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要对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件事起了关键作用，另外这人政治品格很低劣，坑了一批和他共事的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都被他坑了。他死前内些年不是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了，应该属于作为西方代理人进行反党活动范畴了。其实这事最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货色能成为中组部副部长，是谁在刻意提拔使用这种人？
老田：逃兵李锐怎样使用权谋翻身
李锐从逃兵到功臣的华丽转身——解放战争期间李跑跑是如何逆境翻身的
这是第二次听说李锐去世了，看起来这一次是真的了。看起来，应该写点东西，去纪念一下这位非法的聪明人。
一、李锐一生的三个阶段
李锐作为亲历中国革命的人物，其一生需要结合革命、毛时代和改革三个时期的表现，来进行盖棺定论。应该说，在参加革命的那一拨革命者中间，李锐不仅是学历高的文化人，还是一个难得的聪明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积累足够的功勋爬上高位。仅仅在毛时代，李锐的聪明睿智和努力，未能兑现为权位，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这对聪明人而言是不小的打击。在后毛时代，李锐作为最顶尖的非毛化骑手，有发挥了聪明人的睿智，还得到了极大的收益。
今天回顾，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中间，有一批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最为杰出的是五个高官，可以称得上是“非毛化五虎将”，这五个光辉闪闪的名字是：胡耀邦、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
其中胡耀邦没有啥子文化和思想，但他策划和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按照吴冷西的权威解读是“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向马列主义开战”，但确实是胡耀邦本人，选定了进攻方向并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起一个非毛化运动；胡绳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长期坚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变革要求写党史，毛时代的一切都不符合变革后的基本路线，为此，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要重新解释，在胡绳影响力较大的党史研究室文风也最为灵活跟风向；于光远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以“唯生产力论”解释马克思主义(淘汰了以“异化”和人道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竞争选项)，同时还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掏空政治”的创新解释，选择按劳分配作为突破口为终结单位制的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还对批驳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贡献；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麋集了主流经济学家，以美蒋范式对土共建设经验进行总结，不仅催生了中特主流经济学的“权力效益论”学派(林毅夫、周其仁是该派巨擘，核心观点是“合理的权力样式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是创造效益的唯一源泉”)，还是土共历史虚无主义的正流，至今依然是。
李锐不算是意识形态主管官员，他是个人身份杀入非毛化场域并占据一定地位的高高手，长期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出现从事非毛化事业。应该说，李锐的社会声望，主要是他以“毛泽东私人秘书”身份，进行各种发言而奠定的。
本文主要从李锐在革命年代的聪明性出发，剖析他的光彩人生的最初起点。
二、解放战争期间李跑跑是如何逆境翻身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总归有低潮，假如你能够从逆境中间轻易翻身，显然，你的人生肯定会有高度辉煌。
我们来看看李锐的逆境翻身奇迹，就知道这个人回归要出人头地的。看看在蒋军追来时，李锐作为《冀热辽日报》社长的李锐，是如何毫不犹豫地轻装并摆脱敌人的，“《冀热辽日报》在承德创刊的时间，与《民声报》基本相同。社长李锐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是办报的老行家，而且文采出众。但在延安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当家’的经验。承德的知识分子也不少，然而他在看法上有片面性。他认为：‘既不懂我们这一套，文化知识也差。’因此在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方面，做得很不够。承德撤退时，只带出了2名报务员；编辑、记者3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厂长1人——都是‘老八路’。工人也寥寥无几，至关重要的是没有拼版技工。途经隆化、围场，印刷设备几乎随走、随埋、随丢，乃至‘全军覆没’。社长犹如‘光杆司令’。复刊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在撤退时，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曾告诫：‘李锐！你如果把机器弄丢了，就不要再见我！’结果损失如此惨重，怎样向上级领导交待？李锐同志面临着一个特大难题。”【于俊沂回忆录《百炼成钢》第八篇：《给朱九思同志的回信》】
保命要跑快，全仗行李少，过多的行李有害于保命，所以弃之在所不惜。跑完了，命也保住了，但是，工作却没有办法恢复，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用带行李跑的那些傻瓜的了。何伟就是一个这样的傻瓜，恰好可供李锐利用：
