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定命运:米国盎格鲁—撒克逊扩张主义思想

作者:佚名 来处:佚名 点击:2019-02-03 09:09:00

提要: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论在米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清教使命观和米国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意指米国担负一个上帝赋予的使命,要将自由的区域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乃至全世界。米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第一种以“自由民主”、“自然权利”和“科技与文明”为核心话语,第二种则是从种族主义和性别观念的角度加以建构。“天定命运”思想是19世纪中期米国人理解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关键,两种不同的“天定命运”思想形塑了充满内部张力的米国国家身份意识,并对米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米国领土扩张提供了正当性话语,另一方面又为米国外交注入了“道义”色彩。

扩张是19世纪米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20世纪初曾这样描绘米国的“性格”:“这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向新的边疆前进,寻找新的土地、新的权力和完全自由的处女地,此种倾向犹如命运般支配着我们的事业并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天定命运”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在米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天定命运”为19世纪中期米国的扩张主义思潮,这一思想是论证米国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的正当性的工具。

 “天定命运”论的缘起

米国历史上很多重要思想观念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宗教,“天定命运”论亦不例外。使命观构成了“天定命运”思想的基础,其最早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思想,特别是清教徒对自身身份的阐释。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山巅之城”、巴尔克利(Peter Bulkeley)的“福音之约”、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最后的荣耀可能就从美洲开始”,都有力地表达了殖民地移民的使命感与身份意识。米国革命前夕,来自英国的牧师安德鲁·伯纳比(Andrew Burnaby)注意到了一种具有扩张倾向的天命思想已经在北美殖民地人的思维中生根,“一种如同幻觉一般的奇怪观念已经注入大部分人的头脑里,这个观念就是,帝国要向西扩张;每一个人都急切地期待着那个命定时刻的到来,即美洲将把它的律法带给全世界”。

“种族主义”与“性别”观念是“天定命运”思想的核心话语,充斥着“武力征服”、“种族灭绝”和“性别歧视”的语言。

首先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的传入,人种学的发展为种族主义理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同时,在扩张过程中与有色人种接触的不断增多进一步加强了米国人的种族身份意识。美墨战争的爆发促使激进扩张主义者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融为一体,变成对外侵略的强大话语武器。其次,米国社会内部的新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一是北方自由黑人的增多和欧洲天主教移民的涌入,大大增加了白人男性的工作竞争,导致很多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失业或收入减少,从而引发敌视有色人种和天主教的社会思潮。二是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米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运动,新的女权思想挑战了白人男性在家庭和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面对上述种种挑战,米国白人男性迫不及待地寻求或乐于接受一种基于种族和性别优越论的激进思想,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美好展望和实践中确立自我身份和实现人生价值。

19世纪是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种族问题成为米国激进扩张主义者用来阐释“天定命运”的最具震撼力的话语,它以一种简单明了的“他者”与“我”的对立关系塑造了米国人的身份意识,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被上帝选中的最高等种族,把其他人看作劣等落后的种族,前者有征服和改造后者的权利与使命。米国学者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甚至认为:“到了1850年,领土扩张在米国与其说是被视为自由民主共和主义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白种人中米国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固有优越性的展现。”基于领土扩张和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也因为新兴的人种学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那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根本差异的等级种族主义在19世纪前期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势下,“天定命运”思想和种族主义融为一体。著名的医学家约西亚·诺特(Josiah C.Nott)认为,白种人注定要取代世界上的其他人种。对于诺特来说,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就最能说明高等种族与低等种族相遇后的结果。他在1847年写道:“印第安人是无法驯化的食肉动物,他们在文明的面前慢慢消失……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即使血统纯正的墨西哥人也正在走向漫长的黑夜当中,虽然我承认他们并不是土著的蛮族。”1853年7月,一篇《南方季度评论》的文章称:“我们正看到一个种族在征服另一个种族,前者拥有着更具智慧的大脑,而后者是一个平和的半文明的种族。看来后者注定要被前者所吞噬。”

