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作者:叶进明 来处:炎黄之家womenjia.org 点击:2019-02-28 09:50:00

1941年2月,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时,我是军部供给部的副部长。我们供给部驻在盐城西南角护城河桥堍,天主堂边的一个地主家里,离城内军部所在地不到1里路。部长宋裕和同志住在一座四方形的炮楼上。宋裕和同志是延安党中央派到新四军担任“八大处”八大处是:参谋处、秘书处、情报处、训练处、军需处、通讯处、副官处、军医处。之一的军需处处长,我们都称他“宋大哥”。他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家长一样,从早到晚,日理万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时同志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宋部长处,打听“皖南事变”以后军部的消息。大家虽然心情沉重,但不相信近一万健儿的皖南军部,真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所“歼灭”。我们供给部是担负供应军部本身的军需任务的。宋部长时而派我到阜宁、东台两县筹集军粮和其他军需品;时而又叫我到上海采购贵重军用物资。所以我有时一身灰军装,有时长袍礼帽,频繁地来往于苏北、苏中和上海之间。

“皖南事变”后,新军部由陈毅同志任代军长,下辖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近10万大军。我们军供给部只负责制定“供给标准”和“报销制度”,这10万大军的供给都是各师、各旅自筹自给。而军部本身的供给重担是由华中局财经会一肩挑的。

1941年8月下旬的一天清晨,赖传珠参谋长的秘书,电话通知我和宋部长速去军部开会。他见我们到来就拉着我的手说:“小叶,有你的新任务!”并对宋部长说:“你去抽几个得力干部,由小叶带队到皖中去搞点钱,搞点做冬衣的棉布,越快越好!”接着,同我分析了全军各师的财经状况。他说:“现在要数皖中的七师比较富裕,那里的地方大,兵员少,干部也不多,有钱无人收,有布无人运,但是他们离军部路最远,沿途敌、顽、伪的阻力不小。你顺路经过四师(师部在淮河以北的半塔集)和二师(师部在淮河以南),到二师时,你去找张云逸副军长(兼任二师师长),把军部供给的困难情况向他汇报。能从二师解决一点问题,那就更好。总而言之,要快!”赖参谋长最后鼓励我说:“要完成任务。先要树立信心,军部已经命令沿途各师,分段负责派兵护送你们。”

我接受任务回到了供给部,立即选调了十几个得力干部,向他们传达赖参谋长的指示,这时候军部派的1个武装排也来到了。我们40几个人,别了亲人,离开盐城,大步向西进发。一路上晓行夜宿,风雨无阻,路经洪泽湖四师驻地,于9月中旬到达淮南盱眙县大刘营二师师部。我在师部见到张副军长,向他汇报了军部的供给情况和要求。他对我说:“二师眼下的经济是只能够自给,还不能自足,一时搞到钱不容易,耽误了时间更不好,你赶快到七师去,那里搞点钱和布,我估计比较有把握,沿途的交通运输和武装护送,都由二师负责。”我们根据张副军长的指示,立即出发去皖中,在路上走了个把月,于2月中旬到达皖中无为县团山李,七师师部就驻在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村子里。

找到七师师部,师长张鼎丞同志正在延安学习,是副师长傅秋涛同志和政治委员曾希圣同志接待我们,他们给我看了军部的一个命令:“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和布匹、药品,赶运苏北军部,以济冬需。”一个是“急速”,一个是“大批”,我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希圣、秋涛同志对我们热情地表示:“这里是遍地有钱有粮无人收,到芜湖、南京去买东西也很方便。凡是军部需要的,七师办得到的,你全部拿去就是了。”同时,又宣布我兼任七师供给部部长。

从此,我们为了保证军部的供给,在七师师部的领导之下,和同志们一起,开辟财源,发展生产,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经济斗争。一直到1945年九、十月间,七师奉命全部撤出皖中北上山东为止,前后将近三年时间。

一、七师成立前的皖中财经工作

烽火江南鱼米乡

赖参谋长估计皖中七师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师好,这是完全正确的。苏北(三师)、苏中(一师)两地,土地贫瘠、敌情严重,加上敌人对这个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损失很大。这里中、小城镇虽有一些私营工商业,但大多为敌、顽、伪所控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能够拿出来的东西不多。二师(淮南)、四师(淮北)的情况同一师、三师相差无几。六师在江南,虽处于城市繁华、农村富饶的地区,却像沪剧《芦荡火种》里的沙家浜那样,敌、伪控制更严,财经上困难也不小。而七师的抗战活动范围宽广。东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境,南到青阳、绩溪,北近合肥,这里地处长江之滨,北有巢湖水利,西连舒城六安山区,既是鱼米之乡,又有山林之利。皖中平原是我国四大粮仓之一,芜湖市就是这个粮仓的主要集散地。

皖中地区的地理条件,比其他地区确实优越得多,他们能够自给有余,上调军部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说明这里的财经工作一定有些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在抓紧为军部筹集现款和军需物资的同时,也了解和学习这个地区筹集钱粮工作的好经验。

从打土豪到打“资敌”

无为、巢县、庐江三县广大地区,原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区域,他们坚持敌后抗日,打击敌、伪、顽,但尚无政权组织。抗战军饷、军用装备和军火补给等,开始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但是蒋介石发饷总是先给他的嫡系部队吃得饱饱的,然后给旁系部队一点吃不饱、饿不死的东西,轮到新四军就是扣了又扣,杯水车薪。当时江北游击纵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先是依靠从敌人那里缴获和人民接济。但总是入不敷出,部队经常为揭不开锅而着急。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学习江西红军当年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作为部队的给养。可是问题来了,现在是抗日时期,要讲统一战线,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他们把打土豪改为打击汉奸地主、卖国奸商,没收其财产,当时给取了个名字,叫“打资敌”(打击资助敌人者的简称)。有时,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打进一个城镇,除了缴获敌伪枪支弹药之外,把伪镇长、伪保长和汉奸地主、日寇翻译的住宅,上上下下抄它一通,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老百姓和战士们无不兴高采烈!

