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米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

作者:法意读书 来处:法意读书 点击:2019-03-25 08:49:00

一系列被米国国民普遍认同的理念支撑着米国霸权主义。其中最为原始,根基也最为深厚的是“米国例外论”(US “exceptionalism”),即:笃信米国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它受上帝特别的佑护,[1]因此,米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理所应当。正如詹姆斯·斯基林(James Skillen)所言,“集合成这个平等团体的人们相信他们的整个项目,包括有限政府和自由个体,在历史上是上帝的恩赐和授命。因此,这个国家渐渐开始将自己当做天选之人,是照亮这个世界的光。”[2]

该理念根植于米国新教历史,但现在也广泛为其他宗教的信徒所接受。既然“米国例外论”注定导致霸权主义,宗教和霸权之间便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个结论不论是在米国领土内还是在西半球霸权主义版图内都是正确的。

1810年,米国外交使团委员会[3]成立之后,其对外派遣的传教士主要去往文盲率高的非基督教国家。因此,教育在传教工作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也为传播米国知识提供帮助。其中一些接收传教士的国家,例如夏威夷和萨摩亚群岛,后来成为米国领土版图的一部分。[4]

19世纪末,超过5000名米国传教士被派驻海外。因为被派遣国内除了传教士以外再没有其他米国人,或者他们与其他米国侨民关系密切的缘故,原住民往往认为传教士是米国政府的代表。因此,当地区发动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时,例如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传教士常常首当其冲。

在美西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明确成为米国的外交政策,海外传教工作也因此激增。1915年,米国传教士数量达到15,000人。[5]这些人都可被称作“信福音主义者”,因为他们将把上帝之言传播到不幸或者异教地区当做自己的工作职责。

这样的福音主义在国内受到自由主义下米国新教崛起的冲击。米国新教受到政教分离论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并成为主流。信福音主义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其一是原教旨主义,致力于回归到圣经正统;其二是新福音主义。对于新福音主义,其创始人之一哈罗德·奥肯加(Harold Ockenga)作出如下定义:“新福音主义既涵盖所有原教旨主义的正统观念,也具备原教旨主义欠缺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新福音主义不仅关注对个人灵魂的拯救、教义的真理、永恒的参考点,它也关心种族、战争、阶级斗争、酒精控制、青少年犯罪、不道德行为和民族帝国主义等问题……新福音主义相信基督教徒不应拒绝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6]

1942年,奥肯加协助建立了全国福音派协会。他清楚地认识到,新福音主义是反霸权主义的。[7]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福音主义成为米国二战后建立西半球霸权的最有力支撑之一。其原因也不难发现:冷战的爆发,以色列的诞生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

冷战中,米国和宗教自由被禁止的无神论国家苏联展开竞争。对大多数米国人,尤其是福音主义者而言,宗教不自由是令人厌恶的。这种情绪在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战败于中国共产党后变得更加强烈。[8]反共情绪促进了福音主义,并为米国冷战时期采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确实,“有可靠证据表明,福音派信仰、正统观念和高度的宗教虔诚滋生了反共态度,支撑了高额军备开支——外交政策意见分析员发现尚武精神或激进国际主义的程度在加深。”[9]

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其其后的生存斗争对米国福音主义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以色列对福音主义者的认同有许多原因。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其中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可能给出了最佳总结,“犹太人回归圣地巴勒斯坦、他们在和兵力更为强劲的阿拉伯军队战争中获得非凡胜利,甚至是国内外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的攀升,这些事实不仅加强了以色列对福音主义的情感认同,也提升了福音主义式生活在米国生活中的地位。”[10]

最后,远在“911”暴行发生之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和其将基督教徒以及穆斯林国家中许多米国权力的象征作为攻击目标的境况已然进一步刺激了米国福音主义的发展。因此,米国西半球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三个主要领域——遏制共产主义、支持以色列和抵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福音主义者以及多数其他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

全国福音派协会在二战后取得长足发展,在世纪之交吸纳了将近3千万成员和48个宗教教派中的4500个教会。上述数据并不能完整囊括所有福音主义者。米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浸信会,选择独立于全国福音派协会。此外,还有数百万福音主义者选择加入独立教会,这其中包括周礼拜人数在2000人以上的大教会和独立于任何现有教会的辅助教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末,30%左右的米国人口——大约1亿人——可以被称作信福音主义者。[11]

