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长期批评日本民族缺乏诚信的文化劣根性

作者:张小龙 来处:世界历史 点击:2019-02-04 07:38:00

炎黄之家此前讨论过《耻感文化劣根性导致日本民族黑暗堕落》,整体看,日本民族确实是有重大精神缺陷的“变态民族”。但抨击日本的白皮又能好多少呢,就说诚信,白人掠夺全世界,哪里有什么诚信呢,全都是靠血腥屠杀,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白人在澳大利亚对华人,哪里有丝毫诚信的影子,只能看到丧心病狂的随时翻脸发狂的杀人狂,最近的西方绞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斗争,米国更是一次又一次的秀下限,由此可见,白人各种抨击借口,都不过是狼吃羊的牌坊,扼制打击挑战性文明的手段。国人对白人各种判断、观点,要心中有数,不要照搬全收。

提要:近代日本商业诚信度低下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从事商业的“町人”阶层在封建等级体系中地位最为卑下,并由此形成与自身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卑下社会心理,即“町人根性”。由于局限于单一社会阶层,商业诚信问题起初并未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等级制度的废除,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流动整合。日本赴美劳工于20世纪初遭遇的诚信危机,说明“町人根性”已不再专属于商人群体,而是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性的组成部分之一。米国社会对中日移民信用度进行对比,由此生发出对日本国民诚信度的空前质疑。契约意识的缺失被视为日本国民的普遍道德弱点,这一认知扩展到政治领域,使日本国民诚信度危机逐渐演变为国家信用危机,日本的国家形象不断恶化。

在西方文明同日本发生全面接触之前,日本社会呈现层级森严的前现代特征,社会价值观念亦形成多元化、断裂化的格局,居于士、农、工、商“四民”顶端的武士阶层与位于最低端的“町人”阶层分别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伦理体系和价值尺度。两者的矛盾对立程度或可用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论述一言概括:“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然而,近代以来各社会阶层间的分化重组,加速了集团价值观念在国民中的流动整合,武士道德的“国民化”给日本及其邻国留下了创巨痛深的记忆。相比之下,原本等而下之的“町人根性”如何悄然扩展至全社会范围,作用于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形象乃至国家信用度的恶性滑坡,则历来为人所忽略。

武士口中的“町人根性”往往被归纳为思想灵活、精于算计、重利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性格特点。但上述评价未必可以说是日本“町人”的特有品性,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商业冒险者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因此,究竟何为日本独有而他人所无的“町人根性”,这一问题只有在同异文明商业社会的碰撞比较中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回答。日本开国以来,西方人士留下了关于日本文化传统、人文性格、社会风貌等方面的丰富记述,完成了对日本国际形象的全方位勾画。检视上述史料,可以发现日本的国民诚信度状况始终是西方观察者热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起初发端于对日本商业信誉的质疑。但到了20世纪初,西方舆论质疑的对象已超出商人阶层的范围,扩大为日本国民全体,并最终上升至针对日本国家信誉的追问,而日本舆论界也进行了回应和自我辩护。对这一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了解“町人根性”被整合进入日本国民性的经过,同时亦可还原日本国家信用在近代国际互动中渐次流失的过程,从新的视角揭示远东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中的文化因素。

一、 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日本商业诚信度与国家形象

1633—1639年,德川幕府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不仅关闭了日欧之间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渠道,也中止了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和市场规约传入日本的进程。同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度,永久固化了工商业者的卑下政治地位,剥夺了商人接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的权利。封闭性与封建性的结合,促使日本商业阶层形成了既与近代西方大相径庭,也迥异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经营理念和处世方式。米国佩里舰队于1853年重新打开日本国门时,被称为“町人”的城市商业阶层虽然在数量上不到日本总人口的1/10,但却拥有雄厚的财力,垄断着主要港口城市的工商业经营,成为最先直面西方殖民者的社会群体,其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也堪称欧美人士了解认识日本社会的第一扇窗口。

