师联系。但小可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沉默给自己的导师带来怎样的影响。

记 者为此特意联系到小可的导师,据其描述,在他之后赴美探亲时,一些大学时的旧友多次邀请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美国继续研究。多次婉拒后,某次临行前,小可的导师在其女儿的住所收到了几封附着自己和家人在美私人活动记录与照片的匿名信。虽然信中没有采用任何“恐吓”的话语,但仍使其倍感惊吓。于是,他独自带 着这些材料踏上了回国的班机。但该导师表示,回国后他从未向家人或单位同事提及此事。

面对这些沉默现象,斯考特指出,面对强势的联邦政府,新移民往往更容易被胁迫。时至今日,一些中国大陆新移民在这片新大陆上依然受到财产来源不明、限制入境以及引渡回国等“老问题”的困扰。

近日,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报告显示,五角大楼并未将战略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报告中指出,此前三年内,国防部正积极模仿国土安全部进行情报资源整合,以图建立一个军事专业化程度更突出的国土安全监控体系。虽然美国官方在近来的亚太访问活动中数次表态,美国及其盟国的亚洲新 安全政策与国土安全政策,都不针对某个单独国家。但有评论认为,这一表态只能起到安抚作用。在亚太地区的新战略调整完成之前,美国希望争取到“周边国家” 的理解与宝贵时间。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智库也在2012年积极展开对近30年来中国内政建设的评估。有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官员及其亲属移居海外的现实使得中共政权处于两难处境。

附录:美国针对华裔科学家麦卡锡式迫害,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休斯顿已经有一起疑似了。原工作单位报警,突袭把人家的电脑手机全扣下,几个月后起诉儿童色情,证据是在电脑里找到的一到六张指甲盖图片。案子毫无悬念被大陪审团扔了出来,根本没能进入诉讼。事后被告律师开记者会说这些图片的浏览时间是在电脑被警方查扣之后,所以要准备起诉警方检方还有原工作单位。【shamu】于2018-12-16 10:44:29发表

华裔顶级物理学家,被美国毁掉的人生

文/李小飞刀

2015年5月21日清晨6:30,天刚刚亮,世界知名超导专家、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教授郗小星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郗教授连衣服都没顾上穿好就跑出去开了门,随即被一连串电影般的突变惊呆了。

十几名身着FBI字样防弹衣的探员冲进门来,黑洞洞的枪口齐涮涮对准郗小星,其他探员拿枪指着郗小星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让她们手抱头靠墙。

郗小星被戴上手铐“走一趟”,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就在郗小星被捕前半年,另一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就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水文专家陈霞芬也在她位于俄亥俄州的办公室内被FBI逮捕。她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将敏感的水文信息资料非法发送给中国官员。

“我的同事透过窗户看着我被抓走”,门外围满了现场报道FBI“抓中国间谍”的媒体,陈霞芬后来回忆说。

就在郗小星被捕前5天,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受美方邀请参加国际微波会议,不曾想这是美国执法机关给他下的“套”,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即被捕,被控“经济间谍”“窃取贸易机密”等罪名。

后来看,2015年的这一连串事件,是美国打击中美科技交流行动的一部分。在我们今天开始讨论中美“脱钩”的时候,“脱钩”早已开始;在我们今天为孟晚舟事件惊讶的时候,美国内部针对华裔和“亲华派”的“恐吓”与“清洗”或许已经完成。

捕风捉影式的证据收集,无孔不入的监控,不人道的对待,冗长的诉讼,高额的保释和诉讼费用,精准的程序“正义”与永远不会到来的真相,以一人一案制造整体恐怖氛围的手段。今天我们在孟晚舟事件中已经看见的,以及没有看见,今后可能会看见的一切,都可以在郗小星、陈霞芬们的案件中看个明白。

无证之罪

被捕当天,郗小星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东区联邦法院出庭聆讯,美司法部指控郗小星犯有“通信欺诈”、“协助和教唆犯罪”等多项罪名,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企业的超导技术“秘密”。一旦所涉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多8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

郗小星随后以10万美元保释。

美司法部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3年前后,郗小星利用学术休假,与一家美国企业合作时,得以接触到一种给二硼化镁超导薄膜制备领域带来革命性发展的设备。

2004年,他利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研究资助,寻求向那家美国企业购买一台这种设备,对方起初没有同意,但在2006年1月前后同意郗小星使用,为期12个月,郗小星则签署协议书,承诺仅用于测试目的,不会向第三方复制、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散布这台设备,也不会对这台设备施以“逆向工程”。

