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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作者:王岳川 来处:文艺争鸣 点击:2019-02-26 12:10:00

摘要:新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新思维。本文从九个方面凸显走出边缘化的中国思想的前沿学术问题。

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于是,我们的思考,就从上世纪的“去中国化”进入的新世纪的“再中国化”问题域。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化紧跟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福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力争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体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新世纪文化的“再中国化”,以避免日益恶化的“文化战争”。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重新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

中国需要更为清醒地认清西方“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西方的“去中国化”集中表现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上。

其一,“黄祸论”。几百年来,西方人把给欧洲带来破坏和威胁的“蒙古西征”看着“黄祸”,并将中国描画成恐怖的国家。在19世纪,西方更进一步将中国看作愚昧暴力的“黄祸”,目的在于为将中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张本。在巴古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言论中,几乎到处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观点。[2]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族敌视和文化偏见,导致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和隔膜。其实,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只有“白祸”——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贼喊捉贼的所谓“黄祸”。[3]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国威胁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那种自强自立、和平民主、国家独立的形势使得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破灭,于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推认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统治全球形成“红色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之时,加速了经济起飞并逐渐显露大国崛起气象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再次动用“威胁论”的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富强会导致世界的战争。其实这种基于“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文明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攻击是无效的短视的,说到底,这是西方对西方中心主义衰落的本能恐惧和非我族类的狭隘心理作怪,没有认清中国崛起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文化智慧对整个世界提供“和平共处”方略的福音,而绝非西方对“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胁的“有意误读”。

其三,“中国崩溃论”。当“黄祸论”不攻自破,“威胁论”成为笑谈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又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国内失控而即将崩溃。中国不仅没有向前苏联一样崩溃解体,反而在十年间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威胁论”再度响起,“崩溃论”不绝于耳。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称霸世界心态,没有摆正东方与西方的位置。然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由西方放人说了算,而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说了算。

其四:“去中国化”。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从仁川机场到汉城市内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可以看到中国字。受惠于中国文化的韩国“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

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的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话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

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中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二、大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战争”症候

近年来,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美参议院高票通过制裁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对符合“汇率操纵国”定义的国家进行惩罚。同时,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也值得关注。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西方正对东方豢养了一大批所谓的“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文化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4]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5]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6]

大致上说,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对东方文化的本土创造者加以残酷打压,另一方面是不遗余力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中央情报局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大搞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诬蔑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快中国传统文化消亡和失效。这里面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Stonor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桑德斯说,“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7]有以强大美元做后盾的中央情报局和及其买办的“必要的谎言”掩盖下的后殖民战略。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艺术和政治的挂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提出大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三、“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让世界各国对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鲜、俄罗斯、美国等国,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标准来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得到认同得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过去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和中国文化输出不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不了解,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底层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8]但是,今天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被称为“欧洲后院”的非洲对中国一直大多为友好的正面评价,被称为“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已经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划环太平洋四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联手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中,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却不断上升。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成为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过多,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世界性负面评价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重视美国,相反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尽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战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负面形象,但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评价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国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国会如此差劲?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耻的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标定为“入常年”,我们中国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我们必须以大国心态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重建中日深层对话的国际机制。

中国正面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被世界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和接纳。这无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十年来,中国从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在国际的正面评价中,仍未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存在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尽管在亚洲国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脱亚入欧”时期在欧美国家中有自己的市场。但是有一点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开始让位于中国自身变革的中国形象。西方强势的世界化扩张,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冲突。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已经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东亚中华文明则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在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近来,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Interactive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这一国际形象的塑造,同我们平衡地把握中国形象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紧密相关——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无法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价值修为,只有整个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9]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10]

可以说,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全球化经济运作充满潜规则和阴暗面,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四、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