“买路钱”式的过境税

用“打资敌”筹款,当然是比较方便的,但收入不稳定,且适用于军事行动频繁的时候。以后,他们就参照国民党政府的税赋法令,征收“过境税”、“地方税”等等,用收税的办法,收入比较有保证。早期的税务局长是郑子贞、郑田仁等同志。没有征税的专职干部怎么办?游击队长自己动手,有些同志既是游击队长,又是侦察队长,也是征税队长,真是“三头六臂”。他们用的是“抗日民主政权税收处”的名义,其实,当时只有军队,还没有建立政权,这个“处”是空有其名的。比较简单的一种税收形式,就是过境税,外来的船舶车马经过我们地区,凡装有货物的,就得向我们纳税。但我们收税适当,还得保证他们安全过境,商人们有利可图,常来常往,照章办事。后来,收税的范围扩大到伪军的据点中去。江北游击纵队的同志买通了伪军的小头目,再选派几个精明的干部,打进伪军当税收干事,然后由伪军出面向过路的船舶收过境税。收到的税款,上交到我们的钱库中。因为伪军中的小头目,多半是一些地主、富农的子女,他们年轻,要考虑今后的出路,只要我们晓以大义,十之八九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1940年,成立路东路西(指安徽省内的津浦铁路段)“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这是根据地政权的雏形。从此,他们执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财政经济政策,开始征收极少的救国公粮和地方税,以满足抗日游击队伍的需要,人民担负这种赋税义务,比起国民党地区的苛捐杂税要轻得多了。

二、皖中地区的生财聚财之道

先富民而后足兵

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于1941年5月。七师的抗战任务,既要坚持巢(县)、无(为)、庐(江)的抗战基地,又要恢复皖南山区的游击活动,并且进一步开展桐(城)东、庐江、泊湖、含山、和县等地区的游击战争,建立起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师部建立了供给部。所需军事经费和行政经费,采取自筹自用的原则,就地解决。在无为地区成立无为县政府,县长是吕惠生同志。并成立了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是唐晓光、后奕斋、林立等同志。唐原是国民党的合肥县县长,他根据我们对财经工作的要求,参考国民党政府筹集钱粮的一套办法加以改革,比较符合实际,行之有效。奕斋同志在南京大学学过经济,是科班出身的专家。他们都是搞财经工作的内行。七师之所以钱多粮多,供给充足,自有其主客观原因。当时的军事实力是敌强我弱,敌人总是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他们集中力量在苏北、苏中“扫荡”,在苏南“清乡”。所以七师所在的巢、无、庐地区暂时没有发生重大战事,鬼子抢粮,桂顽小摩擦的小打小闹虽不断,但容易对付,客观上给了该地区工、农、商、学、兵休养生息的条件。从主观上来讲有两条:一是,实行精兵简政,减轻群众负担。七师的脱产人员本来就比较少,加上地方搞精兵简政,尽量节减各级机关的开支,努力减轻群众负担。我在军部时,曾综合各地财政经济工作体会,其中有一点极其重要,就是根据地脱产抗日队伍的人数,不得超过当地农民总数的2%到3%。这样人民就负担得起,就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部队的筹款也就比较好办。根据七师的中心地区大略统计,七师部队和皖中政权组织的脱产人员占当地农民总数不到2%。二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随着皖中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党中央规定的“二五减租”和减息的运动,也在这里开展起来了。所以,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里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除了担心日寇、伪军或顽军骚扰之外,真是安居乐业。在日寇“扫荡”和桂顽攻击时逃离家乡的农民、“四匠”、小商人在日顽被我军打退后,都纷纷返回自己家乡,人们对抗日的军队和政权真心地爱戴。

由于皖中地区抗日军民多年的艰苦工作,地区财政自给而且有余,这就为我们筹集军部供给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我们到达七师不到一星期,收集到的钱、物已经很可观了。为了把收集到的大批钱物安全、及时地送到军部,我们就想办法缝制一批夹带钞票的专用马夹(也称“背心”)。这种马夹的前胸和后背做有几十只钞票大小的口袋,既能人穿,又能马驮。运输的时候,每人身穿一件,每件可装1万元。白布就扎在人身上,每人可扎一二匹,还可以带点染料、药品和电池等。40多人组成运输队,在兵站站长冯大勋同志的率领下,由游击队武装护送。从七师师部出发,运送到淮南的二师,再由二师护送到苏北盐城军部。年内就送去了两批,约有50万法币,以及布匹等军需物资,及时地解决了军部的冬季供给。这种运送任务是非常艰难的。原来计划从七师到二师之间,建立一条兵站线,由于津浦铁路线上日寇控制很严,以及桂顽阻挠,兵站建不起来。从二师到苏北军部,一路上还有不少日寇的据点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割据地区。所以,每次运送都是武力强行通过,同志们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敌人据点的。更可贵的是,这些身藏万元货币的战士,在行军饥饿之时,也舍不得花钱向老乡买点东西吃,只吃点随身带的米花团,开水一泡,看上去满满一碗,其实都是空的,不耐饥。真是最有货币的人,也是最舍不得花钱的人!对此,我们曾受到军部的两次电报嘉奖。

行署财政经济处的建立

皖中地区虽然富裕,但经过几次筹集以后,逐渐出现财源枯竭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在七师周围,除了津浦、淮南两条铁路的沿线,日寇建立了不少据点外,沿江的襄安、黄姑闸以及无为县城、三官殿、盛家桥等地,也都是日寇的据点,敌人封锁很严。少奇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七师是打鬼子的“枪”,但皖中地区这个“家”还不那么健全,从而影响到钱粮的收集。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在1942年初才成立,巢、无地区从游击区临时根据地到形成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时间比较短,政权建设也较晚。当时财经委员会之下虽设有三个货物检查处和地方税务局,但人员不多,组织不健全。皖中地区的鄂豫皖区党委,成立于1942年4月,同年冬天,才成立皖中行政公署。1943年元旦来临之时,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对我说:七师部队所能筹集的钱和物,现在看来将要收尽了,但地区的财物潜力还不小,你要组织力量征收。现在皖中财政委员会要合并到行政公署,成立财政经济处,由你担任处长。你报请军部,要求增派财粮工作的干部来七师。你们的任务是既要保证七师发展的需要,又要尽力完成军部对我们的要求。”并告诉我由吕惠生同志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张恺帆同志任副主任,不久,又调魏文伯同志来当副主任。区党委为了大力支援军部的需要,决定成立总金库,主任由区党委副书记李步新同志兼任,副主任是林立同志专任,专门督促我们财经处执行各项财经任务。