在扩张主义者看来,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赋予了他们从所谓落后的种族手中夺取土地的合理性。许多米国人不仅把得克萨斯问题看作一个地区反抗专制统治的运动,更视为一场种族冲突。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本顿(Thomas H.Benton)在国会中谈道:“得克萨斯反抗运动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品质,给予这个种族受到世界尊敬与赞美的新头衔。它表明,自由、公正、勇猛、道德、体质和智力是区分所有种族的标志。”“得克萨斯共和国”首任总统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大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定命运”,把粗陋、不文明与好战的墨西哥人与更人性化的得克萨斯人作对比。他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爱好自由和热衷扩张的种族。援引上帝支持以色列人战争的故事,休斯敦论证“上帝明确地赋予米国白人种族使命”去教化美洲大陆。后来,成为波尔克政府国务卿和第15任米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更是直接号召把“这个低能的、懒惰的种族”从得克萨斯清除出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从而让上帝选定的伟大种族继续前进。”从这些激进扩张主义者的言语中可以看出,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思想更具侵略性和排他性,它更多的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强权而非道义。

与种族主义相似,性别观念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还是使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合法化的一套连贯的观念,对内对外都具有塑造身份和规范秩序的功能,成为“天定命运”论的又一思想资源。通过性别化的语言描述他者,一直是米国人建立身份认同的传统。在共和国早期,米国精英就致力于构建不同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国家身份,“男子气”(masculine)是他们常用的修辞手法。许多报刊文章大肆赞美战争英雄,以此来强化共和国的男性气质,同时将印第安人女性化。到了19世纪中期,拉美人成为米国人性别化描绘的主要对象。在很多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拉美人被形容为一位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孩在焦急地期盼着拯救或勾引。在一首题为《她们正等待着我们》的诗歌中,作者想象“眼内充满激情的西班牙少女”同米国男人结合到一起,“他们的血液更加纯洁;英勇的双臂更适合于拥抱她含苞待放的妩媚”。另一首诗歌则把古巴形容为山姆大叔热恋的“安的列斯群岛的女王……呼吸着芳香的、热带的空气,张开她那玫瑰色的甜蜜似糖的双唇”。米国学者派克(Frederick Pike)就此评论道:“不管他们是什么性别,拉美人总是被固化为女性形象,并且注定去满足米国佬的欲望。”

对拉美女性化的描绘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与“天定命运”思想相融合,以修饰米国的扩张行为。1849年《狄波评论》发文赞扬道:“米国人民……尽管是白色皮肤,但一点也不缺乏‘强悍的男子气概’,他们翻越了‘无法通行’的山地,跨过大峡谷,大量涌进俄勒冈、萨克拉门托和吉拉的荒野,一直到太平洋的海岸。”1848年纽约市举办了一场公共集会,山姆·休斯敦为了寻求民众对征服整个墨西哥行动的支持,在会上阐释了一种性别化的“天定命运”思想。他把美墨两国关系比喻为两性关系,兼并不只是国家行为,同时也是个体行为,拉美女人注定是要被充满男子气概的米国白人所俘获。“天定命运”之所以不可阻挡,就在于墨西哥的女性特质。在休斯敦看来,领土扩张就意味着与一位充满渴望的女性相结合。“兼并”等于“结婚”,这是19世纪中期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惯用修辞,因为婚姻在当时被理解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与乐于服从的女性之间的关系。许多通俗小说万变不离其宗地把美墨战争描绘为“英勇的米国男人去拯救并迎娶西班牙裔的墨西哥女人”,浪漫故事正是从性别这一层面——“被俘、被侵犯的威胁、解救和结婚”——来展现米国人的“功绩”,反映出米国在扩张中实现了“天命”。即使墨西哥女人不愿意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些女人注定要成为“一个更优秀民族的妻子和母亲”。《纽约先驱报》甚至写道:“就像色滨河的处女们一样,她(墨西哥)很快就能学会喜爱她的施暴者。”可见,性别化的“天定命运”思想同样具有暴力与强制的色彩,“迎娶”拉美女人与其说是拯救她们,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米国激进扩张主义者自身的男性欲望。