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集中在“理性”问题上,而现代“理性”包括三方面: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所谓的技术理性,主要表征为高科技的“热核战争”。现在,全球有一万枚原子弹,氢弹无数,足以毁灭人类300次。但是今日世界范围内的“核大战”是任何人都不敢打的,一旦打起来人类必然走向“集体自杀”。历史理性,表征为现代历史上掌握国家权力者提出的“终极乌托邦”,以此蔑视当下人性的合法性要求。如纳粹法西斯等用“乌托邦”掩盖险恶用心而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在工具理性庞大,历史理性猖狂之下,人文理性在后现代社会中正在空前地淡漠化、平面化、虚无化。东方乃至整个人类正在紧跟西方后现代虚无主义漂移,并因袭复制西方的文化精神生态疾病基因,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生态”病毒蔓延。

当今世界,由于中国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几乎全盘认同,对本土文化的边缘化和虚无化,使得中国文化资源大部分流失,东方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地位令人堪忧。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军事崛起的大国,其文化在全球不断遭到误读和边缘化,将使得中国进一步被“妖魔化”和“边缘化”。一个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其“大国文化安全”将进一步恶化。只有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人类未来才可能真正具有和平和谐的美好境界。

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化约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在全球化中推行自我的方式是“三片文明”和“三争文明”。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影响了整整三代人。我们的视觉趣味已被美国锁定,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被美国人改造——非大片不看;二是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人们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日以征服自己的重量。三是芯片,电脑windowns系统深藏奥秘,人们只要上网,而美国情报系统出于需要,就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电脑里有关材料复制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我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发动的,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发展史是血腥的历史,其征服战争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西班牙对中美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6世纪,英国对澳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8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大波兰人的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在现代之前,全世界大约有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不到十种。西方武力的扩张连同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文明的消亡加速,其中现代工业文明倾榨和大规模战争的人为因素祸害极大。进一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冲突不断,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恶果。[11]

这种以现代性对全球文明的霸权主义诉求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扩张。今年,美国CNN主持人肆无忌惮地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确实是真正崛起了!于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早已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污蔑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不断西化的当代中国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全盘西化者的文化巨型想象有着这样的图景:“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东方的未来图景,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无差别地与世界“接轨”。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心态下,中国的国内问题被西方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

我坚持认为: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最近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是的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的,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五、西方“现代性弊端”与中国可持续“文化输出”

深究起来,很多现象都肇因于现代性带来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同时还与中国当代的“文化失根”已然成为严重的文化症候相关。不难看到,当代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悠久的中国文化是否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再次崛起?中国文化在未来岁月还能成为中国民众心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吗?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断根性”正在修改着我们的“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人们的心性价值。背对问题是没有用的,只能面对问题——看中国文化在西方现代性困境中遭遇到怎样的文化基因变异,在东亚国际语境中面临怎样艰难的文化抉择和价值担当,在整个世界文化失败主义和虚无主义中,中国将面临怎样的艺术振兴和文化重建使命!

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在多元多极时代仍然坚持单边主义立场,将这百年中国传统被西方现代性中断,看成是永恒的中断。如赵达功在《中国的传统还剩下什么?》中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西化,中国自己的传统剩下的寥寥无几。从写字来说,中国的传统是用毛笔,可现在除了家作为国粹艺术玩两下,要么就是伟人、名人、大人物以来美化自己;从穿衣来说,如果和一百多年前比,现在的中国人都成了‘洋鬼子’,哪里看的到中国传统式的服装,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藏族人等穿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你却难以看到中国人穿传统的长袍马褂;从哲学思想上看,中国一方面害怕西方文化入侵,自己也实在拿不出自己祖宗的东西;从音乐戏剧来说,中国也全盘西化了,老祖宗不但不懂和声、对位、配器等复声音乐的那一套,竟连七声音阶都不知道,就是现在仍然还是在五声音阶的大调里头混;从治疗疾病上看,西医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传统的中医没有化验,没有解剖、没有经过人工提炼的化学药品;从教育上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容‘四书五经’之类的早已不复存在,只是留下了八股式的教育方法,不要学生理解,而要学生死记硬背,这种方式也就要淘汰;吸烟也是西方引进的,艾滋病也是西方引进的,共和制、铁路、柏油马路、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西红柿、洋葱、所有电器类的商品等等数不尽的从西方引进的东西。属于中国自己传统的有哪些?哪些传统能长久不衰使中国人自豪?哪些传统如同夕阳西下日渐没落?首先最令中国人自豪的是中餐;其次是中医,但也在衰落之中;第三是中国武术;第四是中国传统戏剧,也在衰落之中;第五是,也在衰落之中;第六是哲学。既然属于我们中国自己伟大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只能说明我们祖宗的东西大都是落后的。”之所以引论者如此长的一段文字,乃是因为此文将中国文化在现代西化中的重大困境说的如此透彻。当然,我们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他是要放弃中国立场和身份而全盘西化,而我的立场是坚持中国身份,将中国文化优秀部分振兴和创新,共同产于人类未来的精神生态建设。

