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团与二十世纪初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

作者:张大鹏 来处:历史研究2018.2 点击:2019-01-30 20:49:31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横行后打造的米国主流政治圈,现在反而在命令其在华代理人,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这就是自己爬上去后,把梯子抽掉,让后来人没梯子,爬不上来。大家可以阅读《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这本书,详细介绍西方借助无偿使用他国知识产权、国内产业保护等方式发展后,阻止后来者用这种方式发展,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当下国人被白皮洗脑的天天把知识产权等东西当做天经地义时,根本没想到,真实世界比西方训导复杂的多,失去话语权,放任白人用精心选择的信息洗脑,结果就是自废武功。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40年快速工业化发展的美国面临一系列危机,包括种族和族裔矛盾的激化、劳资冲突加剧、“非美”思想的大量涌入以及传统公民美德的沦丧等;与此同时,“美国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危机背景下也发生了扩充与转化。1919年成立的美国军团利用强大的组织资源、庞大的成员人数、退伍军人的政治身份,以及广泛的政商界关系,通过举办和参与一系列公民活动,大肆推崇以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为核心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并力图使这一思想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为全体美国人所接受,以应对整个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美国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打击“非美”活动和思想、推动改造新移民的“美国化”运动,以及监管年轻一代美国公民的道德教育等,不仅整合和改造了旧的“美国主义”思想,也帮助建构了此后贯穿20世纪并延续至今的保守性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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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义”(Americanism)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广泛使用但颇有争议的概念,经常被当作美国式“爱国主义”(patriotism)的同义词,其实两者的含义不尽相同。根据一项研究,该词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一切具有美国特色的语言、习俗、文化、思想;二是指对美国及其政治体制的忠诚感,尤其是指对美国政治理念及实践的忠诚与捍卫,这些理念包括自治、机会平等、言论与结社自由,以及对进步的信仰等。“美国主义”虽然含有“爱国”的意思,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事实上,作为一个英文词汇,“Americanism”在19世纪初出现的时候意指与美国相关或具有美国特征的语言、词汇、文化和宗教,并不具有对美国思想和体制的尊崇、忠诚与捍卫之意,而在今天的使用中,后一种意思成为“美国主义”一词的主要含义。不仅如此,“美国主义”在今天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与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归属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成为有关美国政治传统辩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美国主义”开始得到频繁使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刻正是美国进入工业化高潮的时期。在经历数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之后,美国社会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化吸引大量东南欧移民的到来,而新移民的族裔和宗教背景引发本土美国人对美国传统受到威胁的担忧;此外,频繁爆发的劳工和农场主抗议运动也极大震撼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包括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所谓“非美”(un-American)思想的涌入,更让本土保守派感到忧心忡忡,“美国主义”一词被启用以应对这些外来思想和政治行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7年的参战,美国开始更深地涉足国际政治,新的角色要求正在“崛起”的美国清楚地界定和表达自己的政治特征,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体,“美国主义”因而开始纳入先前不曾有过的或并未明确表达的政治含义。在推动“美国主义”思想转型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诞生于一战结束之时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

美国军团目前拥有成员240万人,并拥有分布于几乎全美所有城镇乡村的1.5万个站点。在美国所有的退伍军人组织中,美国军团的人数最多,站点分布最广,参与政治最为活跃,政治影响也最大。军团在成立之时确立了“培养并贯彻‘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政治目标,并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系列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和践行美国主义,将其转化为一种打击“非美”势力的武器。20世纪20年代以降,美国军团继续锲而不舍地推进美国主义,将其打造为延续至今的保守性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

美国军团推崇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军团为何选择它作为自己的政治宗旨,又如何在美国公民政治实践中运用这一概念?军团的活动如何改变了“美国主义”的含义,又如何通过早期的活动将“美国主义”铸造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公民政治话语或政治文化?本文试图以作为公民组织的美国军团为切入点,考察其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早期活动,探讨其所持“美国主义”概念的意涵及其流变,揭示美国军团与“美国主义”演变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公民组织如何在基层和日常生活中建构美国的政治文化,并为研究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过程打开新的研究思路。

早期关于军团历史的写作通常为军团内部的历史记录,严格的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民组织,美国军团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在成立伊始便有相关介绍军团的书籍问世,部分州级分部也相继出版一些介绍军团历史的书籍。这些作品的写法通常是叙述军团成立以来的活动,褒扬军团为美国退伍军人争取福利及维护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虽并非学术著作,但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军团历史和活动的信息。目前关于军团的学术研究中,博士论文是最重要的成果。军团成员理查德·J.卢斯布洛克关于堪萨斯州分部的著作,是基于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该书对堪萨斯州分部的成员构成以及军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军团成员的主体是来自“中产阶级”群体的商人、律师等。理查德·莫里斯·克拉特以印第安纳州分部为中心,论述其自建立到1960年的活动,对美国军团的保守主义特性进行了阐释。威廉姆·格勒曼着眼于教育问题,批判性论述了1926—1936年间军团在从联邦到地方层面,与学校、教育组织合作推行的美国化教育,认为美国军团的部分行为实际上是“非美”的。特里·乔治·拉特克分析了军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以争取退伍军人权益问题为中心,以“美国主义”之名,对政治进行的干预。克里斯托弗·W.格里芬详细论述了以军团为代表的退伍军人团体,在二战时期国内战争动员活动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奥维尔·伊斯特兰德·琼斯以军团对教科书问题的干预为切入点,认为军团对教科书的干预自1951年结束。莫腾·巴赫梳理了战后至1950年军团在美国社会内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压制异见者活动,认为军团的活动普遍存在“扣红帽”(red-baiter)式的诋毁行为。威廉·阿瑟·瓦德详细阐述了军团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坛的巨大影响力,并统计了当时军团成员在国会中的人数。

在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罗斯科·贝克的《美国军团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了军团作为压力集团在国家外交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他将军团视为民间团体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并对军团如何运用其影响力向国会施压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威廉·彭柯克的《为了上帝与国家:美国军团,1919—1941》是目前对军团研究最完备、最深入的学术著作。全书按军团涉足的各类活动划分章节,包括军团与法西斯主义、战备、工会、社区、退伍军人权益等,梳理了军团在各方面的政治主张,运用翔实的史料客观分析了军团从成立到二战之前所进行的各项社会活动,否定了外界将美国军团视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指责。

