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引言:投资者

作者:简·迈耶 来处:金钱暗流 点击:2019-03-11 12:03:29

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引言:投资者

奥巴牛上台迫使激进右翼势力大集会

2009年1月20日,全米国的目光集中在华盛顿,在那里超过100万名欢呼的庆祝者聚集于国家广场,以见证第一位非裔米国总统奥巴牛的就职典礼。群情如此激动狂热,使得民主党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预测了一种长期的政治情况:民主党“将在此后四十年继续掌权”。

然而在2009年1月的最后一周里,在米国的另一边,另一种集会正在进行,那是一群用尽一切手段使选举结果失效的积极分子。

在印第安韦尔斯,一座坐落于棕榈泉外围的加州沙漠小镇,沿着文艺复兴度假村植满棕榈的漫长车道缓慢驶过后,一个人在擦洗SUV。当侍者飞快过来搬拿行李时,步出车门走到路边的是一些米国最狂热的保守派。他们中的许多人代表了米国最具权势的牢不可破的商业利益。

在酒店晚宴厅里,气氛严峻,好像这些奢侈品只是在提醒聚集在这里的人群,他们的损失有多巨大。

这周末在此胜地会面的客人们,包括了许多在小布什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最大赢家。他们中有身价亿万美元的商人,米国最大财富王朝的继承者,右翼媒体巨头,保守派官员,还有以漂亮手腕帮助资助人把持权柄的精明政客。这里也有雄辩的作家和出版人,他们就职的智库、支持团体和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正是由这些企业利益提供资金。尽管人物众多,最受尊敬的贵宾还是那些潜在的政治捐赠人——或如他们自己所称,“投资人”——他们的支票簿是完成手头项目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群人周末聚集在此,并非是由知名反对党的领袖召集,而是经由一位普通公民:查尔斯·科赫。年已七十的他一头白发,但身体仍然年轻健壮,牢牢掌管着总部坐落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ires)。

这家公司由查尔斯的父亲弗雷德(Fred)建立,自弗雷德1967年离世后,查尔斯与兄弟大卫接掌并买下了另外两兄弟的股份,公司持续壮大至今。

查尔斯和大卫——通常被称作科赫兄弟——几乎完全拥有他们领导下的米国第二大私营企业。他们拥有长达4000英里的油气管道,位于阿拉斯加、得克萨斯、明尼苏达州的炼油厂,佐治亚-太平洋(Georgia-Pacific)木材和造纸公司,以及煤炭、化工企业,他们还是商品期货的大宗交易者之一。

公司的持续盈利也使两兄弟在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中排名第六、第七。2009年,他们各自拥有约140亿美元的财富。哥哥查尔斯是一位有不同寻常的目标、习惯于走自己的路的人。

这个周末他想获得的,是使自己的保守派伙伴加入一项艰巨任务:阻止奥巴马政府实施米国民众投票支持的,而在他看来是灾难性的民主政策

科赫兄弟的政治观点与势力变迁史

科赫兄弟以其财富规模,自然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但是许多年来,通过加入臭味相投的政治盟友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小团体,其中不乏财富同样庞大到不可估量的人,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这部分人希望利用财富来推动一套保守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政治,但目前为止都还处在政治边缘,1980年大卫·科赫代表自由意志党竞选米国副总统时,仅仅获得了1%的选票。当时,保守派代表人物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Jr.)批评他们的观点是“无政府极权主义”(Anarcho-Totalitarianism)。1980年科赫兄弟竞选失败,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米国的决定,而是开始改变投票方式。他们利用财力,采用其他方式将他们少数人的想法施加于多数人

在被选票击败后的几年里,他们倾注了数亿美元,暗中将他们的政治观点从米国政治生活的边缘移到中心。凭借与做投资生意时一样的远见与毅力,他们资助并建立了一套令人震撼的全国性政治机器。早在1976年,接受过工程师培训的查尔斯·科赫开始计划一项席卷全国的运动。作为约翰·伯奇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前成员[1],他有一个激进的目标。1978年,他声称:“我们的运动必须摧毁盛行的国家主义模式。”

为此,科赫兄弟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引人注目的思想斗争。他们资助看似毫无关联的智库与学术项目,促使宣传团体在全国政治辩论中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雇佣说客将他们的利益推动到国会,招募工作人员建立人为的基层组织,为他们的运动提供基层的政治势力。另外,他们还资助法律团体和司法掮客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案件出力。最后,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私人政治机器——其与共和党不相上下且可能将其纳入其中。许多行动被秘密掩藏,在台面上则伪装成慈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公众可以追踪的资金链留下。而正如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在2015年夸耀的,一个“充分整合的网络”逐渐建成了。

科赫兄弟思想无比坚定专一。他们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身处一群由极其富裕、极端保守家族组成的小团体中。他们几十年来倾注资金,影响米国人的思想与选票,而且几乎没有被曝光。他们的认真发力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

除了科赫兄弟外,这个团体还包括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MellonScaife),梅隆银行和海湾石油公司(GulfOil)的继承人;哈里·布拉德利(HarryBradley)和林德·布拉德利(LyndeBradley),因国防合同而发家的中西部人;约翰·M.奥林(JohnM.Olin),化学和军火公司巨头;科罗拉多州的酿酒业家族库尔斯(Coors);还有密歇根州的德沃斯(DeVos)家族,安利销售帝国的创办人。每一位都互不相同,但他们一起形成了新一代慈善家,热衷于动用私人基金的数亿美元来改变米国政治的方向。

