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走了，人死为大，无需对他个人进行过多纠结。但是，褚时健之死激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这表明浓缩在褚时健身上的“社会关系人格化”问题，至今依然有着极高重要性，本文就对逝者身上的“社会关系人格化”问题，做一点初步的梳理和展开。
1980年代这些人为树立的企业家典型中间的大多数，都进了监狱，或者流落到了毫无成就的地步。这些人的成就，是透过贬低劳动者和管理团队之后，把所有功劳都归结为一个宣传对象，是一种宣传在纸面上造就的典型。把劳动者贬低为零——说劳动者都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把管理团队贬低为可有可无的马仔，然后无限突出一个人，这么塑造出来的宣传典型。这群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受住了历史和现实考验，记忆力还好的人，应该对这些名字还有印象，例如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更为可笑的是，武柴都跨完了，有关方面还趁机树了个洋典型格里希。
应该说，一代被宣传造成出来的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们，未能真个确立新的社会关系准则或者制度，他们自身也是在这个变革大潮中间的探索者而已，甚至，后续的职业生涯还证明，这些人连“开风气之先”的先行者都谈不上——没有起码证据证明这些人真能够在新社会体系中间如鱼得水或者成功。
但是，经过这样的宣传之后，那些被树立的典型自己也更加以为：企业发展的成果完全是源于自己。所以，无论给多少年薪或者承包费，都会觉得没有够，自己被亏待了，需要自己动手去拿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这后来成为侵蚀国企利润的一个主渠道，一把手联合管理团队，搞“厂外设厂、店外开店”，把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送入外账，然后转给私人腰包。
在这个意义上，褚时健既是改开搞年代的制造物，也是改开搞年代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个年代，褚时健无法准确看待自己，甚至无法准确看待自己与企业的关系，然后，挑战了法律并吞下了恶果。很多人应该还记得这句话：跟着组织部，时常有进步；跟着宣传部，时常犯错误。应该说，褚时健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是与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运动及其宣传口径之间，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墨子有个说法“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是说环境对人自身塑造的力量太大了，一个人在社会舆论环境中间，很难真正做到“洁身自好”。
褚时健在毛时代是烟厂的一个优秀供销科长，在改开搞年代被树立为企业家典型，在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上，褚时健都不那么勉强地适应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得益于1980年代的宣传氛围，褚时健在毛时代从不认为企业经营成果是他一个人创造的，但现在，人民日报教会他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身个人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关系，褚时健也恰如其分地行动起来，想要“捞回”自己的贡献和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在舆论和社会变革中间，是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从前不曾有过的统治阶级现在不仅有了，还高高地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由此，需要在精神生产领域对于这个阶级成员成员的诸方面，进行德道和价值方面的“高估和赋值”。人民日报的宣传鼓噪，说企业效益改进或者经营状况改善，不是“大锅饭养的懒汉”的功劳，也不是管理团队发掘全部生产要素潜力的结果，仅仅出自于改革家们头脑之中的改革措施，这个宣传上的赋值方法在任何国度的任何时段，都无法以经验验证。
舆论热衷于高估褚时健的功劳，不仅仅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人民日报的宣传口径，而是在今天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间，重新评定上等人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和统治必要性。褚时健自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资本及其榨取事业日益受到民众质疑的中国，迫切需要给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不断地赋值或者充值，从而稳固住“物质生产领域的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褚时健在今天还有重要性，应该尽在于此了。
更何况，企业家在认识世界方面，远非熟知前程后世的“算师”和预言家，他们对于改开搞年代的主要变化趋势而言，与普通人一样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让企业去面对市场是一个新的事务，整个的社会经济关系都在不停重组之中，奢言看清楚大势确立起新制度，那不过是笑话而已。说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作为旧时代的旧人，能够完美创造新时代和新规则，这样的宣传口径，就跟说初生婴儿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好诗差不多。毕竟，企业家本身也只是被这个大潮所裹挟的一员，能够看清楚身边的利害关系结构变化，利用手中日益扩大的权力去营建各种“自主可控”的化公为私渠道，才算是有点“创新”的味道，当然，这个在任何国度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合法的。
