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民族自治理论与在内蒙古的政治实践——警惕吃蒙古饭的人操弄分裂主义

作者:儒家公羊学 来处:儒家公羊学 点击:2019-01-25 13:42:18

这篇文章已经被和谐了,可喜的是我又把它找出来了。结合近期曝光的内蒙赤峰等地一些王八蛋搞分离活动(见炎黄之家《内蒙古中学教室挂蒙古国旗国徽,谁在纵容栽培蒙独极端分裂分子》、《抖音快手大量内蒙古用户昵称后挂外蒙古国旗》),再看看这篇文章,还是饶有兴味。

​​内蒙古这个地方在满清灭亡后,北洋政府开始改设行省,于民国三年设立了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开始考虑搞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内蒙古自治的方案也就提上了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国民党之所以有民族自治这方面的构想,主要来自于孙中山晚年的民族理论。孙中山这个人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他早在清朝末年的1905年访问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总部时,就主动提出要加入第二国际,后来第二国际的主席王德威尔得写了《中国革命始末:布尔什维克与国民党》一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披露。1915年,孙中山还写信给第二国际,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人到中国来,帮助他“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所以孙中山本人的思想里也杂糅有一些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其中,这是他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晚年对于中国国体的设计是民族联邦制,现在有一些大陆国民党的粉丝拒不承认,可是这有孙中山晚年的重要论述和毛泽东、蒋介石后来的详细说明为证,白纸黑字的,这如何抵赖得了?

《建国大纲》是孙中山在临死前的1924年4月12日手书的二十五条国民党建国纲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政府公职人员和在校师生必须熟读背诵的孙中山政治遗言。在这个《建国大纲》的第四条里,孙中山就专门强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孙中山又还在《建国大纲》里强调:“《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

1934年3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边疆问题》一文,专门对孙中山晚年的民族理论之转变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蒋介石说:“过去我革命政府因不认识自己之环境与实力,对于边疆,向无一定政策,一面既不肯放松,一面又无实力顾及,在此既不能收又不能放之情势下,眼见边疆多故,情势日益恶化而束手无策,甚至直接间接酿出许多大祸……苏俄‘联邦自由’之遗意,本五族共和之精神,依据总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原则,确立‘五族联邦制’,简言之,即采允许边疆自治之放任政策……放任自治,则边民乐于自由,习于传统,犹有羁縻笼络之余地,外强中干,则诸族隔于感情,惑于大势,绝无把握统治之可能。即如内蒙德王等要求自治,如政府绝对不许,彼迳自投降伪国,我将如何?……除本部应为整个的一体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如此则内消‘联省自治’之谬说,外保岌岌可危之边疆。”(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2册,第107—109页。)

1945年4月24日,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孙中山晚年的民族理论也做了说明。文中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即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北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义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澈,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民族自治的理论既然已经搞出来了,甚至连民族联邦制的国体都已经设计出来了,那么国民党政府当然是要把它付诸实践的,实际上不付诸实践也不行,因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公开向中国少数民族郑重承诺和保证了的。1929年6月,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关于蒙藏自治问题作了专门规定:“蒙藏委员会应根据施政纲领及实施程序,积极筹办实施。在第一期内,应特别注意于调查蒙藏情况,革新行政制度,兴办教育,及筹备自治诸项。本党训政之意义,督促蒙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之政府,并优先登录蒙藏人民参加地方行政,并奖励蒙藏优秀分子来中央党政机关服务。”(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二),第137—138页。)此后国民党第392 次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内蒙自治办法十一条》,其中规定:“蒙古自治区之编制……其名称为中华民国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第二自治区政府,余类推。”1934年2月28日,国民党第397次中央政治会议再次通过《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决定:“一、在蒙古适宜地点,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之指导,总理各盟、旗政务;其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员为原则,经费由中央拨给。二、各盟公署,改称盟政府,旗公署改称旗政府,其组织不变更,盟政府经费由中央补助之。三、察哈尔部改称为盟,以昭一律,其系统组织照旧。四、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五、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垦。六、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七、省县在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地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以为各项建设费,其劈税办法另定之。八、盟旗地方以后不再增设县治或设治局(但遇必须设置时,亦须征得关系盟旗之同意)。”(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五),第75—76页。)这里的第五项原则“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垦”实际上就是要限制汉族人迁入内蒙古。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日本侵略者在1932年就开始侵略内蒙古,随后步步深入,随着内蒙古大片国土的沦丧於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的内蒙古自治方案也就失去了实施的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再次启动了内蒙古自治的方案,作为实现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一个重要政治步骤。1946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边疆问题决议案》,明确了要在中国民族边疆地区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并且承诺要把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写进将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内蒙古的自治当然也是其中的重点内容。但是这个《边疆问题决议案》引起了中国边疆地区汉族实力派人物和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傅作义是绥远的国民党军阀,如果要搞内蒙古自治,他的绥远省就要被撤销,这是他和他的部下绝对不能容忍的。热河、察哈尔两省汉族实力派的态度也大体如此。在西康的刘文辉,也坚决反对西康境内的藏人自治,青海的马步芳也是同样的态度。所以国民党的这个《边疆问题决议案》,虽然“极获诸蒙古、藏人认可,然傅作义辈全力抵制”,也就只有暂缓施行。