美国学者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军团的某个分部、某个时段或者某个议题;虽然彭柯克对军团历史做了长时段研究,但该著作专注于分门别类地讨论军团的活动,缺乏一以贯之的主题讨论。本文试图在借鉴美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美国军团的官方出版物(尤其是军团期刊)和军团总部保存的档案材料,从建构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探究美国军团奉行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军团为践行这一理念而在一战后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以期展示美国军团在建构20世纪美国保守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美国主义”理念与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

1901年9月6日,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纽约州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遇刺身亡,凶手名叫利昂·乔尔戈斯(Leon Czolgosz),自称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时间,美国民众群情激愤,痛斥无政府主义,要求政府制订法律保护人民免受其危害。虽然乔尔戈斯出生于底特律市,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他的波兰裔名字却使他的美国同胞将其视为异类。一位布法罗的市民在听说刺客“不是一个美国人”之后感到释怀,而《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则刻意强调凶手“有着一个不会被人错认为是美国人的名字”。显然,在当时大部分美国人眼中,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与美国价值观相悖的异端思想,信奉这种思想的东南欧新移民自然也就不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麦金利遇刺激发的社会反应,映照出潜伏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人思想深处的一种焦虑——大量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及其带来的“非美”思想对“真正”美国人的民族身份认知造成了日益明显和真实的威胁。

41岁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接替遇刺的麦金利成为总统之后,立即对刺杀罪行和无政府主义予以严厉谴责。他强调说:“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他形式的秘密团体是与美国主义不相容的”,并誓言要阻止外来移民将“旧世界的邪恶思想”带入美国。罗斯福采用“美国主义”话语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美国主义”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概念,频频见诸各类报刊杂志和政治演说中,不仅政客们频繁使用,连普通美国人也时常挂在嘴边。但它的内容和涵义是什么,在美国人中却没有一个确定的、共享的答案。也许正是因为其在定义上的不确定性和宽泛性,“美国主义”成为不同群体的美国人都频繁使用的话语。然而,这种情形在20世纪前20年内发生了变化。换言之,随着大量新移民的到来和美国因进入一战而更深地卷入国际政治之中,“美国主义”的定义逐渐变得清晰,“美国主义”的话语逐渐被政府和特定的美国人用来界定美国的国家特征,并被用来规范公民的政治行为。

作为英文的一个词语,“Americanism”至少在19世纪初就已经被使用。1810年北卡罗来纳州罗利(Raleigh)市的一家报纸曾对该词的两种含义做了说明:“热爱美国,优先考虑她的利益,但它更多时候意味着位于大西洋这边的我们所使用的英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尽管如此,在19世纪上半期,“Americanism”通常用来指具有美国特色的英语用法,如1833年纽约一家期刊曾用该词来涵盖和形容包括像“Buck-tails”(鹿尾党)这类富有美国特色的语言。1855年当欧洲各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之时,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马修斯借助正在兴起的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思潮,提出美国人应该坚持“美利坚特色文化”,他在表达这一主张时,使用的正是“Americanism”,以将本国传统与欧洲分离开来。同样,1856年卫理公会牧师威廉姆·布朗罗在呼吁美国教众应该坚持以新教为基础的美国精神时,也使用该词来代表美国盛行的新教传统,以区别于天主教。由此可见,这一词语在19世纪早中期的使用中并无统一、清晰的定义,它的内涵只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得以界定,这些不同用法的唯一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强调某种与美国本土或美国本质相关联的文化特性。

“美国主义”的概念在工业化和镀金时代的美国继续得以使用,并在含义上进一步扩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将美国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来自东南欧的移民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浪潮。新移民来势汹涌,但由于缺乏技能和语言不通,大部分人只能充当工业经济链条中的低端劳力。与此同时,他们因为贫穷和文化原因,大部分居住在大城市的族裔居住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的是,来自东南欧的移民多为天主教徒,在宗教信仰上与笃信新教的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相悖。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引发强烈共鸣。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指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除了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注脚之外,也激发了本土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对新移民可能威胁美利坚民族身份的警惕性。正是在民族优越感和身份危机感双重驱动下,曾一度沉寂的本土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卷土重来。

