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了英国早美国一百多年称霸，现在已经过了盛极而衰的阶段，进入一个停滞但是稳定和富裕的社会。相比之下，接棒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崛起的过程更为突然，衰落得却也更快；在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指标上，僵化和腐化的程度都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僵化始于1970年代初
我所说的“僵化”，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垂直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也就是贫苦子弟晋身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裔加入“菁英”（“Elite”的定义很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我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文化、教育和思想上的菁英，而是能独霸经济成果的财阀和其他社会顶层，亦即美国人所称的“1%”）之列的机率。
在冷战后期，原本以垂直流动性高而著称的美国社会，进入反转；冷战结束后，这个过程持续加速，至今美国已经是先进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之一。雪上加霜的是，不但阶级之间有了极深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低阶级也被结构性地剥削，以致这个鸿沟越来越宽，例如中位收入在过去30年基本停滞，经济成长的成果，有90%以上进了1%人的口袋。这两个现象，在英国也有发生，但是程度上就比美国要轻得多。
我在几年前已经解释过，这个现象始于1970年代初，美国财阀针对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Great Society”政策的反动。在实际演化过程中，有三条重要的主轴：
（1）公办义务教育的退化，使得中下阶层学生在大学入学的时候就已经面对很高的竞争门槛，先天性地被淘汰出菁英阶级的备选之列。这个问题来自白左教育“专家”的愚蠢，和既得利益阶级在宣传和政治两方面的鼓励和纵容。英国至少已经认识到其严重性，并且著手改革；美国则毫无改革的动机和能力。
（2）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过于激烈，使得中产阶级的转行及适应成为不可能的任务。金融先天就有独占市场经济利润的趋势，全球化更推动外包生产这个以就业换取利润的高招，在放任经济学（Liberal Economics）主导的政策下，两者都必然被推到极緻，以追求获利率的历史性新高；英美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一致的。但是薪水阶级也必然面临随时可能失业和无法要求加薪的囧境，英国至少还有全民健保和其他福利保障，美国在这些方面比起第三世界还颇有不如。
（3）政治阶级的腐化，和中下阶级选民的愚化，两者相辅相成，确保了任何改革的动力，都被“斗转星移”（即姑苏慕容氏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反而创造进一步加剧阶级鸿沟的新裂痕。这个过程，我也早已反复论证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两年的发展，尤其是Trump当选后的倒行逆施（例如为富人减税），仍然远超任何理性的预期。这种历史性的民粹化，是一个量变而成为质变的现象。
美国菁英犯罪很少遭到惩罚
除了媒体上的许多报导之外，我想在下面谈一些相关的细节。
2018年8月，曾经在美国政坛呼风唤雨的特朗普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接受宣判，十八项罪名中被定罪了八项，都是逃税或与其直接相关的罪行。2018年9月，他又与特别检察官Mueller达成认罪减刑协议，罪名是“Unregistered Foreign Lobbying”，“未登记为外国说客”。这似乎是美国司法系统的又一次胜利，但是如果仔细检视详情，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亦即Manafort虽然行为极为嚣张，会吃上官司却是极特殊情形下的独例。
首先，美国国会在冷战后对IRS（国税局）的预算做了多次的削减，以往令人汗毛直立的随机查税（原本扣减额报得越高，被抽查的机率越大；这对不想交税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例如Trump来说，很不方便），现在已经基本停滞。逃税罪越来越成为检查官无法用正面攻势对目标定罪之后的备用手段。
有些读者或许记得，在19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也是用逃税的罪名，才制服了芝加哥的黑帮老大Al Capone。但是那是因为Capone的主业，例如谋杀、勒索等等，都不是联邦法的范畴；而且他主领大型组织犯罪，白手套和替罪小弟很多，很难把罪行定到他自己身上。这些因素，对Manafort并不适用。
真正难以从Manafort的罪行追查其他共犯的原因，是美国政坛的系统性腐化，不但法条已经被彻底弱化（例如将起诉条件提高到不可能达成的层次，我曾在《美国式的恐龙法官（三）》一文中，解释了金融法的类似案例），即使法律仍在，因为议员和大官们人人皆如此，也就没有检察官愿意浪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精力去追查。所以贪腐既不是Manafort名义上的罪名，也不是他被权力阶级甄选出来追杀的真实原因。
他最早被FBI盯上，是因为四年前替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当说客。但是这个要求外国说客必须登记的法案（FARA，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其实是1938年罗斯福为了封锁美国同情纳粹的舆论而量身订做的，条文故意写得极度含糊，原本是准备二战一开打就可以一次性使用后丢弃。冷战期间替苏联说话的人，有更严厉的罪名等著，也用不上。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菁英阶级在全球搜刮，做说客是其中的门道之一，当然也不会有事。（延伸阅读：炎黄之家womenjia.org《中国应学习美国立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受外国资助的外国代理人》）
FARA又上了风头，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先是针对俄国，然后被用来对付中国：正因为它的条文含糊其辞，又没有多少前例，所以用来因人执法、“自由心証”，非常方便。例如俄国的RT新闻网，屡屡戳到美国痛处，美国人又不能公然剥夺“新闻自由”，所以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定义为“外国说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限制它。最近对新华社和孔子学院，也要如法炮製。然而从BBC也是由英国国家资助的机构，却完全不受FARA的限制，就可以简单看出它没有一般法律的逻辑可言。
