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熔炉爆炸: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政治撕裂米国,中国应引以为鉴坚持文化族群大一统

作者:张飞 来处: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2019-03-21 18:38:46

“多族化”是民族国家内部“出现和存在的多个族类群体”,并时常伴有族群性构建或伸张的现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形成和广泛化,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并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欧米国家的认同危机,更是“多族化”的直接政治后果。米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米国的“多族化”是在美利坚民族的起源与演进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的,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大规模的移民使米国成为一个更加异质的社会”,如今米国的各种族群社区,“就其规模之大而言,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从族群性构建的角度,在多样性移民基础上“聚众成族”的族类群体不断发起“族群回归”“族裔复活”“复地运动”等一系列族群性构建活动,推动了族群性诉求不断高涨、社群族性日趋分化。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不仅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和运动在米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为米国族群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动力,还与米国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结成了深切的关系,当米国族群政治逐渐发展起来后,反过来又助推米国“多族化”的发展和定形,加剧米国的“多族化”建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米国“‘多族化’现象日渐凸显并逐渐瓦解了‘民族熔炉’,导致了米国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极大地威胁着米国的国族建设。

因此,分析米国的“多族化”现象与米国族群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反思“多族化”现象加剧或失控的种种后果,对于维持民族国家的稳固和存续有着深远的意义。

“多族化”促进了米国族群政治的兴起

从美利坚合众国早期开始,“族群性(ethnicity)一直受到米国政治家的关注,尤其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是在米国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而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米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被用来形容建立在这种‘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基础上的‘族类群体’(种族的、民族的、土著的),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米国社会群体分化和裂变的学科性研究中”,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

劳伦斯·福克斯作为关注和分析米国族群政治的先驱,在其1968年出版的《米国族群政治》一书中就试图阐释“米国族群性(ethnicity)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极力回答“为何族群性(ethnicity)在米国政治中如此重要以及米国政治为何对族群(ethnic groups)如此重要”。

从学术意义上说,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研究主要包括族群关系的政治规范、涉及族群的权力现象、族群冲突的政治解决以及关于族群的国家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从学术成果方面看,关于族群政治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结出硕果”,“并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地理论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开始成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如今已成为国际上比较政治学的热点问题”。理论界把这套萌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族群权利的承认、提升而提出的主张、观点和理论”统称为族群政治理论,“该理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主要观点和诉求皆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阐述”,诚然“包涵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政治理论的兴起,并非只为满足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那就是民族国家日渐凸显的‘多族化’现象”及其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不断增强的张力

当这种张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并获得特定社会力量支持时,族群政治的火苗就会在特定条件下被点燃”,促进族群政治“火焰”的生成和发展

米国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就是“多族化”权利诉求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其衍生理论相结合的结果。

从米国“多族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米国族群结构的变化和族群数量的增加;二是族裔政治运动背景下米国各族群的族性张扬和族性分化。

就前者而言,米国的“多族化”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代的米国社会,也贯穿着米国的整个历史,是迁往米国的多样性移民及其代际积累的结果。

就后者而言,米国的“多族化”除了具有异质性移民族源结构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米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致使米国的“多族化”内涵开始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标志着米国的“多族化”已不停留在族群多样性的社会层面,而是上升为如20世纪60年代米国发起的“肯定性行动”这类政治内涵的层面,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国的“多族化”就此与席卷米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和运动实现了交互式的结合,致使米国“多族化”的日趋广泛化和固化得到了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的阐释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国在不同时期的“多族化”结构和“多族化”内涵不一样,20世纪中叶以前更多体现为族群多样性层面的“多族化”,20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到七八十年代,与多元文化主义结合的“多族化”更多的体现为族群政治化或“族类政治化”层面的内涵。

为了分析米国“多族化”与米国族群政治的交互演进关系,在此也对米国族群多样性层面的“多族化”结构变迁做大致梳理。

1、以殴裔白人为主体的“多族化”阶段。

美利坚民族由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各自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构成了米国早期的“多族化”样态。

1492年欧洲移民米国之前的夏威夷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是“米国最初的居民,现在被统称为土著美洲人,是一个多样化的族群,使用着250多种语言”。

自从15世纪末欧洲到美洲的航路开通以后,16世纪的北美欧洲人的活动增加,而作为永久的移民活动“是英格兰人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1620年在马萨诸塞建立的两个永久定居点”,此后移民主要源自英国,但“大约从17世纪90年代起,从西欧来的非英裔移民开始大量涌入,其人数之多,竟然超过了同一时期内的英吉利裔移民。