在讨论“天定命运”论的性别意象时,不能忽视白人女性的重要角色。激进扩张主义者笔下的经典叙事包括:白人女性随着男性扩张者(殖民者)来到新的“处女地”,“勤劳”、“善良”、“柔弱”的她们把新边疆经营成为米国人的家园,她们及其后代也就变成这片土地上的“本地人”。进而,她们又被描绘成受害者的形象,受到印第安人和拉美人的威胁,急需白人男性的保护,这也就意味着异族需要被驱逐和消灭。此外,白人女性通常与米国家庭(domesticity)的意象相联系。比如,“天定命运”的支持者经常使用“米国乘法表”(American multiplication table)的隐喻,试图说明米国人的快速增长是上帝设计的结果,白人家庭向西部迁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846年,来自印第安纳的国会议员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Kennedy)宣称:“到西部去,你看到一个小伙子和他18岁的妻子。过30年后,你再去拜访他们时,那里就不只他们2个人啦,而是21个。这就是我所谓的米国乘法表。……以这样的增长率,我们的子孙后代遍布整个北美大陆还需要多久时间呢?”激进扩张主义者相信,面对不断增多的白人,印第安人将会自然地灭绝掉。由此可见,关于米国家庭的隐喻掩盖了扩张的强制与暴力色彩,白人女性的出现是为了突显米国男人的英雄主义气概。

总之,“种族”与“性别”成为“天定命运”思想的核心话语,支撑着米国的扩张运动。它把米国白人描绘成最具男子气概和最高等的种族,把印第安人和拉美人塑造成柔弱的女性化的劣等种族。前者注定要征服后者,甚至不惜通过暴力手段,而后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灭绝,即使反抗也无济于事。

 “天定命运”与米国人的身份意识

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思潮的兴起不仅服务于米国的领土扩张,还代表着米国精英构建国家身份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反映了当时米国人对米国的国家特性、国家目标和国际角色的思考。

“天定命运”思想从“种族”和“性别”角度界定米国的国家身份。他们认为,米国是由上帝创造的等级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组成的,他们充满雄性的男子气概,“勤奋”、“勇敢”和“机智”。与之相对,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亚洲人甚至部分欧洲人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像女性一样“懒惰”、“胆怯”和“无知”。“天定命运”的合理性是基于米国的种族优越性和男性特质。

“天定命运”思想强烈拒绝同化“他者”,而是要“取代”和“灭绝”“他者”。激进扩张主义者托马斯·本顿宣称,白种人总是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基于他们的本质和上帝的意志,这个联邦的所有州都这样建立了起来”。他号召白种人继续走这条道路,为了新的土地“前进!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为之牺牲”。他所期待的结果是,北美大陆上的这个国家里只能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利益和一个政府”,这个民族就是白皮肤的美利坚人,这个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其国家身份观念更加狭隘,更具排他性。

 “天定命运”对米国外交与国际思想的塑造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识包含了其国民对国家是什么,以及它同世界的关系等极为广泛的看法,这种自我认识构成了这一国家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到了19世纪中期,米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世界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深受“天定命运”影响的新一代精英热切地希望米国更加深入全面地介入国际事务当中。《华盛顿哨兵》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宣称:“米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变化要求它摒弃陈旧的理念,不再适用的准则和古老的偏见”。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取得巨大扩展的领土和不断增长的贸易把我们与全世界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艾萨克·沃克(Isaac P.Walker)在国会中极力反对孤立主义的外交理念,要求“废除当下失策、愚蠢和不公正的中立体制”。他认为,这一体制是米国处在“幼儿和弱小”时期的政策,现在必须让位于“成年和强大”时期的新政策。

米国的部分精英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米国仅仅充当一个“典范”,而是要在海外采取实质性的行动。针对这种变化,外交史名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写道:“如果说‘自由灯塔’的理念——老一代人的主导思想——从未消失掉的话,它肯定已让位于‘天定命运论’。”可以说,“天定命运”糅合了米国人扩张领土的野心,使得扩张主义的新国际观初现雏形。

那么,如何扩张和介入国际事务呢?