当这些投资人开始努力让米国按照他们信奉的路线改造时,他们的想法更可能被认为是边缘的。他们挑战二战后广泛接受的共识:积极政府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力量。相反,他们主张“有限政府”,大幅降低个人和企业税,最低限度的贫困人群福利,以及大量减少工业监管,尤其是在环保领域。他们声称自己由原则驱使,但立场却与个人经济利益无缝衔接。

借助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他们的观点开始获得更多推力。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仍被视作右翼的极端边缘[2],但是共和党和全国许多地区都在趋近他们的路线。传统观点往往认为,右倾者来自反对自由派开支计划的民意反弹。而还有一种较少被审视的解释是由于这一小群富豪投资人的影响。

当然,在米国政治中,两边的意识形态领域都由富有的资助人长期掌握着大到不成比例的权力。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一位为自由派组织和候选人出资的亿万富豪,经常被保守派点名批评[3]。

但是,科赫兄弟却专门设立了新标准。正如无党派监督组织公共诚信中心(CenterforPublicIntegrity)的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CharlesLewis)所说,“科赫兄弟处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没有人和他们一样花费如此之多,其突出的规模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自有一套违反法律、操纵政治和混淆视听的方式。自从‘水门事件’后,我一直在华盛顿,而我未曾见过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4]。

到贝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当选总统的时候,这对富豪兄弟的行动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过说服范围更大、精心挑选的富有的保守派人和他们一起“投资”,实际上已经创造出一家私人政治银行。聚集在文艺复兴度假胜地的正是这群人。其中大多数人和科赫兄弟一样,拥有巨额的私人财富,他们不仅属于全国最富裕的那1%,甚至是更加精贵的0.1%或更高级别。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他们无比成功。而奥巴马的当选则给了这群人当头一棒。

在此前共和党执政的八年里,这群保守派企业精英巩固了权力,在米国政府的监管与税收法规上积累了巨大影响力。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挑剔布什总统还不够保守。但是在布什任期内,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形塑政策,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并且将新任民选总统视为他们既得利益的直接威胁。参与者们害怕他们正在见证的不只是共和党八年统治的过去,还是一种政治秩序的终结——他们相信这种秩序极大地造福了国家和他们自身。

共和党失败危机促使激进右翼势力更团结更有效能

在2008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被彻底击败。民主党人不仅夺回了白宫,还在国会两院中均占多数。2008年大选是失望,更是彻底的溃败。“他们已经体无完肤,问题是能否幸存下来。”奥巴马总统的前副发言人比尔·伯顿(BillBurton)回忆道。之后成了奥巴马高级顾问的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回忆说,选举后的初期,“有一种必胜的感觉,布什已经败北,他会成为胡佛,而奥巴马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并支配一切。那时的人们有一种钟摆开始晃动的感觉,一个崭新的进步时代已经开启。布什的民调支持度比尼克松还低!他的经济与外交政策已经宣告彻底失败。有一种‘我们怎么才能把事情搞砸’的感觉”[5]。、

保守派的政治危机感加剧,经济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令人晕眩的大跳水。奥巴马就职当天,因为怀疑这个国家的银行的生存力,股票市场大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落5%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4%。持续的经济衰退不仅使一些保守派的投资组合沦为废品,也将他们的信仰体系打为无用。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主义(libertarianconservatism)的基本信条,市场绝对可靠的观念看起来愚昧无知

自由市场倡导者看到他们整个的意识形态运动危在旦夕,甚至一些共和党人成了怀疑者。例如两任布什政府的资深人士,退役将军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认为,“米国人期望生活中有更多的政府治理,而非更少”。《时代》杂志捕捉了这一时代思潮,在封面上饰以共和党大象,标题为“濒危物种”。

查尔斯·科赫本人描述奥巴马的当选有如末日,在早些时候的一月,他给公司的7万名员工发送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内部通信,信中断言米国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繁荣的最严重损失”。因为担心联邦支出中的自由派复苏,他告诉员工,更多的政府项目和调控正是加剧经济衰退的错误方法。“是市场,而非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强劲动力,帮助我们摆脱那些困难时期。”他坚称。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是他最糟糕的梦魇。新上任的总统几乎“向政府调控最少、市场运作才最好”的观念宣战。

“没有监管,市场可能失控。”奥巴马警告道。他还接着宣称,“只照顾富人的国家无法长富”,听起来似乎目标直指那些企业财阀,例如聚集在印第安韦尔斯的那群人。

正是不满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政治背景,查尔斯·科赫召集了一位保守党同伴——自称为“商业右派”(MercantileRight)[6]的克雷格·谢利(CraigShirley)来夺回,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接管米国政治。奥巴马的当选让任务更加急迫,但聚集在印第安韦尔斯的那群人起初并不是为了科赫兄弟。从2003年起,查尔斯和弟弟大卫每年两次为保守派捐赠人悄悄组织类似的会面。这项活动一开始规模很小,但当0.01%顶层人士中的右派针对奥巴马的敌意建立起来后,它便迅速扩张。

他们向公众隐藏起了野心,除了最低法定财务公开之外,避免其他一切,而科赫兄弟在他们的圈子里将政治慈善事业描绘成一项位高任重者的高尚事业。“舍我们其谁?舍此时何时?”查尔斯·科赫转述了古希伯来学者希勒尔(RabbiHillel)的战斗动员,在一次捐赠人会议的邀请函里发问道。“很明显我们正在走向灾难”[7],后来科赫告诉保守派作家马修·康特奈提(MatthewContinetti),解释他的计划,力图聚集其他自由市场的热衷者,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压力集团。2003年的第一次研讨会只吸引了15人。