(这种殖民者发动的屠杀式人口替代过程很血腥——《白人殖民者借传染病几乎灭绝美洲印第安人原住民》)

与此同时,非洲奴隶输入量也空前增加”,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宣布正式独立这一年,米国社会种族和民族多样性的特征已经特别明显了”,尤其是“19世纪20年代以降,流入北美的移民日趋多元化”。

但是在美利坚民族的内部格局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殴裔白人,据1790年米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白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标志着米国“形成了以欧洲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米国的“多族化”是以殴裔白人为绝对主体的“多族化”,是以“盎格鲁萨克逊”为主流文化的“多族化”。

2、少数族群特性得到确认的“多族化”阶段。

随着移民来源多元化且数量大幅增加,米国的“多族化”现象朝着日渐凸显的势头发展,而且开始固化米国“多族化”的社会特性。

“随着欧洲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天灾人祸的巨大冲击,大量移民来自南欧、北欧各国的移民,甚至还有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争和十月革命,不断涌入米国”。

以北欧、西欧为主的移民格局逐渐被打破,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进入米国的移民是此前200年间移民总数的两倍以上,达到2300余万人,他们主要来自东欧、南欧和亚洲”。由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大量涌入,民族属性问题变得更突出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盎格鲁-美利坚人虽仍是米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但从种族上说,盎格鲁-美利坚人与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德裔、犹太裔等各族的后裔一起构成了米国的多种族格局,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各种族战士的需要,“米国被描绘成一个真正多种族的社会”,在对待国内黑人等多种族问题上米国自此“变得更加开明”,“不再是一个‘白人的世界’”。

尽管到20世纪中期米国还是一个白人社会,但两次世界大战米国异质化移民浪潮切实加剧了“多族化”的扩展,促就“多族化”成为了更加凸显的社会事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米国的“多族化”社会特性得到了确认,也就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 Huntington)所断言的,“米国作为多种族社会的特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战争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米国白人对国内种族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改变,“多族化”现象在米国被释放出更多的认可,获得了米国是一个“多族化”社会的特性确认。

3、少数族群迅速发展的“多族化”阶段。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移民米国人群多样化持续增加,少数族群规模逐渐扩长,米国的“多族化”发展进入其历史上发展最为快速的阶段。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米国非白人各族体的人数不断增加”,60年代末构成美利坚民族的族体增加到120多个,但仍以欧洲移民占大多数,到70年代以后,“来自亚洲和美洲的移民占80%”,米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拉美裔和亚裔民族成员正在改变以白人为主的民族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进入米国的外来移民超过100万,其中90%以上是非欧洲人”。

21世纪初米国少数族群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米国少数族裔人口占全美人口的36.3%,米国“多族化”结构“开始转向以欧洲裔为主的拉美裔、非裔、亚裔混合化模式”,“快速和持续的人口变化引发了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米国的演变”。

根据米国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的最新预测,“到2050年,少数族群将占米国人口的50%以上”,也就是说,“在21世纪,米国将变成一些人所称的“多数-少数族群”(majority-minority)国家”。从发展趋势看,“少数族裔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白人,米国人口增量的九成来自少数族裔”,白人可能将成为相对非白人群体的“少数族群”,过去以殴裔白人为主体的“多族化”将向殴裔白人与非白人各族体相对均衡的“多族化”,向非白人各族群迅速发展的“多族化”转变。

(延伸阅读:炎黄之家womenjia.org《川普批评移民正改变欧洲文化》,《白人变成少数族裔后米国会内战吗?》、《米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深层原因:“下流社会”的白人失败者催生3K党和川普》)

族群多样性并不是一个新的米国现象,但米国“多族化”带来的族群异质性在最近几十年扩大了,一方面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多及其经过若干代积续的代际累积,造就了米国族群多样性、异质性的社会事实,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新近移民给米国带来了空前的族群异质性;另一方面伴随米国民权运动的发展,黑人的权利要求和相关组织活动在米国其他族群中得到了响应,米国的土著人以及其他族群猛烈抨击米国的同化政策,明确提出各自的权利要求,加剧政治、经济权利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米国族裔政治行动得到相当发展,激发了米国各族裔群体基于族群和文化差异诉诸特殊要求的“多族化”浪潮,从而构建了米国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换句话说,米国这样一个“本来就存在着多个族群以及突出的族际矛盾,‘多族化’现象的叠加就为族群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米国族群政治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前,米国采取的是“盎格鲁一致性”以及“大熔炉”那种熔合米国文化和米国人的同质化整合模式。而“这种文化和身份的同质化过程似乎从20世纪60年代起进行得就不如往常顺利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国就已经开始认可多元文化主义“赞美而不是抑制多样性”的这种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米国“采取了更为宽容和多元化的政策,允许并实际上支持移民维持他们的各种族裔传统”,保持族裔群体之间的界限。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政策在米国社会的传播和执行过程中,以族群身份和文化差异为基准形成了身份政治、差异政治、承认政治等族群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国的族群政治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是回应米国“多族化”问题的政治选择。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米国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族群政治,也有其特定的渊源,与自由主义改革者“反对19世纪追求绝对主义的共同立场”而倡导的“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种形式的多元主义有关。