“天定命运”思想希望借助武力手段获取领土,驱逐甚至灭绝这些“劣等”种族。

在分析美墨战争的动因时,历史学家雷·艾伦·比林顿(Ray Allen Billington)指出,那种强调美墨战争是奴隶主唆使下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忽视了19世纪40年代“天定命运”论对当时米国人的心理影响——“扩张是奉上帝的旨意去启蒙暴君压迫下的邻国群众的手段。这不是帝国主义,是执行拯救的办法”。

联邦参议员赫歇尔·约翰逊(Herschel.V.Johnson)在国会的发言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增加我们的领土和扩展人类自由与幸福的范围将成为这场冲突的结果之一。如果我们拒绝遵从上帝的伟大意志,就是背叛了我们的崇高使命。战争的确有它罪恶之处……但也是实现人类进步和增进幸福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天定命运’的信条。”

倡导武力征服的“天定命运”思想还深刻影响着私人军事冒险(Filibustering)。为数众多的军事冒险者奔赴尼加拉瓜、古巴、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支持和煽动当地叛乱,试图推翻当地政府并伺机将其并入米国,冒险者通常诉诸于“天定命运”话语为自己辩护。

一篇名为《兼并墨西哥—私人军事冒险》的文章将这种活动形容为“在几乎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强者发起的旨在征服弱者的战争”,并认为“一种‘天定命运’的思想存在于这些军事冒险活动之中。”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米国军事冒险家,曾一度在尼加拉瓜建立革命政府,并自任“总统”(1856—1857)。这种非法的入侵行为备受非议。对此,沃克辩解称,人们对他的军事冒险行动一无所知,这种行为并非“头脑发热或欲壑难填之举”,其中具有一种必然性。他对那些认为米国白人种族能够和拉美混血种族和平相处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历史已然表明,那种乌托邦式的愿景是完全不存在的,即一个低等种族会温顺平和地臣服于一个更高等的种族”。在沃克的修辞中,一个生物学的隐喻“重生”(regeneration)占有核心地位,这个词汇极好地融合了当时流行的科学种族主义理念与浪漫主义情怀。沃克把自己和部下描绘成了文明的使者,把军事冒险的目标说成让中美各民族“重生”。《狄波评论》把沃克视为“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被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所掌控”,对征服甚至灭绝低等种族是促进文明进步的“自然法则”表示认可。

以上行为表明,尽管美墨战争后米国官方的军事扩张行动基本停止,但众多的军事冒险者受到“天定命运”思想的感召,仍然前仆后继地奔赴海外,希望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米国的使命。更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军事冒险逐渐成为当时米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为米国的大众文化提供了宣传的素材——英雄、殉道者和恶棍。军事冒险者的活动被期刊和报纸大量报道,他们的事迹被写进民歌里传唱,被改编成舞台剧在米国各地上演。一时间,私人军事冒险“抓住了普通民众的想象力”,成为米国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哈泼周刊》的一篇文章讽刺地写道:“贪得无厌的海外军事冒险精神……形成了我们亲爱的米国同胞们最出色的美德之一”。

“天定命运”视自己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种族,独具勇敢、聪明和勤奋的男子气概,“自由圣殿”(Temple of Freedom)的大门只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打开。米国的使命要求她不断地扩展“自由”领土,甚至不惜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

“天定命运”不仅形塑了米国的国家身份,还阐释了如何将新的领土纳入联邦。在这个意义上讲,“天定命运”论及其实践可被视为米国“国家建构”的过程。

“天定命运”论为米国扩张运动提供了借口,甚至将暴力掠夺土地的行为合理合法化。这种影响并非仅限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者把米国获取海外殖民地视为新的“天定命运”,以此来号召米国民众支持米国的海外领土扩张。甚至在当今米国政坛,也可以发现“天定命运”的影子。尽管“天定命运”论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潮在19世纪中期之后衰落,但作为一种理念对后来米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对外关系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请支持非营利网站炎黄之家:转发请附链接http://womenjia.org/z/201902/1179.html

继续阅读: 白人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