行署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一)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二)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货物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三)开展边区的财务税收工作,开辟财源;(四)加强公私经营的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筹建兵工厂和采购设备、原材料。

变丈量土地为民主评议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健全,我们就努力开辟财源。当时七师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税。巢、无、庐地区的农业“双减”政策贯彻较早,在皖中行政公署成立之前,财经会收农业税的做法是:在秋收之后,党、政、军集中大批干部组成突击队,征收农业田赋,都是以粮纳税,不收现款(那时还不叫“公粮”),收到的粮食仍分散地保存在农民家里,只有在运输有困难的边区,才把粮食作价收款。1943年3月,敌人大“扫荡”后的财经困难时期,才以行政公署的名义,派出大批干部,依靠区、乡政府分夏收、秋收两期征收田赋(农民也叫“钱粮”,以后叫“救国公粮”),粮、款均收。

除征收田赋外,还有几种地方税收,如营业税、契约税、屠宰税等等。这些都是国民党立的税收项目,我们是模仿他们的。但国民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那时群众中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稻田是蝗虫多,国民党捐税多,灶头税、人头税,只有放屁不收税。”这些名目繁多的捐税我们是不能搞的,但为开辟财源,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也要考虑多增加点税收。我们结合反对“资敌”,开征了进出口税、过境税等两种货物税。

此外,我们曾把丈量土地,当做开辟财源之道。皖中位于长江之滨,是长江流沙长年淤积而成的冲积平原,每年有不少自然增长的荒滩,特别是在洪水过后,增加更快,勤劳的农民加以开垦,种芦苇,种水稻的都有。农民把这种荒滩叫“圩”,也有的叫“洲”。据垦荒局同志的调查结果,这里的田亩数实际上是“毛估”的,帐与实的差距很大。过去,地主串通地方势力,一般要漏报三分之一左右,可以少交税款。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开辟财源的渠道,本想集中力量进行实际丈量,我们办了丈量干部训练班,印布告,发传单,准备动手大干一场。但是地方干部反映说:“丈量土地不仅中、小地主反对,连广大农民也反对。我们过去曾经利用国民党丈量土地,增加税收这件事,发动农民反对国民党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要靠群众路线,不能靠技术路线。丈量土地是违反我党的抗日基本路线的。”这些话都是很实在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不能只顾多收点税收,而无视农民的实际觉悟和经济利益,我们就立即停止丈量土地的计划,改用农民自报土地和群众民主评议的办法。明知农民自报不足,群众评议也不顶真的,但田亩数却增加了不少,收到了皆大欢喜的效果。

生产自救与合作社

我在1942年秋冬之际到达皖中时,合作事业尚未全面开展。1939年我在皖南曾经参加过“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对发展合作事业与坚持抗战到底的密切关系有所体会。因此,为了开辟财源,发展地方经济,我们决定普遍发展合作社。那时的皖中,已经有了香烟厂、印刷厂和造纸厂,有这些公营经济,对发展合作事业是个有利条件。印刷厂、造纸厂主要是为军事、政治服务的,如发行《大江月刊》,印刷中、小学课本和战士的文化教育课本等。这些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较少,而香烟厂却是军需、民用必不可少的工厂。这里的香烟厂是1941年财经会时建立的,当时筹建香烟厂的目的,一是为了供给军队的需要,二是为了安排一批战士家属参加劳动,增加收入。最初的厂长是刘建农同志。筹建时,先通过商人关系到芜湖聘请制烟技师,购买卷烟机械和卷烟纸等。厂址先是设在下吴里山村,以后扩大生产,迁建于陈家烘。烟叶在巢、无本地就有种植,质地较好的要算桐城、定远生产的烟叶。香烟厂分别生产了甲、乙两种牌子:甲级烟是以上海“邮船牌”香烟为样板,我们叫“丰收牌”,这是供给军队干部吸的烟;乙级烟叫“禾苗牌”,是供给广大战士吸的,在部队供给有余时,则对外销售。这两种香烟不仅根据地人民欢迎,而且敌伪据点群众也非常欢迎。所以香烟生产日益发展,公家收入的利润也大,职工发展到近百人,生产分散在几处进行。产品有一部分批发给小贩零售,这些人先是借此谋生,后来赚钱不少。由此,我们就想到,如果把地方上的“四匠”(铁匠、木匠、皮匠、泥水匠)组织起来,把城镇妇女组织起来进行织布、织毛巾、打铁、箍桶、制鞋、做纸浆,就可以解决更多人的生活问题,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适应大办合作社的新形势,我们财经处成立了一个“合作事业指导室”,我当主任,调了几个干部当合作社的指导员。我们制定和颁布了合作社的组织章程、会计制度等。章程规定,合作社干部必须经过民主选举产生。选举的方法是:被选举的候选人背向群众坐着,脖子上套一个小筐在背上,再给选举人每人发一颗蚕豆,选举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蚕豆投到你要选举的人的小筐里,得蚕豆最多者当选。那时,社员们都把合作社当做自己的家一样,爱社如家,生产自觉性高,经济效果也很好。在乡、保、镇分别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每个区成立一个合作总社,由区“农抗会”领导。这种合作总社,是一种更大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近于公营经济了。当时,中心地区的城镇如严家桥、石涧埠、开城桥等,已经形成了在公营经济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局面。七师供给部所需的军用品、枪套、子弹带、马鞍以及军工厂的技术工人等,大多是依靠合作社来解决的。