多元文化主义是由20世纪初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演化发展而来,而且“从米国族群政治的形成来看,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是政治多元主义的必然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当代米国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味道不像早期那样强。如今的多元论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异化的产物”,是米国“多族化”刺激的结果,是对米国族群多样化规模增加、族群权利诉求增多以及族群性保持或构建的回应策略。

也即是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相关的理论逐渐形成和丰富,并从多元文化转向了族群政治”。

然而,“族群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源自某种特殊的传统,而是源自对这种特殊传统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在全球化、同质化进程中重构族群的差异和认同,承认“多族化”现象、满足“多族化”诉求。

在“多族化”基础上生成的米国族群政治逐渐发展起来后,又会反过来促进米国“多族化”的广泛化和固化,对米国“多族化”现象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产生助推作用。

族群政治助推着米国“多族化”的发展

米国作为移民国家,“多族化”是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常态,然而米国的“多族化”格局构成及其结构比例在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米国的“多族化”现象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一是因为殴裔白人在“多族化”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二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米国“多族化”的调控理论是“盎格鲁遵从”理论、“熔炉”理论。

但“米国人的‘熔炉’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挑战,文化多元论应运而生”,为“多族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可以说,米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族化”加速发展,不仅与多样化的移民群体快速增长有关,更与米国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兴起和发展紧密相关。

作为回应“多族化”特殊权益和诉求而生成的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等相关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的群体差异性”。

这些理论或意识形态“更加强调通过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保护多样性,给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为“多族化”提供刚性空间,进一步促进了米国“多族化”现象的广泛化和刚性化。

首先,呼吁米国承认“多族化”的现实。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多元主义从一种弱势的“奇谈怪论”,转变为左右米国舆论的社会文化理论,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差异政治,“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允许“某种特殊的认同”。

20世纪70年代,出现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文化主义者。

多文化论和多文化主义者都指向了文化和族群的特殊性,呼吁社会对米国“多族化”现象给予承认,而不是必须服从盎格鲁—新教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就指出:多文化主义者第一个见解就是承认米国“多族化”的社会格局,承认“米国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构成的”。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指出,具有“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承认米国社会的多样式的现实”。“

在多元主义启示下,少数民族集团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集团视作民族群体之一”。

在族群多样性承认和识别基础上的“多族化”格局为米国族群政治理论创设了空间和对象。

其次,强调族群文化的特殊性。

基于米国多种族、多族群的格局,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每一个种族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白人在压制这些族群独特的文化,“公正、平等及少数种族的权利要求将这些被压制的文化解放出来,各级政府和私营机构应鼓励和支持这些文化的振兴”。

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民族文化多元主义已突破了欧裔白人民族的圈子,成为所有民族群体、尤其是非白人少数群体的民主原则和理想——主张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实现民族平等权”,强调“自己民族文化也是米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把英语视作一种通用媒介,而不具有盎格鲁文化主流的象征意义”;这些多文化主义者“不希望学校优先讲授英语和共同的米国文化,而是要求首先重视各亚民族文化”。

在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价值承认、肯定、传播的过程中,少数族群文化的平等地位得以彰显,多元文化力量释放,米国“多族化”建构持续推进。

再次,激发族群的族属意识。

族群意识根植于族群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追求经济平等、事实平等的过程中,诉诸于族群和文化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少数族群的寻根意识,因为当“社会正义在承认政治的背景下出现,平等往往主要被视为身份问题”,“不公正的原则就是未能提供对不同社会、文化和族群身份的平等承认,尊重和保护”,“平等要求边缘化和次级群体得到合适的承认”,“必须保护差异,甚至颂扬差异”。

然而,正是在强调族群文化差异、族群身份承认的过程中族群的族属意识被逐渐激活并固定化。

米国社会以族群身份诉诸特殊权利的族群政治实践,更会促使族群有意识地强调所属族群的差异性、特殊性,诉诸在文化认同、福利待遇、资源竞争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族群特殊权利和优惠政策,这种“特殊-获得-差异”的循环效应自然就强化了少数族群的族属意识和族属认同。

