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国是“帝国”吗?——对米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

作者:夏亚峰 来处:世界历史 点击:2019-02-03 08:55:00

提要:“9·11事件”以来,特别是米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米国政界和学界关于米国是否是“帝国”的争论再起。参与争论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流派,他们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米利坚帝国”的界定、“米利坚帝国”存在的基础、“米利坚帝国”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米国人常常用霸主、单极、全球领袖、唯一超级大国等词汇来描绘米国在全球的地位及影响力。然而,“9·11 事件”以来,特别是米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米国政界、学界关于米国是否是“帝国”的争论再起。在米国历史上,这是自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有关米国是否为帝国的最重要一次争论,至今仍未停息。米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两个月,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就在《外交事务》上发出预言,称“受人尊敬的分析家们,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的,都开始将 ‘米利坚帝国’作为21世纪的主流叙述。”几个月后,米国智库国家利益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总裁西梅什也在《外交事务》上同声唱和,他更形象地挖苦说,“不管米国是否将自己看成帝国,在许多外国人看来,米国看上去越来越像帝国。他们也把华盛顿作为帝国来对待”。

把米国归于帝国的范畴,显然不符合米国的国家利益,并有损于其国际形象,米国政府高官在各种场合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小布什总统于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的讲话和同年11月在白宫接见退伍军人时,信誓旦旦地声称“米国没有帝国需要扩展”。2003年2月,时任米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的采访时辩称,“我们不是殖民国家……我们没有带着我们的军队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我们也没有试图抢夺别人的房地产或别人的资源”。国务卿鲍威尔谈到,“米国是所有大国中唯一没有建立帝国、没有霸占别人城池的国家”。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能赢得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反战和反帝立场。2009年6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演讲中说,“米国不是野蛮的、利己的帝国。米国是世界历史上进步的根源。我们米国是在反对一个帝国的革命之后诞生的。”但是,学术界对此有迥然不同的看法。2003年秋,纽约大学教授弗格森发表文章,毫不留情地称米国为“拒绝承认的帝国”。本文在简要介绍这一争论产生的背景及主要流派的基础上,对“米利坚帝国”的界定及其存在的基础、成本与收益这三个存在争议的论题进行评述。

一、 帝国争论的背景和主要流派

“9·11 事件”之前,称米国为“帝国”的主要是米国左派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以威廉斯 (William A. Williams) 为代表的“威斯康辛学派”外交史学家们。他们从道德的制高点对米国外交政策提出批评。还有不少外国学者,也喜欢用“帝国”的概念来描绘米国全球性的影响。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挪威历史学家伦德斯泰特提出的“受邀请的帝国”这一说法,认为二战后米国受西欧国家的邀请,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9·11 事件”之前的米利坚帝国可称为“老米利坚帝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帝国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西欧和东亚。

“9·11 事件”成为一个百川归海的拐点,左、中、右不同派别中都有大量认同米国是帝国的人群,大量学术著作和时事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解析“米国是否为帝国”这一话题。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考克斯客观地描绘了这一转变:“布什时代的 ‘帝国转向’……是非常特别的现象。毕竟,20世纪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帝国全部消亡。现在,在21世纪之初,一帮米国右翼知识分子却在大谈需要一个‘新的帝国’。在米国,正统的学术讨论从来都不承认有关所谓的‘米利坚帝国’的观点。”

“9·11 事件”之后,米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米利坚帝国”论将帝国的影响力扩张到中东伊斯兰世界,将中东纳入米利坚帝国的势力范围,试图用米国的理念来改造伊斯兰世界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家们就开始为“新米利坚帝国”构建理论基础和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

其一,米国最终要收拾那些“流氓国家”,绝不能容忍他们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二,米国有权力和义务通过使用军力使“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米国的方向发展”,在海外推翻与米国为敌的政府,实现政权变更,扶植亲美政权,在中东推进民主化,“积极推销米国的原则和管理方式——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个人自由”。

