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史——西方故意制造有毒的发展药方

作者:张夏准 来处:经济学消息报2005.5 点击:2019-01-30 21:28:06

炎黄之家火草:本文系《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精要,推荐阅读这本书,网上很多地方都能下载该书pdf电子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也有该书富国陷阱网页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米国对爱国主义的双重标准,也是自己做一套“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让别人学另一套“普世主义”,故意挖坑,一样的做派,还有所谓的西方民主药方,同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白人嘴上说的,往往包含特定目的的针对性扭曲,所以,汲取西方发展经验教训,要看其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做的,而非听白皮故作教师爷侃大山,兜售西方发展神话,那是卖拐忽悠呢。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了推进其经济发展,他们必须采用一套“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这其中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严格的专利法。当某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不愿意采纳它们之吋,这种建议的提倡者们常常对这些国家的愚蠢表示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这些政策和制度已经是被尝试和被验证过的发展良方。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毕竟是发达国家为了致富在过去已经使用过的。他们如此绝对地相信自己的这种建议,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这不得不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外部压力被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当这些国家不想要这种建议的时候,也是如此。

自然,对于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奇怪的是,甚至许多对这些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表示怀疑的人也把下面的看法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

与这种传统智慧相反,历史事实却是这样的:富裕国家在过去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荐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

西方过去都使用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工业

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过去都使用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有趣的是,英国和美国,这是两个被看作是通过他们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达到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过去在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敢作敢为的。

与流行的神话相反,在推进她自己的工业上,英国是强有力政策最敢作敢为的使用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开拓者。这些政策虽然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可以回溯到与毛纺业相关的14世纪(爱德华三世)和15世纪(亨利五世),毛纺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在那时,英国是向低地国家出口原毛的国家,例如,亨利五世试图通过向原毛出口者征税,并通过不正当手段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来改变这种状况。

特別是在她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在1721年的贸易政策改革到大约1860年采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英国使用了非常有操纵性的(dj rigiste)贸易政策与工业政策,这涉及到非常类似于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后来为了发展她们自己的工业所采取的措施;在这个时期,她比法国更严厉地保护了她自己的工业,这种操纵性的政策与其后来鼓吹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制相反。正因为这种历史,19世纪中叶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英国向诸如德国和美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推销自由贸易,扰如已经攀登到顶端的某个人试图“踢掉梯子”一样,

李斯特并不是按照这种眼光看待这种事情的唯一的一个人。美国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就具有这种看法。确实.正是诸如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和(现在已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 mond)等美国人首先系统地发展丁幼稚工业的观点。确实,李斯特已普遍地被看作是幼稚工业理论之父,但事实上,李斯特最初是一位自由贸易者(他是德国关税同盟的热心支持者),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被放逐在美国的期间,他才认识到了这种观点。

今天人们很少知道,19世纪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智力交互作用并没有到此就结束。在19世纪末.由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得、克尼斯、施穆勒和桑巴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吸引了大量的美国经济学家。1873年,美国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的领导人克拉克前往德国留学,在罗雪尔和克尼斯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学派,虽然他后来逐渐地远离了这个学派,现在美国授于年轻经济学家(40岁以下)声望最高的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那个时代,里查德.埃利(Richard ElY)作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也曾在克尼斯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通过他的门徒康芒斯,里查德.埃利对美国的制度主义学派产生了影响。里查德.埃利是美国经济学会奠基者之一.直到今天,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仍存在的最大的公众讲演就是以埃利命名的,虽然现在这个学会的成员很少有人知道埃利是何许人也。

不加夸张地说,在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世界上保护最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到达一点是重要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上,如果不是起到更大作用的话,关税问题至少也与奴隶制问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导致南北分裂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南方实际上在关税战线上比在奴隶制战线上更害怕。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著名的保护主义者,他是在辉格党(现共和党的前身)非凡的政冶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后者提倡以基础设施发展和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这个名称标明了这种认识:自由贸易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林肯的高级经济顾问之一亨利·凯里(Henry Carey)就是著名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他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初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美国唯一重要的经济学家”,但是现在他几乎已经完全从美国经济思想史中被蒸发掉了。另一方面.林肯认为,非裔美国人是劣等种族,奴隶解放是一种不能马上被实行的空想家的建议——据说他在1862年解放奴隶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赢得战争的,而不是出于某种道德信念。