早在1887年,新教牧师萨缪尔·路密斯(Samuel Lane Loomis)就观察到,城市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个是由本土出生的新教徒构成,他们大多有自己的产业或技术,另一个则主要是由在国外出生的贫穷的天主教徒工人构成。路密斯所观察到的以新老移民和宗教为界的贫富阶级划分虽然过于简单,但却反映出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引起美国人的注意。1890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北美大陆的“边疆”已不再存在。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共和党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因此宣布,美国已经不再拥有无限土地以供新来者定居;但他同时注意到此时移民数量正在大幅增长,移民人口的质量却令人堪忧,他因此呼吁国会立即立法废除自由移民政策,限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以预防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在人口质量和国民品性上遭受因外来移民过多而带来的腐蚀和破坏。洛奇的呼吁在1911年国会发布的移民报告中得到回应。该报告第一次使用“老移民”与“新移民”概念,并强调大量东南欧新移民已经在全方位地侵蚀和危害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主义”一词大行其道。如前所述,“美国主义”在19世纪早中期被用来表示美国本土文化和美国宗教的独特性,而到19世纪后期扩展到具有美国特性的事物、体制、法律、经济发展和行为方式。由于使用者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人们对“美国主义”的认识也会产生歧义,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譬如,以杜波伊斯(W.E.B.Du Bois)为首的非裔美国学者就把“美国主义”视为一种带有排他性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在1903年出版的名著《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伊斯对当时美国南部盛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猛烈抨击,断定美国黑人“不会在白色‘美国主义’浪潮中,将自己的黑人灵魂漂白”。显然,在杜波伊斯看来,此刻提倡的“美国主义”带有鲜明的种族界限。与此同时,“美国主义”在国内政治中也时常被用来标榜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并与其对应词“非美”配合使用。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讨论移民法改革的辩论中,在移民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国会共和党领袖洛奇坚持要求在移民法中加入文化测试的限定性条件,以保证进入美国的新移民能够迅速接受美国价值观,从而保证美国传统的纯洁性和延续性;而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则对这一限制性规定十分反感,认为这种做法背离了美国传统,将其斥为一种“非美”做法。191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曾邀请250名知名人士讨论“美国主义”的含义,众人莫衷一是,最终没有一个确切定义。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依然没有对“美国主义”的内涵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种族关系的变化、移民人数的剧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国的参战,“美国主义”的定义开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大量来自东南欧国家的天主教移民的涌入以及不同族裔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令本土保守主义者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一战前出现的劳工运动的组织化和频繁的罢工运动更使美国人对阶级社会的来临感到恐惧。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美国参战后,美国国内反德情绪日益高涨。美国民众对德国文化以及德裔移民的厌恶不断升温,德裔美国人被强迫购买自由债券,有的被毒打甚至被私刑处死。在许多州,政府不允许在公立学校教授除英语以外的任何语言,贝多芬和巴赫的音乐被禁止演奏,图书馆中的德语书籍被抽出后烧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在此之前已有的多种所谓“激进思想”的冲击,引起保守美国人更为持久的焦虑和恐惧。保守派心生恐慌,担心国内以新移民为主的工人会受到外来激进思想的影响而发生暴动,从而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人信奉的价值观形成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主义”的使用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起初对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宗教和传统的强调转化为对美国政治价值的强调,二是从起初对美国与外部的区分转向为对美国特性(包括美国价值观)的捍卫。其结果是,“美国主义”从一种主要指涉美国文化身份的概念,转化为一种基于政治概念,强调铸造和维系美国式政治体制、政治思想行为、政治心理和生活习惯的传统。与此同时,“美国主义”的概念开始成为一种抵制和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美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那些自诩为美国价值观的捍卫者也不断将个人主义、建立在私有财产权之上的资本主义、对传统家庭结构的保护和对上帝的信仰等加入到“美国主义”的定义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主义”意涵流变陡然转向,衍生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理念,强调国民在战争环境中必须无条件的“爱国”与“忠诚”,从而将强制性爱国主义的内容以一种极端方式灌输到“美国主义”内涵之中。本土出生的“老移民”对“归化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即新移民)不愿放弃对原国籍国的依恋十分反感,要求后者抛弃原有的族裔、宗教和文化身份,“从一个德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或波兰裔美国人转变为一个在法律、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上都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百分之百美国人”(one hundred percent American)的新概念应运而生。这个新概念包含了一种强制性的政治要求,即要求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对美国及其思想和体制抱有无条件、无保留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换言之,新移民仍然保留双重身份的做法不再被容忍。在“百分之百美国人”理念基础之上,“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得以产生。“百分之百”作为强化词语,强调“美国主义”的纯正性,“是一种‘纯正的’(unhyphenated)思想”,但这种强调也带有一种不容妥协、胁迫和强制性的含义。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战时环境中诞生的理念,折射出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所迸发的强烈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但这种思想并没有随着一战的结束而销声匿迹,相反,一战及战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反而使这种意识形态在战后得到强化和普及,深深地嵌入到美国公民政治文化之中。而在战后致力于维系和推动“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正是一战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美国军团。

二、美国军团的创立

根据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研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美国爱国主义和公民精神迸发最为强烈的时期,也是公民组织建立的高峰时期,美国现有大型公民组织的一半建立于1870—1920年间,它们当时至少吸纳了百分之一的成年美国人加入。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美国社会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关,也与美国在此时面临的危机和经历的战争密不可分。从美国内战、美西战争再到一战,每次战争激发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都会转化为组建公民组织的强大动力。在这一轮公民组织组建高潮中,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公民组织具有其他公民组织无法具有的体制优势,因为它们作为载体把在军营中锻造出的爱国热情和战友之情保存延续,形成一个在和平时期无法构建的独特共同体,美国军团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作为主张美国主义的公民组织,美国军团的发源地在海外。1918年之后,大量美军停留在法国等待回国,就地待命的军人开始寻找各种娱乐方式,违反军纪事件日渐增多,此事引起远征军上层的忧虑,包括中校小西奥多·罗斯福在内的20名军官在巴黎召开了一次针对军纪涣散问题的会议,会后他提出关于建立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的构想,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1919年3月15日,驻扎在巴黎附近的数百名美军举行会议,同意成立小西奥多·罗斯福提议的组织,并为该组织确定了“美国军团”的名称,同时开始进行军团的筹备工作。

两个月后,随着大量退伍军人的归国以及要求参加军团的人数不断增长,军团的组建正式展开。1919年5月,军团在圣路易斯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就军团的纲领、军团的组织结构、领导层、不同层次的组织(分部、站点)之间的关系、各级组织的内部构成等做出一系列奠基性决定。在会议通过的美国军团组织纲领中,军团明确宣布其奉行的宗旨之一是“培养并贯彻‘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军团的政治立场还通过多项涉及国内政治的决议得以表现,包括要求将触犯联邦间谍法的德裔和爱尔兰裔驱逐出境、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坚决抵制等。军团采用一种与军队建制相近的组织架构,可以说是一个准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组织。从军团后来的发展来看,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赋予军团相较于其他公民组织更有效率的组织性与执行力,也给其成员内部建立更坚实的认同感奠定了基础。同年11月11日,军团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将位于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选为全国总部的地址,军团的创建正式完成。

与先前成立的退伍军人组织相比,美国军团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政治能量。首先,它的入会资格破除了军衔、地域、政党的限制,显得更为宽松和开放——任何一战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并且正常退役的美国人皆有资格加入。这一规定使军团拥有巨大优势——在全国任何一个乡镇,只要有一战老兵存在,军团就可以在当地建立站点。这种优势将随着军团的扩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其次,军团拥有后发组织优势,能够仿效既有退伍军人组织建制,包括分部、站点设置等。同时,军团可以利用20世纪初期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在建立之初便拥有比较完整的全国组织网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将一战退役军人中的一部分吸收为成员,形成一个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公民团体。军团在1920年时成员数量达到约84万,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退伍军人组织,而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在此时人数不足10万。此外,军团在成立后不久,由军团成员及阵亡军人女性亲属组成的美国军团协助会(American Legion Auxiliary),可称为军团的外围组织,进一步扩展了美国军团在普通民众中的辐射影响力。