有必要审视现代西化给人们带来美好承诺以外,还带了多少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多元时代不是求同(那是现代性的时代神话),而是求异尊重差异性。我痛心地看到,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终。工业社会的冷漠竞争导致了西美尔所说的现代人的“畏触感”,而强权者抛弃了王道而选择了霸道使得世界不仅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遭遇到更为严重的全球精神生态危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面对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关系。传统是前人总结出的一套必须遵守的文化规范或思想范式。任何新时代中的传统仍然传递出历史岁月的魅力。吊诡的是,艺术精神的生生不息使任何僵化的“守成”成为不可能;要创造新传统,创新者往往会因与传统的疏离而受到伤害。我坚持认为,一种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单边主义者虚心一些。《中庸》说“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未达中庸之境。如果两者加以整合的话,我想人类会找到一条更健康的道路。

在全盘西化“因袭”的终点,是我们重新“发现”(discovery)东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已不再是饥不择食的拿来者,而是有选择地继续拿来的同时,主动在理论旅行和文化互动中进行“文化输出”。我想说的是,20世纪初我们要“全盘西化”地“拿”过来,21世纪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输”出去。不是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的好,而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文化“妖魔化”,否则中国人就只会不断地听从于“他者”话语,只能听第一世界的权力声音而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在文化上成为永远无足轻重的“沉默的一群”。

对西方的“拿来”在严格意义上是对西方的因袭,这种全盘西化式的文化因袭,在20世纪初有其合法性,但在21世纪是否仍然合法,值得大打问号。有学者认为:西风东渐已经一个多世纪,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因袭是创造的第一步,就像学写作文,当然只会因袭的人是不会进步的。“抄”是为了“超”,这才是目的。然而却有人想永远因袭下去,甚至开始对那些不想因袭西方模式的人心怀不满而加以攻讦。但这些人恐怕忘了,我们曾经全盘“西化”,也曾全盘“苏化”,皆是邯郸学步。当代已经不是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全盘西化时代,起码不能要求别人也跟着目光短浅地哈美哈欧哈日哈韩。

我们应该面对世界文化战争异常复杂的大格局,面对我们的数千年文化辉煌和失落的命运和难以预料的前景,对西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种种形态加以检视,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和人类精神生态修复重建做一系列深刻地反思。

六、注重大国软硬实力重塑“中国文化身份”

郑永年在《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12]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是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精神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人类需要的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全球文化现象,全世界都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决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学者应该有身份立场。西方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而西方人也不会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出路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味的文化虚无和失败主义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发展,就会忽略东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异,当经历全盘西化的艰难以后达到了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话的目标,但是无形的中国文化身份和宗教对话目标却可能会失去。中国就可能成为西方第二手复制品,失去了中国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国身份。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坚持“王道”反对“霸道”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不做全球霸权并反对全球霸权。我很同意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崛起中,学者必须思考是中国当代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有西方人提出来?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之路”,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七、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精神”和“美国梦”不再那么斑斓诱人,学者们大量著述开始对美国精神美国现代性加以批判。美国也开始正视中国的巨大存在意义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价值,提出现代欧洲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是“远东”,而今天从美国往西看,则中国是美国的“近西”。这一提法的重大变化在于,昔日从欧洲看中国的“现代性”变为了从美国看中国的“当代性”。但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似乎都可以称为“近西”,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近西”的?可以说,是在日美、美韩同盟这一立场,或者说,美国从来就把日本、韩国看作自己的前沿阵地。但日本、韩国民族情绪和正常化进程的进展,美国遭受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而是中、日、韩三国的挑战。美国无视日、韩的独立性价值,必将引起日本、韩国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13]

