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叛徒集团案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作者:朱旦华 来处:党史文苑 点击:2019-03-21 18:28:56

朱旦华同志的第一任丈夫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民同志,生有一子毛远新,毛泽民同志牺牲后,她在建国初期又嫁给方志纯(革命烈士方志敏之弟,曾任江西省省长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为妻。本文原为《党史文苑》摘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原标题《朱旦华: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不断认识》,由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都是严酷的。随着思索的不断深入,必然联系到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

但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康克清——编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

对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某某反对某某,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践、人身伤害等野蛮手段,应该永远彻底否定外,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正确认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党的宗旨,也关系到党的未来。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今天的思考

笔者:您能深入谈一谈吗?

朱旦华:你上次来,曾问到我1962年3月陪同朱老总、康大姐上井冈山的事。你走后,我想了很久。记得那天在茅坪八角楼开完座谈会出来,天气很冷,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康大姐怕他着凉,要我上前请朱老总上车。我刚走近,朱老总就对我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朱老总为什么在1962年对我讲那番话?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资料,三年困难时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见,而朱老总明确支持毛主席。为什么呢?他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苏联解体后,我经常思考朱老总这些话。如果说,当年在井冈山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人的队伍,毛主席就考虑到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如此深远关键的问题,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数干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战略思考,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苏联为什么解体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内,现在党内腐败分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面对现实,再回顾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尖锐问题,我觉得自己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认识与十几年前有所不同。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为我党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战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必须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不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

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当然,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伤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这正是我们党需要认真总结的教训,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做法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极端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

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如果“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冤的战友,他们一个个都活到了今天,对毛主席希望从制度上根本上抑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

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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