一位因害怕报复而谢绝署名的科赫王国的前内部人士描述道,早期捐资人会议是争取其他人为其维护公司盈利的政治斗争埋单的精明手段。这些研讨会实质上是公司游说活动的延伸,由科赫员工任职并组织,总体上被视为公司项目。

他还透露,对于科赫兄弟而言,格外重要的是从其他商界领袖那里取得对环境问题斗争的支持。科赫兄弟强烈反对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任何会损害他们化石燃料利益的措施。

但突然间在2009年1月,这些狭隘的担忧显得无足轻重。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保守派商业精英的深刻忧虑,会议蜂起,他们成为政治抵制的中心。策划者们一头雾水。“突然间他们在引领游行队伍,”他说,“没有人预料到。”到2009年,科赫兄弟成功将他们的政治会议从不稳固的自由市场交换会,扩展至开始吸引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富商们大量涌去与有名有权者接触,譬如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和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媒体名人也加入进来。“得到一张邀请函意味着你已经取得成功,”一名仍为科赫兄弟工作的人员解释道,“人们都想进入这个房间。”

峰会中募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吸引眼球。更早的商人们为操纵米国政治也曾花费了庞大金额,但科赫会议的数额已经远远将过去甩在身后。

正如《华盛顿邮报》丹·鲍尔兹(DanBalz)观察的,“当年保险巨头兼慈善家W.克莱门特·斯通(W.ClementStone)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M.Nixon)1972年的竞选捐资200万美元,曾导致公众愤慨,引发的运动造就了‘水门事件’后竞选资金方面的改革”[8]。算上通货膨胀,鲍尔兹估计斯通的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100万美元。相比之下,科赫兄弟及其朋友圈为2016年大选积累的政治资金预计高达8亿8900万美元,“水门事件”时期被认为极度腐败的金钱规模在它面前也不免相形见绌。

参与者的影响力,帮助提升了科赫兄弟的声誉,为他们极端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观点戴上了崭新而高尚的光环,而在过去诸多观点被远远排斥在主流之外。

“我们不是一帮四处宣扬怪论的激进分子,”大卫·科赫语带骄傲地告诉康特奈提,“这群人中许多都非常成功,在他们的社群中举足轻重、受人尊敬!”[9]

2009年1月那次机密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9年1月的那次会议,也是奥巴马时期的第一次会议,究竟有谁参加,在度假地又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只能被部分地拼凑还原,因为客人名单正如科赫兄弟政商事务等诸多方面一样,都被秘密隐藏。

曾为科赫兄弟工作的一名共和党竞选顾问谈及这个家族的政治活动时表示,“说他们低调作为根本是轻描淡写。他们分明在秘密行动”。比如说,这个会议的参与者按照惯例被告诫销毁所有文件副本[10]。“留意保护你的会议记录与材料”,一次会议的邀请函上提醒道。来宾被告知对新闻媒体三缄其口,也不要在网上发布任何关于会议的信息。精细的安全措施被执行,以确保参会人员及会议议程不受公众监督。参会者在报名时,被提醒经由科赫员工安排一切,而不要轻信度假地的员工,不过这些人的背景也都被科赫的安全人员调查清楚了。

为了拦截闯入者和冒名者,所有正式聚会都需佩戴名牌,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及其他记录设备在会议开始前被收管。为了防止聚会期间被窃听,音频技术人员在四周放置了发射白噪声的扩音器,以针对任何不请自来的媒体或公众。[11]

不言自明的是,违背保密的下场是被之后的会议驱逐。当缺漏真的出现,科赫会发动一场紧张的长达一周的内部调查并阻塞泄密。尽管计划者的希望是这笔钱能对国家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峰会上募集的捐款及捐款人都不被公开披露。根据后来流出的记录,科氏工业特别项目的副总裁兼查尔斯·G.科赫慈善基金会副总裁凯文·金特里(KevinGentry),在一次峰会征集现金时向捐赠人保证,“我们能保障匿名”[12]。为了避免有人不理解这项事业的严肃性,查尔斯·科赫在一封邀请函中强调“阳光下的娱乐”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打高尔夫球和乘贡多拉船是下班后的好消遣,但早餐将早早开始。他提醒受邀者,“这是实干家的聚会”。

激进右翼富豪背后的米国财阀寡头政治现实:极端不平等威胁经济与民主

这群“实干家”中至少有18位亿万富豪加入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科赫兄弟组织的秘密反对活动。忽略只是百万富翁的参与者不计,这群与会的有钱人中有不少身价估计达数亿美元,仅18位知名亿万富豪截至2015年的财富总和就超过2140亿美元[13]。

事实上,有更多亿万富翁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间,匿名加入科赫策划的聚会,人数多过1982年《福布斯》开列米国400富豪榜时存在的亿万富翁。

科赫会议的参与者反映出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普通加剧,已达到19世纪80年代镀金时代的水平。2007年米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悬殊,以至于1%的人口拥有35%的全国私人财产,将几乎1/4的收入据为己有,而25年前这个比例还只是9%。[14]

自由派批评家,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担忧国家处在从民主政治走向财阀统治的危险之中,或许是更糟的寡头政治——像是俄罗斯,少数极有权力的商人迫使政府哺育他们而牺牲其他所有人。[15]“我们正在走向的不仅是高度不平等社会,也是寡头统治的社会,一个继承财富的社会,”克鲁格曼警告道,“当一些人富有到可以有效收买政治制度时,政治制度将倾向于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6]