换言之，1980-1990年代的所谓企业家经营，及其对于历史经验的贡献，仅仅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深恶痛绝的“国企产权模糊和虚置”创新，这个模糊或者虚置是怎么来的？没有任何奥秘，企业管理权系统性地构建各种把国企利润“化公为私”的渠道，产权模糊或者虚置的唯一依托，是受到宣传蛊惑的管理团队过高地看待自己对企业的贡献，然后非法地对企业利润进行“侵蚀和自肥”的结果。这个化公为私的自肥行为，应该说是法律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但是却受到宣传鼓噪的间接肯定——说企业经营改进都是企业家自身锐意改革的成绩。
依据美国企业史家小钱德勒的看法，一个产品或者技术成熟之后，想要通过企业经营去实现利润，企业需要三个方面的“三重投入”：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购销网络的建设，以及进行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其中管理结构投入的周期最长一般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合适的管理结构投入完成之后，能够顺利管理企业的软硬件投入实现“大通过量”生产，实现市场竞争优势，据以获得规模或者范围效益。
中国在1980年代人为树立的企业家典型中间，除了鼓噪出各种“奇谋密计”的想当然之外，仅仅只是实现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去掌控(多数情况下是不公正地掌控)多数人命运的“变天”，铲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谈不上一丝一毫的有效管理结构投入“经验”，至今为止，依然没有人能够总结出1980年代的变革，对于企业经营有什么值得传下去的“管理结构投入经验”，所有的宣传鼓噪无不随风而逝，唯有管理结构之中的各种“自肥”构建——引致那个主流经济学家至今不愿意清楚说出原因的“产权模糊和虚置”，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不过，这恰好很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一帮子政治投机分子的宣传投机行为，不可能真的为新时代留下什么说得过去的精神遗产，一切真正的建设行为，都需要等待投机气氛最浓的那个时段过去之后，才会悄悄开始。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外一则：谁在神话褚时健？
申鹏 · 2019-03-06 · 来源：平原公子
这个时代，劳苦大众对富豪的膜拜，有点可笑，有点病态。假如啊，只是假如，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国企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个人贪污上千万，建立了12亿元的帐外小金库，而且以权谋私，一个批条就能让身边的人获利千百万。他的女儿依仗他的权力，接受、索要了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样一个人，你们会怎么看?
这个人曾经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入狱后就被减刑，三年后就保外就医，出狱后还能继续创业，王石登门拜访，柳传志为他背书，“朋友”一出手就借给他千万资金，包下了上千亩的土地，他又莫名其妙成了企业家的偶像，成了奋斗不息的商业老英雄，从“烟草大王”，变为“中国橙王”。
现在，他去世了，媒体铺天盖地、追思、悼念、惋惜，仿佛要把他塑造成一个烈士，一个英雄，一个被体制束缚，生不逢时的普罗米修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我记得于敏先生今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1995年贪污上千万，是什么概念?生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不需要我解释。对于法院的判决，他本人从未否认，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如果换了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国企领导，估计大家早就异口同声骂起来了。
但他是褚时健，是曾经红塔山商业王国的传奇人物，是王石顶礼膜拜的偶像，是众多中国企业家心目中的教父，也是资本的一面旗帜，所以，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声音，而媒体们统一了口径，把他写成了一位圣贤和伟人。
我对褚老没有恶意，本来也不该在他去世的日子里说这些不中听的话，毕竟死者为大，但我实在忍不了这个谀词满天飞的环境，实在忍不了这些媒体的歪曲事实和煽动情绪，很多人对褚时健一无所知，开口就是一句“山高人为峰”......不错，山高人为峰，但这个人不只是褚时健一人，人到了山巅，更应该知道亢龙有悔、无欲则刚，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不可贪天之功。
褚时健的能力非常强，这是公认的事实，他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是个“救火队长”一样的存在，当过农场副场长，当过糖厂副厂长，每到一处，都能扭转亏损，让企业找到出路。他人生的巅峰，是1979年出任玉溪卷烟厂的厂长，褚时健雷厉风行，解决了设备老旧、技术落后的难题，他在那个时代，就敢以厂子为抵押，借银行贷款更新设备，引进技术人员，三年之内, 玉溪卷烟厂税利增幅高达30.63%。
90年代中期，褚时健已经让玉溪卷烟厂成长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了。“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已经高达332亿元人民币，褚时健也成了当之无愧的“烟草大王”。他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3年左右是玉溪烟厂一年利税85亿，相当那时300多个中等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他的功劳是极大的。