作为一个公民组织,军团的特殊性在于其成员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退伍军人;不仅如此,军团在对外宣传中也刻意利用这一共同身份,持续不断地营造和巩固内部团结。1920年,军团刊物《美国军团周刊》将军团描述为“普通美国人(average American)自愿组成的组织”,刻意强调“我们曾是军人,永远也会是军人……480万军人应当团结一致,共同维护美国宪法和安宁”。这样的话语显然是在强调所有退伍军人在军团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军官与士兵的身份差别,所有成员都是“普通美国人”。事实并非如此。通过考察早期担任领导职位的军团成员身份背景,不难归纳出他们的相似性,即他们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曾在远征军中担任军官、并将进入政界的中上层白人。小罗斯福自不必说,巴黎会议的临时主席、中校本内特·克拉克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后来长期担任密苏里州参议员;军团的第一任全国指挥富兰克林·德奥利尔(Franklin D’Olier)毕业于耶鲁大学,战前是报业家,在远征军中担任过少尉;另一名全国指挥汉弗德·麦克尼德(Hanford MacNider)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中校军衔,1925年被柯立芝总统任命为陆军部长助理。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保罗·V.麦克纳特(Paul V.McNutt)于1929年担任全国指挥,1932年出任印第安纳州州长。1932年担任全国指挥的路易·A.约翰逊(Louis A.Johnson)1949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这种白人精英占据早期军团领导职务的现象与他们在一战时期踊跃参军的现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哈佛大学校友会在1921年编制的毕业生参战荣誉名册显示,哈佛毕业生在一战中共计参军人数为11319名之多。积极在战前推动战备项目的莱昂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和西奥多·罗斯福也都是哈佛的毕业生。这些经历为白人精英后来联手创建美国军团做了人脉方面的铺垫。白人精英之所以在军团权力结构中占据领导地位,除了上述原因,也与他们表现出来的更为浓厚的“爱国”精神有关。虽然美国在一战时实行征兵制,但仍有100万以上青年人自愿入伍,其中大多数为本土出生的白人青年。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军队中得以晋升为军官的可能性更大;白人退役军人在军团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更易于被推选为军团领导。

白人精英对军团领导层的控制对于军团创建初期的政治定位十分重要,因为正是这批人将“美国主义”理念带入军团政治纲领和早期活动之中。如前所述,军团的创建与小罗斯福的发起和领导作用是分不开的。小罗斯福深受其父影响,对冒险、军事抱有与父亲相同的浓烈兴趣,对军人也怀有深厚感情,并分享父亲对国家忠诚、军人职责和爱国主义的许多看法。美国军团在初创时期的美国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与罗斯福父子的美国观和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两人都强调对美国的国家忠诚和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老罗斯福曾在1894年指出:“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改革是真正的美国主义……为这个国家付出最多的人,其秉持的美国主义一定是最真诚和最热情的。”小罗斯福完全领会父亲的意思,将敢于在战争中为国献身的军人视为捍卫美国价值观的当然最佳人选。他在1919年军团成立时说:“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面临巨大挑战,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比由这些士兵、水手以及海军陆战队员自行结成的组织更为强大,他们身处这样一个组织之中,可以感觉到法律和秩序的存在,拥有正派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以及更加真实的民族主义。”

在美国军团初创时期,小罗斯福对军团功能的构想包括三个方面:维系一战退伍军人之间的战友情谊,防范国内外激进思想腐蚀退伍军人的美国精神,努力促进美国民族主义在国内的发扬光大。目前看到的材料显示,小罗斯福在这一时期并不带有明显的其他动机和私人目的。他的这种构想为创立军团的白人精英阶层所分享。其他成员加入军团的目的则可能因人而异,或出于对战友情谊的眷顾,或受到他人的带动,也有可能是出于借助军团来追求和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多数人参加军团的动机中,同时包含了爱国主义和保障退伍军人权益这两种现实意义的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团对成员之间平等地位和爱国主义宗旨的强调,有力地创造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内部团结,并成功地将因共同的战场经历而结成的战友情谊转化为一种和平时代的政治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团成员是从面临多种价值观冲突的的美国社会中“挑选”出来的一批有过共同经历的美国人。曾经的军伍经历使他们普遍具有服从权威、强调忠诚的特性。这也意味着,美国军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承载与传播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牢固载体与有力工具,“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作为反映中上层白人政治主张的思想,通过军团广泛的组织网络被传播和渗透进美国社会的基层社区乃至家庭,从而用于建构全国范围内的思想与行为共识。

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军团领导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民众对退伍军人普遍拥有的尊重和好感。在外界看来,退伍军人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值得尊重,而军团也非常了解并善于利用这种来自民间和基层的政治信任。对那些有政治抱负的军团成员来说,军伍履历是一笔耀眼的政治财富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资质,如果选择从政,他们将更容易赢得选民支持。事实上,退伍军人的资历在美国政治领域的确占据一种重要地位。根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网站显示,在45位美国总统中至少有26位在就任之前曾经有过军旅生涯,是地地道道的退伍军人。民众的信任强化了军团成员对自身肩负的使命的认可,即便是在和平时代,当国家面临内部危机时,他们依然拥有捍卫美国价值体系不受外来思想侵犯的责任。军团创立不久,《美国军团周刊》便使用“曾经为国服务之人,现在依然为国服务”的口号来诠释军团成员的使命感。显然,军团希望自己的成员意识到,他们的从军生涯通过战争而与美国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捍卫和平时代的美国主义等于捍卫他们在战时为国服务的历史的正当性。

三、美国军团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理念

究竟什么是值得和需要捍卫的美国政治传统,或者说,军团的政治使命应该如何定义?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军团的组建纲领从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系统完整和一目了然的回答。的确,军团在1919年圣路易斯大会上宣布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作为奉行的原则,但对何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或何为“美国主义”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清晰的描述。1920年军团密歇根分部曾在内部发放问卷征求“美国主义”的解释,但最终也没有获得统一看法。即便是在军团刊物的表述中,“美国主义”的定义也总是变动不居。1921年,《美国军团周刊》的一篇社论曾经写道,美国人在十年前从未听说过“美国主义”这个词,但“最近每天都会听到它”。那么,什么是美国主义?该社论认为,“美国主义意味着忠诚于宪法、自我管理与合作、尊重美国体制”,换言之,是一种“被林肯描述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体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军团的“美国主义”定义与19世纪中期的“美国主义”已经有了明显不同,更偏向于对美国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强调。1923年的美国军团全国大会将“美国主义”描述为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体……(和一种)对美国永远的热爱和信仰”,在原来的定义上加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1935年军团的全国指挥小富兰克·贝尔格拉诺(Frank Belgrano,Jr.)认为,美国主义是一种即便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军团成员也可以体会到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自建国一代流传下来的美国生活方式,而“军团的方式就是美国的方式”。在他看来,军团成员就是纯正的美国人,其思想与行为就是美国主义的体现。这也意味着,军团奉行的美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教条主义,而是一种实践中的美国思想与传统。换言之,对于军团成员来说,美国主义不需要是一种论述精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将美国政治和道德传统内化于心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具体而言,军团成员在战争时期参军入伍,履行公民责任,在和平时代以美国人的身份承担起捍卫美国精神家园的职责,这种持续不断地为国效力的过程本身便是美国主义的展示。