“我同何伟同志共事只不过短暂的一年，但对他的为人体会颇深。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联系群众，事事以身作则。《民声报》曾有三次战略转移，他总是‘退却在后’；遇到艰巨任务，又是‘冲锋在前’。因而受到大家的爱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冀热辽日报》的部分人员在李锐同志的领导下，于9月下旬到达赤峰，与《民声报》汇合。然而未过两周，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向赤峰进犯。10 月8日《民声报》开始第三次大转移，“北上”林西。天空中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土匪袭击，其艰难不言而喻。但在何伟社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撤退进行得井然有序，行程200公里，14日60人全部胜利到达目的地。其中老干部5名、战士2名，其余53名都是“新兵”。分布情况是：编采、通联、校对干部10名，电务人员20名，行政管理人员4名，熟练工人17名，勤务人员9名。全套印刷设备完好无损。由承德撤出的《冀热辽日报》的十几名同志，也分别经由赤峰、乌丹和围场到达林西。何伟同志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了。人们得知后，无不为之动容。这次转移的告捷，为《冀热辽日报》提供了生机。11月14日在林西出版的报纸，虽然仍称《民声报》，期数也接续《民声报》——125号。但报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报头下面写明：“《冀热辽日报》、《民声报》联合版”，成为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机关报。领导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社长由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兼任，李锐、何伟任副社长，李锐兼总编辑，朱九思任副总编辑。李锐同志从此摆脱了困境。由于地区缩小，中共热辽区党委并入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所属《民声报》也随之于1947年元旦改名为《冀热辽日报》。”
汶川地震时期，四川教师范跑跑不顾学生率先跑出教师，还理直气壮地说就算是自己的老母亲他也照样会先跑，这引起广泛的批评和差评。相比较李锐而言，范跑跑难怪至今不算成功人士。李锐不仅在蒋军来时，甩包袱先跑，还能够把那些不跑或者拖着包袱跑的共产党傻帽的全部功绩冒领为己有。逃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还成为他解放后南下湖南担任高职的起点。跟李锐这样的聪明人一比，范跑跑实在是low。
李锐的高明还不仅在于此，他后来用各种方法把被利用的对象撵走，这样，由傻瓜对照出来的“聪明人跑得过快”的结论，在熟人圈子里就消失了。
“李锐同志如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同何伟同志的共事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那会相得益彰的。李锐同志是个大才子，对文字的要求极为严格，是他的一贯作风。但对不同的人，也应有所区别，不宜千篇一律。至于何伟同志写的文章，如果没有大的原则问题，以不修改为好。但李锐同志没有这样，也给动了动“手术”。这就难免引起何伟同志的不满。他为此写下了以下几个字：“能用则用，不用则退，不必乱改。”何伟同志所言，也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写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来自亲身的实践。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有所差异也属正常。李锐同志的所为，使何伟同志感到很难一起共事，因而不得不离开了报社。”“对于何伟同志的调出，李锐同志虽曾有过检讨，但似乎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同年三月他给中央宣传部写的《冀热辽日报概况》(见李锐著《热河烟云录》)中有所反映。自从承德撤退后，不论在林西联合出版的《民声报》，或者是后来改名的《冀热辽日报》，其主要的任务都是原《民声报》的同志承担的。印刷设备也是《民声报》的。因此李锐同志写的报告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将其包括在内，把《民声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以详尽的介绍。然而该文对《民声报》几乎只字未提，且以“《民声报》原负责同志均外出，不能详述”为由，加以省略。这种做法不够实事求是，难怪何伟同志认为受“排挤”。当时李锐同志已经同原《民声报》的同志共同生活达半年之久，将《民声报》的业绩写上，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由于缺少《民声报》这部分重要内容，该报告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且令人费解。《冀热辽日报》由“全军覆没”变“重振雄风”，其主要原因是甚末？反复阅读后仍然摸不着头脑，很难设想这是出自李锐同志的手笔。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基于避免“喧宾夺主”或为他人“评功摆好”。”
“作家宋晓梦写得一本书，名为《李锐其人》。书中谈到何伟离开报社的原因，李锐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业务上对他不够信任，某些工作应交给他，自己却独揽。’”
最绝的是，李锐撵走了民生报的傻瓜们之后，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就堂而皇之地写上“不了解情况”，进而把全部功劳归之于己了，把傻瓜们的努力一笔抹杀干净了，这个还不算是撒谎，这是多么的多么聪明啊。
三、一个聪明人在毛时代如何跋涉不已
李锐作为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在逆境翻身而成功，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别人保持下来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法，把相关人士撵走，人家一走，李锐就堂而皇之地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轻飘飘地说一句搞不清楚别人工作时期的状况，整个报告就可以彻底抹杀别人的努力和成就，彻底地把别人的功劳归于零，这样一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就只剩下自己的业绩了，从这里出发，李锐不仅摆脱了窘境，还积累下功勋，大军南下时期他去湖南就已经是方面大员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成为省部级高官就已经很满足了，但聪明人李锐却不以此为满足，他自负有“总理之才”，还需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跋涉不已。在湖南期间，李锐已经是方面大员了，在百忙之外还经过数年努力，他首次写出了篇幅最大的毛泽东传记。这本传记如何，为了避免老田自己的偏见，还是看看该书全球最认真读者之一——美国学者施拉姆怎么说吧。
左图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的封面，中图是该书英文译本的扉页，右图是李锐晚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传记。
美国学者施拉姆为这个译本写了导言，施拉姆认为李锐不仅使用“偶像化手法”来写作毛的传记，而且为达到此一目的，还不惜“系统地歪曲毛的活动年表”。(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李锐系统地歪曲年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美化毛泽东，在偶像化写作中间进行反事实的拔高。李锐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写一部过渡美化毛泽东的传记，显然，不是为了在毛泽东那里获得差评的。这个写法，与官场中间某些人聪明人的行事规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有人说在官场中间投机取巧、加快向上爬速度的不二规则是：“以领导的头脑为自己的头脑，以领导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此即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李锐之所以那么写，肯定是从他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判断出发的，这个判断是否靠谱，则有待于检验。