协议书强调,那家企业向郗小星提供这台设备,并不构成它的“商业化”,而只是用于“测试目的”。起诉书和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没有提及这种设备到底叫什么。

起诉书指称,郗小星“多次复制、出售、转让、散布或以其他方式分享这台设备及其技术”或“未遂”,由他本人直接进行或得到“他指导的、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受益者则是“位于中国的第三方,包括一些政府实体”,目的是帮助这些中方实体在超导技术领先世界。

起诉书指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4年至2012年前后,郗小星策划并实施从那家美国企业骗取技术的“阴谋”,向中方实体提供技术并协助它们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种技术,为他本人和中方实体牟取“经济利益”。

美方检察官援引他们截获的电子邮件指称,郗小星还提出帮助中方实体建造一座世界水平的超导薄膜实验室。

起诉书称,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

与美国复杂的法律条文体系一样,这份起诉书即便是综述依然显得复杂,简单来说,检方当时手中的证据其实就是他们监控截获的四封郗小星发给中国同行的邮件,他们怀疑郗小星把业内俗称“暖手器”的一种敏感小型加热器设计图透给了中国,这种加热器在超导研究中很有用。

郗小星的学生后来回忆,案件曝光后,美国媒体一行行“抓中国间谍”的大字标题让他们陷入困扰,郗老师平时是那么“小心”的一个人。

更加奇怪的是一些网民的声音,他们提前给郗小星定了罪,称他是“活该”,美国司法部门肯定有“证据”在手,郗既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就应该“忠诚”。

而郗小星自己听到证据的第一反应是“荒唐”。

同时也有美国媒体质疑,为何检方不公布他们手中的关键证据?既然涉及机密,为何又不以间谍罪起诉?

本以为冗长的庭审就此开始,然而,在几个月之后,法庭尴尬的发现,这案子审不下去了。

多名全球知名物理学家出面为郗小星作证:FBI探员“弄错了”,犯了业余的知识性错误。郗小星在邮件中提到的是一种公开设备的设计图,根本不是什么能“给二硼化镁超导薄膜制备领域带来革命性发展”的机密设备。

郗小星的律师说:“这就像把微波炉和烤面包机进行比较差不多。它们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但它们都可以加热食物。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没弄懂科学。”

美国费城检察官办公室向费城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4页长的申请,要求撤销对郗小星涉及通信欺诈的4项罪名。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公开置评,只表明这一申请基于在今年5月指控郗小星后获得的“更多信息”。

郗小星免罪了,但他“清白”了吗?

附带伤害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这个词最早是美军在越南战争的军事行动当中,造成平民伤亡之后,搞危机公关时候用的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

在美国为打击越共而执行的“正义行动”中,一些平民的伤亡是“不得已”的,是必要之恶,他们的死伤是“附带伤害”,挺遗憾,不过死了白死。

郗小星发现,他正在承受这种“附带伤害”。

在事件以前,他的人生仿佛一帆风顺。他是二硼化镁超导薄膜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的代主任,将要竞争主任。他管理着9个政府研究项目和100多万美元的联邦资金。

事件之后,他的生活被“毁掉”了。一遭起诉,他就被校方禁止进入校园、与学生交谈,代主任的职位被撤掉,女儿不得不在学校里一遍遍解释自己的爸爸不是“间谍”。

在控罪撤销之后,郗小星依然每天生活在恐惧中,担忧自己是否遭到监听,哪个早上又被突然拿枪顶着带走,在签署文件时更是小心谨慎,完全放不开。

事业上也因此受到打击。代主任的位置再未恢复,本来有科学组织邀请他出任一权威机构的主席,案件发生后也不了了之。中美间的科技活动,他也无法参加。

“没有人愿意和有间谍罪嫌疑的人来往,谁都怕被牵连。”

为了恢复名誉,同时阻止FBI对自己的调查。2017年5月10日,郗小星提起联邦诉讼,起诉主导此事的FBI探员歪曲核心证据,多次忽视外界对其错误判断的警告。此外,郗小星已就此事给他带来的损害向美国司法部提出行政赔偿。

郗小星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无心之失”,负责调查他的FBI探员安德鲁·豪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张设计图不是核心机密,“暖手器”的一个发明者早已告诉豪根那根本不是“暖手器”。