需要指出的是,“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定义,这一口号也并非只为美国军团所使用。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至上思想和种族隔离法律的制定以及对南部黑人选举权的剥夺而同时出现的是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的死灰复燃。1915年,三K党同样声称它信仰的也是“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并强调只有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才能算作“百分之百美国人”。三K党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显然对美国军团信奉的“美国主义”构成了挑战和威胁。三K党明确将天主教徒新移民和非裔美国人等有色人种排除在“美国人”的队伍之外,而军团对这种极端主义的态度表示反对,强调自己提倡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是一种开放型的美国主义,一方面强调美国价值观和美国传统的绝对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为新移民经过英语及公民素质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可以在精神上归化为美国人。1923年小罗斯福曾对三K党的美国主义理念提出批评,认为“美国主义这个词在使用时被一个非常不包容的群体玷污了,这个群体就是三K党”。美国军团在其宣传与活动中也十分清楚并极为关键地将自己与三K党推崇的种族主义式“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相区别。在1922年美国军团举办的全美少年作文竞赛中,檀香山的华裔男孩“陈阿星”(Ah Sing Ching)获得第一名,军团记者在采访他的报道中写道:“对中国人的美国化是一项繁重而长期的任务,但并非毫无希望。”这个事例表明,美国军团并没有将华裔等有色人种视为不可被同化的族群。1924年《美国军团周刊》登载的一位名叫“金星”(Sing Kee)的华裔军团成员的故事可提供更多信息。报道写道:“山姆大叔惊讶发现他有数百个身着军装的华裔年轻人……‘金星’是其中之一……他在战斗中赢得了杰出服务十字勋章”。记者还认为,“战争经历”给予这位华人“足够的信誉”,使他能够很容易获得公职。显然,即便在组建初期,美国军团也没有以肤色为由拒绝华裔“金星”加入军团。考虑到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台以及此后数十年美国社会和法律对亚裔美国人的全面排斥,可以发现退伍军人在美国人生活中的确是一个荣誉身份,入伍经历对于被普遍排斥的移民获取美国公民权也是一个重要帮助。在军团看来,自愿在战争时期服役意味着对公民责任的履行,在道德上达到了“美国人”的标准,在事实上成为美国主义的践行者。

美国军团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虽然从目前看到的材料中可以断定军团纲领中没有出现涉及种族排斥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军团在种族问题上完全超越了时代局限,或者说军团在当时种族主义肆虐的社会环境中敢于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那样主张种族平等。初创时期的美国军团在种族问题上可以说处于一种“不发声”的沉默状态。美国军团成立不久,部分拥有欧洲战场服役经历并且活动积极的成员组成“四十与八”团体,明确规定只接收白人为成员。在整个军团中,虽然偶尔会出现少数族裔的身影,例如“金星”的事例,以及艾奥瓦州在1919年也曾出现一位华裔军团成员,但军团内部出现种族歧视的事例屡见不鲜,主要集中于排斥非裔美国退伍军人。军团总部的政策并不反对非裔美国退伍军人加入,但南方诸州的军团分部在种族隔离制度和传统文化影响下基本上拒绝非裔美国人加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州采取折中做法,允许非裔美国人老兵单独成立站点,这也意味着,在军团内部事实上形成了与南部社会平行的种族隔离体制,而非裔美国人即使加入军团,也很难平等地享受军团为成员争取到的福利。

军团历史研究者彭柯克认为,美国军团集中体现了美国公民组织的两个传统:一是继承了在战争之后组成退伍军人组织的传统,二是通过推崇“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来建构政治一统性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始于美国内战,并在20世纪延续下去。然而,在建构这种政治一统性过程中,美国军团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判定和区分“美国主义”与“非美主义”,这一问题也是同时代的其他公民组织面临的问题。此时的美国社会面临多重分裂:因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与劳资冲突、一战引发族群之间的怨恨,以及十月革命造成美国人对“激进思想”的恐慌,而这些问题又都与新移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新移民被视为造成民族认同和国家安全危机的源头,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对新移民的质疑与抵制首先源自民间,包括“捍卫美国协会”、“限制移民联盟”、“美国革命之子”、“美国革命之女”以及“保护美国联盟”等在内的公民组织都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些成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民组织具有几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以某一特定身份(包括白人新教徒的背景)为成员资格的起点,强调族裔和血统的纯正,甚至规定成员资格世袭传承;它们都反对新移民不受节制地进入美国,并立志要维护美国原有的族裔构成和文化品性。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军团与这些公民组织有相互重叠之处,但在成员构成上,它却有显著不同。军团虽然以白人为主,但其成员背景仍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宗教、阶层和族裔背景的限制,同时又因为所有退伍军人分享共同的战争经历而容易凝聚为一股力量,所以军团成员构成与上述公民组织相比一方面更为“多样化”,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坚实的同质性。这种特有的多样化和同质性事实上成为军团的一种政治优势,促使军团将自身塑造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象征。1920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上,即将卸任的全国指挥德奥利尔宣称,以美国军团为代表的退伍军人组织是维护这个国家法律和秩序的最伟大保证,“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非犹太教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工,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人在美国军团内部都不分彼此。美国军团是唯一的、包含整个国家所有最好成分的代表。”军团的这种自诩符合老罗斯福的看法,“战争是一所学校,一个熔炉,锤炼出民族性格,也可以解决阶级和区域仇恨”。军团也借助这种优势,宣称自身代表所有美国人,而它信奉的美国主义与其他公民组织推崇的美国主义不同,是一种以捍卫美国政治传统、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为底线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以族裔、阶层、地域或与某一历史群体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