开国后短短十年时间内,日本商界留给西方外交官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远较其他民族低下的商业信誉。在华任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于1858年调任驻日总领事,1862年归国后发表《大君之都》一书,留下了幕末日本社会风情的详尽记录。作者写道:“如果给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由此也必然导致行为上的不诚实。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一包丝绢只有外面几束的质地是同样出色的,再往里就掺杂着另一种粗糙的料子,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一罐樟脑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是米粉;一桶油下面一半全是水。”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亦有制假售假的奸商,但仍然认为“日本人在作伪和欺诈的问题上普遍超过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不愿讲真话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人,而是日本所有阶层的普遍现象,伴随于一切社会交际当中。“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诱惑导致他们作伪。”原为纽约商人的米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不仅多次谴责日本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且对充斥着虚饰与托词的东方官场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他在1857年1月8日的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然而,整体考察19世纪的西方涉日著述,不难发现一桩耐人寻味的文化悖论,即西方观察者尽管普遍注意到并承认日本商业信誉低下的状况,却纷纷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因商家失信而拷问全体国民诚信度的思维方式也不能称为主流,路德宗牧师皮瑞认为哈里斯的评价过于苛刻,日本商家虽有误时、撒谎、违约等弊病,但公共部门和政务机构至少还是廉洁可信的。由于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在19世纪的西方视野中维系着整体正面、局部微瑕的国家形象。就内因而言,一方面,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整体西化取向,使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的道路,对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提升和改善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另一方面,漫长的锁国经历使日本暂时仍扮演着“幻象中的世外桃源”角色,拥有优美而未经现代文明斧凿的自然风光,保留着中古时代和谐守序的人文特色,困扰于工业文明痼疾的西方众生在日本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自由。现代趋向和前现代风情虽势同冰炭,难以长期共存,但却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使日本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左右逢源,同时取悦于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西方思潮,赢得不同角度观察者的正面评价。外因方面,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形象对比恰好形成强烈反差,作为西方眼中迂腐野蛮、不求上进的老大帝国,中国为日本提供了绝佳的黑暗布景,将东方长夜中仅存的一线“文明曙光”映衬得分外亮丽。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写道,日本未来注定将在地球上这片偏远的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富于生机活力,迫切希望分享西方文明成果并与之竞争,而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创造的奇迹付诸一笑,并宣称“此物古已有之”的态度令人深感恼火。

居留时间短暂的西方游历者来不及对中、日两国进行深入了解,极易受到上述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他们的笔下从不掩饰对日本的高度偏爱之情。英国历史学家巴林顿在乘舰离开日本海岸时眷恋不已:“海岸的轮廓慢慢淡去,直至成为地平线边缘的一片雾霭——我所见到的明媚的日本,这就是最后的印象,别了!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可是那些仙境一样的景象,已经多么缥缈而遥远了。”富士山的雪峰、江户的古朴街巷、大名身边光怪陆离的随从仪仗、山茶花影中跪献香茗的少女等诸般胜景,都化作亦真亦幻的异国回忆,令人难以割舍。不幸的是,巴林顿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新败于英法联军而威望扫地的大清国,于是,他在大沽口靠岸时所见的景色自然也就不堪入目了。“从明艳翠绿的日本海岸,到泥泞不堪的白河岸边,简直是对道德观念的极大冲击……天是污泥的颜色,海是污泥的颜色,地也是污泥的颜色。我们的炮舰靠近海岸时,隐约可以看见两座污泥颜色的堡垒,拱卫着一条污泥颜色的河流入海口。”基于这样的印象对比,巴林顿对日本人的商业欺诈行为大度地予以谅解,展现出自我批判的姿态,将一切责任归咎于西方资本肆无忌惮地入侵这个天真美好的国度。“开辟商业道路的不是自由开明、知书达礼的商人,而是大胆追逐商业利益的冒险者。日本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呢?无论在道德、教养、宗教方面,或是在正直、智慧、勤奋等品质上,还是在社会交往领域,他们堪为日本人的表率吗?……我们指责日本人欺诈,但当我们用白银交换他们等重的黄金,用欺骗手段榨干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的时候,我们教会他们正直诚信了吗?”西方投机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行径其实也不外如此,巴林顿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此君极尽诅咒辱骂之能事,再也没有反躬自省的愿望了。