文革史学者徐海亮在2006年清华文革会议期间，与李锐同桌吃饭，当面告诉李说：你那本书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许多年青一代进入文革，是以你笔下毛泽东为楷模的。李锐这么写了之后，确实还有些正能量起作用，至少告诉年轻人不要世故，要有公心。但李锐的当时的反应很有趣，他说：我有罪我有罪。
据周惠接受访问指出，当年李锐当年才四十岁左右，“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李锐有此期许，应该是寄希望于毛泽东了，因为没有听到李锐说过其他大官例如朱德或者刘少奇很欣赏他，能够提拔李锐当总理的、同时又很欣赏李锐的人，据李锐多年来披露的信息，应该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了。李锐总是说他是因为水利方面的见识得到毛重视，后文将会分析，这个基本上不靠谱，看起来李锐自认为毛泽东肯定会欣赏他的业绩，关键之关键还是那本偶像化写法的传记，认为由此可以取媚于毛泽东，打开通往总理宝座的道路。
李锐要当总理，他就盯住如何获得毛泽东的好感，为此李锐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步大部头毛泽东传记，还不惜系统地篡改毛泽东年表的方式以“偶像化”的手法去写作《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一书，这部书于1957年正式出版了，可惜，这份拍马屁作品未能在毛泽东那里兑现为权位。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本人对这部书的态度，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过，李锐的付出，除了得到稿费之外，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回报，没有毛泽东的看重，那么他离总理宝座依然十分遥远。
虽然毛泽东很吝啬，但是李锐作为非凡的聪明人，却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和条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接见了李锐一次，以听取他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完了之后，李锐就自称毛泽东奖赏他“当通讯员”，后来又称毛泽东请他当工业秘书，甚至还在官场流传出来李锐随时可以给毛泽东“上密紮”，想想看，这是多么特殊的地位和权势。毛泽东虽然从未主动给李锐好处，但是李锐“秘书”却能够聪明和创造性地赋予自身以特殊地位。
通讯员也好，秘书也好，随时上密紮也好，都意味着毛泽东这位显赫人物进行决策之时，会高度依赖来自李锐搜集的信息，想想看，如果李锐送给毛泽东的决策信息，高度肯定或者否定某官员或某地的工作，那是多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李锐这样的特殊人物，真不能掉以轻心，据说，还有某方面大员送给李锐两瓶茅台酒。
李锐自我创造特殊地位的努力过程，是十分精彩的历史与政治事件，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开分析。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老田：对李锐“非毛化成绩”的初步总结
人世间唯一的毛泽东“私人特务”走了——对李锐“非毛化成绩”的初步总结
前文《李锐死了，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华丽转身的》已经说到，李锐作为共产党内部少有的聪明人，很能够抓住机会完成逆境翻身，化污点为功劳;此外，他还足够努力用“偶像化手法”写了一部大部头毛泽东传记，试图以此撬开总理宝座，由于毛泽东的“欠薪”行为导致此项设计流产了。但是，李锐还是充分利用与毛泽东的一次见面，能够自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简直秘书，由此确立起自身的官场特殊地位。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李锐继续充分利用这个秘书地位，可以不加引证就写出各种非毛化大文章，由此确立起自身的党史权威解说人的地位。
李锐去世了，他晚年花费极大心力从事的“非毛化”事业还在，甚至，在一些有心人推动的“中国政治美国化转型”进程中间，非毛化还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在此粗略地总结一下李锐的非毛化成绩，对于非毛化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大有好处，显然具有继承逝者遗志，发扬光大事业的性质。
在体制内“非毛化五虎将”中间，李锐是唯一的一位不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任职的高官，他的本职是组织人事工作。但相比较而言，李锐却是五虎将中间最拼的一位，不仅自称毛泽东的唯一私人特务，还往往以此为噱头去加强自己非毛化文章的说服力和传播性。在各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中间，李锐这样的敬业精神都有着不低的地位。
一、作为毛泽东私人特务的唯一“兼职秘书”
在不同的场合，李锐自称是毛泽东的秘书、工业秘书、通讯员，还是可以随时给毛泽东“上密紮”的特殊人物，这一点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在毛泽东身前李锐就此赢得了官场侧目而视的显赫地位，在毛泽东身后极大地加强了李锐非毛化言说的地位与可信度。
秘书手记的可信度堪比古代帝王的“起居注”了：在现场完成的手写记录，多么可靠!
施拉姆访问中国时期，有关方面接待了他，他特意问起李锐与毛泽东关系这一“关节点”问题，相关权威人士回答说：毛泽东从未单独接见过李锐!施拉姆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自己脑补之后认为这个说法靠谱——因为李锐每天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无需单独接见。由此可见，李锐在海外的信誉是多么的高啊!施拉姆高度自觉地对权威回答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之后，总算是维持住了可以相信李锐的理由。虽然施拉姆对李锐的毛泽东传记写作方法不无微词，但对李锐的言说地位被毁灭依然不愿意坐视。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李锐层宣称他是毛泽东的“工业秘书”，也说是毛泽东选定的通讯员、通讯秘书。李锐还说他之所以得了通讯员身份，是因为南宁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提供了三峡工程否定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因此才给他这么一个“奖赏”——当通讯员并且可以直接呈文毛泽东反应任何问题。