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14]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

中国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其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的GDP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半殖民国家,当代中国文化人应该努力提升大国文化精神,中国家应该证明中国文化可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经验。中国不能在经济上是大国而在文化上是弱国,天下至危险者是“帽大身小”:外在的形象帽子——经济军事很发达,内在却文化虚无——没有攻心为上的文化说服力,这是多么危险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9世纪末期散布“蒙满非汉论”,最终在20世纪初期使得外蒙独立出去。20世纪初,日本又向韩国提出“高句丽”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期爆发,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时说:“中国侵略过韩国300多次,这个仇要永远记得”。我们周边国家的冲突的确危险,但是可以用文化战略化解而和睦相处。如果文化战争一触即发,情势会更加危急。

在播撒“中国威胁论”之后,日美1985年后又提出“中国七国论”——将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可谓危险之危险!中国的和平和统一离不开军事、政治的权力话语,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力!历史上统一的大国,文化作用非同小可。秦始皇征战六国统一后用法家治国,可惜秦两代仅仅十五年而国家灭亡;汉代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却能够四百年长治久安!文化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我们要看到文化的重大价值,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把头伸出斗室,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文化是攻心为上,战争是攻城为下。面对文化中国问题,今天的文化人不可以大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中国和平与人类和平,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应该做些文化大事。

可以说,周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我们的中华文化却在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中自卑自怜,为个人利益而计较,却没有想到“天下”。中国人做学问古来就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今天还有几个学术人认为心里有“天下”?还有几个做学问的人有“公器”“公正”的度量衡?文化炒作、指鹿为马比比皆是。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应该提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了!

联合国提出三个1%,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15]今天的中国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不断地否定再否定,人文科学是复古再复古,肯定再肯定。为什么现代化许诺的是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辉煌胜利和未来美景,而这么多人把生命不当回事呢?为什么我们期望的是美好未来却又会突然终断如花似玉的生命?今天人们的生活非常浮躁,包括从大艺术家到小艺术家,从教授到学生,文化虚无主义都非常流行,而文化失败主义非常猖獗,一切问题似乎归根结底都在于东方文化不再重要而要被现代西方淘汰出局。美国哲学家丹尼·贝尔说:前现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是工业社会,后现代是信息社会。今天发达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中国仍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西方人一直向人类灌输“时间之轴”的说法:低级文明被高级文明所代替,在时间之轴中东方被排在现代性之外。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用一个纵坐标“空间之轴”来修改西方的“时间之轴”坐标。空间之纵轴在时间之横轴中表明三层境界:最下面一层是“生活境界”,李泽厚称为“吃饭哲学”,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人达到了。中层是“艺术境界”。什么叫艺术?艺术不仅仅是写字、画画、作诗这么简单,《红楼梦》中宝玉、妙玉经过潇湘馆,听黛玉弹琴,君弦突断,而妙玉从黛玉琴声中知其早逝之命——琴声为灵魂而歌为诗意栖居而歌。今天这样的艺术境界已经很远了,技术性教育中使人们无视艺术境界。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在今天尚未成功。艺术有其不可取代的人性修复功能,艺术在现代派的鼓动下消失并诋毁“境界”,消失了艺术之外人生的诗意化,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东方艺术境界的消失,直接导致最高一层“天地境界”的消失,使得今天整个世界人性和人心出现了生态平衡危机。人富有了但是精神失衡了,人站起来了但是生命缺钙了,竞争力上去了但是价值观衰败了。

一个新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指纹的确立。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指纹已经磨平。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表明谈论东方却很少谈东方大国——中国。那么,谁来为中国说话?如果“现代性”一意孤行,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危险。如果核大战爆发,将是人类的集体自杀!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我认为东方和西方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谈文化!东方文化也许是慢的文化,但它最近越来越影响西方。英国出现了“慢生活主义”对抗现代性的快节奏非人生活,德国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对抗当今世界的消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人正在从东方思想中获得好的影响而迷途知返。

历史上,造通天塔是人类狂妄的表现——想显示自身的强权进而取代上帝而修建。然而上帝只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修塔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使修塔无法造下去。今天西方人提出“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全球同质化,可是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像上帝要求人类保持“差异性”那样,使得美国巴比伦塔式的一体化幻想破灭而失效。在整个世界的未来灾难面前,美国开始了“移民火星”的太空计划,而我以为人类逃离地球是愚蠢之举,只有热爱蓝色的地球,坚持让这个人类最后的栖居地充满诗意,才有整个人类绿色生态的未来。也许,中国思想今天还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思想,而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明天的中国将放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同样,中国和绘画不仅具有中国性,而且在不断的文化播撒中,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东方绘画的世界化!