为了控制进出口的重点物资如粮食、食盐、烟叶、黄麻、五金和洋货等,各区成立供销合作社。农民有多余的物资需要外销,或有需要进口的东西,均由供销合作社代购或售销。

除了组织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外,我们还组织了消费合作社。这种消费合作社,就是军、政机关干部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而成立起来的福利性质的合作组织。如机关干部大家凑钱买鱼苗,在山沟里挖池养鱼,干部与战士共同劳动,有时也可以换工劳动,勤务员代首长为合作社劳动,首长替勤务员做勤务工作,收获的劳动果实,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这样做的结果,使许多党、政、军机关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改善了上下级的关系。

自给有余“小康家”

1942年底,由于苏北地区敌人多次的“扫荡”,军部只得从苏北转移到二师的淮南地区。在军部南移中,曾山同志带了蔡辉、黄若萍、徐德明等一批财经干部,来到皖中地区,加强皖中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

当时华东敌后抗战,因日寇全力对我苏北、苏南进行“扫荡”和“清乡”,故我皖中根据地的政权安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中心地区周围数十里农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两旺,财源茂盛,政府救苦济贫,人人安居乐业,城镇无一失业者。农民自卫武装村村都有,白天儿童团放哨,夜间有民兵巡逻,坏人钻不进来,真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康”社会。由于贸易兴隆,经济发达,本地区抗战队伍的供给条件较好。此外,还可以拿出更多东西支援军部。

皖中地区的七师,吃的全是大米,穿的是进口洋布军服。这是军部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有条件的正规部队可以进口洋布做军服。七师按军部规定的“供给标准”,对所有参加抗战的干部和战士实行供给制。生活待遇基本相同,每月按实物数目折成货币发给伙食单位,大约每人每月10元左右,每人每月另发津贴费,分2元、1元5角和1元3角3等。技术人员另有技术津贴,或按参加革命前的原工资发给,但自愿放弃者颇多,那时候多拿钱不是光荣的,而多贡献少拿钱才是受人尊敬的。香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的,在1942、1943年困难时期,也只有皖中地区自制香烟,保证部队的正常供应。对年龄大的同志略有优待,年满40岁以上的,每天另发一个鸡蛋,不吃鸡蛋的则吃小灶或另外发钱。逢年过节机关集体饲养的猪、羊、鸡、鸭,开荒种植的蔬菜和池塘里养的鲜鱼用来改善伙食。当时新四军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诗中说:“七师小弟弟,吃穿无忧虑,钱多粮又足,兵民抗战乐悠悠!”

三、根据地的金融斗争和贸易竞争

坚壁清野反“扫荡”

1943年3月,风云突变。司令部获悉情报,日寇准备向我皖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300万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区党委紧急动员全体军民做好反“扫荡”的准备。机关、部队和兵工厂均作了万全的准备,实行坚壁清野,如香烟厂的机器,全部埋到山沟里去。政府机关人员都脱下军装,换上便服,有的很像一生劳累的老农,有的好似风尘仆仆的小商人,女同志同勤巧的农村妇女一模一样,换装以后,由当地的干部带去,分组安插到群众家里住下。当时有一条纪律,就是不能到作战部队里去,免得由于人多而暴露目标,妨碍对敌作战的机动能力。所有分散打埋伏的同志,身边都带着我们财经处印发的粮草借条,作为向群众借粮借草的凭证。

3月18日凌晨,日寇分几路向我根据地中心地区猛扑过来,我主力部队采用避其锋芒,钻其空子的战术,迂回到日寇的据点附近,在敌人的暗角里隐蔽着,这是凶残而愚蠢的敌人万万想不到的。自恃军事优势的日寇,乒乒乓乓地冲进了我中心地区,占领了三水涧、团山李、牌楼、严桥、石涧埠等高级军政机关所在地,但都扑了空,敌人找不到我主力部队,不敢久留,很快撤往它处。日寇一退,西面的桂顽李品仙集团军却趁虚而入,抢占我巢湖南边和西南沿江地区,并深入到离汤家沟只有8里地的叶家沟。我军得悉此情,神速回师,狠揍了这股万恶的顽敌,不几天,被我全部打退,夺回了失地,很快恢复了秩序。

这次反“扫荡”,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我军力量的消耗和财政的损失很大,人民群众的损失更大。军部为了加强皖中地区的军力,又调来了精锐的二师十六团,并调谭希林同志来七师为代理师长。接着,又成立沿江支队,准备沿长江南岸向西扩展。这样,随着七师的兵员扩大,供给任务也更重了。皖中财政经济一度处在相当困难的境地,部队供给紧张,战士没有烟抽,菜金也常常发不出。区党委及时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关于“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指示。通过学习,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克服困难的办法也多了。首先,鄂豫皖地区党委改组为皖江区党委,皖中行政公署改组皖江行政公署。中心地区成立一个县政府和三个办事处,陆学斌同志为无为县政府的县长,后奕斋同志为湖东办事处主任,江干臣同志为临江办事处主任,魏今非同志为和含办事处主任。这四个机构都直属区党委和皖江行政公署的领导。区党委精简的大批干部,支援财经工作,特别是税收工作。我们财经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建立了和含、无南、临江三个财经分处和三个分金库,撤销了粮食总局。区党委也全力帮助我们,曾希圣同志特别关心,如陈家烘香烟厂,因担心敌人偷袭,不敢恢复生产,造成战士们没有香烟抽,曾希圣同志就亲自组织力量,调动师政治部的敌工关系户丁汉杰,在敌人据点的开城桥开设烟厂,恢复香烟生产。从此,皖中财经工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为兵工厂“找米下锅”

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撤销兵工厂,把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建立更多的兵工厂,每个师都要建立军工。1943年秋冬之际,七师成立了军工部,主任是张仓龙同志,政委是林立同志。我们从各个合作社挑选一批技术好的打铁工和机械工,军部派来的搞兵工厂的同志也到了,兵工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兵工厂开始时修理枪炮,不久就能自制步枪、掷弹筒和枪榴弹,后来迫击炮也自己制造了。但这些原材料从那里去找?区党委决定,要我们财经处负责兵工厂的原材料供应。