此外,“极端主义的多元文化运动,最首要的是反对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以西方文化为取向的大学课程”,“这些‘文化多元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课程,以满足不同族群的心理需要,即对自己过去的传统和过去的认同和骄傲这样一种心理需要”,这一过程督促不同族群保持各自的族属语言和传统文化,激发了少数族群成员回归传统身份的族属意识。

(延伸阅读:炎黄之家《白人极端自由主义小清新危险在哪?》)

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说:“在多元文化社会,米国公民最基本的自我认同与其出身的族群之间的关系会更直接”,在米国“多元化”发展中“各族群的特有意识明显增强”。

复次,论争族群的特殊权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国等西方国家的族群政治理论,“最初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凸显族群的身份和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等理论,从而把西方国家‘多族化’背景下的族群权利问题拉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米国少数族群在要求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诉求赋予少数族群特殊的群体权利,比如包容族群特殊的身份认同、肯定族群的文化权利、满足族群的特殊要求等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不仅冲击着米国的文化核心及其产生的“米国信念”,“而且反映于各种鼓吹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运动”。

事实上,米国现在改变了19和20世纪初压制的方法,而是通过“不同形式的区域自治和特殊政治地位来包容”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已经被作为‘民族’对待。政府建立了可以使他们形成区域中的多数的政治单位,他们可以以领土为基础行使实质上的自治权。他们都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如波多黎各的自治领;印第安人的国内独立民族地位),这些地位是其他的地方或州没有的”。

对米国少数族群给予特殊的群体权利,本质上是承认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存在一种“差异性”的、特殊的公民身份,这样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是身份政治、差异政治的集中体现,为固化米国的“多族化”提供了差异化的政治制度空间。

最后,族群组织“双刃剑”效应。

少数族群组织的出现是族群觉醒及其权益维护的标志,到20世纪60年代末,“少数民族组织纷纷出现,如意裔米国人组织、斯洛伐克天主教徒第一联盟,甚至还出现了犹太人防卫同盟”。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族群政治理论的传播,少数族群的思想和意识觉醒,受其影响的人们便纷纷“聚众成族”,加入各自的族群性构建,维护本族群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平等权利。

米国少数族群的组织由此纷纷涌现,使米国具有了“各种带有族裔色彩的利益团体”,在“多族化”国会结构中,“少数民族议员组成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BC),国会西班牙核心小组(CHC),国会亚太裔米国人核心小组(CAPAC)”等少数民族组织,“帮助少数民族议员履行增进少数民族利益的承诺并克服少数民族议员在国会中所处的象征状况”。

在“多族化”社会结构中,维护族群权益的合法组织以及社会非法集群大量涌现对族群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双语化推动中,拉美裔人的组织积极倡导西班牙语、积极游说,“一些自由组织和民权组织,以及一些教会领导人”都在争取双语活动中施加了作用,如少数民族妇女组织积极维护各自族裔女性的权益。

此外,米国“少数民族黑帮在迅速发展”,帮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在“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族群、身份和保护”,而此类帮派数量飙升极易制造或升级族群冲突和暴力。

可以说,米国少数族群组织的增加,一方面从正向参与“多族化”活动、维护“多族化”格局;另一方面从负向上强化了族群间的差异,比如少数民族黑帮的负面象征、夏洛茨威尔事件中的组织对抗现象,就是米国“多族化”发展的消极体现。

米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结合的潜在影响——多元主义威胁西方

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族群政治,是民族国家面临国内“多族化”问题不断升级,而采取的调控安排和应对策略,在以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民族国家调控“多族化”与国家关系的实践中,又会助长民族国家“多族化”的形成和固化,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为多族群主义(multiethnicalism)”,与“多族化”现象有着天然的结合动机

米国族群政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是基于米国的“多族化”族群结构;反过来,在米国“多族化”社会土壤得以成长的族群政治又自觉服务于美利坚民族内部的各族群,向米国政治系统争取更多有利于本族群的各种权益。

然而,米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相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或潜在影响是不应轻易忽视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深深忧虑,“米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米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

一是社会群体的撕裂。

在族群政治理论的影响下,多文化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积极倡导承认米国“多族化”这一社会构成,并“鼓励移民保持其原出生地的文化”以诉诸“一些法定的特权”,“力促改写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要求往米国历史补充各亚民族群体的历史”,“贬低英语在米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鼓吹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性”,“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