不管怎么说，李锐的通讯员身份获取，是一切秘书或者特务事项的起点。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李锐在1980年代提供的两个第一手说法：毛泽东先是在南宁委派他当特务(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事挺机密的，只有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后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间，李锐又说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上海会议)毛泽东当众宣布过，这样一来李锐的特务或者通讯员身份就公开了，至少参会人员都知道了。遗憾的是，参加过上海会议的人士有上百人之多，毛身后活着的也尾数不少，李锐没有争取任何一人出面佐证他的通讯员身份。
虽然没有人公开质疑李锐，但李锐对于提升说服力却有着不懈的追求。为了加强说服力，李锐说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公开宣称过要在“三委两部”找通讯员，建立组织程序之外的第二信息管道。毛泽东确实对一些部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经说过封锁中央和强迫签字的怨言，李锐编造这个说法，看起来能够加强毛泽东派出私人特务的可信度。遗憾的倒是，李锐所处的水利部恰好不属于这个“三委两部”范围，不属于毛泽东最不满意的对象，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在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这五个机构中间，都没有发现毛泽东安插的私人特务或通讯员。这样一来，李锐就成了中共党史中间那个唯一的例外。【“百年难遇的幸运却降临到我的身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辩论结束之后，毛泽东以秀才的名义嘉奖我，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作推辞，结果还是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毛泽东秘书手记》第373页)在《手记》的第220页，李锐还讲到，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到这个问题时，把这种“兼职秘书”称为“通讯员”。】
毛泽东处在中共科层组织的顶端，他在下属部门安插“通讯员”，此事非同寻常。在任何一个科层制的行政体系中间，文件和信息的上传下达有一定之规，越级反映情况也不是没有，不属寻常就是了。亲自出面挑选通讯员和选择专人进行越级呈报，如果存在的话，显然，是因为毛泽东极度不信任主管官员，才需要另外建立特务性质的越级信息渠道，在科层制的信息上达主渠道之外另行开辟第二信息渠道。此种渠道不受科层制常规规则的肯定，显属于私人性质的操作，所以，如果真有这样的通讯员存在，那就近似于私人特务性质，这样的特务是越过正常科层制组织的上传下达程序，属于毛泽东个人与特务本人之间的私人联系——是一种运作在科层制程序之外的特殊流程。
依据目前看到的文献，毛泽东先后明确表示过明确不满的部委有：组织部、财经委、书记处乃至于商业部，但在这些部委中间，毛泽东都没有安插过通讯员式的特务，反而是没有见到毛泽东表达过不满的水利部，却出现了李锐这样一个可以越级呈情的特务性质的通讯员。事态有点反常就是了。
根据李锐自己后来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他为履行通讯员职责(或者特务职责)，于1958-1960年期间曾经给毛泽东三次写信，但信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到水利部内部事务，也没有涉及到“工业秘书”范围内的任何事情，主要是就农业和高指标问题发言的。这就更为怪异了，按照李锐的说法，毛泽东挑选他作为唯一的私人特务，但这个特务却拒绝履行约定职责，上送信息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汇报毛泽东期待的工业或者水利方面的任何事情。
唯一特务最为关注的，反而是自己主管部门和业务之外的陌生领域，李锐的三封信及其内容，完全达不到相关主管部门私人特务的专业水平，而是落在“包打听”的业余水准上了。不管怎么说，如果李锐这个说法靠谱且没有太大遗漏的话，毛泽东派出的唯一私人特务，并没有按照毛的期待去展开工作并上达信息，毛泽东在科层制内部搞特务活动是彻底失算了。这个安插私人特务的唯一效果，就是造就了李锐在官场大受尊重的高人一等地位，还有某大官送给李锐的两瓶茅台酒了。
毛泽东安插唯一的私人特务，其后果据周惠接受访问时所说：李锐“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目前看来，毛泽东要在中共科层组织内部架设“第二信息管道”，透过通讯员或者私人特务的方式，去实施常规组织流程之外的监控控制，这项打算是彻底落空了，其唯一实践就只有一个李锐通讯员和他的三封信了。看起来，作为私人特务的李锐并未帮助毛泽东搜集过任何游泳的专业信息，反而是派出特务的毛泽东被李锐利用，扯大旗作虎皮，去抬高自身在官场的地位了。
二、李锐说他反对三峡工程的观点很受毛泽东赏识
据李锐自称，他之所以受到毛泽东高度看重，是因为他否定三峡工程的意见很受看重。对于这个说法，是有条件在事后进行对照检验的。
李锐否定三峡的主要论点是“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今天有更好的条件对此进行对照检验。在长江主要支流金沙江和雅砻江兴建水电站，外送主负荷区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为降低线路损耗，需要引入超高压输变电技术(目前金沙江下游大水电外送工程选择800千伏)，而这在五十年代是不具备技术条件的。而且，支流电站规模偏小，在缺乏外送条件的情况下，过多兴建会造成本地电网水电火电比例失衡，因为电网中间水电比重过高，四川、广西等地都曾有水电站在丰水季节被迫大量弃水——雅砻江上的二滩电站就是如此，导致投资效益无从发挥。正是因为外送方面的技术与投资限制，后来规划长江上游电站建设进程中间，也是把金沙江下游的巨型电站排在优先地位，这些电站的巨大规模，能够与超高压外送工程所需的巨额投资效益，相互匹配起来，最终实现整个国家层面的大电网水火电比例的相对均衡。
除了电网水火电平衡的因素之外，三峡工程之所以在1950年代受到重视，甚至还很迫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和1954年两次长江洪水，给长江中游带来了巨大的洪涝损失，是急迫的防洪目标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论证。从防洪效果看，长江各支流控制水库以下还有30万平方公里的暴雨面积，以此之故，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各支流水库替代不了的。
应该说，李锐为反对三峡工程而提出的“支流优先”论点，在发电和防洪两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李锐说他的反对意见特别高明，还受到毛泽东的看重，这个方面至今见不到最起码的科技依据——除了李锐自称受到毛泽东高度欣赏这个孤证说法之外。当然毛泽东也可能被错误观点所蒙蔽，遗憾的是，毛泽东肯定李锐的意见或者受蒙蔽的状况，并未记录在案。不过，毛泽东对一件事情愿意听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倒不是孤证而是常规，1966年4月毛泽东阅读林一山建议把三峡工程列入四五计划的报告时，特意批示说“需要一个反面报告”。【毛泽东：《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从事后对照检验角度看，李锐因观点高明而得到“通讯员”奖赏的说法，留下了不小的疑问。更为奇葩的是，李锐在自己有关水电的观点被现实发展所彻底证伪之后，还能够淡定地做到拒绝与时俱进，他在新世纪出了一本书，继续坚持几十年前的错误观点。这本书的观点，遭遇到水电业内专业人士的集体无视和冷遇，但却遭遇到自由派和公知的集体吹捧，李锐在水电和防洪方面的奇葩观点，离专业人士很远但离公知却很近，这样的观点据李锐自己说在1958年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想必，毛泽东思想中间还具有不为人知的高度“公知含量”——虽然至今尚未有文献证实过这一点。不过，从李锐晚年毫不掩饰自身在水电方面的愚蠢性这一点看，李锐应该算得上是襟怀坦白的。