最初,我们从民间收集铜板(当时还在流通的一种铜币),破铁锅、土硝、杂木和废旧软片、胶卷等。可是兵工厂生产发展很快,原材料总是供不应求,经常“等米下锅”,何况在根据地收集废铜烂铁是有限的,越收越少。还有一些诸如火药、雷管等重要军火材料,在敌区市场上也买不到,非得通过敌伪内线才能弄到手。蔡辉同志亲自抓敌伪工作以及同皖南地下党的配合,从繁昌的荻港、铜陵的铜官山桃树铁工厂和把根头兵工厂(现已淹没),曾经搞到不少原材料,也动员了几个技术专家到我们兵工厂工作。但军工生产还是吃不饱,还有哪些更好的关系可找呢?我们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谈到了一个人,就是伪“军粮统购委员会”主任汪子东。此人虽已投靠日寇,但与日寇也有矛盾,如果我们封锁粮食再加紧一些,使他坐在芜湖收不到军粮,难以向日寇交差,可能迫使他向我乞求,如果晓以民族大义,对他指明出路,可能争取到他用军工材料来换我们的粮食。监视汪子东的日本人南木,据说是日本共产党员,可能会暗中相助。我们分析了这四点,决心冒一下风险。但关系重大,我请示区党委曾希圣同志,他不仅同意我们的计划,而且立刻指示参谋处的同志,通知江边部队,加紧封锁粮食,不管过境或出口,一律武装封锁。我们很快就给汪子东发信,约他就上述问题进行谈判。第一次去信,杳无音讯,既不拒绝,也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发第二封信,催他答复,他权衡了利害得失,回信同意谈判。我们就派人去协商谈判的具体安排。在一个冰冷的寒夜,汪子东坐了一艘小军舰驶进了汤家沟的河面上,我们在两岸埋伏了部队,以防万一。我方的全权代表是蔡辉同志,也坐了一艘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小汽轮,在主航道上两船靠拢,汪子东请蔡辉同志上了敌舰。敌我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笔亦军亦商的特别交易。

这笔交易比较顺利地谈成了,双方的条件是:汪子东为我们采办我们需要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收发报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统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显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东也可以向日寇交账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解决军工生产原料缺乏的问题。

“大江币”发行前后

皖江区党委成立不久,曾希圣同志就指示我们,要迅速建立大江银行,自行发行抗币,尽快排除在根据地流通的法币和伪币。1943年六、七月间,大江银行成立,由我兼任行长,副行长是金贵一、徐德明两同志。大江银行的前身是皖中金库。由于1943年3月的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两面作战,造成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财经处拿不出钱去为部队采购给养,怎么办呢?我们曾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本票,数目小的有100元、1000元,大的有5000元和1万元等,在抗战快要胜利时,最高票面到5万元。我们用这种本票向区供销合作总社和严桥、石涧埠、汤家沟等乡镇组织单位凭票兑钱,后来在芜湖敌区有关商行也通用。为了不使人民受到经济损失,取信于民,我们针对当时物价不稳,货币贬值的实际情况,在这些本票背面,注明该票面值相等于公家出口的粮食或进口的食盐数量,并规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内,以实物兑换,或以当时的市价兑换纸币。所以,这种本票,等于是一种短期的实物公债券。它的作用,就是把敌伪“扫荡”和桂顽侵占时留在农民手里的法币和伪币统统收集起来,以便到敌占区购买货物之用。这种本票先后合计发行100万元左右,既资助了公家克服财政困难,也有利于城乡的正常贸易。

这种本票的签发,每张都是由我们财经处的几个领导同志亲笔书写的,除我以外,还有蔡辉和倪子干同志,他们都是副处长,书写了票值,加盖了自己的私章,便算有效了。只准在期限内兑换货物,不许在市场上流通。本票的纸张和印刷都是就地取材的,有的是根据地的手工业纸坊自制的特种纸型,也有的是用三层薄的宣纸裱糊起来的,均以木牌印刷,刻版人是根据地青年木刻家吴耘同志。这种本票自发行到全部兑换结束,没有发现过一张伪造的,也没有发生过差错。

大江银行成立以后,财经处发行的本票,均由大江银行发行。因为本票的票面额很大,市场又不能流通,所以市场上运用的钞票,还是“中、中、交、农”中、中、交、农: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法币,甚至还有汪记“中央储备银行”的伪币,为了在皖中地区把法币、伪币挤出去,区党委要大江银行发行自己的抗币(又名边币)抗币:即抗日民主政权发行的纸币。当时在华中地区除皖中的大江币外,还有苏北的华中币,山东的北海币,几乎各师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抗币。这可是一件大事呀!大江银行最初印制的钞票,用脚踏的圆盘机印刷,币值分1元、2元、5元三种。用石印版印刷的,币值分1角、2角、5角三种。为了印刷抗币,我们克服了不少困难,首先是印刷没有铅版,还是用吴耘同志刻制的木版。刻版的木材要用坚硬的楮树根或黄杨树根,才能印刷一至两万张。我们那时要上山找这两种树,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其次是钞票要防止伪造。除印刷之外,最要紧的是纸张。我们在离大俞家村的财经处北面三里路,有一个叫下胡里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小型造纸厂,专门生产印刷大江币的纸张。那时,印钞票用什么纸张、配什么颜色等问题,我天天要去参加研究讨论。印钞厂厂长许开良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原是闽西造纸厂的工人,有一套造纸技能,因而大江币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制以前,从没有发现过伪造假冒的。由于大江币的发行,在1943年底,我们就基本上占领了中心地区的金融阵地。

区党委在决定发行抗币时,曾希圣同志曾对我们财经处指示:要“遵守‘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一要防止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每批印发数量一定要经过区党委的批准;二是防止与旧法币、伪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使用法币和伪币,各地设兑换所;三要防止敌、顽、伪假造抗币。“一基金”:就是要有物资储备作基金。我们的实物,就是散存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以及集中在公家手里的食盐等物质。本来银行发行纸币,应该有黄金、白银作储备,还要造一幢大洋楼作为“法人”,才能取信于民。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的抗币远比法币、伪币的信用高得多。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发行量很小,满足不了市场上货币流通的需要量,无法把法币完全挤出根据地。