“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一术语有煽动性,在惯于将此理解为和米国民主不相容的专制统治者的人们眼里,好像是种夸张。但是,越来越多声音开始认为米国是“公民寡头政治”(civiloligarchy),占人口极小部分的极富阶层可以利用极高的经济地位来推动一套政策优先服务于他们。

西北大学专门从事寡头政治比较研究的教授杰弗瑞·温特斯(Jeffrey Winters)也是其中一员。他认为,米国的寡头们并不直接统治,而是利用财富来造就偏袒他们利益的政治结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左”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财富造就权力,造就出的权力造就更多财富”[17]。

多年来,米国经济学家倾向于轻视国内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声称不平等的加重仅仅是全球经济巨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不平等将自然地平衡,潮涨之时所有船都将高升。自由市场倡导者的看法是,最重要的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

正如保守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述:“一个社会把平等——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前,最终的结果是既不平等也不自由……另一方面,把自由置于首位的社会,如同幸运的附加品,最终的结果是更好的自由与更好的平等。”

然而在新千年里,这一共识正开始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研究政治与财富关系的学者认为,米国逐渐加剧的不平等是对经济与民主的双重威胁。

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改变时代精神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警告,在没有政府积极干预的米国和其他地方,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到一个地步,那时候目前占据世界经济份额越来越多的一小部分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占有的,不仅是1/4或1/3,而可能多达全球财富的一半或更多。他预测,富人及其继承人的财富将以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回报率增长,创造出他所谓的“世袭资本主义”。他预测,这一力量将加剧富人与穷人间的鸿沟,达到类似于贵族统治的旧欧洲与香蕉共和国间差距的程度。[18]

(关于此书,可进一步阅读炎黄之家womenjia.org文章:论述财富分化的图书《21世纪资本论》轰动世界

一些人认为,少数精英群体也在引发极端的政治党派偏见,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议题和剩余人口面临的经济现实间失去联系

共和党人麦克·洛夫格伦(MikeLofgren),用三十年时间观察富人利益如何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机构博弈,他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工作人员,公开反对他所称的富人的“分离”(secession)行为,他们“将自己与国家的公民生活割裂,除非能够从中获取不义之财,他们毫不关心社会福利”[19]。雅各布·哈克(JacobHacke)和保罗·皮尔森(PaulPierson)描述米国已经成了“赢者通吃”的国度,通过造就政治优势,经济不平等将使自身永存。如果是这样的话,科赫研讨会就提供了赢家的群像。

科赫峰会来宾名单里的米国富豪

仅有一份完整的科赫峰会来宾名单在2010年6月的一次会议中被公之于众。[20]就像阿斯特夫人(Mrs.Astor)的四百名流,根据谁有资格进入阿斯特家宴会厅,界定了19世纪末纽约社交界的上流阶层。科赫的捐资人名单描绘了一个富人社交小圈子:这群人大多是商人,极少数是女性,更少的则是非白人。虽然其中一些人是自己创业,但很多人热衷于保藏继承而来的巨额遗产。尽管被科赫峰会吸引的一致都是保守派,但这些人并非卡通片里有阴谋的老套的反面人物,他们意见分散,彼此在社会与国家问题上常有分歧。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是对政府监管与税收的反感,尤其是当它与他们的财富积累相抵牾时。毫不奇怪的是,与20世纪末相比,创造巨额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与由铁路大亨和钢铁巨头统治的阿斯特时代,大量参会者来自金融领域。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亲自参加或派代表参与科赫峰会的知名金融人士中,包括了史蒂文·A.科恩(Steven A.Cohen)、保罗·辛格(Paul Singer),以及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他们可能都是有原则性的哲学保守派,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也因私人原因害怕一个如奥巴马期望的更自信的联邦政府。

史蒂文·A.科恩(Steven A.Cohen)

科恩创立的顶级对冲基金SAC资本咨询公司(SACCapitalAdvisors),当时是紧张激烈的内幕交易刑事调查的焦点。检察官描述说,他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公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吸引市场骗子的磁铁”。《福布斯》估计科恩的财富一度高达103亿美元,让他的支票簿成为可怕的政治武器。

保罗·辛格(Paul Singer)

保罗·辛格经营着利润丰厚的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tManagement),《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达到19亿美元。因为其争议性的行为,批评者给他的公司取了“秃鹫基金”[21]的绰号,它在经济衰退的国家折价购买不良债务,接着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向资金短缺的国家施压,而这些国家原指望贷款会被谅解而非以利润回报。虽然辛格坚称他没有从穷中之穷的国家收购债务,但他的方法,尽管利润高昂,也引起了公众嘲笑和政府审查,甚至纽约的诸多小报也在跟腔。在辛格支持前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Giuliani)竞选后,2007年7月《纽约邮报》以“鲁迪的‘秃鹫’金主——从贫穷中攫金”为题报道。辛格将自己描述为戈德华特自由企业保守派,为推动自由市场思想慷慨解囊,但同时他的公司被曝光,在压榨几个极度赤贫政府的事务上寻求非常规政府协助。这种言行矛盾在科赫捐赠人网络的许多成员身上都有体现。

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

史蒂芬·施瓦茨曼,相较于辛格而言大体上并不算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卷入科赫的政治事业最初很可能是出于偶然。2000年,他花费3700万美元购置了位于公园大道740号、曾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Jr.)居所的豪宅,三年后大卫·科赫也在这幢曼哈顿公寓中购买了一套房产。奥巴马当选后,施瓦茨曼某种程度上成为华尔街失控的典范。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Freeland)在《巨富》(Plutocrats)一书中写道,2007年6月21日,他的非常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股票首次公开发售,“同一天米国富豪集团举办了社交聚会”。这一天结束时,施瓦茨曼出售了价值6亿7700万美元的股票,他手里还握有当时估值约78亿美元的额外股份。