而且还延伸到女性、同性恋者以及其他群体,这样群体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被寻根或包装出来,冲击或消解米国国族文化,为米国社会群体撕裂埋下了伏笔。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观察的,“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具体体现在:

一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具有差异性的族群文化被重构或挖掘出来,牵引族群身份和认同的回归,加剧米国族性结构中分散认同的扩散,因“多重、分散认同的巨大范围和复杂性,分裂就不可能消失”。

二是建立在族群身份差异基础上的身份政治,诉诸差别于公民权的特殊族群权,强调族群的集体权利超越公民的个人权利,然而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认为的,“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对公民身份形成威胁”,但“如果过度强调族群身份,也不排除部分族群放弃主流社会的公民身份,从主流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走向边缘状态的可能,这种‘族群政治化’,极易导致社会分化”。

三是强调承认差异、文化平等的承认政治,如果过分强调文化平等和差异政治,而忽视赖以生存的经济公平,就会造成一些无谓的社会政治冲突,而米国恰恰如此,“争取承认成为20世纪末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民族、种族、性别和酷儿(queer)等不同群体在‘差异承认’的旗帜下为身份政治而斗争,压倒或掩盖了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

此外,族群政治引发了“本族崇拜”和“族裔复兴”,“在米国等西方国家中,‘族裔复兴’的确导致所谓后现代市民社会的分裂,如‘飞地意识’(或‘飞地文化’)的取向”。反过来,米国社会群体面临撕裂这一风险的持续或加大又会强调特殊、强调承认,进而助推“多族化”循环扩展,加大米国社会群体分化或撕裂的风险。

二是政治理性的偏失。

族群政治理论围绕文化和族群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凸显族际差异的基础上展开承认差异、包容差异的文化权利主张和政治权利诉求,以实现维护族群特殊群体权益的政治目的。

打“多元文化”旗帜的族群特殊权利极易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尤其是多个族群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各族群都会从本族群利益最优的立场向国家政治决策体系表达本族群的诉求,这样就为政治决策赋予了族群身份与族群权利的考量因素,国家政治机构就可能演变为“多族化”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竞技场”,“不同文化的群体会宣扬他们根植于自己特有文化的独特政治价值观和原则”,严重影响米国以公民平等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政治理性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指出:

“国会的政策讨论会和某些种族的利益具体相关,已经更是司空见惯了。众议员和参议员成为某些种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乃至工具的现象比比皆是。随着米国变得更果敢自信、社会对文化多元化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文化多元化更富政治内涵,这种现象将会愈演愈烈”,“要想对多元文化的政治主张所产生的分裂后果从制度上加以控制,难度非常之大”。

在“多族化”发展进程中,白人可能从主体族群转为“少数族群”,白人在此种危机感的驱动下开始“族群回归”,为了“在国家政策向少数人群倾斜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些人摆出被剥削的少数群体的姿态”,这样“族群复兴”运动就有了机会主义的性质,这种“机会主义”是对米国政治理性消解的直接反映。

此外,米国产生了政治选举与种族主义交缠的现象,比如奥巴马刻意“去种族化”竞选策略,特朗普借助“白人反击”的种族主义情绪,表明米国的政治理性已经被“多族化”侵蚀和纠缠

三是国族文化的消解。

美利坚国族文化是盎格鲁-新教文化,核心内容包括英语、新教的理念和价值观,从17世纪初英裔移民带到米国就开始成为米国社会的文化核心,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大多数米国人共享的主流文化,正如威尔·基姆利奇卡(Will Kimlichka)所说,移民们“被要求放弃其文化传统,完全同化于现有的文化准则”。

然而,作为美利坚民族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的文化共识基础就开始消解了,有移民语言多样性的因素存在,但更主要的是与“多族化”有关的“族群民族主义”“双语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相交缠,建立在文化和族群特殊性的族群政治理论通过强调差异平等、文化承认向米国政治系统诉诸特殊权利等方式,反过来确认和强化多族群、多文化的“多族化”现实,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促进社会统一的国族文化,“极端倾向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反对“以西方和米国文化来定向”的“欧洲中心论”。

塞缪尔·亨廷顿就曾看到了多文化主义对美利坚国族文化的消解现象,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忽视米国的主流文化,因为他们不承认有这一主流文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多文化主义运动,想要用主要与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来取代米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

四是国家认同的危机。

认同是一个归属概念,是某人或某群体与国家、地区、族群等“单位”确认同一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归属感。

