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爱国:“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歧视同化德裔移民——米国华裔将遭遇更冷酷的集体迫害

作者:伍斌 来处:世界历史2015.3 点击:2019-01-30 20:36:42

本文涉及炎黄之家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此前倡导的“全国化”,炎黄文明必须确保公民同化于炎黄文明中,而反对有宗教、文化自外于中国的人群,甚至以宗教、母国等原因,自视为高等人群,仇视汉人,如果他们坚持这样,那就礼送出境;二是未来米国华人在中西方对抗、战争时,必然会遭遇日裔、德裔那种集体迫害(参考《米国杜克大学两位教授刁难说中文的两位中国学生》),即使在当下,米国华人要融入,也不得不化身禽兽——《西方走狗的“激进撇清”叛徒心理:华人撕咬中国才能被西方主流接受》,更何况中西方战争时期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德裔移民对母国的支持招致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普遍反感,由“模范族裔”转变为潜在的乃至可见的威胁群体。极端移民族裔同化理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应时而生,并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其实践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直接而彻底地指向了德裔移民。在这一进程中,德裔移民的宪法权利不但遭到无视,甚至连基本的人权也被践踏,美国的德国文化因此遭受重创。这也说明,在一向标榜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其公民权利还是存在很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同化”是外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必经之路。这既受移民自我同化意愿的影响,亦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包容程度密切相关。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德裔移民是移民族裔中的楷模,是最容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少数移民族裔之一,素有“易归化的德裔移民”之称。但当笔者解读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德裔美国人为母国的“语言和文化备感骄傲”。因此,德裔移民的同化过程较斯堪的纳维亚人等其他北欧移民族裔显得缓慢。19世纪后期是德国人移民美国的高峰期,恰是德国科技、文化、高等教育等领域引领世界之际。美国学界将德国移民视作“易同化者”,实为美国主流社会对德国文化尊敬、向往与追求的表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美国内部族裔认同的分裂,尤其是“全美德裔美国人联盟”(National German-merican Alliance)实施的支援母国的行动,使“易归化的德裔移民”的观念愈加值得怀疑;“美国化运动”的对象,也由东南欧移民转向德裔移民。其形式日渐极端,体现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之下,德裔移民所享有的各种法律权利被剥夺殆尽,其文化因子亦遭受重大打击。

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提出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美国史上空前严格的强制性同化理念的问世,是美国排外思潮走向极端的体现,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在社会层面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转型引发了诸多社会病;东南欧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又在短时间内加剧了这种弊病;现代传媒的崛起与渲染,激化了土生美国人对移民的恐惧与排斥;当时的美国仍处于一种“二元联邦制”状态,政府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迅速恶化等。在观念层面上,歇斯底里的排外情绪也与美国的国家认同日趋成熟有关。在此情形下,美国主流社会将移民塑造为“他者”,美国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可不授予“他者”。此外,对危机的敏感与想象也是美国价值观中非常突出的特征之一,移民所造成的可见的和潜在的危机,成为排斥移民的又一推力。

此外,“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与“美国主义”的理念密不可分。“美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作为个体人不可或缺的尊严、平等,以及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均等方面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主义”拥有至少两层涵义,既表现为美国对美国人的重要性,又包含美国人对美国的忠诚,以及对其政治理念与制度的推崇与维护。这些理念包括:自治、机会平等、自由言论与结社的权利,以及对进步的坚信不疑等。“美国主义”可被视为观念的集合体。在全球其他文明中,国家认同基本都离不开对其历史与现实价值的认同。美国则不然,相对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美国主义”更多的植根于共享的政治理念。在整个18世纪直至19世纪初,“美国主义”一词既难见于美国民众的私人信件中,也鲜闻于公开发表的宣言里。即便有人在个别场合提及该词,表达的也仅是对美国的感性情感,而非形而上的忠诚。至19世纪末,“美国主义”被越来越多的群体和个人提及,其内涵也由以往关注自由和平等权利,逐渐转为“民族主义”的美国特性、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然而,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美国缺乏“真正的美国主义”精神,族裔多样性有可能导致美国自由的终结与道德堕落,并影响美国个人主义的自由发展。早在1915年,罗斯福就曾指出:“我们有权要求外来移民及其后裔成为纯粹的美国人。”1918年7月,他更加具体地阐释道:“在美国不应有残缺的美国主义,而只有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和纯粹美国人的空间。”其言下之意是,所有移民应彻底认同美国特性,做完全的美国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付诸实践,即“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该运动是由美国主流社会推动、威尔逊政府决策实施的一项移民同化运动,要求移民在政治上完全认同美国,旨在彻底同化移民以支持美国在欧洲的战争。