三、李锐在毛时代的努力为何没有回报
李锐为了当上总理，花费大量精力写了一本偶像化的传记，照说毛泽东应该很欣赏他才对，但却没有见过像样的回报。应该说，李锐花了大量的投入，产出基本上为零，这就不能引发对雇主的怨恨——就如同讨要拖欠工资的打工仔那样。
李锐这么写，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毛泽东肯定会喜欢他这么写的，非如此就无法在毛那里能够交换到对等报酬——譬如毛泽东因此认定他拥有着总理之才。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指靠是落空了，似乎，李锐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高投入的零产出原因，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不喜欢这么写呢?李锐拒绝反思这个。
如果毛泽东不喜欢李锐的“偶像化写法”的话，显然这个小证据会支持一个不喜欢阿谀奉承的形象来，这就有悖于毛后时代李锐着意刻画的毛氏新形象了，李锐再次有着高度的自觉：就此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李锐思考停止的地方，我们有条件帮助他把反思进行下去，如果毛泽东不喜欢阿谀奉承的话，显然李锐的写法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此收益为零。当然，这不是为了反驳李锐晚年精心刻画的毛泽东形象，而是说一个人很倒霉的时候，会怎么样。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毛泽东特喜欢拍马屁，但对过分拍马屁人的人，有着很高的警觉，这也可能是李锐失算的地方。我们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影响很大，毛泽东对此有过评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完全有可能毛泽东原本喜欢阿谀奉承的，但是偶然情况下产生了另类的警觉，结果导致李锐的高投入就打水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是赫鲁晓夫的恶劣表现，损害了李锐的总理道路。
还有一点，毛泽东毕生与机会主义作战，对于各种“好话说尽”的聪明人也看得多，认识很深刻：“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样一来，各种背离实事求是的聪明人，都有机会主义嫌疑，且不值得信赖。
有了赫鲁晓夫和王明的例子，毛泽东看人下判断，难免会产生一点点变化，无妨假设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传记心理很舒畅，但对照着赫鲁晓夫和党史上机会主义者的例子，也难免因此而产生各种怀疑情绪，这就断送了李锐的期待，浪费了他写书的高投入。也许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没有重用和提拔李锐当总理，不过，从毛后时代李锐言说的历史演变看，李锐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如同赫鲁晓夫在苏联一样，向中国读者非常经典而完整地演绎了毛泽东那个判断：从前恨不得把毛泽东捧上偶像化的神坛，现在则恨不得把他贬到低下九千丈。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毛泽东都是同一个人，他所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都已经进入历史，不可能改变。起了巨大变化的仅仅外在的形势，从前是期待拔高描写获取投机政治收益，但是，现在投机的方向要一百八十度转弯了，只要是投机政治收益的方向却发生了改变，追求个人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投机方向就要跟着改变，所以，李锐需要适时地改变自己。
四、为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而奋斗终生
不得不说，李锐哪怕在国民党的兵锋威胁之下，也能够随时以跑跑脱身并且还不妨碍其逆境翻身的聪明人来说，在毛时代却长期陷入高投入低产出，也算是前所未有的挫折了，心里有点怨愤也在所难免吧。
有了李锐这样的历史经历，很容易确立那种一百八十度转弯的选择——从此投身于权势地位的自觉维护事业，李锐在毛时代的“憋屈记忆”，最适合被选拔出来从事“拨乱反正”业务。不管是在组织工作岗位上，还是李锐积极从事的非毛化事业，都悠关文革群众思索批判的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工作，不得不说，李锐的分内工作及其分外非毛化事业，均服务于维护特权集团不受挑战地位的建设工作。
等到毛后时代，李锐作为组织部高官主持选拔第三梯队，他积极而自觉地把文革早期在北京街头杀人伤人的犯罪嫌疑人提拔进入第三梯队，把参加批判特权和资反路线的群众领袖和大学生“记入污点档案且永不重用”，这应该算是他一生之中“职责之内”的主要业绩了。李锐在这个方面的努力，非常直接而明白地揭示出他本人对于“自来红”接班的支持力度，表现出对特权和地位进行世代传承的高度赞同。
与此相关，捍卫特权阶层的权势利益不受挑战，对于晚年李锐来说是相当积极和自觉的。有高官说要永远把毛泽东作为开过领袖来纪念，李锐就创造性地提出那个著名的三段论——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这个三段论的每一段评价，都直接牵扯到官僚特权阶层的权位利益的加和减：建国成功那个官僚阶层成了最有权势的群体，而治国方面毛泽东明显选择了不利于权势换金钱的路线因此就只能够评定错误，等到文革发动群众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大部分官员丧失了权势地位那显然就有罪了，这个三段论的背后一以贯之的是权势集团的利害关系检验。
与自觉关心权势集团的地位紧密相关，李锐晚年在大跃进问题上深耕熟蓐(他大多数著述的主题都集中于此)，目的都是为了洗白当权派喧嚣一时的机会主义表现，这个方面的对照梳理，参阅老田的考据文章《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李锐颠倒黑白，竭力把屎盆子扣在毛泽东头上并不是目的本身，他借此洗白建国后共产党官场最大规模的机会主义狂潮之后，就间接地反驳当权派具有“可批判性”——这样就间接地驳倒了文革必要性的论证。只要是确立了特权集团自身就能够实现“伟光正”，那么在反面就可以佐证政治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彻否政治结论”，这就与特殊时期的党中央就保持了高度一致。
有人把李锐这种状况称之为出卖灵魂，但李锐依然具有特殊性，他是在忍痛出卖灵魂的。毕竟，他晚年竭力洗白和为之鼓吹不已的“共产风团队”，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他和彭德怀诸人视为异己和威胁，要致他于置之死地的力量。一个人当然可以为了权势利益而出卖灵魂，但是，把灵魂出卖给伤害过自己的势力，还要昧着良心把那伙人的污浊洗白，心里总不会没有疙瘩。这种情况也许造就了一种自我麻醉状况，李锐表现出极度痛恨毛泽东的种种，带着情绪去歪曲事实的种种，反逻辑的解释种种，说到底是一种麻醉——要不然还能够怎么样呢?灵魂不卖了吗?麻醉是为了出卖的正常进行，要不然就无法说服自己以坚持下去，为什么人生要有那么多艰难和无趣呢?