与19世纪的传教士不同,二战之后米国的福音主义传教士并不将非基督教国家作为他们海外传教的优先考虑对象。所以,米国传教士几乎出现在每个他们被允许进入的国家。其他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也不断向海外派遣传教士。

本世纪之初,米国所有基督教教派派出的传教士累计超过10万人,占全球海外传教士的四分之一左右。[12]这还不包括在当地招募的传教士,这些人在米国境外的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米国传教士主要集中在非洲、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然而对于福音主义者而言,这是相对较新的趋势。当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或许是所有福音主义传道者中最伟大的一位——在1954年开始海外传教时,他首选的地区是西欧。[13]后来在1960年,他才去了非洲,中东地区,拉丁美洲,这些传教地其后成为风尚。

对于大多数米国传教士而言,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可葛培理牧师的理念,即“当我宣传福音时,我是天国的使者——而不是米国的。”[14]然而接受国的信徒们却不这么认为。米国传教活动不仅传播了精神信仰,也带来了由米国捐赠者们赞助的实质的好处,其中包括教育、知识、阅读资料、诊所、医院和广播电视台。在许多地方,这些使节团要么取代了当地政府成为当地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要么就是这些社会服务的第一个提供者

因此,在米国传教士,尤其是福音主义者们的努力下,海外诞生了米国政府的支持者。他们深谙米国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哪些好处,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会支持米国外交政策目标。[15]此外,传教士回国时,米国中央情报局会例行向他们询问传教地情况。由于一部分天主教会逐渐偏向于进步的反霸权主义的解放神学,福音主义教派所持有的社会保守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观点开始更多地被国际上的右翼政府接受

如上所述,西半球霸权主义从米国福音主义教派的发展中获益。与此同时,这些教派也更加有效地作用于米国外交政策本身。自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1953-61)在1953年参加第一次全国祈祷早餐会[16]以来,将这类新的重要的支持者考虑进外交政策中(的做法)得到了愈加广泛的赞同。

除了不同福音传道者与米国总统之间亲密伙伴关系之外,福音主义教会与联邦政府近年来也建立了更加正式的联系。[17]这些教会在游说议会时也更有技巧。二战之后米国的外交政策和立法中,均可以举出在教会的影响下作出变更的例子。

这些影响可以追溯到1949年信福音主义者下定决心阻止米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承认共产主义中国之时。米国作出承认的决定对西半球霸权主义影响深远。[18]信福音主义者的努力持续了整个二战时期,并在和罗纳德·里根总统政府的合作以及中美洲反革命运动的福音派运动中达到顶峰。[19]

冷战之后,福音派运动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中起到重要作用。该法案使促进宗教自由成为米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对实施宗教迫害的政府加以惩戒。运动对2002年《苏丹和平法案》的通过也影响甚著,而《苏丹和平法案》对于南苏丹在2011年成为独立国功不可没。

福音主义者在说服乔治·沃克·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2001-9)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对非洲——中发挥重要影响。在布什任期后期,米国教会(不仅仅是福音派,还包括天主教和主流的新教)在海外救济和发展上花费了130亿美元——这本是即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然而,联邦政府耗资290亿美元,较前几年更是有很大的增幅。[20]

现如今,称自己为基督教徒的米国民众数量在下降。[21]但是该数值减少集中在主流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上。2007年到2014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米国宗教调查,认为自己是信福音主义者的民众几乎没有减少(从26.3%到25.4%)。这表明福音派教会自二战后在西半球霸权主义建立中的重要影响远未终结

案例:世界宣明会

世界宣明会由青年基督教福音传道者鲍勃·皮尔斯(Bob Pierce)在1950年创立。皮尔斯是一名狂热的反共主义者,他在亚洲生活多年,积极支持中国国民党。世界宣明会的诞生源于北韩共产党对南韩发起的袭击。该袭击导致对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应急物资需求激增。

3年后,因担忧米国士兵在南韩所抚育的儿童人数,皮尔斯引进了“助养儿童计划”这一概念。助养儿童计划在米国资助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孩子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后来世界宣明会也允许非米国居民成为资助者)。世界宣明会依然因此概念而闻名于世。

在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召开之前,世界宣明会的影响是相对温和的。一位世界宣明会的管理人员解释道,“因为着重强调社会行动事务部与福音的传扬之间密不可分,世界宣明会在福音派基督教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催化和领导地位”(金,《新国际主义者》,932/K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s,” 932)。