一战不仅唤醒了日趋成熟的美利坚民族主义意识,也为极端排外增添了有力借口。对德战争,给美国相对自由、民主的社会带来了很大挑战,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输出。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全面战争,不允许美国内部有任何分裂,更遑论出现支持德国的行为。美国参战后,“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实践首先指向了德裔移民。在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者的眼中,德裔移民的阴谋几乎无处不在,对他们有组织阴谋的恐惧已经到了捕风捉影的地步。甚至有人认为,德裔美国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在供给前线士兵的绷带和食物里面掺杂碎玻璃,政府官员中也充斥着德国间谍。塑造德国移民的威胁,目的在于构建强制同化德裔移民的话语根据。由此可见,“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事实上建立在一连串假设的基础之上。其鼓吹者要求所有人尤其是外来移民,坚定对美国的绝对忠诚。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对移民族裔“忠诚”与“归同”的要求并不鲜见。“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与此前“同化”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战前,美国从未将归同与民族主义相挂钩。一战期间,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者更强调政治认同,主张移民个体要绝对认同“美国特性”,即忠于美国,这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且移民不能仅是被动地认同美国,还必须积极地宣扬这一主张。以往普通民众关注的爱国主义主要侧重于自身的权利,现在则更多地解释为一种服务和对国家的责任。同时,西奥多·罗斯福也认为,美国人“必须践行服务型爱国主义……爱国即意味着为国服务”。然而,这种职责影响了美国人的正常思维,爱国主义变得形式化、表象化。最初,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者试图通过劝告说服的方式来促成移民归同。随着一战期间排德情绪的高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政府来达到彻底归化德裔移民的目的。这种激进移民同化情绪虽然兴起于不期而至的现代战争,但却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与观念之中。

本质上,“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是一战期间美国民族主义、新兴的帝国主义和进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精神诉求。“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无视个人自由,强调现有社会秩序的不可挑战性;认为德国人及其移民的行为方式极端且可怖,如不将美国的德国文化因子清除殆尽,就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然而,对德裔美国人而言,一战中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不仅是一种被动同化进程,也是自由、民主等基本宪法权利丧失的过程。“百分之百美国化”之下德裔移民的经历,与美国主流社会在一战前期的博弈密切相关。

二、一战前期美国主流与德裔移民的博弈

(一)一战前期德裔移民的情感与认同倾向

在一战爆发时,美国有1/3的海外出生人口来自敌对国家,其中多数来自德国及其盟国。很多德裔移民仍视母国语言和文化为自身文化的主要载体,并期望后代也能保持德国因素,以维系德国血缘与情感,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备感荣耀。当时,德裔移民还不愿彻底抛弃母国文化因子,完全地融入美国社会中。这既是人性所需,亦是文化惯性使然。这种与母国文化的关联,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一战爆发之前,美国的德裔移民就曾表达对德国的偏袒和对英国的不满。德裔移民约翰·魏顿(John Witten)在1912年寄回母国的信中指出,德国人应坚决无情地抗衡海峡对岸的邻居,并认为这是“真正德国人的心声”。

战争初期,美国的德裔移民滋生了“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有利于当时德裔移民的凝聚与团结。德裔组织的领导者通过德文报纸呼吁美国的德裔移民捐赠财物,以支持德国的战争。这无疑引起了对协约国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主流社会的极度反感。威尔逊总统领衔支持英国,并认为支持协约国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德裔美国人的领袖缺乏忠诚,是“非美国”的。然而,德裔美国人自认对美国绝对忠诚。在他们看来,保持绝对的中立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威尔逊的政策则是要将美国引向战争。多数德裔移民甚至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不应该受到谴责”,“德皇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魏顿也持类似的看法。在战争爆发后寄往德国的第一封信中,魏顿认为英国人的报道充斥着谎言,并称“协约国有一份非常邪恶的计划”:1、征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2、要求德国对比利时进行加倍赔偿;3、割让基尔运河(Keil Canal)给英国,德国海军投降;4、赔偿协约国250亿金马克。可见,德裔移民认为,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更相信德语报纸的报道。这是德裔移民基于民族情感牵绊的一种普遍态度,也促使美国主流社会相信,所谓的“德裔美国人”站在德国而非美国一边。