FBI的发言人拒绝对诉讼置评。对于大多数与工作有关的诉讼,特工都不会遭受惩罚,豪根可以用这个理由要求驳回这项诉讼。

郗小星开始在美国各地演讲,公开FBI的错误执法。

郗小星分析说,自己被捕是美籍华人格外可疑这种执法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害怕,我们做的一切,FBI都在监听,我们的一些言行可能会被歪曲”,“我们脑海深处始终有这种恐惧。”

本案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联邦检控人员宣布将不再对郗小星提出新的指控和搜集新的证据,并将退回郗小星被没收的财产。

但道歉和补偿至今没有下文。

不过,郗小星其实是幸运的,学校保留了他的教职,10万美元的保释费也没有伤筋动骨。同样最后被证明是冤枉(其实是回中国参加同学聚会)的陈霞芬遭单位开除,背上巨额诉讼费债务。

郗小星其实是幸运的,有许多著名物理学家站出来为他作证,诉讼没有拖太久,FBI也没有太为难他。而遭遇“钓鱼执法”的张浩在被保释后居然立即被执法部门带走关押,连美国司法部门都感觉脸上挂不住,案件至今也没有定论。

恐惧效应

在孟晚舟事件中,我们看到有些人抱定这样一组等式:

美国的法律健全=程序正义=事实正义=起诉即有罪=有罪即有错=抗拒从严坦白从宽。

这些人跟当年断定郗小星是“活该”的很可能是同一拨人。

他们对中国总是很复杂,对美国总是太天真。

今年年初,著名美籍华裔海洋学家王春在作为美国政府雇员同时接受中国方面的收入而被判刑。据律师介绍,王春在与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庭审前达成认罪协议。

他承认一项从美国雇主以外的机构领取报酬的重罪,以他此前已经被关押的时间即一天作为刑期,以交换他获得人身自由和避免冗长和昂贵的庭审。

然而在法庭上,法官质问了检方起诉王春在教授的理由,认为必须判决这个原本不必起诉的案件是“令人遗憾的”。

有腰不疼的人可能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教授们应该知法守法。

听听在美国纽约州工作了30多年的华人律师海明则怎么说。

“美国国内政客将华人当做替罪羊是一贯做法。柿子挑软的捏,我所经历的这么多华人相关案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间谍,都只是正常的商业和学术往来,只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不了解,无意中触犯了而已。”

上世纪90年代曾震惊中美的受冤流体动力学专家李文和,曾在他的自传《我的国家告了我》中写道:“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这些教授平时“专注研究”,对相关法律认知的薄弱,也不关心国际政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

类似郗小星,在事发前他怎么也想不到,此前美国国内已经在为打击中国商业间谍造势,司法部专门调整了机构,对华裔科学家开展调查。

根据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截止到2017年底,在总计180起经济间谍和盗取商业机密的案件中,至少有55起涉及中国公民或者美籍华裔,其中1997-2008年间每年平均至少3起,2009-2015年间至少4-6起,目前仍有19起案件未结案,结案的当中,至少9起为提前撤诉或定无罪、另有3起罪名被减轻。

在其中136个案件中,34%的经济间谍案的受益人被认为是中国的机构,在外国政府和机构中排第一。而没有一起案件的受益人涉及俄罗斯。

有22%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亚裔最后都没有被定罪。也就是说,超过1/5被起诉的亚裔可能是无辜的,这个数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后又被撤诉的案子的两倍。同时,在被定罪的亚裔中,获得的刑期是犯有同类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两倍。

专门负责该类诉讼的一位加州律师表示,“针对华人的经济间谍追捕行动至少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一直都有。”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人才当中获益巨大 ,而现在这些人想要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快,然而美国大企业想要控制这些人才,不想他们离开,更不想自己的技术外流。所以他们与政府合作,试图阻止任何个人与中国的同伴分享信息以及去中国创业,以和美国竞争。”

“这些华人员工就好像大企业的‘奴隶’一样,不能离开公司。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把在美国的日本人隔离起来关在集中营里的做法。”

美国政府也利用公司的诉讼来打击中国整体科技竞争力,美国官方多年来一直宣称,中国政府是美国大多数知识产权盗窃案背后的主谋。

我们有些人经常遗忘或者过分幼稚的是,大量的此类冤假错案是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制造的,这些手段美国从麦卡锡时代就已经开始操作,经验丰富。抓人的时候舆论狂欢,放人的时候静悄悄的,出了错既没有赔偿,没有道歉,更没有反思,同样的错误下一次接着犯。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其政治效应远大于法律效应,是有目的的要“炸”出几个大案要案甚至冤案,来制造一种气氛以从中牟利。对这些手段,我们不能幼稚,不能无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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