“9·11 事件”使得新保守主义者们得以将他们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正如米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Paul H. Nitze)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 指出的,“9·11 事件”之前,‘新米利坚帝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们就认定,随着冷战的结束,米国对中东的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与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地区酋长国这样的专制政权搅和在一起了。也就是说,米国不需要依赖与这些独裁国家结盟来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因为他们认为,中东地区民主转型的条件已经成熟。“9·11 事件”成为米国推行对中东新政策的催化剂和借口,为小布什政府试图将中东纳入“米利坚帝国”的版图打开方便之门。

 

米国学界关于“米利坚帝国”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称为“帝国的热心者”。

他们欣悦地接受“米国是帝国”这一基本判断,并认为这对米国和世界有着积极意义,强烈要求米国在帝国的建设方面执行更具持续性、更坚定、更具进攻性的政策。弗格森教授2004年出版的专著《庞然大物:米利坚帝国的兴衰》算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尽管米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绝对的优势,米国却很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米国人对帝国主义的抵制,因此米国无法很好地利用自身的力量和权力。弗格森认为,米国自独立之后就具有帝国特征,但是米国人拒绝承认这个事实。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米国人在帝国建立和殖民活动中往往虎头蛇尾。他批评米国人“对社会安全的关注大大超过对国家安全的关心”。他认为,21世纪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帝国,因为帝国可以有效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可以推翻独裁者、可以终止地区性战争、消灭恐怖组织。尽管他本人是英国人,弗格森表示欢迎“米利坚帝国”。有意思的是,对于米国要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目的,“帝国的热心者”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以著名政论家卡根和米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研究员布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派认为,帝国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国际体系中新的安全威胁。而自由主义学者,如加拿大政府前政要、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伊格纳季耶夫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格森则强调,为了道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因而建立帝国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个流派是“帝国的批评者”。

他们同样接受“米国是帝国”的论断,但认为这对全球是有害的。与“帝国的热心者”类似,帝国的批评者们也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对米国作为帝国提出批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如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牛津大学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教授试图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上阐述一种规律,即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已经不再奏效,好斗的帝国主义政策会破坏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因此,建立帝国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现实主义的评判者,如米国智库独立研究院 (Independent Institute)军事分析家伊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奈德则从维护米国利益的立场上主张,帝国主义政策将米国拖入对海外领土的保护,其代价十分巨大,这样的政策难以为继,更会加速米国力量的衰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如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哈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卡利尼科斯则认为,米国作为帝国是有违道德规范、并是在经济上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一种行为,米国试图利用其优越的物质力量,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全世界,以便攫取其他国家的资源。

2012年,米国两位著名外交史学家韩德 (Michael H. Hunt) 和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出版了《帝国之弧:米国在亚洲的战争——从菲律宾到越南》。作者认为,米国在东亚建立帝国的历程始于1898—1899年美西战争后米国占领菲律宾,并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达到最高潮,继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受到重创,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米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其在东亚的帝国也随即衰退。作者认为,这四场战争是“一部历史剧的四幕”,展现了米国人受意识形态狂热的主导、使用最残忍无情的军事手段,试图用自己的理念改变亚洲、控制亚洲人民命运的过程。除了追溯米利坚帝国的历史,还有学者研究了米国历史上的反帝思潮、反帝运动和反帝代表人物,代表作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泰瑞尔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塞克斯顿合编的《帝国的孪生兄弟:从建国初期到反恐年代米国的反帝》。

2013年10月,米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特刊,发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安德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米国外交政策的长文。在这篇滔滔宏论中,安德森为人们勾画了米国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过程。他指责米国是个贪婪的全球性帝国,认为米国的外交政策是米国精英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米国的大战略是通过国家力量的绝对优势来促进“资本的最大利益。”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而持久的震荡。其中,批评的声音占了很大比例。《外交史》在2015年4月以论坛的形式发表了一组专家评论,包括著名冷战史专家莱夫勒(Melvyn Leffler) 教授、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霍夫曼(Elizabeth C. Hoffman)教授在内的大牌学者们对安德森的那篇长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其除了贩卖和学舌“威斯康辛学派”对米国外交批评的陈词滥调,乏善可陈,遑论新证据和新内容了。