施瓦茨曼惊人的大赚日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而不完全正面的印象。不久后,民主党人开始批评附带权益(carried-interest)的税法漏洞以及其他帮助投资人聚敛财富的记账花招。在2008年的股市崩溃中[22],当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开始更多讨论华尔街改革时,像施瓦茨曼、科恩、辛格这些聚集到科赫研讨会的投资人们损失惨重。

罗伯特·默瑟

科赫的主要投资人罗伯特·默瑟,一位利用复杂算法发财的古怪的计算机科学家,他运营的一家对冲基金也可能是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考虑向股票交易征税,而由他合作主持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在计算机驱动下频繁进行着大量交易。尽管熟悉默瑟想法的人坚持,他的政治行动与金钱利益是分开的,但默瑟有额外的反对政府的商业理由。国税局要求调查他的公司是否以不恰当的方式避免支付上亿美元的税款,而公司否认了这项指控。另外,就业法也让他头疼;三名家佣很快就控告他拒绝支付加班费,并且坚持认为他扣减工资的理由不公,被他视作违规的行为包括浴室洗发液少于1/3时没有替换。[23]小报新闻讲述这起案件时不约而同地提到,此前默瑟在他位于纽约长岛的大厦中安装过一套精致的电动火车,还为此起诉一家玩具火车制造商200万美元的开价过高。2011年默瑟以1亿2500万美元的薪酬,排名当年《福布斯》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的第十六位。

肯·兰戈尼(Ken Langone)

活跃在科赫团体中的其他投资人也有其他法律问题。家得宝公司(HomeDepot)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肯·兰戈尼(Ken Langone),陷入了长期的法律战中,因为他在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薪酬委员会主席时,向他担任交易所负责人的朋友迪克·格拉索(DickGrasso)支付了1亿3950万美元[24]。数额如丑闻般大得过分,格拉索因此被迫辞职。据报道,兰戈尼对其批评者感到愤怒,他认为“要没有我们这些阔佬和我们提供的资助,全国的大学都要完蛋”[25]。

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Strong)

另一名金融领域的科赫会常客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Strong),是共同基金斯特朗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前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调查其以不当定时交易给朋友家人牟利后,他被处以终身禁止进入金融业。斯特朗缴纳了6000万美元罚款并公开道歉。他的公司还额外支付了1亿1500万美元的相关罚款。但是斯特朗将公司资产卖给威尔斯·法戈(WellsFargo)后,美联社报道其将成为“更加有钱的人”[26]。

科赫峰会的许多参与者不仅是成功的商界领袖,也是逃税的精明领头人。

例如科罗拉多石油和娱乐产业的亿万富翁、奎斯特电信公司的创办人菲利普·安舒茨(Philip Anschutz),2002年被《财富》杂志称为美国“最贪婪高管”。他在税务问题上有一番苦战,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解释他的税务问题。安舒茨是一位投资过一些圣经题材电影的保守基督徒,他通过使用所谓的预付可变的远期合同,试图避免缴纳2000年至2001年的资本利得税。2015年,《福布斯》估计安舒茨的财产约为118亿美元。这些合同允许像安舒茨这样的富有股东承诺在之后的某个日期给投资公司股份,以替代预先支付现金。因为股票不会马上转手,所以不必上缴资本利得税。根据《纽约时报》,安舒茨在2000年至2001年间,以名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为保证,通过证券公司帝杰(Donaldson,Lufkin&Jenrette)募集了3亿7500万美元。

最终,法院依据一定的法律细节,持反对安舒茨的立场。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凯·约翰斯顿(DavidCayJohnston)写道,实际上法院裁定“与安舒茨交易略有不同的预付”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问道,“为什么如今有人能享用现金收益而不用缴税呢?”约翰斯顿的结论是:“糟糕的真相是,米国有两套不同且不平等的所得税制度。一套制度面向超级富豪,例如安舒茨和他的妻子南希(Nancy),他们被允许推迟或避免为其投资收益交税,这是诸多税务把戏的其中一种。另一套则是针对不比巨富们有钱的人。”[27]

一些捐助人家族曾明确有过税务犯罪的经历。

总部位于密歇根的全球性传销帝国安利,其联合创办人理查德·德沃斯(RichardDevos)已经认罪,1982年他骗取了加拿大政府2200万美元的关税。德沃斯随后澄清这是一个误会,但记录显示,这家公司参与了一场欺骗加拿大当局的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与他的合伙人杰·凡·安德尔(JayVanAndel)被迫缴纳2000万美元罚款。《福布斯》估计德沃斯的财富高达57亿美元,这笔罚款不足挂齿。2009年,德沃斯的儿子迪克(Dick)与儿媳贝特西(Betsy)是科赫名单上的主要捐资人,并且因触犯俄亥俄州的竞选财务法而面临创纪录的5200万美元民事罚款。[28]