国民内心归属地区、族群等“亚单位”高于归属国家以及根本不归属国家,这种现象在米国已越来越多,正在给米国造成国家认同的危机。

具体来说,一方面,在“多族化”现象与助推“多族化”的族群政治相交缠的背景下,米国的国家认同受到了侵蚀和解构性威胁,同时,作为米国国家认同的伴生形式,国族认同也被“多族化”消解了,“在融合同化千千万万个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移民的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历经多年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米国学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开始盛行”,“不再强调民族熔炉思想”,而是“认可美利坚民族是个多元化民族”,致使美利坚民族面临归属上的认同问题。

另一方面,在族群政治理论推动下“多族化”进一步固化和发展致使米国国民回归“亚单位”归属运动,对米国国家认同构成挑战。

首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基于种族、族群差异构建的认同政治、身份政治,所偏向强调的种族或族群归属感的“认同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与文化飞地的融合”,形成分离的、孤立的飞地意识,而且“这种趋势因多元文化思想而进一步加剧(和合法化)”,进一步促进米国族群飞地意识的构建和族群文化认同的狭隘回归;

其次,族群认同在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诉诸特殊权益的驱动下不断强化,而且族源接近的群体也倾向结成利益共同体为族群认同回归提供拉力和纽带,正如学者格莱德所说,“在米国,民族认同已经取代了职业认同……就个人而言,一个人民族身份比他的职业身份重要得多”,米国的各移民民族群“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成了政治、经济的和文化的利益集团”;

再次,多元文化主义提倡的“双语教育”,促进使用非英语“语言的人普遍具有更强烈的族裔认同”;

最后,族群文化认同在被沦为博弈、对抗资本的时候会促进族群回归族属文化认同,2017年以来社会底层与统治精英的对立“以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冲突为代表,以某种‘文化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米国国家认同危机的典型例证。

五是国家整合的威胁。

民族国家具有脆弱性和变动性,20世纪后期以来很多国家的经历表明,多族群国家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立是废,关键取决于国族的统合力以及国族与国家之间的结合度。

“与许多欧洲民族相比,美利坚民族更是一个脆弱的和历史不长的结构”,面临着因“多族化”而加剧的认同危机,加上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理论的牵引和族群政治实践的推动,促使米国国族结构中形成“多族化”族群刚性强化、美利坚民族虚化的局面,伴随解构主义、地区主义、分离主义等打“族群”牌的“分化”力量,就意味着米国国家整合与国族建设的进程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威胁。

首先,解构主义鼓励移民保持和塑造族群多样化、诉诸群体特权,“解构主义者鼓吹提高各种亚民族的种族群体和文化群体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用以为他们的行动找依据,还鼓吹米国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应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一致”,让亚民族特性逐渐解构甚至代替米国特性。

其次,分离主义在“狭隘的族群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多元文化’的主张”,在米国大学校园里,“要求对大学课程进行基本改革、不以传统的西欧文化为基础,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导致少数民族集团分离与孤立的趋势”。

再次,地区主义也是为争取族群和文化特权的一种形式,“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和‘认肯行动’的深入,移民群体以族群或者集团的方式行动、争取权益和发挥影响并且支配了某些地域性的政治单元”,这样的影响下又吸引更多的移民集聚这些地区,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多文化主义的成果”。

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有潜在的分裂作用”,“可能使多民族的米国巴尔干化”,如果发展到全美文化共识都被蓄意破坏了,“米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

换言之,如果米国“多族化”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控和治理,任由米国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持续改变,那这种变化就构成了米国国家整合和国族建设的极大阻碍和威胁。

持续“多族化”:基于米国族群政治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前,米国调控“多族化”采取的是“盎格鲁化”的归化移民策略,后来铸造“米国主义”的“熔炉”模式本质上也是“盎格鲁化”的柔性体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移民群体的压力下”,米国“放弃了同化主义模式”,转向了更为宽容和多元的政策。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和政策的传播,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衍生和发展,形成了继“盎格鲁化”、“大熔炉”等调控米国族群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实现对日益凸显的“多族化”现象及“多族化”问题的顺向回应。

但初衷和现实总是得失交织,存在一定的反差,所以对于已经在米国等西方国家运行几十年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所在带来的成与“败”,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和反思。

这类反思聚焦于米国等西方国家族群政治运行的得失和走向。

如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就认为大部分多元文化政策“在原则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中是成功的”,对“这种新的‘差异政治’”是否看作对“自由民族的威胁”持“一种更为乐观的看法”,但尽管他“已经努力表明,种族性和民族性群体的许多(但不是全部)要求是与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原则相一致的”,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我不会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任何最终的意义上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了”。