幕末的西方观察者为古意盎然的日本所倾倒,并结合以往的殖民经验,习惯性地认为欧美资本一旦入侵不具备近代商业法规制度监督的东方古国,其逐利本性就会不受约束、不择手段地疯狂蔓延,成为毒化当地商业信誉的主要传染源,因此,日本商家诚信度低下的原因首先应从外部寻找,其次才是日本社会自身的问题。在这种“外源论”思维支配下,西方对“町人根性”的发现和认识是滞后的,直至西方对日本国情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后,才逐渐发现日本商界植根于社会传统中的“根性”。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游记中谈道,欧洲封建社会亦有贵农贱商的传统,外商如熟悉西欧历史,对于日本商人的低下地位应当见怪不怪。苏格兰长老会教士迪克逊在1882年写道,日本商人只有在封建体制被废除后方得到尊重,而在此之前不管聚积多少财富,都只能屈就社会底层。在这种制度下,上智者自然认为商道乃下愚者谋生之道,和欺诈不可分割,商人必须行骗才能符合其他阶层的心理期待。但他仍无法摆脱“外源论”的影响,强调外商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本身即证明贸易和诚信不可兼容,将日本“徒弟”引上邪路。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惯于以“文明导师”自居,在其看来,既然日本的一切文明和进步都拜西方所赐,其社会弊病也必然来自欧风美雨的熏染。

“外源论”思维模式一旦形成,日本商界对欺诈应负的责任就被减轻到最低限度,其信誉虽乏善可陈,但并非出自本心,相对古朴优雅的日本国家形象而言只不过白璧微瑕而已。日本文明的欧美追随者大多表达出对西方物质生活的强烈厌弃,在他们眼中,日本的西化不啻是一场物质进步、精神迷失的“不明智的交易”。小泉八云预测说,由于军事体育训练以及营养的改善,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将比西方人还要高大强壮。相比之下,道德上的进步反而遥遥无期,谎言、欺诈和严重犯罪的增加都是输入西方文明带来的结果。此类立论在今天看来虽甚为极端,却颇能说明19世纪西方知识界亲日情结的缘由所在。

二、 20世纪初米国舆论对中日移民信用度的对比

对于本国的商业信誉状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家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中日之间的国际贸易虽被幕府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规模,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两国商家操守的高下。出身于大阪町人的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坦率地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考诸西方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不难发现中日商家的信誉落差直至20世纪初都未发生大的改变。日本学权威贝西尔·张伯伦在1902年写道:“人们喜欢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比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开心——他们讲卫生、性情和善、有艺术情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更值得信任。”华商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外商的广泛认可。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艾文·卡梅伦爵士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或银行家能够更快地取得我的信任。过去25年间,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经手过的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渣打银行总裁霍华德·格威瑟则在1900年银行年中会议上称,中国贸易商的信贷记录之优异堪为全球商家楷模。而关于日本,张伯伦的评价是,“在日欧洲银行家和商人讲述的完全是灾难般的不同故事……日本是环球观光客的乐园,却是埋葬商人发财梦的坟墓”。义和团风潮过后的中国国际形象一时晦暗无比,华商的良好信誉是一团晦暗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对于此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而言,恶劣的商业信誉却如同太阳上的黑子,令人欲去不能。比较世纪之交的中日国家形象,恰似将黑白照片和底版放在一起对比,产生了相映成趣的“互补效应”。

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出现了以北美为目的地的移民流动,为西方民众提供了近距离审视两国国民性的机会,也使“互补效应”进一步得到强化。一生致力于向米国介绍日本文化的威廉·格里菲斯牧师于1876年开列出了包括坦率、诚实、守信、善良、温和、礼让、可靠、多情、孝顺、忠诚等众多优点在内的日本民族美德清单,但却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商人的心智和道德水准都很低下,这方面不如中国人”。时值米国排华酝酿时期,米国政客正在处心积虑整理证明华人“道德败坏”的黑材料,为通过排华法案做舆论准备。然而,遍寻加州议会的听证记录,可以发现作证者虽千方百计丑化中国劳工的道德形象,却竟无一人敢于质疑华人的商业信誉。传教士吉尔森在证词中称,在华米国商人普遍认为华商的信誉绝不低于其他国家,旧金山的华商口碑同样良好。律师拜德拉姆耸人听闻地声称,旧金山三万华人中十之七八从事卖淫、偷盗、赌博等犯罪行业,华人整体上邪恶而不可信任,唯独华商不能与其他华人相提并论,和他交易过的华商都是高尚、公正、诚实的人物。商人艾特金称,中国商人的商业信誉无须置疑,华商有自己的圈子,与其他华人不相来往。