能源巨头在科赫网络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中有不少也面临重大的政府监管与环境问题。经营“冶炼”工业、油、气和采矿业的往往是国内政府监管最直接的反对者,但他们又全都依靠政府许可、法规与税法,来帮助他们获得利益与公共土地。除了科赫自己以外,参与该团体的至少有12家油气公司的高管。总体而言,在避免政府采取任何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与削弱环保措施上,他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科尔宾·罗伯森(CorbinRobertson)是其中一名突出成员,其所在家族建立了价值十亿美元的石油公司,即昆塔纳能源资本(QuintanaResourcesCapital)。罗伯森在煤炭方面下重金,据报道,《福布斯》称其为“全国最大的私人贮藏——拥有储备量210亿吨”[29]。有调查报告将罗伯森和几个政治团体联系在一起,这些团体与环保局控制燃煤排放污染物的努力相抗衡。颇为滑稽的是,其中一个团体定名为“工厂需要二氧化碳”(PlantsNeedCO2)。(译者注:Plants有“工人”和“植物”两重含义)

另一家活跃于科赫捐赠人网络的煤炭巨头是理查德·吉利姆(RichardGilliam),他负责涉及弗吉尼亚矿业的坎伯兰能源有限公司(CumberlandResources)。围绕日渐沉落的煤炭产业的监管之争,在这家公司非常明显。2010年梅西能源公司(MasseyEnergy)以近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坎伯兰,仅一个星期后梅西公司拥有的上大煤矿(UpperBigBranchmine)就发生了惨烈的矿难事故,29名矿工丧生,这也成为近40年来最严重的煤矿灾难。一位调查梅西公司的政府人员发现,其在多个安全问题上疏忽懈怠,联邦大陪审团起诉CEO堂·布兰肯西普(DonBlankenship),阴谋违反并阻碍联邦煤矿安全标准,此人成为面临刑事指控的第一位煤炭大亨。之后,梅西公司被阿尔法自然资源公司(AlphaNaturalResources)以7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30]而阿尔法公司的CEO凯文·克鲁奇菲尔德(KevinCrutcheldd)同样是科赫网络的一名成员。

同样在科赫名单上的还有几位极其成功的水力压裂领域的引领者,他们对政府也有自己的不满。从页岩中开采天然气的革命性方法重振了米国能源事业,但也惊动了环保人士。这群“压裂者”包括拉瑞·尼克尔斯(J.LarryNichols),他联合创办了总部设于俄克拉何马的戴文能源公司(DevonEnergy);哈罗德·哈姆[31],他的大陆能源公司(ContinentalResources)是北达科他州蓬勃发展的巴肯页岩的最大运营商。在农民之子哈姆以82亿美元登上2015年《福布斯》米国富豪榜第37位,并为掩盖石油产商的税法漏洞而活动时,他的公司因越来越糟糕的环保与工作安全问题而臭名昭著。

科赫网络中的许多捐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是产业的私人拥有者,属于被《福布斯》称为“隐形富豪”的相当低调的那类人。私人所有权让这些大亨拥有更多的管理自由和更有限的公开曝光,也免于受到股东们的监管。不过许多捐资人还是会受到在他们眼里不必要的政府的法律监管。

事实上引人注目的是,科赫网络的成员在过去或当下都面临着严峻的法律问题。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VegasSandsCorporation)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尔登·阿德尔森,其拥有的财富据《福布斯》估计约为314亿美元,而他正被司法部调查,其公司为获取在中国澳门经营赌场的许可被疑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

对《反海外腐败法》的忧虑也萦绕于科赫兄弟心头。正如彭博社后来揭露的,公司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摩洛哥、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非法支付记录在法国法庭上被披露出来。另外,2008年夏,就在奥巴马当选的几个月前,联邦政府官员质疑该公司向伊朗进行销售,触犯了米国反对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的贸易禁令。[32]同时,另一位捐资人,创立威廉·格雷斯公司(WilliamR.GraceCompany)的家族中的成员奥利弗·格雷斯(OliverGraceJr.),是股票期权回溯丑闻的核心人物,结果他被逐出互动软件(Take-Two)公司的董事会,这家公司曾出品过侠盗猎车(GrandTheftAuto)系列电子游戏。

总部位于辛辛那提市的信达思公司(CintasCorporation)是米国最大的制服供应公司,其董事长理查德·法默(RichardFarmer)面临法律问题,其中包括一位雇员的惨死事故。就在大概与商人不太友好的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前,信达思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就六项安全引证达成了一项创纪录的276万美元的和解,其中一项涉及一名在工业烘干机中被活活烧死的工人。这名西班牙裔移民员工被传送带挂住,拖向了热源。在这场致命事故发生前,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引用了信达思公司自2003年以来超过170次安全违规行为,监管者警告其中70次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生理伤害”。奥巴马就职后,这家公司仍旧反对向工人遗孀支付损失赔偿,坚称工人是因自己的失误而丧命。法默同样是科赫团体中的一名亿万富翁捐资人,《福布斯》估计其财产达20亿美元。

科赫网络的参与者一致支持反对政府、自由市场和自力更生,但其中也包括了一群数量惊人的主要的政府承包商。

例如史蒂芬·贝克特尔(StephenBechtelJr.),《福布斯》估计其个人财富有28亿美元。贝克特尔是大型国际工程公司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Corporation)的董事兼退休董事长,这家公司由他的祖父建立,由他的父亲接任,而在他退休以后,又由他的儿子、孙子继续经营。奉行家长制和家族经营的贝克特

尔公司[33]是全国第六大私营公司,公司的经营几乎全部依赖于政府项目。它修建了胡佛水坝及其他大型公共项目,甚至打入了最隐秘的国家安全系统。仅在2000年到2009年,它与米国政府签署了价值392亿美元的合同,其中6.8亿美元用于米国入侵后伊拉克的重建。