到了1947年,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自治的问题又成了大会的一个焦点。国民党蒙古族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五十余人於1947年11月29和30日两天,在南京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聚居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蒙古族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蒙元史专家札齐斯钦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内蒙人民的愿望》这样的公开信,他在这封公开信里说:“当内蒙每次要求自治的时候,无论当局与国人,时常抱着惊异的眼光来观测,忘掉了这个运动是20世纪世界政治浪潮的一环,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政府当局所拟办而未实行的伟大事业,并不是蒙古人标新立异的要求,不过是对于实行诺言的希望而已……最近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边疆问题的决议案中,亦曾提到‘在将来的宪法中,须有明白规定保障边疆民族之自治权利’。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外蒙独立,中央实现国父遗教对于蒙古的部分业经实现完了。内蒙再不能引经据典的要求自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外蒙的住民只古内外蒙人口总和的1/3弱,不能说问题的1/3解决便认为已经解决了而忽略问题的2/3……”这封公开信的原文很长,这里就不全文引用了。想要了解全文的,可以参考:(札齐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除了蒙古人,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兑现孙中山在《建国大纲》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允许少数民族自决、自治的政治承诺。西南的少数民族上层还专门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请愿团到了南京。

与此同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汉族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于12月1日上午10时,借国民大会休息室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坚决反对内蒙古自治。他们认为“蒙人是少数民族,在热察绥三省中占绝对少数,绥省仅十五万,察省八万,热省廿万,且汉蒙多年相处,同风俗,通婚嫁,极为融洽,极为平等,自治运动只是少数蒙人的要求。热、察、绥未屯垦之区,愿继续屯垦,并愿保护蒙胞蓄牧事业。”热河的马大英代表则从历史上谈论蒙汉民族同源,他认为在此工业时代、原子时代不能再有锄头与马蹄之争,应该共同协力向工业世界迈进。傅作义也在南京《新民晚报》发表《谈内蒙问题》一文,他说:“蒙胞的文化与教育,必须予以提高,生活与治安必须予以保障,至于所谓‘内蒙问题’只是极少数人在那里制造空气,就是所谓‘吃蒙古饭’的一流人物的说法。”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不敢违背孙中山《建国大纲》和《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及它在执政以后制定的一系列决议案中允许少数民族自决、自治的政治承诺,在1947年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国大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里专门写入了“对各民族之地位予合法保障,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并扶助其发展,对于土地使用,应依其气候、土地性质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宜以保障及发展。”这是很具体的规定,也是国民党正式行宪时对它的民族理论最终的制度性定型。少数民族自治虽然写进了国民党的宪法,但是由于国民党当时在国共内战中已经一败涂地,又由于各个边疆民族地区汉族实力派军阀人物的阻挠,所以国民党的少数民族自治方案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它的各项决议和宪法上,而没有能够在大陆全面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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