要扩大印钞能力,只有从上海找出路。蔡辉同志在上海的堂族蔡玉堂先生,是位中医师,他认识一位技术高明的印刷工人,就是后来担任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的过雪川同志。在上海地下党盛慕莱同志的努力之下,陪同过雪川同志来到汤家沟。他说,离开上海时,还不知道你们是哪一方面的?怀疑过会不会落入了印假钞票的黑帮。进入汤家沟,看到了木牌上的布告,下面有“毛泽东”、“朱德”的署名,才明白是为共产党印钞票。他回到上海,在曹家渡的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印刷厂等单位,搞到一套钞票花边和底版,在家里偷偷干了起来,勾去“储备票”的银行名字,请一位聋哑人分别写了“大”、“江”、“银”、“行”四个大字,然后拼起来缩小,最后制成钞票底版。又四处招聘了11道工种的技术工人,买了1架对开胶印机、3架落面机、还有切纸机、柴油机、发电机、马达以及几十种零配件和化工材料。这样繁复的工作,又在这个白色恐怖严重的城市里,只化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4月底发运,5月中旬65名工人和家属到达了汤家沟的“人和旅馆”,几十台(件)设备,也运进了姚家沟印钞厂所在地,工作效率之高,真是出乎我之预料。姚家沟是无为县东乡离汤家沟不远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几十户农民,四周都是小河浜,只有一座小桥可以通行。这个新的印钞厂有职工七八十人。经过几天的紧张安装,机器开印了,动力是用柴油机发电,再用3只马达拖动胶印机。可是这里离长江很近,柴油机的回气管要冒烟,还有隆隆的马达声,容易给长江中的敌人发现。蔡辉同志连夜赶到印钞厂,商量改进措施,装上手摇柄,改电动为手摇。我们立即调去二三十名身强力大的民兵。印钞工人多半是上海地下党动员来的抗日爱国青年,他们吃苦耐劳,不到1个月时间,近30令(每令500张)轻磅道令纸全印完了。印出5元、1元、5角、2角和1角等大江币约100万元之多。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

皖中地区的人民都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使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的法币、伪币。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一部分作为到敌占区采购进口物资之用,一部分上交军部,顺利地完成了军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进出口贸易的市价和物价

皖中地区的经济特征是:敌占区都是城市,所产者是工业品,所缺者是农产品,而我抗日民主政权管治的地区都是农村,所产者是农产品,所缺者是工业品。所以,这里产生的贸易,是敌我之间的贸易,既是政治斗争,又是经济斗争。当时我们搞财政经济工作既没有实际经验,又没有理论指导,碰到实际问题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的实际去做,做对了坚持下去,做错了就改过来。

1943年春夏交替之际,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虽然去年圩田遭受水灾,粮食歉收,但其它的洲地及近山地区的收获量尚称丰富,因而就整个皖中地区的粮食而论,应当是自给有余的,但个别地区却发生了严重的“春荒”现象。原因何在呢?经过调查,发现主要是“农抗会”和乡、保干部在执行粮食政策上有些偏差,他们提出粮食供应要乡保乡、村保村,禁止粮食出乡、出村,同时片面强调稳定粮价,借以控制进口的洋货价格。结果,适得其反,粮价压低了,余粮户更不愿出售,缺粮者买不到米吃。限制进口货价,商人无利可图,不愿进来做买卖,农民和乡镇居民买不到食盐、火柴等日用品。这样,公家的财政收入大成问题,造成根据地急需的纸张、布匹、西药、五金等物资短缺,一是无钱可买,二是有钱也买不到。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春荒”是一种假象,本质的问题是我们在物价政策上有问题:压价过低,限制过严。我把上述情况向区党委汇报,区党委经过讨论,同意我们的看法,并要我写一篇文章,讲点道理,发动大家来讨论。于是我就和同志们一起议论了一下,写了一篇题为《市价与物价》〖ZW(〗“市价”:是公家对粮食、食盐等几种人民必需品所规定的不变价格。“物价”:是不在规定范围之内的其它商品自由的浮动价格。这与现在的集市贸易的价格相近的文章,在《大江月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本地区的特点:“一、主观上是没有一块完整的经济阵地及本位币;二、客观上是四周敌人据点林立,交通不便利。我们民主根据地是一块纯粹的农村,虽有丰富的农产品,但还须其它必需品的进口,如食盐、洋布等,因此产生了米价必然跟随进口物品的市价而浮动”。“一种最重要的物品,压低粮食市价,则其它物价自然亦可以随之而低。”但是“谷贱伤农”,“抗战前1斗白米可换4斤食盐或5尺洋布,现在1斗白米只能换2斤12两(当时是16两制)食盐或2尺5寸洋布”。而鸡蛋就不一样了,限价时,“去年1个鸡蛋换1盒火柴”,而今年不限价,“1个鸡蛋换回1盒火柴”,结论应当是:“我们对市价的变动,只有相当的尊重其自然性,不应横加干涉,只有用政治力量,以货物管理的方法,来适当调整进口货物与我们的农产品的市价,而不能用片面的强制评价的方法。”经过讨论,很多干部提高了反对敌人封锁的斗争策略,正确地认识我抗战财经工作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妥善处理好货物进口与过境物资的税收政策,并确定了皖中的贸易应该是“以物易物”、“以出养进”的方针。这样,我们不仅克服了1943年的“春荒”,而且也把贸易搞活了。

有一次,从芜湖敌区来了一个大商人,运进一批贵重商品到汤家沟,打算进大别山国民党地区去贩买,他找到我们税务局,照章缴了几千元的过境税。又到我货管总局,他说:“贵政府真是廉明公正,保护我们商人做买卖,以后请多多关照!”说完,他主动献出二万元法币,作为抗日爱国捐。我们得到了一笔捐款,也得到一个启发,我们不仅可以向敌伪区开展贸易,而且也可以向西扩展,同国民党地区的商人开展贸易。当时庐江、舒城、六安等山区农村非常缺乏食盐,我们就以粮食去换回食盐,再以食盐去换取大别山区的麻、豆、烟叶、菜籽等。而在芜湖方面,对这类土特产是用高价收购的,我们就拿这些东西从芜湖换回各种必需品,从而打开了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大门。