一如科赫捐资人拥有的诸多其他公司,贝克特尔也面临政府的法律问题。2007年,负责伊拉克重建的特别检察长给出一份报告质控贝克特尔公司偷工减料。另外在2008年,这家公司支付了352万美元的罚款,以解除波士顿臭名昭著的“大挖掘”(BigDig)隧道工程中工作不达标的指控。因为清理华盛顿州汉福德(Hanford)核设施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超支问题,这家公司还面临国会斥责。

科赫网络内部对政府的敌意如此之高,以至于一名捐资人怒气冲冲地拒绝联邦政府干涉其生意与个人安全。

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Stewart)将父亲位于西雅图的食品生意打造成米国巨型服务集团。据报道,他热衷于乘自己的直升机和公务机旅行。一名前公司飞行员曾以不符合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为由拒绝接受他的飞行建议,根据《西雅图邮讯报》对这位飞行员的采访,斯图尔特当时“从椅子上跳起来,咆哮着:‘我想做的任何事我他妈的都能做!’”[34]

2009年科赫峰会现场的争执

2009年科赫峰会的焦点是面对选举失利的情况,保守派应当采取什么措施的自由论辩。当捐资人和其他宾客在酒店宴会厅晚餐时,如同古罗马的议员在集会广场观看一场角斗士决斗,他们见证了一场揭示未来严峻选择的激情四溢的争论。

坐在舞台一侧面对参加者的,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Cornyn)。他是参议院共和党委员会的领导者,也是前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此人身材魁梧,额头高而粉红,一头蓬松的花白头发,爱穿深色条纹西装,他的形象正符合共和党内当权核心的形象。无党派立场的《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将科宁评为参议院中第二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正如一名前助手所说,他也是“程度很深的宪政主义者”,相信政治妥协偶尔也是必要的。

坐在会议主持者另一边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的吉姆·德明特(JimDeMint),他代表了共和党中最外围的反主流煽动者,一名崇拜者将他称为“匈奴人首领”。当时他57岁,比科宁还大5个月,但他一头乌发、身材清瘦、风格质朴洒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在选举进入国会前,德明特在南卡罗来纳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他明白如何做营销,他在那晚的发言是政治手段,历史学家肖恩·威廉茨(Sean Wilentz)认为德明特的观念与来自帕尔梅托的先辈们一脉相承[35]——南部邦联的分离主义者约翰·卡尔霍恩(JohnC.Calhoun)曾在19世纪60年代鼓吹联邦权力彻底无效。

这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争执了一段时间。那晚他们发表了截然相反的开场白。科宁赞同共和党以吸引包括温和派在内的广大选民的方式夺回胜利。“他明白得克萨斯州和缅因州的共和党人不一定完全相同,”前助理解释道,“他相信应该让党成为包容的大帐篷。除非得到更多选票,否则无法获得胜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明特将妥协描述成投降。运行缓慢的宪政过程令他耐心尽失。他认为他的许多参议院同事胆小如鼠且自私自利。在他看来,联邦政府严重威胁了米国经济的活力,因而任何不是向政府监管及支出全面开战的事务都只是一种逃避。

德明特是新的极端主义的代表,他在那晚的发言支持精炼共和党,而非稀释。他争论道,他宁愿拥有“三十名有信仰的共和党人,也不要毫无信仰的大多数人”,这句话作为他的箴言引起了围观者的欢呼鼓掌。

德明特认为,共和党人不应与自己的原则妥协、和新政府合作,而应当采取坚定立场反对奥巴马,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阻挠运动,无论2008年选举结果如何。

在参会者为他质朴的南方方式继续欢呼时,德明特特别在一个问题上斥责了科宁。他指责科宁违背其保守主义自由市场原则,而向最糟糕的政府大支出投降,而他自己早些时候则投票赞成财政部对即将破产银行的大规模救助。

2008年9月15日,全美最大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破产,成为金融机构的惊人挤兑及普遍恐慌的开始。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警告国会领导者,“这起事件后接踵而至的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为了延缓经济灾难,布什政府财政部请求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也被称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36]。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在2008年大选准备阶段都支持采取紧急措施。

不过此后,对救助计划的激烈反对在公众与反政府、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如德明特)中蔓延开来。科宁本指望就共和党的未来开展一场有风度的辩论,当捐资人们发出嘲笑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处于被动守势,而自由市场的牛虻兼《华尔街日报》社论撰写者史蒂芬·摩尔(StephenMoore),则作为主持人在鼓动人们。房间内开始群情激动。捐资人兰迪·肯德里克(RandyKendrick)指责科宁,“你只是选择继续做徒有其名的共和党人(RINOs)!”——采用了摩尔为软弱无能的温和派发明的蔑称。

在前排桌旁静静坐着经历这一切的是查尔斯·科赫与他的妻子丽兹。没有人挺身为科宁辩护。人们普遍认为科赫兄弟作为自由市场的坚定骨干支持者,反对政府对私人领域的巨额救助。之后许多记者也同样这样认为,他们将科赫兄弟对奥巴马的反对归因于二者在TARP等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人们仔细查阅记录,他们就会发现真相显而易见。首先,科赫的政治组织“米国繁荣”确实曾严格遵循自由至上主义者立场反对救助。但在股市低迷并威胁科赫的大量投资组合时,这个组织悄无声息地迅速改换了立场。面临保守派沉重的反对力量,当众议院意外地未能通过救助计划时,2008年9月29日星期一,股市开始崩溃。到当天结束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落777点,下跌6.98%。这创造了一天内股市下跌指数的最大纪录。