在一定程度上，李锐的社会高度，是由学术的低度去证成的，李锐暴得大名且至今受到某些势力的追捧，本身是现实政治力量格局折冲过滤的结果。李锐的存在及其言说方式，显然意味着追寻土共历史真相的难度，以及认真研究中共政治历史的不可能性。这个方面的种种状况，可以等待逝者安息之后，再慢慢去展开和探寻。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七日
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秘书
毛主席身边的文字秘书（或者说“秀才秘书”）只有三个：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而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秘书。
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分成几类：
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要文件，主要有叶子龙、罗光禄、高智、徐业夫、张玉凤等人。他们接触到的高密级材料很多，知道不少高层机密，但也是守口如瓶最严格的。
文字秘书（或者说“秀才秘书”）负责起草文稿、写文章等文字工作，基本上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这三个人中，胡乔木是左派，田家英是右派，陈伯达是两面派、投机派。胡乔木的结局最好，田家英的下场最惨，陈伯达的官位最高（当过政治局常委，但才一年时间就倒台了）。
警卫秘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其实就是核心警卫员，主要有汪东兴、李银桥、张耀祠等人。生活秘书负责照顾主席生活和身体健康，有江青、张玉凤等人。
而李锐则根本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只是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的权利而已。这相当于古代臣官“专折单独奏事”的权利，例如康熙朝的曹寅和李煦。李锐对外宣称是毛主席的秘书，无非是招摇撞骗、自抬身价而已。
朱永嘉：纠缠不休于个人遭遇而怨天尤人的李锐能走的安心吗
《炎黄春秋》第五期(2015年)我早就收到了，只翻了一下目录，见有李锐的《九九感怀》一文，当时我没注意，也没有兴趣去读，他的文章“道不同，不相为谋”嘛！近日见郭建波评论李锐此文的文章，使我再把此文找来一阅，郭家波的点评把李锐的原文给切割了，还是拿李锐在《炎黄春秋》上的原文来读可以客观一些，免得有先入之见，才能比较客观地掌握文章的精神所在。我读后的第一感觉是李锐此人极不诚实。他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就是一本推卸自己责任极不老实的书。就此书本身的问题我已有专文评述，不再在这里重复了。
眼前这篇“九九感怀”读后给我的直觉：此人是死不回头而且是越走越远了。为人要一以贯之，有始有终，死而后已，这才是真君子。个人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是大事，怎么能纠缠不休于个人遭遇上的委屈而怨天尤人不休不止呢？何况对你也说不上什么太大的委屈，而你却那么耿耿于怀没完没了地述说个人的“苦难”，而且夸大其词。你说的那些事不符合事实，举一个例子，你说自己“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我也蹲过秦城监狱，也是单关，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如果坦荡荡的话，它提供了你读书学习的时间和机会。你成天在那里患得患失，心态不好，便只能自己折腾自己了，这又能怪谁呢？那时我的想法是既来之则安之，好好读书，专研学问，不允许你搞政治，还可以搞自己的专业，读自己专业的书嘛。你把单关说得那么恐怖不符合事实，别有用心罢了。我被单关长达六年以上，可没有如你那样失魂落魄地忐忑不安。你说能从墙上高窗看到外面盖房的大吊车，我住过高窗的单间，窗子很高，你根本不可能爬到窗口去看窗外，那个玻璃是磨砂的，透光而不透明，仅这一点说明你关于秦城监狱的生活都是别有用心的连篇谎言。你说秦城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造的，也是谎言，难道这是为了将来关你们而盖的吗？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如你这样的小人别把自己看高了。当然如你这样的小人关键的时刻也能起到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作用。在庐山会议上你的罪孽也够深重了。
你在文章中说，你自己在1989年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你说的“普世规律”恐怕是普世价值吧？那有如你这样挂着共产党招牌为苏联的垮台而幸灾乐祸的。你的言下之意是否认为中国也应有如苏联那样的结局，我要反问一下。为什么苏联垮塌了，中国没有垮塌呢？最早揭露苏联修正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在十年中苏论战中，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苏联垮塌的前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跨了，而东方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你说的那个“普世规律”怎么在中国就不灵了呢？这也许就是你那么怨恨毛泽东的原因吧。
你在文章中，对邓力群同志还那么耿耿于怀，实际上在乡愿们那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时刻，邓力群同志才是中流砥柱，他一辈子不是没有过失，然而他在大是大非的态度上那真是是非分明的。为人应该如他这样光明磊落，他同样是高寿，去世以后党和人民还是怀念他，郑重地纪念他，而你别为自己能九十九岁长寿而高兴。恶人长寿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孔夫子有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你活着已逃不脱众人的咒骂，死了遗臭多少时间，那可说不上来。我想只要社会主义还能在中国坚强发展一年，你这一生的所言所行，始终会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为什么？你的言行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党内一群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言人，你的结局，请不谓我言之不预，这不是我对你的诅咒，这是历史因你所言所行赋予你的历史使命罢了。谁也改变不了，如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
我还是希望不要改变你那优裕的生活条件，希望你能再多活几年，在《炎黄春秋》上多发你几篇文章，因为有你这样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做反面教员，可以不断提醒我们，要警惕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别给这些人搞乱了。
郭松民 | 一个东食西宿的聪明人
“这个聪明人是谁？请大家猜。”
01
—
有一个人，今天终于死了。
许多人等这一天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如果不是严格的禁放令，估计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中国有个古老、温厚的传统——逝者为大！大致的意思是无论生前有怎样的恩怨，但如果一个人已经去世，那么生者就不应该再对他有不敬的言论或举动。