汤家沟“经济特区”

汤家沟地处长江边上,对江是芜湖、铜陵、荻港。芜湖在历史上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当时是日寇掠夺军粮的重要基地。日寇利用大汉奸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在芜湖成立了“军粮统购委员会”,主任是汪精卫的亲信汪子东。芜湖对面的裕溪口,又是日寇的重要军事据点,但日寇对此还不放心,派了一个日本人叫南木,亲驻芜湖监督汪伪收购军粮。可见,日寇为了在芜湖筹集军粮,是下了大本钱的。为此,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师派重兵驻扎汤家沟沿江一带,对港口和渡口严加封锁,禁止大米私自出境。所以汪伪“军粮统购委员会”开张以来,收到的粮食不多,而我们却掌握了大批粮食。统一对外,节制贸易,以汤家沟作为市场,有计划地同来自芜湖的米商以粮换物。这样做,一是赚钱多,二是换回必要的军需品。日寇生怕绝了粮源,不敢轻易地侵占和骚扰汤家沟,汤家沟就成了我们的“经济特区”。

汤家沟的贸易,最初是控制粮食出口,从芜湖方面换回食盐以及其它军需用品。以后贸易范围向大别山的国民党地区扩展,交换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增加了,经济情况起了较大的变化。同时,皖南地下党加强了对敌伪区商人以及一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爱国分子的工作。从而,利用了敌伪之间“狗咬狗”的矛盾,在芜湖同汪子东、南木均建立秘密联系。汪子东是南京政府的亲信,通过汪子东,我们在南京也接通了关系。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着。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目之大,要用麻袋、草包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使用,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

我们利用敌伪关系,还推销出去大批“特种商品”——鸦片烟。因为从1944年开始,我根据地向和县与含山县两地的沿江地区扩展。那里离南京汪伪中央政府很近,多年来,这里是敌、伪、顽和我新四军“拉锯战”的地方,这里的农民,要向敌、顽、我三方面交税,经济负担很重,许多农民除了种一部分稻米自己食用外,都要种植罂粟花,提取鸦片烟,以应付多方面的捐税。我们征收的救国农业税,农民就以鸦片烟土来充数。加上边区人民对法币、伪币贬值受害很深,农民不愿把烟土送到敌区去换伪币,都送来我区换大江币。所以我们收购到的烟土越来越多了。对这种烟土我们全是门外汉,除了少量的用于医疗需要之外,更多的烟土不知如何处理。以后,我也利用芜湖的敌、伪关系,把烟土运到芜湖,换回大量的军用物资。我们这里无法处理的东西,到了他们那里却成了贵重的商品。从此,汤家沟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以吴锦章、陈力生等同志为核心,团结一批当地开明绅商如沈先生等人,在汤家沟开办了“集成商行”。对外以“集成商行”的名义,同芜湖、南京、上海的商人,合资开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扩大进口和出口的贸易。同时,在汤家沟镇上,组织居民合资开设一家商店,叫“裕民商行”,是“集成商行”的门市部。“集成商行”进口的军用物资,由师供给部接收;进口的民用物资,则归“集成商行”和“裕民商行”共同接收,“裕民商行”的负责人由地方人士担任。他们进出的货物,直接同各区和乡镇的供销合作总社联系。汤家沟镇上有一家“人和饭店”,对外是旅馆,对内又是机关招待所,从上海、南京、芜湖来根据地的人员,都在这里集散。

1945年初,日寇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已处于崩溃之势,我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正欣欣向荣。因此,上海、芜湖敌占区的爱国同胞,纷纷到我根据地来,有钱的来避难,失业的来找工作,曾把我们财经处的经济建设科科长倪则耕同志忙得不亦乐乎。上海煤业资本家潘以三先生等人,也到根据地来投资开肥皂厂,办煤窑等。不少爱国青年到根据地来参加我民主政权的经济建设。我皖江根据地地区日益扩大,经济兴旺发达,“集成商行”同南京、芜湖的贸易也更加扩大了。趁此机会,我们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合资开设“大成公司”,作为我们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中心,准备在最后胜利来到的时候,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新据点。“大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煤业资本家潘以三先生,支部书记是沈君常同志,公司设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和迈尔西爱路(现茂名路)路口,法商“同得利煤栈”内。以后,“大成公司”改名为“长江公司”,公司的全套干部,都是“大成公司”的原来班底。从1945年冬起,“长江公司”成为苏皖边区政府在上海的外贸活动机关。

四、回收大江币,暂别皖中父老乡亲

1945年9月,正当我们皖中地区军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七师部队率领皖江地区党政军机关干部,迅速北移苏北淮安地区。”区党委立即同我们财经处讨论在财经工作方面的紧急措施,指出,要充分考虑到我新四军一旦撤离皖江地区,反革命武装必然乘虚而入,大江币在群众手里就不能使用,必然使人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要立刻命令大江银行停止印发大江币,提出回收全部大江币的具体办法。

区党委最后给我们财经处如下三项任务:一、出售全部公家物资和公粮,借以回收大江币,不使大江币遗留在群众手里。大江币留在群众手里越多,反动派迫害群众的机会也越多,大力回收大江币是我们第一项政治任务。曾希圣同志还问我:“可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大江币回收到80%?”因此决定,公家的物资除主要的军用物资,如军服、布匹、军火材料、药品和医疗设备外,其它东西全部交地方政府向群众出卖,回收大江币。二、拆迁兵工厂、香烟厂和印刷厂等主要机械设备,动员技术人员随军北撤,或者暂回南京、上海。他们的生活接济,由上海的“大成公司”负责。“集成商行”和在皖的“大成公司”的人员都从敌后转移到淮安。三、皖江地区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所有在上海的外贸干部暂留上海待命。