第三个流派是“帝国的怀疑者”。

他们认为,把帝国的帽子套在米国人头上,让“山姆大叔”非常无辜,因为米国的战略从本质上恰恰是反帝的。“帝国的怀疑者”承认米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但也存在很多阻止米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障碍。米国海军研究生院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教授西蒙斯认为,当今的国际惯例反对征服,这就排除了米国像“传统的征服者”一样为所欲为。保守派评论员、米国智库伦理和公共政策中心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库尔茨从体制和文化上为米国辩护,认为米国繁冗的官僚机构、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极端敏感和反对、反帝的政治思想体系等像不可逾越的防火墙,破除了米国帝国工程建设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则从米国人的行为特征来为其开脱。他认为,米国倾向于通过多国同盟和国际组织来开展对外活动,这正是米国和传统帝国的一个重要区分,“这不是帝国,而是由米国所领导的、公开的、民主的政治秩序,没有合适的名字,也没有历史先例”。

这一流派的代表作为霍夫曼的《米国裁判员》和弗兰克·宁科维奇的《全球共和国:米国不经意崛起为世界强国》。前书认为,“米国现在不是,历史上也不是一个帝国”,米国不过是一个利己主义国家而已,只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常常以老大自居,充当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裁判员”的角色,自身也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后书主张,“米国对外关系比帝国的概念多出很多方面,如反帝的特征。在国际政治中,很多国家主动向米国的立场靠拢。在所谓的米利坚帝国,米国相对较少使用高压政治或向其他国家索取贡品”。

二、 有关“米利坚帝国”的界定

围绕“米利坚帝国”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米国到底是不是个帝国。而这涉及“帝国”这个概念究竟应该遵从广义定义还是狭义定义。

狭义定义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控制,“是指对其他国家的武力占领和控制,而被占领国家的人们没有政治参与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伊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帝国的社会对一个扈从社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有效控制。”

广义定义强调的是帝国与扈从国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差异,而不是明确的控制关系。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梅尔将帝国定义为“权力资源和影响力的不平等”。伊格纳季耶夫认为,帝国“并不需要殖民地”,仅仅需要“能构建和控制全球秩序”。同时,“帝国”应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斯坦福大学教授阿伯内西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建立帝国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不一定导致帝国的产生,因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因当地人民的反抗和其他大国的牵制而失败。但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奉行的一定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狭义定义的最大优势是其准确性。那些喜欢用狭义定义的人认为,如果帝国的概念太宽泛,包括除吞并其他国家领土之外的各种形式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概念就不再是有针对性的分析工具。事实上,许多关于帝国的广义定义,把资本主义的全球“网络力量”定性为一种类型的帝国,这种认定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帝国概念的常识性理解。狭义概念的最大缺失是它不够灵活。因为强调政治主权,狭义概念只能考察明显的、持久的控制关系。尽管不少学者认为非正式的政治权力,如确定议程或社会化等对理解帝国控制十分重要,但它们并不属于狭义帝国的范畴。此外,人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是什么时候以帝国的方式控制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事实上,一国对另一国实施“保护”、军事占领、在第三国驻军都是主权不平等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尤以米国最甚。

广义或狭义的帝国定义适合米国吗?持广义定义的人们认为,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有明显的帝国倾向。米国科罗拉多学院教授亨德里克森明确提出,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争代表了“米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方向……一旦实现……将赋予米国外交前所未有的帝国特征”。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明斯也认为,小布什政府将米国军队派往世界各地,将“帝国岛链”(archipelago of empire)延伸到有史以来最远的地方,帝国的特征已不言自明。而那些使用狭义定义的学者则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例如,曾在两位布什政府任职、担任过“9·11 事件”调查全国委员会 (9/11 Commission) 执行主任的泽利科夫教授愤愤不平地认为,把米国比喻成帝国是“引人瞩目的,但也是恶毒的”,因为“真正的帝国是主权国,不仅仅是影响力”。2004年,米国副总统切尼 (Richard Cheney)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声称“如果我们是帝国,我们会统治地球上比我们现在大得多的领土。”

笔者认为,从狭义定义来看,帝国必须是对其他国家大面积领土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国不能算帝国。根据2015年的统计,米国及其15块附属地加起来也只有世界陆地面积的6.5%,而米国及其附属地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世界人口的5%;而大英帝国在其全盛时期,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有大面积的殖民地,同时统治着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正如研究英国帝国史的学者们就如何定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争论不休一样,关于“米利坚帝国”定义的争论实际上既说明不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来是否会有外部压力或内部动力逼迫或激励米国去拓展其帝国的角色。从这个角度出发,最有研究价值的恐怕还是下面这个问题,即米国是如何交替使用包括霸权、帝国以及同化等方法谋求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的?