因此,与之前各种美国本土主义相比,美国军团所倡导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兼具开放性和狭隘性特点,它既在种族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不以特定族裔和宗教为标杆,又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强调白人男性精英的领导作用,隐蔽和间接地排斥少数族裔,但又没有偏激到三K党的地步;它在誓言捍卫一部分美国政治传统的同时,又拒绝承认和尊重另一部分美国传统。这种微妙平衡的产生,和美国军团需要吸纳数以百万计不同身份的退伍军人有关,也和领导阶层身份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美国军团坚持“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意图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美国社会,维持在美国内战中得以重铸、在一战中得以加强的美国民族的团结统一。

四、20世纪20年代美国军团的美国主义实践

在建立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军团在“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设计、实施和参与了一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美国主义。军团积极参加到驱逐逃避兵役者、限制外来移民和压制各类“非美”思想的活动中,并通过强化公民对国旗的致敬仪式,干预中小学的课程设计等,力图以“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为纽带,将个体美国人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提高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忠诚感与凝聚力。换言之,军团希望在一个政治分化的时代,用公民生活政治化的方式,将分散的美国人整合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政治民族

打击逃避兵役行为是军团的早期活动之一。在军团成员眼中,逃避兵役是一种逃避公民责任的可耻行为。军团成员对以各种理由逃避服役却继续在美国安稳生活的新移民尤其反感,认为这些人普遍缺乏美国公民应当具备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因此,军团一方面要求联邦政府对志愿入伍、捍卫国家的退伍军人做出经济补偿,另一方面要求联邦政府对逃避兵役者进行惩罚,提出将未履行兵役的未归化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军团针对逃避兵役者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向当局提供逃役者的信息,甚至在军团出版物上直接将逃役者名单列出,将这些军团认为的“非美”之人公诸于世。

 

反对政治异见者

在战争激起的高昂爱国主义情绪驱动下,军团也将在政治上持异见者以及批评政府政策者视为无法容忍的“非美”或“反美”(anti-American)人士。战时联邦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为战争动员而使用的话语,对大规模镇压持异见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美国军团带来长久影响。对于大部分参加一战的美国军人而言,作为自由与民主的化身,美国参战是充满正义的举动,一切反对参战的言论和行为自然被视为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联邦劳工部长助理路易·F.波斯特(Louis F.Post)拒绝驱逐被怀疑为具有颠覆性思想的移民,美国军团为此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以“激进思想的同情者”为由将波斯特解职。1920年,军团佐治亚州分部采取行动,对曾反对美国参战的民主党人托马斯·E.沃特森(Thomas E.Watson)竞选参议员的活动进行阻挠,干扰他的集会演讲,并指责沃特森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美国社会党的同情者”。沃特森也不示弱,以“共和党的工具”和“军官独裁组织”等用语来反击军团的攻击。

在对待劳资冲突和阶级对立问题上,基于捍卫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军团在宣传中通常把工人罢工解释为由外部邪恶势力在背后操纵,企图在美国社会内部制造对立,从而颠覆美国政体的阴谋活动。当军团把罢工界定为一种“非美”活动时,打击和破坏工人罢工活动便具有了“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在1919年的“恐红清洗”时期,各地军团组织频繁采用临时替代、威胁恫吓等手段阻挠罢工,军团因此被媒体冠以“罢工破坏者”称号。1919年9月波士顿警察罢工,刚刚组建的军团便立即承担起维护治安的责任。同年12月堪萨斯州威奇塔(Wichita)军团成员在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时,扮演了替代罢工者的角色,以保证正常生产和运营。

在紧张对立的社会环境中,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均被美国军团笼统地斥为“激进”、“非美”思想。军团和政府部门积极合作,为抓捕所谓“激进分子”提供信息,并阻挠激进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演讲、集会、分发传单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军团重点打击目标之一,该组织公开反对美国加入一战,认为美国工人的敌人是资本家,而不是他国的工人,号召工人躲避兵役,拒绝为富人的战争充当炮灰。美国军团在圣路易斯大会上将产联作为一个敌对目标,认为它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1919年停战日的纪念活动中,华盛顿州森特利亚(Centralia)的军团成员在冲击当地产联活动场所时遭到反击,有四名军团成员身亡。这一事件在军团内部掀起轩然大波,正在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群情激愤,会场充斥着“铲除这些非美分子”之类的话语,军团将这一事件解释为美国主义与“非美”思想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同一天,新泽西州霍博肯(Hoboken)市长迫于当地军团压力,拒绝批准社会主义者要求举行集会的申请。

森特利亚惨案激起美国西北地区民众对所谓“激进思想”和“激进分子”的进一步攻击,多地立法机构紧急制定限制“非美”思想自由传播的法令法规。在俄勒冈州阿斯托利亚(Astoria),一家由芬兰裔社会主义者开办的报社,由于当地军团站点的干预而被迫关闭。克利夫兰的社会主义者在集会时,也遭到军团成员强行干涉,双方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1918年美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因被控触犯《反颠覆法》而被判刑十年,1921年总统哈定计划对德布斯的剩余刑期予以赦免,但这一想法遭到包括美国军团在内的多个保守团体强力抵制。由于军团成员在打击“非美”活动时常采用暴力手段,粗暴践踏公民权利,同时代的自由派公民组织经常将美国军团与三K党相提并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曾批评美国军团已经取代三K党成为最不具宽容精神的团体。但军团则竭力与三K党划清界限,声称自己诉诸合法途径来推动“美国主义”,从不允许采用三K党党徒惯用的私刑。实际上,军团和三K党在许多地方时有矛盾发生,在艾奥瓦州,美国军团将三K党的活动斥为“非美”,并要求三K党党徒离开当地。

在对待罢工和激进组织问题上,并非所有军团成员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即便是在打击异见分子的高潮时期,也有一些成员对军团行动提出不同看法。印第安纳州的罗伊·R.施密特(Roy R.Schmidt)在寄送给《美国军团周刊》的信中说:“我不敢相信美国军团竟然容忍辛辛那提市军团成员袭击社会主义者总部,焚烧他们的材料,抢走他们的美国国旗,以及印第安纳军团成员粗鲁地阻挠向德国人募捐衣物的活动,我永远支持‘美国和美国人优先’(Americaand Americans first),但是这种自我赋予权力是对军团形象的损害,应当受到谴责。”艾奥瓦州的乔治·H.史密斯(George H.Smith)表达了对军团破坏罢工行为的不满:“我们站点有许多工会成员,不愿意看到军团对罢工缺乏同情心……我注意到有几个地方的军团专注于谴责罢工者……我强烈建议做这种事的成员事先做好调查,然后他们就会明白罢工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薪资。”