虽然一些保守团体和政治家(如德明特)依然反对救助,但股市恐慌已经足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包括科赫兄弟在内,许多巨头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迅速变脸。在众议院投票的两天后,在参议院即将审议这项措施时,一份如今支持救助的保守派团体名单暗地里传递到了共和党议员手中,希望借此说服他们支持救助计划。“米国繁荣”组织就在名单之中。[37]不久后,参议院以获得两党支持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TARP。一位熟悉科赫兄弟想法的知情人士说,“米国繁荣”组织的突然翻转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改变。[38]

不过,就算科赫兄弟维护自己投资组合的个人兴趣超过了自由市场原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屋子气势汹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面前讲出来,他们还指望靠这些人手里的钱打击奥巴马。所以,即便这些人的公开表态迅速改变了房间里的气氛,也并没有人挺身而出,为科宁以及在传统合理的政治反对的界限内负责任行动的理念而辩护。

相反的是,当奥巴马时代的第一次科赫峰会结束时,据在场一名见证者称,捐资人的情绪“就像一帮捶打前胸的大猩猩”。聚集的客人们听完两种路线后,选择了极端主义的道路。

科赫兄弟准备行动

科赫兄弟已经得出结论,他们需要诉诸特别的政治手段以实现目标。在2009年1月捐资人研讨会的几天前,在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黑玻璃堡垒般的科氏工业集团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查尔斯和大卫·科赫私下权衡了长期政治策略下的选择。

后来他们在接受《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le)的比尔·威尔逊(BillWilson)和罗伊·温兹尔(RoyWenzl)采访时透露,在听取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后,他们与政治顾问理查德·芬克(RichardFink)就美国正在走向毁灭的观点上达成一致。

据报道,芬克告诉这对身家亿万、财富放在一起将为世界之最的兄弟,如果他们想要挫败奥巴马当选所代表的潮流,那将会是“他们生命的战斗”[39]。根据威奇托报纸的描述,芬克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动作,就应当立刻行动,否则不如不做。而如果我们无法立刻行动,或者根本不做,我们将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只会浪费大量时间,与其如此我宁可把时间花在打高尔夫球上”。不过,如果科赫兄弟下定决心,他们的确想要如芬克所说的“立刻行动”,他们就应该准备充分,芬克警告道,因为“事情将会变得非常、非常丑陋”。

奥巴马的顾问们后来承认,他没有暗示他将要反对什么。他曾经作为超党派政治家进行活动,理想化地和那些他称作“喜欢将我们国家割裂为红色州和蓝色州”[40]的人们讨论议题。他坚称,“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如同他自己混合了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基因,他的愿景是调和而非分裂。奥巴马的第一次就职演说和这些主题交响回荡,他指责“犬儒主义者”,即他所说的“那些不明白……他们脚下的土地已经改变——长久以来我们沉浸其中的陈腐政治观点已经不再适用”的人。

这种情感值得称道,但可叹的是,这也不过一厢情愿。如果新宣誓的总统在他发表这些乐观言论的时候,低头看向他锃亮的皮鞋下面的土地,他可能会明智地留意到。他所站的红蓝两色地毯,是依照政府合同定做,由科氏工业旗下的英威达公司(Invista)制造的。在米国政治中,科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是无法轻易摆脱的。

参考资源(部分略去):

[1]查尔斯·科赫是罗伯特·勒费夫尔的追随者。根据Radicalsfor Capitalism(PublicAffairs,2007)的作者布莱恩·多尔蒂在与本书作者的采访中描述,勒费夫尔是“赢得查尔斯的心的无政府主义者”。勒费夫尔的更多情况,参见第二章。

[2]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内,即我就职于《华尔街日报》时,共和党当权派和纯粹保守主义者之间始终存在区隔,在里根政府中的许多保守主义者仍被视为异类。

[13]2015年科赫研讨会已知身价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参会者包括:查尔斯·科赫,429亿美元;大卫·科赫,429亿美元;谢尔登·阿德尔森,314亿美元;哈罗德·哈姆,122亿美元;史蒂芬·施瓦茨曼,120亿美元;菲利普·安舒茨,118亿美元;史蒂文·科恩(由迈克尔·苏利文代表),103亿美元;小约翰·梅纳德,90亿美元;本·格里芬,65亿美元;查尔斯·施瓦布,64亿美元;理查德·德沃斯,57亿美元;黛安·亨德里克斯,36亿美元;肯·朗格尼,29亿美元;小史蒂芬·贝克特尔,28亿美元;理查德·法默,20亿美元;斯坦·哈伯德,20亿美元;乔·克拉夫特,14亿美元。伊莱恩·马歇尔的财富在2014年据估为83亿美元,2015年掉出《福布斯》名单。若将她2014年的财富也算入,总数达到2220亿美元。

[14]Winner-Take-All Politics(Simon&Schuster, 2010)。书中显示,计入资本收益和股息,2007年收入最多的1%的人,拿走了全国收入的23.5%。

[34]2010年,斯图尔特及其妻子、女儿和另外两人,在一次直升机失事中丧命。据报道,调查者认为这是由他坐在驾驶舱里的五岁女儿踢玩控制装置引起的。

[37]2008年10月1日,参议院投票当天,参议员JohnThune的办公室发布了支持救助的组织名单,而AFP名列其中。

[38]Phil Kerpen,“米国繁荣”组织的高级科赫活动人,出版著作Democracy Denied (Ben Bella Books, 2011)。书中承认,尽管“痛恨这个法案”,“我真的恐惧,我们的金融系统将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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