但是就在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褚时健也开始走向他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他利用权力为他人批烟倒烟，当时一条“红塔山”出厂价四五十元，转手就可以卖出150元的高价。只要和褚时健搭上关系，拿到红塔山出厂烟，你可以瞬间变成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利字当头，无数官员、商人趋之若鹜，和褚时健进行利益交换，90年代，河南省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 用行贿手段, 先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和金货，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 获利818万元。1994年，中纪委查办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某某的夫人阎建宏腐败大案发现，阎从云南批了5万件“红塔山”香烟，倒卖后获利大约一千万元。
褚时健的妻女亲人，更是把玉溪卷烟厂当作了自己私家的金库，肆无忌惮予取予求，他的妻子“烟草皇后”马静芬，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他的女儿“烟草公主”褚映群，利用父亲的权力，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褚时健本人，也绝不干净，1995年，年过70岁的他即将卸任，新总裁就要上任，他不甘失去权力和巨额财富，便指使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而在面临司法调查的时候，褚时健不但不配合，反而试图携带外汇准备潜逃国外，被边境公安截获。
现在有人为他喊冤，说当年他作为国企领导的工资不高，17年收入总和为80多万元，这和他做出的贡献不符，更有人指责当年国企系统同工同酬分配不公平，有能力的人应该拿到更多，出于不甘，褚时健才多贪污了一千多万。有一定道理，但国法在上，再委屈，再不乐意，你也不应该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啊。
他自己曾经坦白道：“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其实，国家和体制从未对不起褚时健，贪污被判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褚时健本人也从未表示有异议，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他也犯了罪，当时中纪委的领导拍板，“功不抵过，过不掩功”，这是非常客观的。当时贵州的一位省级领导，贪污数额不到褚的三分之一，直接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而褚时健只坐了3年牢就保外就医了，这已经是格外宽大处理了。
2012年的时候，褚时健出狱后筹了1000多万，在哀牢山包下2400亩土地种橙子的新闻火了，王石去拜访他，柳传志为他站台，各大媒体都在夸他80多岁高龄还在创业，推崇他一生奋斗不休的精神。但诸位动脑筋想一想，如果一个80多岁的普通老人，有这个能力弄到1000多万吗？能够包下2400亩土地吗？种的橙子会有销路吗？渠道商在哪里？资本和媒体包装出了一个老英雄，重写了一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故事。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有人告诉褚时健“这些钱是我们借给你的，你随便玩，花光了也没关系”，还有人告诉他“你尽管种，我尽管收”，所以，他根本不担心没有人投资他，他也不担心他的橙子卖不出去，2008年褚橙上市的时候遇到全国性的桔橙滞销，那些人把橙子买来当作工会福利发，公开卖价是市场价的三倍。如此这般，他不成功，谁能成功?
褚时健是个了不起的枭雄，他一身机关算尽，为自己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但并没有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他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这件事也让他痛悔不已。但在他出狱之后，到了商业至上的当代，他当年织就的那张关系网余荫尚在，开始回报他了。所以，在众多媒体和营销号的笔下，他几乎成了一个生不逢时的英雄和圣人......
我钦佩褚时健的能力，我钦佩一个能力出众、手腕灵活的国企领导;我更钦佩一个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带领企业工人和当地人民致富的企业家。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一切的判断，都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没有必要揪着缺点和错误不放，但错就是错，罪就是罪，我们更不应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一个贪污的官员，一个犯罪的企业家，洗白成生不逢时的英雄和圣人。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褚时健是个大人物，是个特殊时期的盖世豪杰，是个能够在低谷中从头再来的好汉，这没有错，但你们不觉得网络上满篇的谀词有点过分吗?这个时代，劳苦大众对富豪的膜拜，有点可笑，有点病态。
各路媒体满腔的怨恨哀愁都快溢出屏幕了，说的好像这个老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说的好像国家和体制亏待了他一样。当年的百万批条不存在吗?当年的贪污受贿数千万不存在吗?无期徒刑其实也就只坐了几年的牢而已，所谓褚橙的成功，只是资本力量的造神而已。他们是一个体系，从资本到媒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哀叹褚时健、牟其中之类，只是某些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褚老走好，红塔山是好烟，褚橙很好吃，但这满屏幕哭丧的，并不是您的亲人子孙，他们如丧考妣呼天抢地悲悲戚戚，只是别有用心，拿您当枪使而已。这真是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外两则：褚时健自己贪污，妻子贪污，女儿贪污且在狱中畏罪自杀
杜建国：同样是腐败罪犯，褚时健得到了中国主流媒体与舆论的美化同时，而刘志军以及高铁得到的则是长期丑化。为何待遇截然相反？
褚时健是干烟草这一特殊行业的，对中国的贡献一般， 而刘志军则是亲自发起了高铁革命，对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为何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褚时健自己贪污，妻子贪污，女儿贪污且在狱中畏罪自杀，褚时健本人更是携款外逃至边境时被捕；刘志军犯罪数额实际远低于褚时健，更没有叛国外逃，但是，褚时健呆了两年就保外就医了而刘志军却一直关押在狱中。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