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考移民背后的中产价值观笑话

作者:刘远举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19-05-30 16:02:38

不管是高考公平问题,还是加班问题,只能看到中国人通过跑赢同伴实现自救,看不到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

最近,深圳民办学校富源学校在第二次模拟考试中,有六名学生上榜理科全市前十名,力压深圳四大名校。此前富源学校在深圳处于中下档次,生源一般,二模成绩如此突出,引起了很多家长的警觉,于是该校从河北衡水中学引入了所谓“高考移民”的事,就此引起舆论关注。

高考的分省录取本身是有必要的,不过随之也产生了太多不公,我就此写过很多文章,在此不必重复。真正值得谈论的是,这次舆论几乎全部偏向于指责富源学校,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我一直认为,对于事物的分析,不能从现象出发,叙事是带有情感的,现象是主观的,现象会遮蔽人、会驱使人立刻给出判断,调动的是人“快与慢”当中的“快系统”。然后,一旦有了结论,人就容易陷在自己的观点里自我论证。

比如,有人用参加高考的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以及清北录取率作为论据,论证广东属于高考最艰难的省份,不该再被损害利益。这篇文章传播得很广,但是却错得离谱。首先这是反直觉的,如果广东高考如此艰难,那么别人何必费尽心思转到广东来?其次所谓高考录取率,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分母的,这是一种误导。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先有了主观立场,再去论证结果,是被现象、情感、利益所蒙蔽。

要想穿透这些迷雾,看到现象背后的事实,只有用价值观、方法论、知识结构去切入现象。比如,公民权利、平等、户籍等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框架,去切入“高考公平”的概念,才能把何谓“高考公平”这个概念厘清。然后再用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去切入考生具体的行为过程。这是一个“慢系统”的过程,更加理性,也更加准确。

实际上,很多省份在高中之前就搞了分流,一部分学生不读高中,不参加高考;还有些地方的学生因为穷,往往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工,甚至小学就辍学了。这些省高考的报名人数自然会少一些,录取率也就高了。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会有更多的孩子读到高中,年轻人的出路也要多得多。深圳的职业院校,相比某些地方的一些二本学校也毫不逊色,毕业生也可以去华为、腾讯这样的大公司。

所以,真正的实质性公平,不应该以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础,而应以某个省的所有适龄年轻人为基础。因为前者已经包含了基于身份上的不平等。虽然存在有合理性,但现状并不能直接等于公平。而后者,才是抹平“无知之幕”之后的公平。这才是基于价值观去切入现象后,才能发现的实质正义。

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到对高考移民的判断中。

富源学校采取了两种手段获得尖子生,一种,是从河北引入学生入广东户籍,在深圳参加高考。另一种是送广东的学生去衡水上课,再回到深圳高考。

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深圳市教育局的通报,有32名考生属于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格,那么,有不合规的“高考移民”呢?通报没说,但按道理,应该有。

高考移民是伴随户籍制度松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各个城市设置不同严格程度的落户门槛,这就是落户积分制。在市场经济中,高端人才能力强、素质高,承担的税负与创造的价值都更大,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吸引这些人安家落户,给高净值人群提供更好的福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和当地户籍学生享受同样待遇。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外地人通过自己上缴的财富来换取身份,是一种“身份的赎买”。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巨大,公共服务差异巨大,不可能一夜抹平,所以积分制作为一种妥协的“身份赎买”有其合理性,也将长期存在。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城市化的进程的加深,以及各地方之间GDP的竞争,户籍的价格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户籍身份赎买降价了,更多的人,更容易地、更快地涌入了城市,其具体表现就是各地抢人。

这就像买房,先买的人以为会涨价,或者以为小区入住率不高,少数人分享小区会所,可突然发现,房价没涨,更多人的涌入进了小区,会所游泳池人满为患。正如房价不能打包票一样,户籍价格降低也是大势所趋。

比如东莞,2018年10月15日正式有史以来最宽松的入户政策,只要累计缴纳了5年社保和居住证满5年,就能入户东莞,享受户籍人口应该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及其他各项福利。如果说东莞分量不足,再来看广州。2018年5月,广州把本科、研究生以及专业技术资格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放宽了五年,分别放宽到40岁、45岁、50岁。显然,这些上至50岁的人当中,很多就有要参加高考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公共资源被摊薄。

这就是户籍的赎买与贬值,以及背后的群体间的冲突。

此前,西安在抢人大战中,在二线城市中全国瞩目,据数据统计,西安2018年1-3月新增近15万人。随后西安市教育局一则公告,又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新落户陕西户籍考生申请在陕报名参加高考者学籍、户籍须在陕且满3年。又要人来,又不想人分摊当地的公共资源,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实际上,正是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的税负,维持了社保、医保,进而支撑了一个城市的户籍身份价值,但与此同时,这些人自然也会要求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先落户,子女再过三年才能享受当地考生待遇呢?这种抢人政策,毫无竞争力。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富源学校和衡水中学两校本身就是合作办学,双方实行课堂、教师、管理、资源等一系列合作与共享,利用这种异地办分校的方式,使得学生的转入与转出始终在学校内部系统进行,没有学籍转移的问题,只是学生转到了衡水上学。随着教育产业化,两校跨省合作办学的模式越来越多,这样的模式越发具有可操作性。这种模式的本质,根本不是所谓的“移民”,也在规则之内,只是学生换了一个地方读书,却被有故意归为“移民”。

一个孩子,父母拿50万供他去国外镀金,参加各种活动,这个叫做素质教育,没人说什么;但另一个孩子,背井离乡,因为衡水有更好的老师,更刻苦的氛围,在衡水中学,他会流更多的汗。那么为什么前者叫素质教育,后者就叫投机取巧,“制造不公平”呢?

这个现象背后,是中国中产家长对公共资源争夺的急迫心情。为自己利益说话,本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公共讨论中,真的不需要考虑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吗?从这个角度,对两类高考移民的指责,前者放弃了实质正义,后者放弃了程序正义。

在一个社会中,只有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认同,才能构成共同体,由此解决公共性问题,避免囚徒困境之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很少出现这种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很多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支持法无禁止则可为,可一动到利益,就被现象所迷惑,把价值观抛到脑后。于是,不管是中小学负担、还是高考公平,还是加班问题,我们只看到中国人像斑马那样,通过跑过同伴来达成自救,看不到任何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而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状态,导致下一轮更加激烈的公共资源竞争。而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中国中产,逐渐变为一个苍凉而讽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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