同时,威尔·金里卡也注意到了人们对归化移民这种“多族化”调控模式被放弃或替代充满忧虑,“今天很多人担心,历史上的这种成功归化的模式现在正处在危险中。一种普遍的忧虑是,当今的移民将会留居在‘同族聚居区’内,因而导致社会日益‘巴尔干化’”,“近期的各种‘多元文化’政策更是被认为阻碍了移民的归化。

如此看来,多元文化政策虽然有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的崇高而真诚的动机,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已经导致鼓励‘种族分离’的灾难性后果”。

面对米国“多族化”不断发展并固化的现实与美利坚国族整合的差距,及在其差距空间内产生的论争,有必要关注和反思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初衷的异化、避免“多族化”的潜在风险,思考民族国家对“多族化”问题的调控和治理。

首先,正视米国“多族化”共存的基础受到破坏。

米国等西方国家的族群政治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形成的,核心是围绕族群身份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产生的身份政治、差异政治、承认政治,以尊重差异、包容差异为基点向民族国家政治系统提出特殊的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这种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形成的族群政治的初衷,是诉求民族国家承认和保护少数群体的特殊权利,通过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等途径保障少数群体的多元权利和特殊诉求得到实现,进而提升族群间平等对话的能力、强化族群间自由互嵌的意愿,实现调控“多族化”问题的最初目的。

多元文化政策的最初设想就是“以一种尊重和包容多样性的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一体化”。

然而,米国族群政治要实现承认和保障多元促进一体的初衷,把“多族化”调控在米国社会秩序可控的限度内,需要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认同和普同文化,为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提供支撑,为“多族化”社会提供普同价值参照和行为规范。

米国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的初衷在于回应“多族化”的现实诉求,承认族群差异、保护族群文化,客观认识到“在这些族群和文化之外,还有更大的核心民族和核心文化,这些核心民族和核心文化促进了统一。

在西班牙人或美洲印第安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美洲文明的共同家乡,为所有少数民族提供了栖息之所。

多元主义的存在要归功于这个更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整体取向是米国族群政治实现“多族化”调控初衷、实现“一体化”整合初衷的基本前提。

但实践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却存在着缺失和反差,比如“米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诞生对于避免不断加剧的种族不平等和消除非洲裔米国人的耻辱感几乎没有作用”,对于消除米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距,“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尚未取得充分的结果”,“米国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加强社会融合和社会信任的初衷失败了,尤其是21世纪白人和黑人之间未能加强社会融合和社会信任”。

而且在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族群差异、文化承认的影响下,米国社会中充斥着身份政治、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等不同诉诸族群特殊身份和权利的政治话语,驱动米国“多族化”加剧形成和固化,刺激白人至上主义抬头,可谓如今米国的整个社会族群冲突频繁、种族关系日趋恶化,“多族化”的隐性后果持续显现,对美利坚民族的共享文化和共同准则构成了消解性的威胁,“多族化”差异诉求与美利坚民族整合之间的有机平衡正在被打破,米国“多族化”共存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其次,警惕米国族群政治的潜存风险。

米国族群政治调控“多族化”这一初衷始料未及地发生了异化,对美利坚民族的统一和整合构成威胁,正如亚瑟·施莱辛格曾观察的那样,

“在米国,我们没有看到民族平等,取而代之的是民族情绪高涨”,米国的多元文化政策正鼓励“把全国分裂成一小片一小片争论不休的飞地、同族聚居区、部落……鼓励并赞扬文化及语言的种族隔离”。“笼罩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笼统概念之下的部分权利诉求是从自由主义的平等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但却对自由主义构成了极为尖锐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反抗的是种族歧视、更多的是追求经济平等,到20世纪后期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族群政治更多的是文化平等、文化承认,重心放在身份政治、差异政治上,有时甚至直接忽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多元文化主义因有种族决定文化的嫌疑而最终无法确立少数族裔在米国的民族想象中的地位”,“如果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路发展,必将把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转移到对少数人族群的认同上,这势必削弱国家的凝聚力”,还会有意无意地会助推“多族化”的发展和固化,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把差异作为维护民族文化权利的依据时,也可能带来自身的封闭和民族排外主义”。

在米国族群政治产生向全球扩散性影响的过程中,对于多族群发展中国家而言,理应对米国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始料未及的潜存风险保持清醒的认知,正确认识族群差异,“如果走上激进立场,就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