三、 “米利坚帝国”存在的基础

围绕“米利坚帝国”存在的基础,学者们没有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方面——帝国统治权的重要性、与各国的合约、军事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另一些学者则突出经济方面——索取和征集贡品的重要性、攫取原材料、培植依附关系等。由此便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米利坚帝国”是米国军事力量所造成的地缘政治的结果,还是米国商业和金融影响力所导致的经济产物?

不少学者认为,米国是通过军事手段扩展其影响力的。这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且具有十足的说服力。根据米国国防部2014年9月的数据,米国在世界上除本土之外的42个国家有587个军事基地和设施。根据米国国防部2015年3月的数据,米国在国外驻军大致15.2万人,其中80%在东亚和欧洲。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年鉴,2014年米国军费预算为6,100亿美元,大致是排名第二位的中国军费预算的三倍,超过排名第二至第八位七国军费预算之总和,占到米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5%,是全世界军费预算总数的34.3%。毫无疑问,米国拥有着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关键。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波森认为,米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米国实施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有利的军事潜力”。哈佛大学罗森教授主张,“米国对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垄断性使用”是维护“米利坚帝国”长期存在的关键。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米国恰恰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自身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提供的数据分析同样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最高的仍为头号经济强国米国,其经济总量达174,189.25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5%。2013年,米国出口总量为23,000 亿美元,占米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5%, 为米国创造了1,130万个工作机会。根据2003年的数据,从1995年到2003年的八年间,世界生产总量60%的累积增长是由米国推动的。英国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斯特兰奇曾称,米国“军团不是军事的而是经济的。”米国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库尔思教授称米国为“信息网络和大众文化的帝国”。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高恩一语中的:“米利坚帝国”的社会属性一直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正是这个属性,为米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提供了最直接、最便捷的组织机构。

客观上说,军事和经济因素是米国确保其优势地位的两翼,要区分二者孰重孰轻,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理论与实践的命题,又在推演过程中形成斩不断、理还乱的悖论。如果说“米利坚帝国”存在的主要根基是军事优势,那么人们可能会推测米国外交的重心会放在世界上不稳定的地区,以确保这些地区的局势不会失控,继而影响米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相反,如果说米国的主要目的是主宰全球经济秩序,那么人们有理由推断,向新兴的市场地区如波兰、捷克、土耳其扩张,一定是米国全球事务的当务之急。如果军事考虑是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们特别需要考虑米国军事人员的匮乏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这样的严峻问题。然而,如果经济考量处于优先地位,那么米国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以及米国大额度的外债又成了米国政府难以醒来的梦魇。这些争论突出了用单一原因解释帝国的局限性,以及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更多研究表明,共同的思想和身份认同在帝国扩张和维系帝国体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官方的解释口径”更多地强调政治或经济的考量,但是“种族”、“天定命运”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常常推动着米国的对外活动,并在潜移中发力,而这一切都无法进入物质环境主导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推演。

在米国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由于当地情况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而使得米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无法实现预设目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米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曾有计划收编和改造30万至40万人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用于提供安全、修路和完成米国占领时期其他应急任务”。然而,在激战期间,伊拉克军队被解散,英美联军和战后成立的伊拉克政府无法依赖当地军队来阻止抢劫行为的发生。同样,英美联军也曾计划任用伊拉克的旧官员和商人来帮助实施战后经济重建工作。然而,当英美联军到达巴格达并开始策划战后重建时,发现伊拉克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已经被洗劫一空,公务员也早已逃之夭夭。这样的案例一再表明,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有效配合,并缺乏对当地情况的全盘把握,强盛如米国者也无法将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经济资源转化为帝国的成功。