旅美华商的杰出信誉至少从两个方面促使米国舆论界重新评估日本的国民道德形象问题。第一,中国商家在竞争格外激烈的西方商业环境中仍然不改其诚信经营理念,证明“外源论”夸大了西方物质文明给东方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人信用度高低与西方是否介入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更多地要从其母国历史积淀而成的国民根性中去寻找原因。第二,中国移民潮先于日本移民潮出现,其道德水准亦成为衡量后来者的标杆,米国公众惯于以中国移民尤其是华商为参照系对日本新移民进行诚信度评判,这使得后者很快就陷入了备受责难的境地。

19世纪90年代,进入米国的日本移民开始显著增加,在加州,继19世纪的排华风波后又掀起了排日浪潮。米国传教士西德尼·古里克证实,舆论对日本移民群体最严厉而持久的谴责集中在道德领域,“几乎尽人皆知的批评是,日本人从不信守诺言,他们在立下誓约后会毫不犹豫地毁约”。果园主雇用来自日本的农场工人采摘果实,而工人签约后一旦听闻其他雇主可以开出更高的价钱,就会集体扬长而去,丝毫不考虑雇主的损失。做家政服务的日本少年经常毫无先兆地不辞而别,让雇主不胜恼火。而更令古里克惊讶的是,所有此类谴责都伴随着对中国移民的称赞,舆论认为,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不轻易许诺,但却已诺必诚,从不因工资待遇问题而中途反悔。

客观而言,米国公众舆论关于日本移民“不守信用”的评价需要结合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日本劳工习惯于集体居住,接受统一管理指挥,其团结程度和组织性为中国移民所不及,他们有能力、有胆量集体反抗不公正的劳动合同。对于媒体经常报道的日本保姆不告而别事件,当事人之一于1905年在《独立报》上发文进行“忏悔”,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日本民族自尊心强但内向而不善交流的弱点,耻于向雇主承认自己不胜任工作,又无体面的告退借口,只得一逃了之。但更多的事例说明,日本移民的毁约行为不能完全推给道德素质以外的原因,不负责任、损人利己的自私行径并不鲜见。加州威洛斯(Willows)和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两地盛产稻米。但由于大量日本稻农涌入这一地区投入农业生产,米价迅速下落到每磅35美分,低于生产成本。日本稻农见状不愿收割稻子,连夜收拾家当集体逃离两地,贷款给他们买稻种农具的当地银行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几乎破产。更重要的是,即使日本劳工以合同不公正为借口毁约,米国公众也不予谅解,因为中国移民明知吃亏上当亦不背约的君子之风已在他们心目中先入为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米国基督教联合公会牵头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守信精神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用中国劳工留下的标准去衡量日本劳工未免过于苛刻。但作者哈里·米利斯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守约意识“远未达到其他民族的水准”,即使朝鲜人和菲律宾人也比日本人更受好评。

米利斯把加州排日运动解释成排华运动的延续,认为日本移民潮在中国移民潮之后出现,华人的不良形象易使加州民众对一切黄种人产生负面印象,连累日本移民遭受歧视。此类论调影响深远,直至20世纪后半期仍见于米国史学家的著述中。事实上,米利斯的调查报告问世不久后,即遭到有力的批驳。蒙塔维尔·弗劳尔斯列举了“华人连累日人论”的三大不合逻辑之处:一是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被大量驱离米国,而日本移民群体在20世纪初才形成规模,其间有明显的时间差,不存在延续之说;二是由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连续胜利,西方绝无将日本人视为弱国公民之理,不可能将其与华人等量齐观;三是太平洋地带在1900年至1910年间的人口规模结构已与19世纪大相径庭,仅洛杉矶市的人口在此期间就增长了310%,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东部诸州,并未参与多年前的排华运动,因此,排华记忆此时已非加州民众普遍拥有的“集体记忆”,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中日移民声望此消彼长的原因必须从双方的道德表现中去寻找。仅仅数十年前,诬蔑华工“撒谎成性”的谩骂还不绝于耳,但中国移民重义守信的人文性格并未在恶意诽谤与利益诱惑中迷失,而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诚实劳动驳斥了辱华谬论。日本此前的国家形象远远优于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米国人对遥远神秘的日本颇具好感,但日本移民抵美后,其形象反而一落千丈,完全不符合米国人的心理预期。