再次,慎重看待米国“多族化”调控模式转换。

基于“多族化”的现实,族裔模式和公民模式是民族国家国族整合的两种选择,“在族裔的模式中,民族被看作是一种血统和本土文化的大众共同体”,旨在“把大众的族裔共同体与一个地域政治共同体融合在一起”,“在公民的模式中,民族被看作是公民的地域性共同体”,旨在将领土范围内的公民“融合在一种可以认同的文化共同体中”。

米国历史上的“盎格鲁一致性”理论、“熔炉”理论都是公民模式的指向,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基础建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公共文化,将米国公民融合进美利坚民族文化认同之中,“在米国,民族集团在政治上并未被给予任何的认可和正式的身份。只有土著印第安人稍有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第安人按其血统有正式明确的身份,但是个人也可以放弃这种身份。除此之外,米国的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们都只能是一名公民”。

到20世纪中叶尤其是60年代以后,米国在“多族化”浪潮激荡中开始转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向族裔模式。“多元主义摒弃了将不同民族的个体融为一个新种族的追求,其哲学指向是认定米国并非由个人而是由集团构成的国家”,强调米国“民族群体的分野”,然而“这种哲学是要把全体米国人按民族和种族标准分类。

如果以此来把握米国的整体面貌,是十分错误的,将会从根本上误导人们的文化视线”,对美利坚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共同价值构成消解和分流,会促使米国陷入族群冲突、社会失序的旋涡境地,难以自拔。可以说,米国“学习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就考虑不周。所以在今天的种种遭遇也只能算是自食其果”。

最后,理性对待米国族群政治的外溢效应。

反观米国族群政治的得失,对米国等西方国家的族群政治理论与实践应保持理性的态度,不宜盲目倾慕或模仿。

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国家,“通过发展也成为一种建立在一个核心或统治族裔上的,有着内聚性民族认同的模式”,“它比米国的‘多元’模式,更容易适应和模仿”,米国的“大小、范围与资源,及其联邦宪法特有的检查与平衡制度,这些都极不适合于非洲、亚洲的那些较小的、比较贫穷的,以及后发性的‘国家-民族’的需要”,事实上,英法等欧米国家如今几乎都深受日益普遍的“多族化”困扰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进退调控问题

后发性多族群发展中国家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中,要立足国家本土根基、提炼本土经验,切实避免像米国“多族化”加剧对米国统一和稳定的冲击,更是要避免苏联“多族化”失控加速苏联解体的惨剧

在面对米国等西方国家族群政治理论传播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多族化”的发展和固化对民族国家的潜在风险,“从理论本土化与实践的全球化这两个方面入手真正理解族群政治”,拒绝简单模仿或照搬西方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理论。

对于多族群发展中国家,更应把米国等西方国家的“族群政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研究范式”,从学术资源的角度来加以借鉴和利用,把“多族化”现象放在国家统一和国族整合的维度下做出合理阐释和引导,推进多族群发展中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理性认识、有效避免米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相交缠、裹缚的后果。

结语

今天民族国家的“多族化”问题并非米国特有的困扰,而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面临的治理难题。

近年来,“逐渐增长的族群多样性对西欧社会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比对米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其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后果也更加错综复杂”。

非常肯定,一些多族群民族国家通过多元主义族群政治理论和政策来调控和治理“多族化”问题取得了一些特定成效,如减轻族群歧视、改善不公正待遇等,但“多族化”与多元主义族群政治互为助推带来的始料未及的隐忧或后果的确构成了相关民族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并催促多族群民族国家开始反思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

从欧洲等民族国家来看,“众多欧洲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正式宣告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破产”

(英国文化多元主义乱象已经到了荒诞地步:比如英国的极端穆斯林宣称,《英国女王要么选择皈依伊斯兰,要么就离开这个国家。伊斯兰教法应该成为英国的法律》,以至于英国王子宣称:《住在英国的穆斯林要遵守英国价值观》,所以《英国打击公知“吃饭砸锅”捍卫核心价值观,否定文化多元主义》)

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无奈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无法处理族群隔阂”,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业已执行30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个失败”,法国总统萨科齐随即也宣告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失败,还有荷兰副首相费尔巴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等也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并“将一个失败的政策推向了历史的箱子里”。

对于多族群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客观正视多元主义族群政治与“多族化”现象的交缠关系,科学检视多元文化主义成败,以米国等西方国家的族群政治现象为镜,理性创建、完善或选择适合多族群发展中国家治理“多族化”问题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炎黄之家过去也强调《文明太过大一统就会缺乏多样性,但利大于弊,要警惕文化多元相对主义》(本文原标题《米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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