八、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我们国家文化的安全,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文化何处去,不要光看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看“去中国化”的问题,历史上非常突出:19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形象就不佳,认为中国是一个未开化的、怪异的、可笑的,甚至还有一首为广州人写的歌: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巴,说中国人狡猾,什么都敢吃,撒谎什么都敢做。在全球这样在政治、军事、新闻报道,包括艺术方面,中国一方面抛弃自己的遗产,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西方同样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这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处在危险之中。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主动把中国文化输出去,不主动将过强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以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式来持平,中国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想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宏观地看,中国精神现代化还处于初步阶段,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应避免现代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弯路和盲视,不仅站在本国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重建高度,而“重估现代性历史”和“殖民后殖民历史”,从历史和人类未来发展世界共同体高度出发看待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义,看待中国“三和文明”与西方“三争文明”的互动互补,才能消解“威胁论”“七国论”,中国的大国形象才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和思想财富,才能获得世界普适性的接纳。

对我而言,无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有正确和谬误,西学也有正确和谬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冒了出来,我不知道当时所争论背后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按我个人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总之,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全面创新和可持续文化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16]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可能很多人会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自始至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然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一百多年的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并对人类未来抱持一种和谐之美的理想;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德行发挥出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就有了文化根基。[17]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30年后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实力超过了日本5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春天被世界银行估计达到9万亿美元(美国是13万亿美元),为什么这么多的列强突然对中国发力,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很强,威胁到他们优越的国际地位了吗?按照国家统计数据——中国只有三万亿美元,还需要将近六年的时间才能超过日本,所以日本非常警惕中国。将近30年以后中国与美国持平。我认为,没有什么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中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中国过去一直是西方影响中国,中国是“文化拿来”,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开始独立创新自主创新,并持续不断地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使得人类不再患“文化偏食症”,而是去学会欣赏东方文化的精髓。我们必定会面对世界文化战争异常复杂的大格局,面对千年辉煌和失落的命运和难以预料的前景,对西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种种形态加以检视,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和人类精神生态修复重建做多重深刻地反思——“再中国化”与创造中国“当代新思想”。

九、“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文化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化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国文化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我看来,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走近经典”。在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文化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文化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念,进而提出要不断“走近经典”,不断创意经典,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经典。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在提出“走近经典”以后,我又进一步具体化为“创意经典”、“文化原创力”、“文化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化应在当代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经典作品中吸取养分,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按照这样的文化理念创作出的作品,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化经典”,对“文化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化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文化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在我看来,文化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文化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文化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战略。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化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化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化创作方式,文化本体结构、文化接受方式、文化传播机制、文化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再中国化”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的路程是艰难的,因为以文化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

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世界的!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2006年3月初稿,2008年6月定稿。)

[1]本文形成是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最初写的手稿曾经在一家刊物上发表,现在收为本文中的两个小节。其后,我对本论文进行了全面大量地修改,共为九个部分而构成本长篇论文,可以看成为对这一新问题的集中研究。特此说明。
[2]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5页。
[4]参见约翰•珀金斯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5]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
[7]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Stonor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8]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0页。
[9](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1]西方的现代文明承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全球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正难以落实。有关资料表明:全球界有10亿人每日靠不到1美元在世界上挣扎,另有15亿人依靠1到2美元艰难度日。同时,现代世界两极分化导致大批失业者、难民、穷人与现代文明繁荣似乎无关。
[12]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
[13](法)于连(François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14]参见王岳川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6000万,死亡25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目前自杀是中国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6]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
[17]参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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