许多德裔移民对美国的反德倾向,尤其是向英国及其盟国提供武器表示抗议和愤慨。来自费城的E.弗兰克·卡森(E.Frank Carson)作为全美德裔美国人的代理律师,向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递交陈呈,指责美国政府“通过加拿大向协约国提供包括大炮在内的各类武器,并帮助建造用以对付德国的潜艇、战舰”。《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称:“德裔美国人媒体昨天炮轰了华盛顿、威尔逊总统、国务卿布莱恩”,谴责美国政府偏袒英国的虚假中立。1915年8月,“全美德裔美国人联盟”在旧金山举行会议,集中表达德裔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态度,并“对美国在战争中偏袒英国一方表示愤怒”。可见,一战之初,主流美国社会偏向协约国、德裔移民偏向德国的普遍性。

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事件发生后,促成了美国公共观念的巨大转变,美国政府对德国发出了严厉的谴责与警告,全美掀起了一股反德狂潮,美国一度行至参战的边缘。实际上,在“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之前,德国击沉的部分商船和客轮已导致数名美国公民伤亡。譬如,1915年3月28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法拉巴号”(Falaba),其中一位名叫莱昂·施莱舍尔(Leon Thrasher)的美国公民溺水身亡;4月28日,德国飞机攻击美国 “库申号”(Cushing)船只,所致的伤亡一直不明;5月1日,德国潜艇攻击美国船只“海湾之光号”(Gulflight)鱼雷,导致至少两名美国公民丧生。这些事件已经招致美国社会对德国的普遍不满,而“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发生将这种不满直接转化为愤怒与仇恨,让以往很多偏袒德国的德裔移民沉默,但也有声音指出美国政府应为此事负责。《瞭望》杂志转引一份《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old)的德文报纸,就“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发表评论,指出“德国政府官方已在全美范围发出通知,特别强调搭乘英国游轮出行的危险性。任何精神正常者,都不会无视这一警告。‘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恰恰证明,该警告遭到了无视”。1917年2月,德国重启无限制潜艇战,这也就意味着威尔逊总统试图通过仲裁来结束一战的愿望彻底失败。美国随即断绝对德外交关系,并于4月对德国宣战。

其实,在欧战爆发之初,也有少数德裔移民表达了相对理性的立场。德裔美国人库诺·弗兰克(Kuno Francke)教授在给一位众议员的信中写道:“对于这场战争,我强烈地同情德国,但这并不能使我忘记作为一名美国公民的职责。……作为美国公民,我支持中立,尽管这一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的政策和行为偏向英国而不利于德国。”该信反映了弗兰克作为德裔美国人的纠结心态。美国主流社会希望德裔移民能如弗兰克教授那样持相对理性的立场。事实上,绝大多数德裔移民在美国参战后也确实如此。但是,美国主流社会认为,德裔移民的这种态度是“虚假的”。

情感与利益的纠葛,往往使战争的正义性模糊难辨。德裔移民也并非清一色地同情德国,严厉批评德国者亦不乏其人。《瞭望》杂志曾收到德裔移民的来信称:“我是德国移民后裔,父母皆非美国出生,他们只能读说德语。依我之见,你们对于战争的评价,尤其是对德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鞭辟入里。……我一直希望德国在这场战斗中遭遇最终的失败。这绝非我一人之见,而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要确保真正的民主,必须征服德国。”1915至1917年间,《瞭望》杂志收到了很多表达类似观点的信件。这说明,并非所有德裔美国人都站在德国一边,热爱“自由”的德裔美国人与其他美国人一样,希望美国如“独立时期对大英帝国的反抗一样来抵抗德意志帝国”。当然,这只是极少数德裔美国人对德国当局的态度,而非对母国德国的情感。总体而言,一战前期绝大多数德裔美国人还是支持德国的。