日本移民群体的道德形象问题从侧面印证了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研究者注意到,早在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的元禄时代,发生于货币经济的逐利意识和商业手段已在社会各阶层中造成了广泛的渗透手段和辐射效应,町人的观念和行为反向波及农民,连武士亦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明治维新后“四民平等”的政策导向无疑使这一反向辐射效应不受限制地扩散开来,“町人根性”已非商人的独有属性,而是广泛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1900年,在美的日本移民已达22,606人,其中8,534人从事家政服务业,6,277人为劳工,5,102人为农场工人,仅有304人以经营企业或店铺为生,占总数的1%左右。但即使如此,日本移民群体的诚信度仍受到严重质疑。在前述日本稻农事件之后,米国本土的观察者起初惊异地发问,日本农民抛弃纯朴的劳动者本色,效仿社会底层商贩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与米国的商业环境有关?然而,中国移民在米国环境下保持高信用度的事实,使“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外源论”思维不攻自破,难以成为日本移民失信行为的辩护借口。由于米国公众习于以移民为样本,对异国国民进行整体印象建构,日本国民的传媒形象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趋势,言而无信的恶名迅速在西方世界扩散开来。

三、 日本舆论界反击“失信”指控的自我辩护

维新以来,日本对于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对于西方的舆情评价以及自身国际形象的细微变化始终给予高度关注。20世纪最初十年内,国际上针对日本的负面言论显著增加,在“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国民信誉也呈现严重恶化之势。一位英国外交官指出,“日本人都是不诚实的”已经和“日语源自中国”一样,成为常见于西方大众话语中的习惯性认知。对此,日本在充分搜集分析西方舆情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了回应,发动了一场反击“失信”指控、重塑国民清白形象的战役。

西方对日本国民诚信的差评,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日本国内传媒并不乏自我检讨的声音,《国民新闻》报列出了日本商业道德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提交的货物与样品不符,二是交货时间常常延误,三是商人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漠不关心,四是缺乏协作共事的能力,五是既不了解客户也不了解他们自身。亦有作者在《太阳》杂志上撰文称:“我们是一个缺乏真诚的民族,这是不是日本国民性之一,姑且存疑。但起码可以说谎言和虚伪在今天的大城市中已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外国人说‘和日本人做生意要提高警惕’时,我都无言以对。”开明力量急于通过对外发声扭转失信形象。然而,日本知识界在外宣工作中却完全失去了自我批判的认错勇气,而是一再文过饰非、巧言强辩。

在日本国际声望优于中国的大背景下,西方在评价两国国民诚信度时却往往扬中抑日,日本舆论界由此认定诚信是中国占据的唯一道德高地,一旦将其夷平则西方无处借题发挥。在这场舆论战役当中,日本从一开始就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开火,千方百计地证明一个贫弱愚昧、贪腐横生的中国不可能拥有高于日本的国民诚信度。在被西方记者问及“为什么中国商人诚实,日本商人不诚实”的问题时,某日本贵族戏称,“中国没有王法,没有公道,人们若是彼此再不以诚相待,就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日本有王法有公道,勇者以挑战法律为能事”。这种自我美化、强词夺理的顽固思维始终支配着外宣导向。法学家末松谦澄在日俄战争期间受命赴欧从事外宣工作,其间亦多次论及诚信话题。末松辩称,中国人的所谓忠厚笃信不过是麻木软弱、唯利是图的代名词而已。举例来说,日本的人力车夫如果因为跑得慢被外国乘客鞭打,就必然停车和他理论一番,哪怕对方不付车费;而中国车夫逆来顺受,尽最大努力去奔跑,一门心思只想赚最多的钱,结果他得到了“老实人”的评价。在生意场上亦与此同理,华商面对外商的傲慢无礼不惊不怒,默默忍受,为了做成生意展示出极大的耐心,而日商遭遇不公时必然一怒毁约,自然就容易蒙受恶名。