这个传统是应该被尊重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人一直在践踏这个传统，他对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逝者——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最起码的尊重（尽管无论于公于私，毛主席都有恩于他），所以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也不应该受到这个传统的保护。每个人都可以直抒胸臆将自己对他的评价讲出来，而不能被指为不尊重传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他比做《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并提出“于连参加革命了，怎么办？”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因为虽然这个人和于连都表现出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特征，但于连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精神的熏陶，对大革命失败后复辟的波旁王朝的虚伪及贵族等级制深恶痛绝，于连的行为带有扰乱贵族筵席的动机！而这个人的言行，则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和私利，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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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死了，他是在北京医院的高干特护病房中死去的。
从2018年3月30日住进这个病房算起，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接受了最好的治疗，最好的护理，使用了最好的药品，但由此产生的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天文数字的费用，他却不需要花一分钱。
这一切待遇，都是新中国给他的。
这样的设计，原本是为了照顾那些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别无长物的革命元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应该享受的人也享受了，这个人更是甘之如饴。
问题在于，这个人是痛恨新中国的。他曾在文章中诋毁新中国的成立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错误”，没有一天不在盼着改旗易帜，但却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不食周粟”的气概，对新中国给予的优厚待遇一概来者不拒，享受到死。
这个人得享高寿，他自己不无得意地总结说这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但如果没有新中国免费提供的无微不至的高水准医疗保障，他又怎么可能活过百岁呢？
03
—
如何评价这个人的行为？
想起了一则古代笑话：
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此为两袒者也。（《艺文类聚》卷四十引《风俗通》）
东食西宿，所有的好处全要占尽，一点亏都不吃，齐女真够不要脸的，这个人也是这样。
但这的确是他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八十年代以来，他一直以“毛泽东秘书”相招摇，但另一方面，又以向毛泽东主席身上泼污水为职业，完全不顾及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
04
—
那么，这个人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撒谎！只有靠谎言才能维持东食西宿的生活。
此人在政治上的谎言，现在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予以揭露，这里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的可以去查。单看这个人是怎样教育女儿的，就不难明白他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人的女儿李N央在《爸爸究竟是怎样的人？》一文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一次，还在上小学的李N央考了2分，不敢把成绩册拿给母亲看，于是模仿母亲的笔迹，在家长签字一栏签上了母亲的名字，虽然暂时在老师那里蒙混过关，但终于被母亲识破——
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虚。仔细辨认，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签字？”爸爸坐在沙发上妈妈的身边，也生气地说：“什麽，冒充妈妈的签字，这还了得！让我看看。”
拿过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像，这孩子学得还真像。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嗯，这孩子聪明，真聪明！”妈妈更生气了，“你还夸她聪明，这是耍小聪明！最要不得的坏品德。你就是爱耍小聪明……”
这个人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当年在决定命运的庐山会议上就是这样“聪明”的，八十年代爬上高位后更加“聪明”。他就这样聪明地过了一生，各种好处全都占尽了，至于死后的骂名，他不可能没有想到，只是不太介意罢了。
李N央也真是这个人的好女儿，对母亲的严格要求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终于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将母亲描绘成了一个荡妇，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05
—
中国革命洪波涌起，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也裹挟了不少泥沙。
类似这个人这样毫无伦理、是非、羞耻感的人，居然能够在不短的时间里浮出水面，顾盼自雄，甚至一度掌握了历史解释权，这里的确存在需要认真总结的严重教训。
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庐山会议“军事俱乐部”事件中李锐的肮脏角色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作者：张杰）
双石：亲历熊向晖之女PK李锐
前些日子在帝都盘桓了几天，意外瞅见了一台戏。在帝都住熊蕾大姐家，闲聊时听她说起社区组织了一个纪念抗战的座谈会。那意思耶，就是让社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下一代的老年中年青年们，一起来说道说道抗战那年头的事儿，追一哈昔，也抚一把今，牢记历史，放眼未来……
这是好事儿，双某也很感兴趣——不光是对话题感兴趣，最主要的是对聊这些话题的人们感兴趣：住这楼里的人儿按老百姓话说那都是些大官或前大官——也就是“老革命”、“老资格”，他们或他们的后人们，对在社会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都有些啥看法？观点是不是都一样？如果不一样，会不会在会上PK起来？……
——不好意思，双某这人心眼儿忒不厚道，就爱瞅PK的场面。
大姐说不会PK的，规定了每人的发言时间，挨个来，每人就5分钟。
双某心说：管他耶？还是得去瞅瞅——万一真有热闹瞅耶？
26日上午，双某跟大姐去了24号楼下的老干活动中心。一进门儿就很意外：大名鼎鼎的李锐李大秘，倍儿精神地坐那儿耶。听说这老先生99岁了，说话中气还挺足，社区组织者好象也拿他当个宝。
主持人热情洋溢煽情讲后，社区领导和组织者先后致词——多次提到李老先生与会很荣幸。
行礼如仪后，发言开始。
头一个发言的是江文的女儿。刚开始双某以为这位江文就是很著名的三局工作过的老红军，一听发言才知道这是一位同名同姓的老革命，抗战初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当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今年初刚去世。
接下来就是李锐发言。李老先生发言很有意思。
一开头，老先生说了两句与抗战有关的话：我是一二九运动武汉大学的“头头”，这院里的某某是武汉中学生的头头，彼此的情况都清楚云云。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抚摸伤痕展览伤痕，诉说自己的坎坷经历：延安整风审干审了自己多年，庐山会议那个反党集团成员个个都保留了党籍，唯有我李锐最背时倒灶，开除了党籍不说，还下放劳动，遭罪啊遭罪，冤枉啊冤枉……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搂不住了——口水全喷在在“抗战”的圈儿外。