如果说经济垄断和军事优势是确保帝国对外干涉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被干涉地区变幻莫测的“沙滩”则是充分条件。当然,帝国的使命也可以帮助构建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但这往往并不在政策制定者们最初的设计蓝本里。最终,文化的架构与濡染支配并影响着帝国的行为,而征伐之舟的走向与航程,往往因为环境与物质的因素而无法预测。笔者认为,帝国的建立首先不是对母国国内经济需求符合逻辑的、理性判断与决策之后的应运而生,更多的是政府各部门之间不同职能的互动、当地的经济现实、各种文化因素以及因缘际会等多种情形之交合作用的结果。

四、 “米利坚帝国”的成本与收益

有关“米利坚帝国”争论中的最后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帝国的成本与收益。这需要回答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首先,帝国实现了所追求的目标吗?其次,如果帝国达到了所追求的目标,那么,与使用其他方法相比,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又是怎样?最后,建立帝国是否只对母国有利?帝国是不是也为被统治的那块土地上的人民创造了福祉?

如何评估“米利坚帝国”外交的成效确实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2004年,小布什总统宣称,自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四分之三的基地组织头目要么被捕获要么被消灭。然而,同期不少媒体披露,基地组织新招募的成员数目正在剧增。小布什政府的“反恐”绩效究竟掺了多少水分,不得不让人产生重大疑惑。此外,还需要对基地组织机构有准确的了解,这对评估米国外交是否成功,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米国选择外交手段,米国也许不需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人力和物力代价,在伊拉克打一场没有定向收益、却让自己左支右绌的战争。但相反的观点则坚持说,如果米国在2003年没有入侵伊拉克,后来所付出的代价恐怕更大。确实,米国在战前对伊拉克实施遏制政策相关联的军事行动,如划定“禁飞区”等,每年要花费大致145亿美元。一旦遏制政策失败,再对伊拉克开战,将要消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建立帝国的工程可能会从各个方面影响一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战略环境。

有些学者认为,帝国的后果是明显的、可预测的并且是可以控制的。然而,帝国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不明确或不可预测的。正如已故加州理工学院社会科学教授戴维斯等人的研究所显示的,帝国的战略决策在资源的分配方面是需要权衡的,可能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可预料的反弹。以米国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的花费为例。根据2014年12月的数据,13年米国用于反恐战争的预算开支为1.6万亿美元,其中92% 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这一花费比米国20世纪经历的几场重大战争(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开支大得多:一战为2,000亿美元;朝鲜战争为3,500亿美元;越南战争为5,000 亿美元。为了给战争输血,米国联邦赤字在2009财政年度达到1.4万亿美元,占米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9%,达到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暂时看不到的由于这场战争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其他数据。根据哈佛大学学者比尔姆斯(Linda Bilmes)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伊拉克战争最初三年中阵亡和伤残的美军士兵所造成的劳动力丧失、再加上那些在伊拉克参战的预备役士兵作为平民可能挣到的工资,总数在1,870亿至3,050亿美元之间。根据2013年的研究,如果算上米国政府将要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承担长期医疗服务、伤残补助金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丧失等补偿与开支,这两场战争将是米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费用高达4万亿至6万亿美元。此外,由于中东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导致油价上涨,使得米国每年进口原油需要多支付250亿至500亿美元。此外,帝国的代价不仅仅来自物质方面,当今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米国文化话语的粗俗化、战争对米国民主品质的侵蚀与异化,都与米国的帝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对帝国统治影响力难以评估的另一个原因,是附属国的政治情况很难适应帝国政策制定者的要求。尽管不少帝国的当权者希望改变附属国的本土政治生态,以便更好地为帝国的利益服务,然而,附属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常常抵制帝国所渴望看到的那种变化。近来一些研究印度早期殖民史的著作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社会不动声色地抵制了英国官员改变实际存在的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企图和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这些研究表明,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和经济机构的影响十分有限。实际上,大英帝国在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很少具备足够的资源做他们想做的事,而印度社会的精英们,包括那些与英国人合作的上层人士,往往借力使力,利用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研究显示,殖民地人民出于各自的目的、利益、机会和可能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帝国的长远规划进行有组织或自发的抵制、修改与颠覆。帝国可以在殖民地行使强权,然而,民之如水,载舟也能覆舟,所有的收益预期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用帝国的算盘打出来。