1910年前后,国际舆论对日本国民诚信度的恶评愈演愈烈,部分说法已被夸大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其中,流传最广泛的谣言据悉由伦敦某报纸炮制,称日本国内所有银行的出纳员均由中国员工担任,该岗位从不雇用日本人,因为日本员工完全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出现这一说法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华经营多年,其业务刚刚拓展到日本,来不及招聘日籍员工,只能派遣中国员工赴日。在日的西方人经常到这些银行办理业务,发现员工中竟无日本人,结果产生误会。但是。日本知识界却通过对中国“倒打一耙”的手法来辟谣。新渡户稻造在1912年写道,日本银行从未雇用过中国出纳,只是有个别中国员工在正金银行任职,其原因在于中国银本位体系极度混乱,钱币成色不一,中国人在混乱的钱币体系下磨炼出了听声辨银的本领。而日本财政管理井井有条,银圆形制整齐划一,日本人缺乏识别银圆真伪的经验,所以才雇用有鉴别能力的中国职员从事辨识工作。旅美作家河上清对新渡户的解释进一步发挥,声称中国民间铸造了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银圆,银行在和中国客户的交易中如误收劣币就会造成损失。因此,聘用中国专家并非因为中国人诚实,反而是由于中国人造假而不得已采取的防伪措施。

移民问题对日美关系的不利影响,令日本官方深感不安。日本在米国文化界、宗教界积极拉拢亲日力量,开展旨在“洗白”日本的舆论宣传工作。在古里克等赴日传教士的协助下,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于1907年在纽约成立。1914年,协会编成《日本致米国》一书,向米国国会、高校、商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赠送3000册。该书收录了大隈重信首相以及涩泽荣一、近藤廉平、浅野宗一郎、中野武营等商界名人的演说与文稿,内容涉及日本民族性格、商业与社会发展、对华政策以及日美关系等多方面内容,通过营造和平、进步、优雅、亲美的国家形象,极力取悦米国各界。对于国民诚信度这一最令人不快的话题,首相和几位商业巨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但出人意料的是,本书编者正冈犹一在全书末尾发表了一通激烈的议论,以破口大骂的方式回应诚信指控,“东京、横滨和神户的米国商人不信任和他们做生意的日商,视之为低等生物。这些米国人不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格。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低人一等,我们还怎能从米国那里得到和谐与互信?旅日米国商人品性与教育程度几乎无一例外低下,他们来到日本的时候不过是一伙流浪水手,发财全靠投机行骗……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乔丹博士曾说:‘见到形象最恶劣、最懒惰的日本人(指加州的日本劳工),就对整个日本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这是日本无法承受的伤害。’日本没有米国劳工,不过,旅日米国商人留下了如此之多的负面印象,对米国同样十分不利”。看似与全书“日美亲善”主题大唱反调的不和谐音,实则传达出日本自由派精英对米国的幻灭感。日本在西方化的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一度迫切渴求“脱亚入欧”,但日本移民在米国的境遇,充分说明西方仍然将日本列入“东方”黑名单。对此,日本政经两界的头面人物倍感失落,有心发声抗议,又不得不顾全日美关系大局,只得借助文人之笔曲折表达不满情绪了。

河上清则毫无保留地发泄了“幻灭”后的失望之情。他向米国读者抱怨,日本的小学课文写道“西方人民真勤劳,早上起得早,中午从来不睡觉”,且日本教师告诉学生,西方无论是在体质、精神还是道德上都远远领先日本。日本人把侵略者佩里视为传递文明火种的引路人加以崇拜,华盛顿和林肯的故事留下的印象是米国政治公开,阴谋无处藏身,米国的商人也都应当是公平正直的。然而,不远万里来到米国的日本移民一下船,凶神恶煞的黑帮分子就冒充警察过来威吓,要其缴纳“人头税”。日本人不辨真假,战战兢兢奉上5美元,出码头后又有黑车揽生意,如拒绝必遭暴打。“日本人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像火箭一样被发射上天,落下来时炸得四分五裂。”河上清列举旅美期间的大量亲身经历,证明米国下层社会在交易中同样存在坑蒙拐骗现象。新渡户稻造也强调,在旧金山大地震引发火灾后,保险公司拒绝兑现理赔承诺,可见米国商界也有无良之徒。“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有过错,但只要相信我们大家都在不断提升自我、挥别旧我,就足以心安了。”日本舆论界似乎认为,如果日本实在得不到西方接纳,国民诚信无法获得肯定的评价,就把他国的国民诚信一概贬低到日本的程度即可。不过,日本国民诚信危机并没有因此而缓解,西方的疑日情绪逐渐由民众扩展至精英当中,还上升至对日本国家信用的质疑。