老先生还意犹未尽，又亮出了早准备好的一堆报纸：瞅瞅，这是《文汇报》对我的采访，这是《炎黄春秋》登的我的文章……，这个这个，这个动作可就让双某太跌眼镜了，一肚子的不解也冲上了喉咙：老先生你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大场面的人儿，庐山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重量级会议你都是参加者，还出尽了风头，现在一社区级别的座谈会上，怎么还是这么按捺不住地显摆个没完没了耶？一大把岁数的人儿了，还这么怕遭人冷落，还耐不住寂寞？……
当然，这些话只能咽回肚子里——双某是观会者，不是与会者，没得发言资格的。
“你不要说了，赶紧下去吧！”熊蕾大姐猛然间冒了一句。
——得，这位可是有发言资格的，原本就安排在第二个发言，结果李老先生临时插了进来。李锐显然没想到会有人发难，一楞：“我有我的发言权……”
“你早就超时了，现在该我发言了！”熊大姐毫不客气
——偷偷地说一句，俺可是头一次看见大姐这么有脾气！
这也难怪大姐有脾气，那些扯着喉咙喊民主自由宪政的，就真没几个有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意识！潜意识就认为讲坛只能属于自己
“你是什么人？”
耶——，他还来劲儿了？气势汹汹啊！
“我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我当然有我的发言权！”熊蕾大姐毫不含糊。
其实熊蕾大姐跟这位老先生是老相识：当年李老先生码出的许多文字，就是这位熊蕾大姐替他老翻译成了英文，才得以在大洋彼岸印刷成书走向世界的。后来李老先生反毛非毛的本来面目越来越露骨越来越峥崂，熊蕾大姐与他之间的距离当然也就越来越来远了——有一次，熊蕾大姐到李家交译稿时，李老先生就指着她跟满座高朋们嚷嚷：“什么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还不是靠她爸爸把情报送出来……”，然而这样的轻薄之论无论是大姐还是熊老本人，都不会领情更不会受用。比如熊老就跟俺这个后生小子说过：我不过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熊大姐也忒腻歪有些媒体炒作什么“熊向晖救了党中央”……
李老先生口口声声“我对得起这个党了”，实际上他空有九旬年齿，实际斗争的阅历却相当有限——他没有独立操作过军事斗争、群众斗争和地下工作，对军事指挥和情报工作的认知相当肤浅，甚至低于如今一大票高中生军迷：从来就没有什么只凭情报打仗打胜仗的军事家，军事家得到的情报常常是五花八门甚至彼此矛盾的，这就是需要考验指挥员的判读能力！情报只是采集素材而指挥则是创作和导演。否则怎么解释中央苏区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委二局的情况那么准确，却仍然要打败仗耶？为什么换个统帅就能游龙戏水哩？更何况，熊老当年送出的是战略情报而不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部署，带着党中央在陕北当诱誀的毛泽东面临的不可预测和未知和危机事件其实是很多的，根本不是一纸计划所能全部包涵的……
熊大姐和李老先生你来我往PK上了，会场也热闹了起来。
“下去吧，你说些我们都知道，早听腻了，你就是个饶舌怨妇……”
有些老头老太太跟熊蕾大姐叫好，鼓掌起哄，那意思就是让李老先生赶紧结束。
也有一些人很有爱心，祭起了“尊长”的道统要给李老先生撑腰：“他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让他说完吧……”
从一般意义而言这个道统当然没得问题，可这个当口对李老先生这样的人亮出这个保护伞却是差点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老人不？他老可是一百二十多岁的老人儿！李老先生卯足了劲儿拼命抹黑他诅咒他诬陷他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尊老”的道统？抛开政治是非不言，就算他老对你“杀降不武”了，可他老不是对你还有过“知遇之恩”么？再者说啦，你这辈子，都是别人对不起你坑了你，你就没得对不起别人儿坑别人儿的时候？
“我是个网盲，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骂我。网上就有人骂我是汉奸……”老先生还是没完没了。
“差不多，我看你就是共产党里的叛徒！”熊大姐不依又不饶，半点儿客气的意思也没有。
李老先生看看再说下去也是没趣儿了，但要这么着停止叨叨又觉得不甘心，于是掏出一份简历来，要大家容他把简历念完。看到老先生这副模样，双某侧隐之心油然而生啊，那就是一个万分同情啊！想当年双某给老先生当粉丝的时候，老先生那风光有多大啊！老先生的文字，那就是一个洛阳纸贵啊！如今耶？竟然混得在一个社区都扯不起场子来了啊？这可真是造化弄人，风水倒转了啊……
李锐大声念完简历后，大姐发言。大意是：我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我父亲也是一二九时期开始追随党的，后来受党的安排到胡宗南身边工作，亲历和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历史，也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坚持撑起半壁江山的历史，这无疑更加坚定了跟党干革命的信念。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如果我父亲当年在延安参加整风，也极有可能成为”抢救对象“，但这是支流，诋毁不了延安整风作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蒋介石就对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十分佩服，败到台湾后还把整风文件发下去学习研究。而我父亲亲身经历，也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英明。现在社会上有人对共产党人中流砥柱的作用说三道四，就是因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叛徒在丑化和颠覆党的历史……
因为另有约会，大姐发言还没完，双某就离开了会场。
后来的事儿，听大姐说是这样的——
她发言快结束时，李锐终于认出了她来。为表示长者风度，李锐主动伸出来手来要跟她握手：你那会儿经常来我家，挺遵重我的嘛。可大姐握着手嘴上也不饶人：你反毛非毛我就不能尊重你，因为这是政治背叛行为！……
这话俺很认同：政治是非是大原则，你李老先生既然认为共产党这么万恶，为嘛不一退了之耶？是不是舍不是这离休干部待遇？——前些日子看老先生的一篇文字，口口声声“我对得起这个党”，真是倒胃啊！你有啥功啥劳就对得起这个党了？不就是耍过几下笔杆子么？轻狂不轻狂啊，浅薄不浅薄啊？再者说啦，这个党被你说的这么万恶，你还对得起他，你不也是一万恶者么？……
这事儿还没完。
第二天，楼里有俩老太太找上门来了，都是楼里住着的老革命老资格。俩老太太一见着熊大姐就叫伸出大拇哥叫好，连说很解气很解气，你说得太好了！这个李锐我们早就瞅他不顺眼了，倚老卖老胡说八道，就是一叛徒，你以后再扩大范围，多给大家伙儿讲讲……
社区微信群里，也是讨论得热火朝天，明显分作两个阵营。
双某认为，这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
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社会哪个角落恐怕真是避不开躲不掉啊！那就不如不躲不避，索性亮他一剑！P他一K！（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双石，察网专栏学者，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编辑、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著名军/战史研究专家。本文察网首发于2015年8月30日。】
网友评论：李锐确实没有独立从事过军事群众地下斗争，这人在解放前基本就是打酱油的角色，这人之所以在解放后受一定重用是因为其大学学历，非常占便宜，学历高在同时期入党的青年干部中一下就很突出，同样道理在wen。文革后80年代提拔的一批青年干部中，大学以上学历真的非常占便宜，面瘫271都是那拨人中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