 

反对移民

移民被保守美国人看作诸多问题的根源,因而限制移民被视为解决社会弊病的良方。美国军团毫不迟疑地加入限制移民的阵营之中,鼓吹移民对美国主义的威胁,并与美国革命之女、美国劳联组织等一起向国会游说施压,共同推动1921年《移民配额法》的制定。军团全国副官勒缪尔·博勒斯(Lemuel Bolles)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比起美国由美国人所有(America for American),钢铁托拉斯能否雇佣足够的廉价工人毫不重要。”在两位军团成员——国会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和国会参议员戴维·里德的推动下,1924年国会出台《约翰逊—里德法案》,严格限制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东海岸及中西部各州,军团继续推动一战时期对德国文化的压制,包括禁止公立学校中的德语教育、限制德裔艺术家在美国的交流等。在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军团与“金色西部本土之子”(Native Sons of the Golden West)、加利福尼亚劳联等组织在排斥日裔方面达成一致,共同游说州政府禁止日裔购买土地并限制移民数量,从而防范有色人种对美国西部的威胁,保障白人种族在该地区的主导权。

 

军团在诸多议题上同大量公民组织产生了共鸣并进行了合作,但也存在与其针锋相对的组织,其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因为和美国军团理念的对立,而长期互相指责对方为“非美”组织。军团属下的全国美国主义委员会在1926年回应指责时认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攻击我们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是的,我们就是。难道要让我们的孩子都成为和平主义者,一群麻木无知的笨蛋吗?”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美国蓬勃发展之时,马萨诸塞州州检察长助理、军团成员罗格·谢曼·霍尔(Roger Sherman Hoar)认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共产主义的护盾”,“利用美国法律为非美行径开路”。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军团时常非法侵害公民权利,厄内斯特·安格尔(Ernest Angell)曾长期担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席,他批评军团利用自身影响力压制公民自由,斥责军团“背叛了美国主义”。沃尔特·威尔逊(Walter Wilson)曾是联盟南部干事,在1936年编纂了名为《美国军团与公民自由》的小册子,罗列了大量美国军团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认为“一旦任何人或组织将自身定位为审查官,他们就会假定自己拥有只有公共权力机构才会合法拥有的权力”。

美国军团和其他公民组织相比,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影响人群广泛,作为由与军团成员密切相关的女性组成的美国军团协助会,对扩展军团社会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协助会主席奥利芬特(O.D.Oliphant)发起第一届“关于国防的爱国妇女大会”(Women’s Patriotic Conferenceon National Defense),邀请美国革命之女、邦联之女协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等40多个妇女组织参加会议,商讨建立强大国防的重要性,并对在其他妇女组织中流行的和平主义观念提出批评。美国革命之女盛赞军团协助会是“纯粹的爱国者”。除了强调军备重要性以外,军团协助会在其他方面也和军团步调一致,例如在照顾伤残退伍军人、抚养阵亡军人遗孤等方面,协助会付出良多。正如一位军团成员在协助会成立时说的,“军团需要协助会,正如一个家庭需要家庭主妇。”

如果说清除“非美”思想是美国军团实践活动的“破”,那么灌输美国化教育,塑造具有公民美德的美国人,特别是未来的公民——青少年,实现美国主义的代际传承,则是美国军团的“立”。美国军团的“美国化”不仅包括对未归化移民的同化教育,也包括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思想推广到其他群体,让每个美国人成为如同军团成员一样的“百分之百美国人”。1925年担任军团美国主义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直白地表示,委员会的任务是要将美国军团信奉的美国主义“推销”给美国人。如何把“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推行到其他群体?美国军团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发展出独有的切入点和侧重点,包括参与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利用遍布全国的站点网络带动社区,推进全民军训制,并建构新的集体记忆等。在这些活动中,军团将通过教育来塑造政治文化认同作为重点。

割断新移民对原有文化的认同,教育是根本途径。在军团看来,不懂英语意味着无法熟知美国历史,无法理解美国主义,更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军团号召学校有义务将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正直、法律与秩序、民主政府理念灌输进每个移民孩子心中。移民后代群体在美国学校中为数众多,在芝加哥约有三分之二是移民孩子,在纽约则有十分之七。美国军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921年同全国教育协会商议,在当年全国大会上作出如下决议:要求政府规定所有的教师必须是美国公民(交换教师除外),所有小学、中学必须讲授英语、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课;上学期间国旗必须升起。即便是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英语读写能力,美国远征军中有许多既不能读报纸也不能写家书的军人。因此美国军团联合全国教育协会,开设各类学校和补习班,以扫除全国范围内的文盲。

军团极为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教育,因为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尚在形成阶段,对其心灵的争夺事关美国的未来。军团和全国教育协会密切合作,共同在1921年发起“美国教育周”(American Education Week)活动,旨在将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和社区结为统一有机体,共同促进良好公民教育,警惕所谓“激进思想”潜入。军团十分重视学生用书,严密监视其是否含有非美思想,甚至在1922年组织编纂历史教科书供学生使用。1925年堪萨斯州分部推动本州制定法律,要求每个高中生必须学习美国宪法课,没有获得此课程学分不得毕业。除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外,军团还十分重视体质训练与男子气概培养,包括与美国童子军展开合作,由军团成员担任教官,或者直接给予物质赞助,锻炼青少年的冒险精神和爱国主义。出于对男子气概在城市生活中丧失的担忧,美国军团在1924年发起成立“美国军团少年棒球队”(American Legion Junior Baseball),利用流行的棒球运动,着力锻造青少年的男子气概,并通过运动使青少年意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截止到1928年,约有12万名男孩参与到这一项目。

美国军团对社区的重视最早来自艾奥瓦州的探索。1921年,艾奥瓦州分部为了提高军团社会形象,通令州内630个站点“必须每年为社区至少做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全国美国主义委员会接到汇报后,肯定了这种服务社区的活动,认为“要让社会人士看到美国军团是为美国服务的群体,而不是只顾退伍军人利益的自私团体”。委员会鼓励各地军团成员“积极为社区服务,传播公民美德”。此后,军团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不断增多,例如圣迭戈站点为当地繁忙路段承担交通疏导工作,1924年南达科他州军团协助会募集了3.6万美元捐赠给当地肺结核病人疗养院,1927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发生洪灾,沿岸各州分部纷纷组织救援赈灾工作。军团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意味着对公共福祉的关切,而不是只关心私人利益。”