在保护他们的工业上,美国人在当时一直就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qcan Baptiste Say)等著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的未来是在农业上。然而,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博弈。他们知道,英国是通过保护和补贴达到领先地位的,因此,如果他们也要达到这种地步,他们就需要做同样的事情。针对英国人向他的国家所宣传的自由贸易,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和美国在1868年到1876年间的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反击道,“在200年之后,当美国通过保护能够获得自己的产品时,她也将采行自由贸易”。当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领先地位时,她也通过向欠发达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并迫使他们实现,从而开始“踢掉梯子”。

英国和美国可能是更戏剧性的例子,但是几乎今天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使用了关税、补贴和其它手段来推进他们的工业。在这个方面,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甚至瑞典这个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小的开放经济”的国家,也曾经战略性地使用关税、补貼、卡特尔和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国家支持来发展他们的关键性产业,特別是对纺织、钢铁和工程进行了支持。

自18世纪末以来,存在着诸如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保持自由贸易的其些例外。然而,这是一些在18世纪其技术发展已经达到前沿的国家,因而,她们不再需要更多的保护。也应该注意到,直到17世纪,荷兰为了建立她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曾经使用了给人印象深刻的干预主义措施。而且,直到1907年,瑞士没有专利法,这直接与今天的正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调相抵牾(请看后面的论述)。更有趣的是,荷兰在1869年废除了她在.1817年制订的专利法,其理由是,专利是政治上制造的垄断,它与自由市场原则不一致——这是为今天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立场,直到1912年荷兰才又重新实行另一部专利法。

西方发展的制度神话

在制度发展上,这种故事也是类似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今天的发达国家甚至没有诸如职业的文职人员、中央银行和专利法。只是在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the Pendleton Act)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才通过竞争过程招募其职员。中央银行是一种今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珍爱的一种制度,但它在今天大多数富裕国家的20世纪以前并不存在——这种不存在的原因一点也不是因为它像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谴责的作为帮助厚颜无耻的借贷者脱离困境的一种机制。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在1913年才.建立,直到1926年,意大利的中央银行甚至没有垄断票据发行。而到19世纪末.许多国家才允许外国发明者申请专利。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尽管存在着国际压力,但瑞士和荷兰分別直到1907年和1912年才实行专利法,因此她可以自由地从国外“偷窃”技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通过这种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发达国家在她们发展的早期阶段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发展制度。制度的发展典型地需要几十年、有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个例子:至少从17世纪开始,中央银行的需要至少在某些阶层中被感觉到了,但是,第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是在1844年才创建,大约晚了两个世纪。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例如,按照收入水平来衡量(可以承认这是很不完善的),1820年的英国要高于今天印度的发展程度,但是,她甚至没有今天在印度所存在的许多最“基本的”制度。地没有普选权(她甚至没有男性的普选权),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收入所得税,没有全面的有限责任,没有完整的银行破产法,没有职业行政职员,没有富有意义的证券管制法(securities regulations),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劳动管制法(除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和严格执行的对童工的管制法)。

如果富国推荐给贫国的政策和制度不是她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富国试图踢掉使她们爬到顶端的梯子。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采行所谓“全球标准的”政策和制度,而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不是巧合。

 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已经减半,从上一个20年(1960年至1980年)的3%下降到1.5%。特別是,当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绝对收入下降的同时,拉丁美洲实际上停止了增长。经济的不稳定性明显地增加丁.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所目睹的频发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日益在加剧,贫困人口有了相当大数目的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做哪些事情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

 首先,有关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历史事实应该更广泛地被公布。这不仅仅是“使历史正确”的事情,而且也是允许发展中国家以更广泛的见闻为基础做出选择的事情。

 其次,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财政援助时所附加的条件应该从根本上被改变。应该承认,正统的药方是失灵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可能不存在每个国家部可以使用的“最好实践的”政策。