Manafort也算倒楣，因为美国的统治菁英阶级必须与Trump这个民粹政客争权，著力点就是通俄门，所以他、Rick Gates和Michael Flynn在两年内就已经先后倒在FARA的刀下，顺便还扯出逃税的罪名。实际上2016年之前50年，一共只有七起FARA的案件，所以一般估计，在2016年只有20%的外国说客（指真正拿外国政府钱办事的美国政客，而不是RT或新华社这样的“广义”说客）花时间依法登记。Mueller起诉了Trump手下这票人之后，一年之内，登记人数就倍增。
美国的外国说客：美国统治菁英阶级在全球搜刮的买办
前面提到，Manafort这样的外国说客，是美国统治菁英阶级在全球搜刮的买办，并不是我凭空胡扯；事实上，老读者应该知道我从不会凭空论断，像这样的结论，背后一定有实据。这篇文章写得萝嗦些，下面我把实据讲清楚。
Manafort在2016年会被推荐为Trump的竞选总经理，是因为他在1996年就已经担任过同一个职务，当年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参议院领袖Bob Dole。
Dole是纯种的建制派出身，在位的时候呼风唤雨，八面灵通，但是依美国政坛惯例，并不直接受贿，拿到的现金只能用在竞选上；一旦退休了，才百无禁忌。但是这时年纪也很大了，必须尽快吸钱，以便惠及子孙。美国国内的企业，自然是见者有份，但是竞争者众，大家分一分就没有太多。真正能一次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的，只有贪腐的外国政要。
刚好Manafort也注意到这一点，在2003年俄国大亨Deripaska想要摆脱美国政府对他的制裁，于是就介绍Dole为他到国务院说好话；从此Dole吃到甜头，对东欧/中亚/西亚的生意特别有兴趣。后来最有赚头的，又是另一个前苏联金主，不过这次是Kyrgyzstan的总统Bakiyev。（以下的细节，主要来自这篇文章：https://thinkprogress.org/paul-manafort-bob-dole-board-of-crooked-bank-central-asia-413f55b4ce82/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閲。）
Bakiyev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做过几任总理，在2005年主导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推翻了亲俄的Akayev政权，出任总统。他搜刮的财富，主要通过当地一家叫做Asia Universal Bank（AUB）的银行来洗钱。2006年，俄国中央银行公开揭穿AUB是洗钱白手套的内幕，一时所有西方的银行都断绝来往，AUB面临破产的危险。
于是AUB找上APCO Worldwide，这是美国的一家大型公关公司（认为美国司法公正的人，请回答，为什么新华社算是“外国说客”，而APCO Worldwide不算？），而APCO Worldwide介绍Dole出任他们的董事。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出任董事，AUB的声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对AUB来说，花上几千万美金的小钱，买到企业的生存，实在是很划算的。
但是APCO Worldwide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这其中有猫腻。它自己的商业声誉倒不是问题：有钱赚，谁管钱是哪儿来的。但是如果出了事，它必然会被总统候选人告上法庭（虽然Dole也不是傻子，但是装傻就有钱可敲诈，这是真正的美国文化），这可不能闹著玩。于是APCO Worldwide又雇了一家顾问公司Kroll Associates来写一篇报告。
Kroll当然也知道他们拿了钱，就必须睁著眼说瞎话（我所知道的任何一家企业顾问，他们的生意模式基本上都是拿钱说瞎话；例如某CEO想加薪，不能自己一个人决定，就僱一个薪资顾问来写研究报告，那么结论自然是应该加薪），但是难道Kroll不怕被告吗？
这里的妙处，在于Kroll的报告结论是AUB有合法的反洗钱程序，但是并没有说、也不可能保证“个别人员”不会绕过这些程序，所以他没有法律责任。APCO Worldwide已经花了钱、买了报告，所以已经尽了代理人的义务了，也没有法律责任。Dole则可以说他是误信APCO Worldwide和AUB，是受害人之一。事实上，Kroll和APCO Worldwide也都会自称是受害人。至于这些受害人从AUB拿的大笔酬金，那是正当工作的报酬（虽然Dole每年只花一小时到纽约听简报），自然和AUB的非法行径无关。
2010年，俄国在Kyrgyzstan引发政变，推翻了Bakiyev政权。2012年，美国决定揭发AUB的非法洗钱作为，没收了若干资产，但是Bob Dole并未受到任何损失。Dole至今已经95岁了，仍然在世。
美国的权贵可以这样轻松赚大钱，追根究底，是基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如果霸权易手，那么这种可以决定外国银行能否继续做生意的话语权，就会被别人拿走。与此类似的门路，成千上万；大者如美元的流进流出，所产生的不劳而获的利润，比上面这个例子大上百万倍。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中国若是想要美国坐观中国的掘起，是绝无可能的。当前的贸易战，也绝不是中美之间最后的衝突。
【后注】谈起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不能不提美军在该国租用的军事基地。这原本是2001年为了入侵阿富汗而安排的；当时普京还指望讨好美国，所以没有反对。到2004年，北约扩张纳入了波罗的海三小国，这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此普京对美国的梦想完全破灭，美军在中亚的基地也一夕之间，成为芒刺在背。一年之后，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就被推翻，流亡俄国，时机确实十分可疑。又过了一年，俄国中央银行对AUB出手，又是一个巧合。此后普京对巴基耶夫（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上台为总统，2010年4月被反对派骚乱逼迫辞去总统职务。）不断施压，这是公开的消息。如果美国利用AUB来牵制巴基耶夫，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能确定。
美军基地续租这件事一直反反复复，拖到2010年，俄国才公然出手，鼓动新革命，推翻了巴基耶夫。新总统当然很识相，定下2014年对美停租的决心，后来也真的实践了。中国和巴基耶夫关系很好，做了很多生意；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把美军踢出中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