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方兵力、火力没有数量级差异的情况下，部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已经预示了战役的结果。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个胜负要素——小推车后勤的组织方式。
淮海战场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淮海战役从11月6日攻击黄伯韬兵团开始，到1月10日歼邱清泉李弥兵团结束，在这两个多月里，解放军战线从山东内地延伸到河南江苏安徽。单线里程超过800里。60万解放军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连续作战，粟裕清晰地总结了原因：“淮海战场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一般的战史文章都喜欢关注大连新建公司的炮弹如何生产，却很少有人详细分析人民的小推车是如何转动。而官方宣传只喜欢渲染人民自发自愿的积极支持，似乎党一声令下，人民群众就能自动从山东后方走过一千几百里路把粮食运往战火前线，淮海战役的后勤史在过度简化中逐渐变成神话。
但当事人陈毅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的后勤不是神话，而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
过去解放军在外线作战，大多后勤物资靠就地解决。到了淮海战役，数十万军队冬季远征，至少一半物资要来自山东根据地，甚至来自远在渤海之滨的滨海区与胶东区，否则就要断粮。千里调粮，方圆几千里的农业社会要抽出10%的劳动力参与远征，这是自古未有的动员，必然需要自古未有的复杂组织。
后勤组织与民工动员体系
早在豫东战役结束后，华野就下大力气组建后勤部门。在济南战役开战前的1948年8月建立起一套复杂的预决算与会计制度，为了执行这套制度，从华东军队到团级部队都建立了四大野战军中独一无二的审计与财经处/科/室/组。在地方上自然建立了对应的各级管理机构。
为了使这套复杂组织正常运转，华东军区发行了九种票证，颁布了六七本相关条例，事无巨细地制订了新建道路规模、各地黑豆与黄豆兑换比例、临时雇佣保姆的口粮与工资等等非常细碎但广泛的需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惯性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一时期的军事动员。
为了在标准混乱的农业社会精确计算物资，华东军区还同步下发了公历日历与秤砣，标尺等标准度量衡工具，酷似秦始皇出关东征，灭六国的同时统一度量衡。
最大的难点是民工管理与动员，东北野战军以铁路为运输主力，简单将民工按地域来源简单分为大大小小的单级民工团就能管理。华东野战军以人力运输为主，不得不将民工分门别类进行量化管理：
按支前状态不同，民工分为三种：
- 1. 随部队移动，负担军事后勤，脱产三个月到半年的常备随军民工， 24万人。
- 2. 把后方粮食运到前方兵站，脱产一周到三月的二线转运民工。120万人。
- 3. 把自己粮食从乡村运到周边集中点，不脱产民工400万。
按工种不同，民工又分为担架，挑子，小车，大车工。以地域来源，分为支队（专区）大队（县）中队（乡）分队（村）。十几个专区，编出十几个旅级的民兵支队。在不同等级的“队部”里，有人数不等的脱产干部进行管理，都由民工所在地抽调地方干部组成。
教科书中多次提到那位将地名刻在竹竿上的唐和恩，就是一位二线转运民工小队长，他出勤88天，刚好在二线民工脱产三个月的要求内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惩罚，当然无法调动几百万农民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空前复杂的动员体系，最核心的工作是量化民工的付出，并和物质-精神奖励挂钩。
直接的物质奖励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工资：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下，单纯纸币无法取信于民，必须以实物与可靠的票证付款。而不同的民工参战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须有所区分。粗略地说，民工待遇分“供给”与“包运”两类。其中“供给制”主要针对常备与临时民工，常备民工享受解放军战士待遇，临时民工则由所在地粮食站提供伙食与茶水，运输时间也算入村里互助工，保证本户生产不受影响。
将粮食补给从后方集中点运到前线部队是动态补给线的主体。为了保证二线民工积极性，在“工资低于商运，但又使其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在物资送达后，民工每运输百里可以拿走运量的15%作为提成工资。以大车队为例，一辆车两人两马（骡），一天能拿到得30斤左右的报酬，如果全队能够较好协调伙食支出，计入来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大概能够额外赚4斤粮食作为额外工资，已经高于山东普通季节性长工每月百斤工资的水平。华东军区以充裕的工资保证了民工积极性，但这也意味着补给线超过500里后运量补助将超过货物本身，代价巨大。
华东军区一直强调支付工资要尽量发给现粮，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保证前方军队粮食供给已经很困难，只能以公粮抵扣粮票或者政府公债进行兑付。就笔者所见，一直到1956年公社化改造前，山东省农业厅依然在文件里规定，解放战争时期公粮抵扣粮票可继续抵扣公粮。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淮海战役动员成本支付周期之长，以及解放区政府信用的可靠。
淮海战役过程中，除了人力运输外，我军还尽可能利用火车与运河，事后总结，河运的百公里综合成本为5%，而火车只有1%。充分体现了现代工业对农业社会的巨大优势。东北野战军的后勤问题相对简单，原因就在于发达的铁路网。
精神荣誉方面，除了土改之后形成“倒蒋支前，保家卫田”的大背景之外，还在民工中广泛展开“立功运动”。立功运动以民主互评为基本方式，量化换算，五个三等功可“兑换”为一个二等功，五个二等功又可兑换一等功，而特等功则需要纵队或者专区特批。虽然原则上立功除了奖状外并无其他物质奖励，但对于底层普通农民本身而言，政府所授予的官方荣誉也是一种自古难得的奖励。而且作为政治积极可靠的保证，立功民工回乡后，无论是入党，参军或者提干都有一定优先权。
淮海战役“人民的小推车”后勤的组织科学总结
在1954年全套引进苏联后勤体制前，这套体系是中国最复杂的后勤制度，是为中国革命决战而量身定制的“社会软件”，探出了中国农业社会动员力的短期极限。通过这次动员，新中国的领导人得出了两个结论：
（A）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下，借助土改建立的基层组织，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起来相当惊人的人力物力。
（B）基于农业社会的短期动员成本巨大且不可持续，在真正的工业力量面前不值一提，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全面工业化。
清末以来，人人都说“三千年大变局”，但从维新派到国民党，每一派走上前台的势力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大变局”，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应付变局的力量。在连年的内外战争中，共产党逐渐找到了正确结论——只有工业化能应付大变局，只有改造农村才能得到变革的力量。淮海战役就是这一路线的总检阅，既是动员农村力量的高潮，更是为工业化积累资源的开始，新中国就此完成了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