(二)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应

一战期间,美国主流社会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协约国、批评德国,对德裔移民的辩护不以为然,并对德裔媒体采取压制态度。当时,美国有大约四百五十余份德语刊物,报刊的主编们被主流社会视为德国的“最佳盟友”。在美国主流的压力之下,德裔媒体被迫纷纷停刊。据《波士顿环球日报》报道,仅在1915年2月26日当天,“全国就有50家有影响力的德文报纸停刊”。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反德情绪不仅针对德国,而是指向整个德国文化和德裔移民。美国《瞭望》杂志的主编说:“一次,我将一名说英语带德国口音的人误认为德裔移民,事实上他来自荷兰。他对我的这一误会表达了不快。还有一次,基于同样原因,我将一名奥地利移民错认为德裔移民,结果他以怒目与我相对,并不发一言。”可见,当时无论是在美国或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德国移民或德国人皆不受欢迎。其实,这种对德国因素的厌恶情绪基于一些“莫须有”的因由。在土生美国人眼里,德国人具有攻击性、自大、浮夸、自私、小气、傲慢、独裁、缺乏信誉,非常狂妄。这与以往美国人对德裔移民勤劳、文明、诚信的印象截然相反。显然,这种德裔移民的负面认知并非基于实情,而是源于一战引发的针对德国的极端排外思想。

迅速崛起的好莱坞同样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德裔移民的痛恨。根据丹尼尔·勒博(Daniel Leab)的记录,一战期间好莱坞电影中的“野蛮”人基本都在映射德国人。美国参战后,其电影业在反“野蛮”运动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野蛮”的德国人在银幕上行非人之事。1917年的音乐剧《苦的甜》(Bitter Sweet),讲述了一名14岁比利时少女在获得美国庇护前,在德国人手中遭受的非人折磨。在另一音乐剧中,一名法国母亲被普鲁士人侮辱;比利时的小孩在皮鞭与饥饿中进行军工生产;一个美国护士在去法国时被捕,并被德国人强奸。德皇威尔赫姆(Wilhelm)更是成为反德宣传的靶心。“德皇非常契合美国人眼中的德国人形象,他眼光傲慢,拥有向上翘的八字胡须和拱形的眉毛”,成为“凶残野蛮人”的典型特征。

当然,美国社会还是存在一些冷静的声音。美国人西德尼·布鲁克斯(Sydney Brooks)就在《生活时代》杂志上评论道:“我本人并不认为德裔移民会成为美国参战的重要阻碍。绝大多数德裔移民都会忠诚于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度。”主张对德裔移民持宽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乔治·普利普顿(George Plimpton)就认为,美国人应对德裔移民心怀仁善和宽容,他们是美国公民,理应以美国公民待之,不要持怀疑态度。普利普顿期望美国主流社会认清:这场战争是针对德国政府,而非指向德国人民。他还以日本为例,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日本虽然站在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可是不仅允许德国人在其疆域内从事商贸活动,也不干扰他们的其他工作,待之非常友善,视其为客人。美国人理应对有德国血统的同胞更加宽容大度。”然而,大众心理的极端狂热,使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战的作用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争颇为相似。对德战争,犹如内战和美墨战争,迅速掩盖了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而将矛头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德裔移民。民众通过对共同敌人的仇视,寻求国家的团结,这也为不同国籍、教会及阶层的移民族裔的统一行动铺设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艾琳·安德森(Elin Anderson)采访了佛蒙特的众多居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怀念1917年时社会的团结一致。当时,传统的族裔和宗教壁垒被打破。这种精神与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理念并行不悖,两者都提供了一种走向团结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一战期间美国的备战需求。综观一战前期德裔移民的态度和言论,美国主流社会发现,德裔移民的同化历程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成功,这激发了他们同化德裔移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三、“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下的德裔移民境遇