大会召开不久之后,世界宣明会任命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为委员会成员,由此迅速建立起议会和组织管理层之间的紧密联系。世界宣明会开始从联邦政府获得大量以现金或者实物发放的补助。如今,世界宣明会覆盖将近一百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音主义国际性救援及发展机构。

世界宣明会经常陷入政治争议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与罗纳德·里根总统(President Ronald Reagan, 1981-89)、中美洲的右翼政府密切合作时。世界宣明会从未改变过其反共立场,并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迁至东欧地区。

福音主义的影响在降低

尽管福音主义的影响并未终结,但是该影响变得更加有限。首先,米国传教士原来在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使命越来越多地被当地政府执行,米国传教士被限制在不太重要的角色上。这些领导者的优先地位并不一定和其附属的米国教会相同(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巴西的五旬节教会——尽管它的起源还要归功于福音传道者,现在却已完全自治)。[22]

其次,许多国家现在完全或者部分拒绝接收外国传教士。其中包括秘鲁、委内瑞拉、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这些原来属于西半球霸权主义版图内的国家。这进一步降低了米国宗教组织可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现如今每百万人口中传教士比率最高的国家,要么是小岛,要么本身即是米国领土版图内的一部分,[23]就显得并不稀奇了。

第三,多数福音主义教派的社会保守议程给米国政府招来麻烦。在例如同性恋、同性婚姻以及堕胎等议题上,大多福音派教会不管当权政党是谁,都统统离联邦政府的权利远远的。在西半球霸权主义版图内的许多地区,米国传教士对社会保守政策的大力支持导致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

最后,一系列牵涉重要米国传道士和福音主义组织的丑闻降低了教会在米国决策制定中的影响力。虽然这些丑闻的影响最终会消逝,我们也很难想象宗教团体——更不要说福音派教会——还能像之前在冷战中及其后那样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本文节选自其2018年3月出版的新书《收缩的帝国:米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部分。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介绍中,这本书被评价为“透过帝国的镜头全面讲述米国的历史,并尖锐指出米国即将退出世界舞台的未来”。在非国家行为体章节,作者论述了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宗教团体在米国的发展和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现状。

注释

[1] 作者注:“special Providence”意思是神圣的祝福。See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2] Skillen, With or against the World?  78.

[3] 作者注:委员会在干草堆祷告会不久之后成立,是第二次大觉醒的一部分。See Harvey, The Columbia Guide to Religion, 31–32.

[4] 作者注:传教士也被派往当时还不是米国领土一部分的北美部分地区。

[5] See Amstutz, Evangelicals, 31.

[6] Harold Ockenga, quoted in Amstutz, Evangelicals, 33; emphasis added.

[7] 作者注:奥肯加所指的帝国主义是二战中结成的战争联盟,即轴心国,而不是米国。

[8] 作者注:蒋介石之妻宋美龄,是卫理公会教徒。在他们婚前,宋将蒋转变为基督教徒。

[9] Guth, “Religion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248.

[10] Mead, “God’s Country?” 40.

[11] See the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http://www.worldchristiandatabase.org/wcd/.

[12] 作者注:2015年的数据是126,650. See the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http://www.worldchristiandatabase.org/wcd/..

[13] 作者注:911恐怖袭击之后,葛培理将他的福音传道行动名称从圣战(crusades) 变更为任务missions.

[14] Rev. Billy Graham, quoted in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Protestant?, 73.

[15] 作者注:与米国存在纠纷的外国政府经常驱逐或者限制米国传教士。

[16] See Lindsay,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35. 作者注:自艾森豪威尔之后的每一任米国总统都参加过全国祈祷早餐会。

[17] See Lindsay,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70–71.

[18] 作者注:许多米国传教士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曾在中国工作,并与国民党建立密切联系。

[19] See Chapter 7.

[20] See Zinsmeister, “Is the Focus of American Evangelicals Shifting Overseas?,” 1–6.

[21] See Pew Research Center, “U.S. Public Becoming Less Religious,” http://www.pewforum.org/2015/11/03/u-s-public-becoming-less-religious/.

[22] See Smither, “The Impact of Evangelical Revivals”; and Brasil Fonseca,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Brazil,” 163–70.

[23] 作者注:例如: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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