四、 从日本国民诚信危机到国家信用危机

进入20世纪后,作为独立阶层的武士与町人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二者的价值观念却在激烈的社会改造与重组中形成合流,并形成了良性与恶性的双重结果。武士道的荣誉感、名节观与町人商道合流后产生了良性思想,以武士出身的商界领袖涩泽荣一所提出的“道德经济合一论”在其中最具代表性。来自西方的如潮恶评,无疑是推动日本现代商业伦理进步的外在动力。1902年6月,涩泽荣一赴美拜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大谈日本美术界取得的高度成就,同时对日军的军容士气盛赞不已。不料这竟触动了涩泽内心敏感的痛处,他回答道,“我是一个银行家,不是美术家,也不是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阁下对我大加赞赏日本的军事和美术,但我希望下次再见到阁下时,能听到赞扬日本工商业的话。鄙人虽不肖,可正率领着国民准备为此而努力”,总统只得尴尬地表示歉意。完整考察罗斯福的日本观,似乎不能用“神经过敏”来评价涩泽的反应,在促成日俄签约停战后,罗斯福称日本仍是东方国家,日本民族的个人诚信度极其低下。日本虽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西方却通过战争观察到了武士道的暴戾轻生之气与“町人根性”融合产生的恶果。

英国人沃特森注意到武士道的作风已渗透到商家子弟当中,“一位日本商人可能是个短斤少两的奸商,而他的儿子却能够怀着比肩前辈英雄的愉悦之心,战死在满洲战场或旅顺湾口”。不仅如此,“各行各业的日本人,不管是手工业者、商人还是劳工都能在和平时期做出自我牺牲的崇高之举,令西方世界深感困惑不安,以至于用‘狂热’一词来评价他们,倒像半是为我们自己的怯懦开脱。而这个视死如归的民族,却是不诚实的……西方世界在道德思维上的固有模式一旦用来衡量日本,就不足为信了,即使最优秀的日本人也缺少质朴的品质”。勇敢者也必然诚实正直,是西方世界在道德思维上的固有模式,日本却打破了这一认知,从此逐渐建构起了兼具狮之凶心与狐之狡猾的“马基亚维利”式的国家形象,成为令西方疑惧交加的存在。

古里克在六十余名米国精英人士中展开问卷调查,题目为“米国人疑日情绪的根源何在”。其中一位受访者的回复是,“对日本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一种普遍感受,即认为日本人做生意不可信任,难以知晓他们会不会履行承诺。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这一国民性格上的缺陷造成了超乎实际的恶劣影响,使我们的怀疑扩散到了那些本该信任日本人的领域”。发端于商业信誉问题的国民诚信危机此时竟已发展到影响异国高层决策心理、制约日本国际生存空间的地步,可称为国际交往认知过程中的“晕轮效应”。

与日本相比,同一时期的西方国民诚信记录并非无可指摘。加州大学的阿瑟·波普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米国是“一个几乎把贪腐上升到艺术高度的国家,教人如何规避法律成为一种行业,州法院徇私枉法,公共设施的经营权被无情侵吞,保险公司欺骗孤儿寡母的丑闻数不胜数,议员席位明码标价,自己眼中有梁木的国家怎能在邻人眼中挑刺呢?”西方执着于放大日本“眼中之刺”,难免令日本舆论界感到愤慨和不解。然而,仅仅从种族歧视或国家利益冲突等角度求解,并不能揭示“晕轮效应”的全部成因。

在日本工作过15年的米国官员沃尔特·皮特金比较了日本与欧美商业欺诈行为的本质区别。皮特金发现,欧美商人草拟合同时挖空心思设计出日后可以钻的空子,如果对方识破他的用心,他就不会签合同;而日本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签了合同再说,发现于己不利则既不以毁约为意,亦不计较背负骂名。东京南部教区主教发文指出,日本人商业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契约意识缺乏。日本人对于荣誉尊严十分敏感,受辱时不惜以死相拼,但除了了解西方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无法实现商业诚信和个人荣誉的对接,被对方叫作骗子亦不以为忤。“道德经济合一论”虽力倡诚信经商,立论出发点却显然建立在儒家德性思维而非西方法治思维上。涩泽荣一曾引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强迫竞争对手割肉还债的事例进行说教,认为日本商界必须改变“经商本身即是罪恶,因而不须拘泥仁义道德”的自暴自弃心态。但他并未意识到,日本商家如夏洛克一般不仁不义者固然比比皆是,却鲜有人具备夏洛克那种不可动摇的契约意识,而后者正是西方商业社会在法律规约框架下运作的前提。中根千枝指出,西欧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日本难以建立,自己的要求不能充分满足,工作中途就会以洗手不干相要挟,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日本移民的此类做法在本国被视为常态,到了西方契约社会中却是绝难容忍的行为。欧美社会见惯契约阈限内“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欺诈手段,因而才对毫无掩饰、简单粗暴的日式毁约震惊不已,印象深刻。契约意识的缺失,既是“町人根性”区别于西方的独有日本特色所在,也是最易引发西方注目和诟病的问题。