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后,几乎所有的德裔美国人和德裔新闻媒体都转而支持美国的立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社会不允许国内存在对战争的异议。美国参战前,主流社会已经对德裔移民支持母国的言行提出了严厉批评,个别地区甚至对德裔移民言行加以限制。比如,艾奥瓦州明令禁止在公交车上和电话里使用德语。美国参战后,更需要国内各族裔高度凝聚起来争取战争胜利,不能容忍因对战争态度的分歧导致的内部离心。第二,德国在战场上的出尔反尔以及对美国平民的攻击,迫使德裔移民开始反思对母国的支持。前文提到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已经致使多数德裔移民保持沉默;1917年德国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再度拉低了德国当局的国际形象,继续消磨着德裔移民心中仅存的“怀旧情结”。第三,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德裔移民选择支持美国。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恐吓与暴力,即便是心向母国的德裔移民也会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选择支持美国;更何况,绝大多数德裔移民对当时德国政府充满失望,美国参战后转向支持接纳自己的美国,亦是情理之中。

费城副市长鲁道夫·布莱肯博格(Rudolph Blankenburg)是一名德裔美国人,他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总统已经要求国会对德国宣战!我们德裔美国人应该忠于这个接纳我们的国度,借此机会展示对其毫不动摇的绝对忠诚。……我们已向国旗宣誓,理应永远跟随它,并时刻准备履行职责。……我们为总统、为这个国家祈祷,并将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纯粹的美国人,而非‘带连字符’的美国人。”

布莱肯博格的话不可谓没有诚意,但德裔美国人的忠诚仍然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质疑。美国参战后,德裔移民受到了空前不公正的对待。如果说以往的美国排外情绪名不正言不顺,一战则在客观上赋予这种排外某种“正当性”,德裔移民成为排外主义者关注的焦点。

“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观念行动化、具体化。1917年4月,由威尔逊政府创立、著名“耙粪记者”乔治·科瑞尔(George Creel)领衔的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开始监督大众媒体。这是“百分之百美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对内宣传、向美国民众兜售威尔逊的战争目标。科瑞尔认为,在民族危机形势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地对美国主义理念的推崇,从而结成高度统一的以白人为主体、有奉献精神、勇敢、坚韧、无畏的民族”。

最初,“公共信息委员会”主要采取相对自由的宣传方式,以事实而非恐吓、暴力说服德裔移民。然而随着战局焦灼,该委员会开始散布德国人冷酷、凶残的形象。到1918年初,德国军人残忍刺杀妇婴的海报贴遍全美大街小巷,并附上“阻止野蛮德国人”的煽情标语。“公共信息委员会”已不再容许德裔移民对美国政府及其战争的任何异议与不忠言行。威尔逊总统批复:“如果存在不忠,就有必要采取强制政策。”此后,焚烧德语书籍,为德语地名易名等现象常有发生。这实为对美国宪法所赋予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权利的践踏,它们成为“爱国主义”旗帜下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间谍法》(Espionage Act)和《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 of 1918)。后者规定,任何对美国政府、国旗、宪法的不忠、亵渎以及侮辱性言论皆为非法行为。这些法律由司法部下属1909年成立的“调查局”负责具体执行,“调查局”下设上百个辅助机构监视德裔移民。这些辅助机构包括“美国保护联盟”、陆军“军事情报科”、“海军情报办公室”等。为了监视劳工间谍,调查局的触角还延伸至普通工厂。例如,费城西部的布莱尔(J.G.Brill)公司内部就有专门机构监视德裔劳工。乔治·皮蓬(George Wharton Pepper)执掌的“宾夕法尼亚州国家防御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搜集德裔移民对美国不忠、对战争不满的相关情报。此时,“美国保护联盟”的志愿者人数达到最高的25万。美国律师托马斯·格利格里(Thomas Gregory)将其形容为美国政府机构的一种补充,以“监视那些不忠的移民,并及时汇报”。在实践中,该联盟的志愿者监视邻居和同事、拆看信件、入室检查,甚至非法逮捕德裔移民。1917年12月至1918年11月间,“美国保护联盟”仅在费城一地就审查了18,275人。后证实这些人几乎都是无辜者。

威尔逊总统也在此时唤醒了美国民众对1798年《煽动叛乱法》的记忆,为一战时期监视、镇压德裔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自1917年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德裔移民行动自由的限制,要求所有14岁以上未归化的德国移民进行登记,以限制其出行。到1918年初,仅费城登记的未归化的德国移民就有6,481名,其中的“危险分子”被送入新泽西州格劳瑟斯特(Gloucester)城的集中营。至1918年底,美国的各集中营中关押的未归化德国移民中的“危险分子”超过6,000名。