 第三,WTO规则应该被重写,以便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她们的工业,可以更积极地使用关税和补贴。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被允许实行不那么严格的专利法和其它知识产权法。

 第四,制度革新应该被鼓励,但是这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所有的国家强加一套固定的(在实践上是今天美国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特別要注意,不要过快地更换制度。尤其是相对于今天发达国家过去可比较的发展阶段,她们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制度,要知道,建立新制度并使其运转是有成本的

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于她们自己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这些国家将能够发展的更快。在长期内,这也将使发达国家受益,因为这将增加她们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发达国家不能把这种前景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不幸。

(本文原载《经济学消息报》2005.5.27,原名为《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经济史和智力史如何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而被改写》,发表于《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评论》,将收录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新中文版出版。该文可以被看作是作者的专著《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透視》的摘要,该书获得了2003牟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所颁发的缪尔迭尔奖,它已经被翻译成土耳其文、朝鲜文、波多黎哥文和西班牙文等4种文字出版,目前中文版也正在翻译中。本文作者为张夏准,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译者王晓蓉,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校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附录1:图书《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是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英国)张夏准 (Ha-Joon Chang)。2009年又出版了修订本。

内容简介

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阻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一 导言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三 章节

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一 导言

二 赶超战略

三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及相关国家

四 工业发展政策:一些历史谣传及教训

第三章 体制与经济发展:“善政”之历史视角

一 导言

二 发达国家的体制发展史

三 过去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发展

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一 导言

二 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三 发展制度的反思

四 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五 最后的评论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一 导言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正在承受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的巨大压力,即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来促进其经济发展。在这里,“好政策”往往指那些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可的政策,包括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好制度”所指的必然是那些被发达国家,尤其是被英美国家所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好”的官僚制度、独立的司法机构、对私有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透明的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包括具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

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

在知道了这些与正统的资本主义历史观点相左的证据之后,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是否在有意地隐瞒它们的“成功秘密”呢?本书集合了各种与正统资本主义历史观点相左的历史资料,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用过的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又简洁的叙述。换句话说,这本书所提的问题是:“那些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而得到今天的地位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发达国家岂不是在打着推荐“好”的政策和制度的幌子,让发展中国家不能运用那些它们自己在早期为了发展经济而运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吗?这就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被公认为是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他的观点是,在更发达的国家面前,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尤其是关税保护的政策,就无法发展新工业。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最初发表于1841年。

李斯特在此书的开头部分以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历史。书中的很多内容几乎跟我们大部分人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知道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历史完全相反。李斯特对于英国和美国(被视为自由经济政策的发源地)的分析,尤其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冲击。

李斯特指出,英国事实上是第一个对幼稚产业保护技术加以完善的国家。他还说,我们应该“让他们(所有不相信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人)先学习一下英国工业的历史”。他对英国通向工业成功之路做了如下总结:

但是这些大君主国(英国等)靠了自由贸易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认识到,只有把工商业同农业结合起来,文化、力量和财富方面的最高程度发展才能实现。它们认识到,它们新建成的国内工业要想同国外成立已久的工业在自由竞争下获得胜利……因此,它们就利用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奖励补贴等种种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植到它们的本土。

至于美国,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严厉地警告美国不要有任何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企图。在经历了两代人之后,很多欧洲人仍然相信斯密的观点。美国人很幸运,他们基于“常识”和“对国家需要的直觉判断”,坚决地抵制了斯密的说法,继续保护他们的幼稚产业,终于在1816年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都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证实的历史事实。可是现在,我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李斯特的方法上来,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

这种方法是具体和归纳式的,跟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抽象的和推论式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方法其实是德国历史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经济学流派)所采用过的主要方法,可以在波兰尼和熊菲德的英文著作中看到。【Polanyi 1957(1944);Shonfield(1965).这种方法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中,比如出现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而不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后殖民国家的发展成为主要问题以后,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者们成功地运用。

三 章节梗概

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现在被称为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或者简称为ITT政策)的东西。

第三章:由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因此,在这一章中讲到的制度相对较多,包括:民主制、官僚制度、司法、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和劳动制度,等等。

第四章,又回到了中心问题:发达国家是不是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让它们爬到顶端的“梯子”,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采用它们所用过的那些政策和制度?