当时,军部已通知我立即回军部工作,这里的工作由蔡辉同志负责处理,行政公署副主任魏文伯同志和师参谋长孙仲德同志监督贯彻执行。那时,供给部、军工部、卫生部等机关,都把粮食、木材、家具和各种日用品标价拍卖,大量回收大江币。收到的大江币,分头集中在团山李、牌楼、严桥、石涧埠等地,堆在院子里,烧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护。由于我们不能向群众讲明原委,在场的群众都很诧异,好问的人就说:“干吗要烧大江币呀?”我们推说:“这批大江币印刷上有毛病,上级说还是销毁的好。”

回收大江币的工作,在七师北撤的后卫部队离开皖中时基本结束。但是否回收到发行总数的80%,也无法查对,虽然市面上已看不到大江币,但据我们估计把大江币珍藏起来的群众,是大有人在的。直到全国解放后,他们才把大江币拿出来献给新四军军史陈列馆,可见皖江人民对大江币感情之深。蔡辉同志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挥泪告别皖中老乡,去苏北淮安负责外贸工作。“大成公司”、印钞厂、香烟厂等不少干部,参加了苏皖边区政府的工作。至此,历时三年的皖中财政经济工作,随着抗战的胜利结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附录:皖江贸易管理总局的工作概况

沈君常

无为,处于皖江地区的交通要道,曾希圣同志决定在这个物产丰富的地区开展贸易工作。他指示物色一批人,主要是选派地方干部,如唐晓光、吴锦章、倪子干等同志,并且把善于做财经工作的蔡辉同志从苏中调至皖江地区。接着成立了财经处,处长叶进明,副处长蔡辉、倪子干。蔡辉同志专管贸易往来,倪子干同志分管粮食征集工作。四二年底,财经处下成立了“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撤销了原来的货检处,蔡辉同志兼任贸易总局局长,付局长秦鉴(广西人,后来随敌逃跑了)。我从一九四三年春由司令部调至贸易总局。总局下设三个科:会计科,科长由我担任;贸易科,科长宋泽(现任福建机械工业厅付厅长);盐管科,科长李树华;同时还下设有办公室,主任叶纯。另有一个警卫大队,大队长周云祥,警卫大队共有二百多人,主要是执行护送物资的任务。

总局担负着特殊贸易工作的任务,一是要同国民党统治区打交道,二是同伪军汉奸打交道。开展经济工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用本地(汤家沟)一批小商入到芜湖、南京买一些布疋、西药、百货等,这是小买卖。另一种是从上海请进来一批商人指导我们经商。财经处处长叶进明,原在上海的一家煤炭公司当学徒,他的弟弟是上海“恒泰兴”公司经理(私营资本家),再通过他的弟弟找了潘以三,潘是上海华北煤业公司经理(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他公司下面的职员至少有四十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把他请到汤家沟来,让他指导我们做经济工作。又邀请了盛慕莱……朱玉龙(特别党员)、杨大炎、潘念之……等上海工商业资本家来根据地介绍经商经验。无为本地有一个叫汪子东的人,他是芜湖的汉奸头子,我们也利用他的身份请他来做买卖(现侨居日本,有回国愿望,晚年想定居安徽)。蔡辉同志从苏中调至皖江后,工作开展得很好,仅半年时间就打开了局面,从上海、南京买来了大批药品、布疋送到了根据地,我们用大米、黄豆、芝麻等农产品来交换。

那时日本驻芜湖的“登”部队的高级顾问是楠木,楠木是日本共产党的左派,是日共派到日军内部做情报工作的。我们掌握了这种情况以后,和他接上了关系,通过他搞到了不少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

我们从上海搞的物资比较多,肥皂厂的机器设备、兵工厂的机器、原料都是从上海运进根据地的,各厂工人和技术人员也是从上海进入皖江地区的,还有造纸厂、香烟厂、大江银行制币厂的原料设备都来源于上海。

四三年下半年,楠木到根据地来过几次,和我们洽谈生意,曾政委也亲自参加过,段洛夫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懂日语)。楠木来的时候我们设宴招待他,请当地有名的厨子来做菜,一面吃饭,一面和他进行谈判。

“登”部队是日本华东派遣军中的一支部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师,部队里的高级将领也希望和我们做生意,以便从中牟取好处,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政策,用蔡辉同志的话说,就是给他们吃“糖”,先让他们尝尝甜头(指送他们一些土特产),“糖”吃得越多,他们的胃口也就越大,也就陷得越深。一开始他们是用一些西药、布疋和我们交换,后来就发展到用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和我们交换。当我方提出需要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时,他们就提出用鸦片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也尽量满足他们。象这样的物资交换大约有三次,均在晚间进行。日方事先把包扎好的武器弹药用汽艇送到我方二区的临江、新沟等几个联络点,汽艇停泊在江心,等到晚上,由我方一面派人四面警戒,以免走漏消息;一面派船接运军事物资上岸,然后运送我方土特产品上艇。这种互换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成交的,数字也较大,一次就有好几百条枪。七师从上海购买的物资能顺利运回,主要是因为长江沿岸的每道关口都有我们的关系。在芜湖,我们主要依靠汪子东,即使出了问题,由汪子东出面担保也就安然无事了。四三年三月,日寇扫荡时,蔡辉同志的爱人李宁同志以及王渔同志(无为县人,曾任过贸易总局会计科长,现任省经委付主任)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芜湖,以后我们找了楠木和汪子东,由他们出面作保,证明李宁和王渔同志是做生意买卖的,和他们是股东老板关系,很快就被释放出来。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皖江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奉命撤退北上,其中干部数量比较多,他们是党的骨干力量。为了保存下来,决定一部分家住本地又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干部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另一部份随军北上,后来大部分分配在淮阴、淮安、高邮等地工作。这时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撤销了,因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是属于安徽的,在七师撤至苏北、山东以前,该地已有了自己的经济贸易机关。所以,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改称为“大成贸易公司”,原来为贸易总局从事经商的人员也随军到达苏北。从此,大成贸易公司属于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领导,曾希圣同志任部长,李步新同志任副部长。大成贸易公司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继续采购物资,二是护送苏北、山东的干部到福建、安徽、广东去。(沈君常同志原任安徽省物资局副局长,安徽省人民政府驻沪办事处主任,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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