此外,其他“爱国”组织也都配合美国政府同化和调查外来移民的工作,其中尤以“国家安全联盟”和“美国防御社团”最为活跃。二者尤其推崇“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理念,用约翰·海厄姆的话说,二者力图“通过总体的国家忠诚来实现广泛移民同化”。这种忠诚事实上就是认同战争、支持战争、服务战争,以及杜绝德裔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存在差异。“国家安全联盟”认为,德裔移民组织如不公开反对德国政府,那么就一定是在支持美国的敌人。两个组织都坚决反对学校教授德语,导致许多学校取消或停止德语课。德语不但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甚至在一些德裔移民的教堂布道也禁用德语。弗兰克·思维贝克(Frank Swibaker)作为一名在芝加哥到阿尔顿铁路区间工作的德裔移民,在工作期间就经常得到如下警告:“说英语,不要讲德语,否则我们就把你从这儿扔下去”。很多德裔移民开设的商店,也经常被投掷石子。在个别地区,德国的戏剧遭到抵制,乐队也不再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乐章。种族主义者麦迪逊·格兰特在1918年再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中,删掉了第一版中关于德国人对美国文化做贡献的所有史实。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加入“反德大合唱”,鼓吹处决德裔移民奸细。许多州的立法机关禁止德国人在公立学校学习。城镇、企业、个人也更改其德语名字,如,柏林(Berlin)和艾奥瓦(Iowa)皆更名为林肯(Lincoln),酸菜(Sauerkrant)更名为自由卷心菜(Liberty cabbage)等。“爱国者”的很多庆典都以焚烧德语书籍作为重要内容。可见,美国主流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德国因素都持敌视态度。

1917—1918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膨胀,对德裔群体的排斥甚嚣尘上。1918年4月,德裔矿工罗伯特·普拉格(Robert Prager)被一暴徒绞死在伊利诺伊州的柯林斯威尔(Collinsville),美国的反德情绪达到顶峰。可见,在“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之下,德裔移民连最基本的人权都难获保障,作为维系德国文化主要载体的德裔组织已然成了背叛美国的代名词。同一年,美国参议院在没有任何讨论与表决的情况下,决议解散“全美德裔美国人联盟”。

结语

“兵者,国之大事”。美国政府为了确保战时的国内团结与战争胜利,开展针对德裔移民的极端强制同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在此过程中,德裔移民丧失了美国宪法所赋予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可见,即便是文化一度被美国主流尊重与追捧的德裔移民,也会在一战的特殊条件下丧失基本的宪法权利,甚至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二战期间,作为文化“他者”、“劣等”种族的日裔移民,在美国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甚至超过11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与自由都被剥夺。这是继奴隶制以来美国历史上对境内居民最大规模人身自由权利的剥夺,并且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这表明,美国社会常会因为局势而在“爱国主义”口号下随意践踏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突显出美国公民自由与民主等权利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土生美国人赫尔曼·哈杰多(Hermann Hagedorn)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之下的德裔美国人比作“错觉下的囚犯”。换言之,一战期间的德裔移民不过是美国主流社会“想象的敌人”,这种排外情绪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战期间,日本裔移民的遭遇可谓如出一辙,然其程度犹有过之。

尽管针对德裔移民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非常短暂,一战结束后即迅速沉寂,但其影响非常深远。此后,德国文化的影响在美国急剧衰落,相关德裔机构首当其冲,具有全美影响的德裔移民组织寥若晨星,且每况愈下。德国移民及其后裔,已逐渐消散在美国主流社会之中。德语在美国的衰微是德国文化在美国式微的最好见证。即便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大街上也难闻德语。德语出版的报纸杂志也愈来愈少。在费城仅剩一份德英文双语报纸——《日报》(Tageblatt)。同时遭受重创的还有德裔移民的身份认同。一战期间,德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变得毫无可能,更遑论对母国的多重认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战后。同时,一战导致美国的民族主义变得狭隘,在这种情形下,高调宣扬特殊的德裔美国人认同显然不合时宜。而对“美国主义”的绝对化定义,也会使“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不受欢迎。20世纪20年代,德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才开始慢慢回归,但不再如一战前那般自信和张扬,而是有一种被征服过的低调和谦逊。德国文化的影响力在美国的复苏之路则更是在“民权运动”与“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之后。(本文作者伍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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