附录2: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撤掉梯子(何帆)

发达国家说的和做的为什么不一样?

自由贸易是好的,产权保护很重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念已经变得几乎不容质疑。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如果你去看看发达工业经济体,哪个不是支持自由贸易?哪个不是全力保护私人产权?哪个不是实行了民主竞选?

但是,在发达国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们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这一套。德国曾是保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说,如果让一个幼儿和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按照同一个规则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斐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就连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也曾经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后来才改弦更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时候实行过普选制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做过的事情,如今却不让发展中国家做了呢?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批评英国的时候说,英国是上了楼之后就把梯子撤掉,不让德国上去。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本书,就用李斯特的这句话做了题目,叫《撤掉梯子》。张夏准讲到,发达国家不让发展中国家干的事情,当初自己却做得不亦乐乎。

以贸易政策而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当然能够促进国际分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当今发达国家处于赶超阶段,无一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的竞争力提高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它们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护林员。

再以产权保护而论,从理论上讲,保护私人产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却经常会出现以侵犯某种既有产权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英国的圈地运动侵犯了共有财产,却方便了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奥地利、法国等国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将某些工业产权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转移到热衷现代技术与投资活动的公有经济职业经理人手中,大大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没有一种政策能适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

这就把我们弄糊涂了。那么,是经济学讲的自由贸易理论、产权保护理论不对吗?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理论和产权保护理论都没有错。自由贸易当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产权保护也能够让投资者对未来更加放心。但是,每一种理论、每一种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一个国家刚刚打开国门,会遇到很多来自外部的冲击。为了缓和外部冲击,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保护。最理想的保护是巩固本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可能地帮助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本国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尤其是工人阶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政府规模相对就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个个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但恰恰因为对外开放程度高,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发达,是远近闻名的高福利国家。次优的选择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很笨拙、低效的保护政策,但总归聊胜于无。

在社会逐渐趋于板结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怎样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呢?最好的办法是引进新的竞争者,让新的竞争者去挑战既得利益集团,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也能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参加平等的竞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次优的选择可能就是出现较大的社会变动,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粉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过程不可能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一定会带着暴力甚至血腥,但从长时期来看,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怎么才能让博尔特跑不过我?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就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破坏私人产权保护,是不是就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反对民主制度,是不是就能给经济增长创造很好的条件呢?当然不是。如果A不一定导致B,那么非A是不是一定能导致B呢?也未必,导致B的可能是另外的因素,比如C。模仿西方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反对西方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经济增长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就像种子发芽,那是要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土壤、水、阳光,缺一不可。

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西方观点未必是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心,未必是单纯地好为人师,而是要用制度为藩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手脚。规则是不是都是平等的?这很难说。如果跑步,我比不过“飞人”尤塞恩·博尔特,但如果允许我改一下规则,我就能跑赢他。比如,我可以规定,每跑100米,就必须默写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考一道宏观经济学的题目,通过了才能跑下一个100米。在这种新的规则下,你觉得谁能跑第一呢?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规则时很喜欢采用双重标准。比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这不一定是好事。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向过往的车辆行人收过路费,大家应该觉得是公平的吧。那么,如果我规定,禁止任何人再修其它的桥,到河对面都要走我这座桥,是不是就很无理了?很多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保护某种特定的生产工艺,而是保护最终产品,也就是说,哪怕你用其它的生产工艺,只要你生产的东西跟我的相似,那都是不可以的。

再比如,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也会更强调现有的排放,忽视历史上的排放。如果按照现有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当然责任更大,但要是考虑历史上的排放,发达国家做的远远不够。这就好比一桌盛宴,发达国家已经吃撑了,但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赶到,于是,发达国家说,甜点都归你了,那么,你把这一桌酒席的钱都付了吧。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公平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轻易地感情用事,忙着去站队,多想想事物的不同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应该爬得更高一些,欢迎来到海拔3000米的地方,再看看下面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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