“米利坚帝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自信的小布什政府常常宣称,米国的力量优势可以很容易地改变当地社会。2004年10月,白宫的一位高级顾问志得意满地告诉《纽约时报》,“我们现在是个帝国啦!我们一旦行动,可以实现我们的现实需求。”然而,正是由于当地人民的抵制和不合作,米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无法实现布什政府的最高目标。最明显的例证是,在伊拉克,米国入侵之后于2003年4月建立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希望“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实现伊拉克的经济转变。”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当地人对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不满与对抗使这一计划根本无法付诸实施。伊拉克新政府的部长们,大多是长期脱离本土、多年流亡海外的政治精英,缺乏指导贯彻这一转变的经验。伊拉克国有公司已严重落伍于瞬息万变的现代商业社会,其商业操作套路几乎还在20世纪打转,根本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中胜出。伊拉克各部落的首领们则专注于保护自己对本地经济的垄断权。严重泛滥的腐败行为和非法黑市行为更是雪上加霜地破坏了自由化的经济方向。结果,很多规划中的经济改革方案化为泡影,伊拉克经济重建之舟无可奈何地搁浅。

以上研究表明,米利坚帝国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目前看来只能是一本不明不白的糊涂账。正如英国帝国史研究所显示的,即使在事后看来,也很少有统一的标准评估帝国外交政策是否成功。此外,帝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也不是单一和明确的,而是多层次和复杂的。当地人的抵制和政策贯彻过程中的各种“抛、冒、滴、漏”,使得殖民当局改变殖民地社会和人民的活动变得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估帝国干涉的成本与收益,不但困难重重,也必将劳而无功。

结语

事实上,只要米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在世界上处于无以匹敌的地位,就会有人继续主张米国在海外驻军并进行军事干涉。正因为如此,有关“米国是否是帝国”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通过对以上文献梳理和争论现状的辨析,笔者有一得之管见与大家分享。

第一,那些认为因为米国强大所以它必然就是个帝国,或者因为米国的独立同样艰难地脱胎于对殖民主义的浴血抗争,米国建国理念反对征服其他国家,因此米国就是反帝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大量的研究显示,帝国的扩张,通常的背景是因为自身力量强大而导致的意志与野心的膨胀,但也不乏这样的情形,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现实危机不得已而为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的行为目的也并非经过深思熟虑。那些通过帝国的视角来研究米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有必要考察一下非政治因素是如何将一个国家卷入日益升级的帝国扩张行为的。笔者认为,与其为了帝国的定义争论不休,还不如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探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米国有可能采取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对外干涉。从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宁、进而对当代文明进程有所裨益的角度而言,这种研究更能凸显其现实价值。

第二,以往的研究要么从政治军事、要么从资本和经济的单一角度来考察米利坚帝国,无法逼近问题的内核。事实上,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常常会在帝国扩张之前和之后,以无法预料的、不可事先预设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重要的是,帝国在运用其军事或经济能力时,常常受到被征服国当地情况的严重制约。笔者认为,研究者除了研究米国硬实力、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更有必要研究和构建一个与“米利坚帝国”影响力的微观基础相关的明晰的理论框架。

第三,有关米利坚帝国的影响力是一目了然和可预测的观点,有着明显主观臆测的色彩。有时候,帝国的建立往往是为了应对不期而遇的政治压力和当地的风云际会,因此,即使是在事发之后,要衡量和评估帝国的后果也是十分困难的,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当地社会的适应性和对外国统治的抵制,帝国对被征服国家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少能像预计和后来宣传的那样大。任何对帝国的功效和危害过分的渲染,无论从学术还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角度而言,都是有害的。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确定更有效的评估标准,通过多种案例的比较研究,来考察“米利坚帝国”在不同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影响力。

第四,从军事和经济上来看,米国是个无与伦比的帝国,但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米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虽然巨大,但还不能无限度地包揽一切。(本文作者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研究员、米国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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