“晕轮效应”一旦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意味着日本遵守国际规约、履行外交承诺的国家信用度必将遭到严重质疑。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日德之间私下交易的传闻不时见诸西方评论。日本对待德国间谍并不严厉,仅要求他们离开工作部门,并无其他人身控制措施,令人加倍怀疑日本将在战局有变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倒向德国阵营。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远东大肆扩展势力,但这却是以国家信用度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米国官方出版的备忘录评价说,“日本商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商业诚信的价值,统治日本的军人势力却在世界面前上演了外交失信、有辱国格的丑剧……1915年,日本信誓旦旦地通过大使向美英等利益攸关盟友辟谣,声称它从未提出‘二十一条’,也未得到过中方的应许。如此背信弃义可谓举世无双”。

上层社会精英对日本商业道德的改造成效尽管得到西方认可,但却于事无补。对于集团价值观激烈交汇融合的日本而言,町人武士化与武士町人化不过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而已。如果武士与儒商之道可以教化市井之徒,实现“论语加算盘”的结合,那么“町人根性”也同样能够腐蚀武士的道义操守,实现“战刀加谎言”的结合。在赴美移民道德形象先入为主的作用下,被“晕轮效应”放大的日本国家形象恰恰是后者。涩泽荣一于1915年在纽约和旧金山发表演说,兜售“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主张,宣称美日之间大有合作空间,米国有资金技术与投资经验,日本与中国地理接近,种族相同,了解中国情况。两国没有理由不通过合作来和平开发中国。然而,米国舆论以冷嘲热讽来回应涩泽的提议,其原因是认为日本的“联合开发”提议仅仅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层面,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坚持垄断做法,无视“门户开放”原则。在米国人看来,德高望重的涩泽不过是又一位被派到国外“为国撒谎”的业余外交官而已。涩泽的言论恰恰印证了米国社会对日本民族常见的评论:毫不脸红地说谎是日本全体国民特性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民信誉在米国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坍塌,先于日米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当国民全体蒙受失信恶名之时,政府即使通过半官方或非官方途径表达合作意向,也一样会被视为不可告人的阴谋。

结语

相较于文明社会的商业伦理而言,“町人根性”的突出特征在于契约意识的缺失,这一点既不见容于传统西方商业社会,也与建立在共同道德规约之上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近代日本处于旧的伦理秩序瓦解而西方的契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的时期,这为“町人根性”在社会范围内的恶性扩展创造了条件。

西方观察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日本民族在交往中缺乏诚信的文化心理,但这并未影响19世纪日本在西方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批评更多地围绕商业信誉问题展开。由此可见,日本民族的特有文化心理和日本商人的职业“劣根性”,在西方观察者眼中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研究中应予区别分析。在西方看来,后者的恶劣程度之所以远远高于前者,正是因为契约精神对于西方商业社会的维系至关重要。一旦缺乏契约意识的行为超越职业心理界限,扩散至社会各阶层,就会严重恶化日本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善与回升,部分应归因于相对成熟稳定的契约精神已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建立。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对25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德国获得的正面评价最高,日本排名第4。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不是通过修正“爱撒谎”的不良印象而获得这一高位排名的,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日本电视网协议会(NNS)在39个国家展开调查后公布了“世界撒谎大国排行榜”,日本同样高居第4位。这一矛盾现象或可部分解释为何西方世界明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一再罔顾事实,却仍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对日评价。从近代以来日本与西方的互动记录中不难窥见,西方社会对于日方背约性质的失信行为通常采取零容忍态度,至于与契约精神无涉的谎言,则往往视其为政治性宣传或文化心理现象而加以宽容。(本文原标题《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以“町人根性”为中心》,作者张小龙,海军航空兵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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