作为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体,美国军团继承了一战前美国社会存在的“战备”(preparedness)理念。战后,军团成为美国民间最为积极的国防倡导者之一,和平主义者在军团观念中,意味着对外部威胁的无视和对国家安全的背叛。这种尚武观念有时也被谴责为“鼓吹军国主义”,但是不同于军国主义,军团并没有将目标设定为对外侵略扩张,而是保持对外界的警戒状态,防御可能到来的战争,这也是由退伍军人群体对战争的敏感所促成的。因此,美国军团一直呼吁政府实行“全民军训”(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将军事训练营变成一座激发爱国主义的学校和锻造美国人的熔炉,培养富含男子气概的美国人,加强内部团结和保障国防安全。

在美国军团创立之前,美国最重要的退伍军人组织是“共和国大军”(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军团领导者一方面希望避免出现类似于前者与共和党政治结盟的现象,在成立时破除党派、地域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在实际活动中吸收借鉴了许多前者的经验。在内战之前,美国国旗并非是一个显著的国家标志,在19世纪末期,包括共和国大军、美国革命之女等组织开始游说政府,要求对国旗礼仪进行立法。军团成立后立即加入要求尊崇国旗的行列,并在自己举办的活动中大量使用国旗。除了重视国旗以外,军团的许多主张,包括提高退伍军人福利、限制移民和加强青少年爱国教育,都与共和国大军相契合。在早期官方宣传中,军团也曾以新时代的共和国大军自比,并认为自身由于更多的成员人数和跨越党派、地域的优势,将会比前者对美国社会拥有更为强大和长远的影响力。随着内战退伍军人的衰老和离世,以美国军团为主的一战退伍军人在全国各地逐渐接管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的礼节性活动,同时极力希望一战停战日被立法确立为国家纪念日。1922年由当地军团站点主导,马萨诸塞州奥润基(Orange)镇军团站点举办停战日纪念活动,那些没有在规定时间执行静默仪式的人被军团强制要求亲吻国旗。共和国大军成员身穿附着黄铜纽扣的深蓝军服游行,是北方城镇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重大节庆期间不可或缺的节目,这种成长经历给军团成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设计统一制服迅速成为美国军团成立后商讨的事项。军团成员手执美国国旗,身穿统一服饰,跟随内战退伍军人队列行进,成为美国社会20世纪初节日庆典的新内容。

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退伍军人对于战争的记忆可能比其他群体更为深刻,因此,军团极力借助各种形式将战争记忆纳入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希望自身体现的美国精神能够永远被传颂,成为民族历史的光辉篇章。1920年,军团在纽约市要求广场旗杆须以当地牺牲的一战军人为名,附带美国军团的碑文说明;堪萨斯市树立由军团赞助修建的“自由纪念碑”,纪念美国远征军的英雄事迹,这是当时该市最高建筑。1920年军团成员同时也是国会众议员的汉密尔顿·费什三世(Hamilton Fish Ⅲ)提出两项议案:将停战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将无名阵亡士兵安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军团成员以约翰·托马斯·泰勒(John Thomas Taylor)为首积极游说国会议员,提案最后得以通过。无名阵亡士兵从法国迁葬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仪式在1921年停战日举行。全国响应哈定总统号召,在当日中午12时默哀两分钟,全国各地军团成员监督执行情况,禁止其他活动,并在随后举行形式各样的纪念活动。此后,随着游客的增多,美国军团批评嬉闹喧嚣破坏了墓地的肃穆气氛,向国会施压要求制止这一乱象,最终军方在白宫授意下派出军人全天站岗守卫。军团积极推动各种国家象征物的推广与使用,并利用军人在一战中的牺牲作为新的历史资源构建民族神圣墓地,竭力培养民众民族意识,成为罗伯特·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塑造者

五、反思

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围绕“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所开展的活动,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公民组织,它做得相当成功。在其建立后的第一个10年,军团吸引了近百万退伍军人加入其中,并通过遍布全国的站点网络,将“美国主义”理念传播到全国的社区、学校、乃至家庭,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传播践行爱国主义的社会网络,并以美国人熟悉的语言和活动方式,将他们转变成具有“爱国”意识的政治公民,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美国人精神家园的卫士。

从组织角度来看,军团及时抓住了一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机会,将刚从欧洲战场返回家园的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利用他们在战时形成的爱国热忱和从军队生活中习得的军人素质,组建起一支具有特色的公民队伍。军团早期的成员主要为青壮年男性白人,其中包括不少精英阶层人士,他们在社区与家庭中占据重要位置,相互之间也因战友情谊结成亲密的人脉关系,这些对于开展广泛而持续的公民运动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准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从全国总部到州分部以及各地站点——和完备的指挥体系,对于军团展开有效的地方活动也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军团出版物《美国军团周刊》等杂志和每年定期召开的全国大会和州分部大会,为军团内部输送、交流和分享经验教训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思想协调机制。对美国主义概念的改造和运用则是军团活动得以奏效的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军团承袭了战时流行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理念,同时在宣传中突破族裔、肤色、血统、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将美国主义理念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以捍卫美国基本价值观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并力图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利用与国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影响法律制定与实施,通过军团活动传递到更为广泛的社会。

然而,美国军团崇尚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及其为推动这一意识形态所采取的行动本身带有内在的缺陷。如前文讨论所提到的,军团提倡的美国主义表面上是美国政治传统加爱国主义,但其核心反映的是创建军团的白人精英群体所秉持的美国历史观和美国价值观。他们自认为是美国精神的当仁不让的继承者,将捍卫美国传统和价值视为己任。然而,他们对美国历史和美国价值的解读只是基于白人男性美国人的历史经历,实际上是将一种本应多元、具有多重内在冲突的美国历史过滤掉的历史叙事。他们从美国历史中提炼的美国精神是一套片面的、经过漂白和简化处理的精神体系。这种意义上的美国主义对于建构包括新移民在内的白人社区的爱国主义是有效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将美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白人青睐的美国民族主义。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本身所带有的狭隘的、保守的和强制性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给美国政治和美国公民文化的发展造成长久影响,并留下一系列充满争议的历史遗产。譬如,关于“谁是美国人”、“何谓美国精神”、“何谓美国价值观”的争论贯穿于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21世纪,而对“非美”思想和行为的打击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代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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