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资本盘剥人民、强化文化控制、阻碍社会流动、维护统治阶级地位

作者: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womenjia.org 点击:2019-08-11 17:48:58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大椿

枪手、教育、考试、翻身、扩招及其他——从《天才枪手》说起(上)

安生  2019-04-08  来源: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孙悟空一直想加入天庭,成为天庭一员,成神成佛。天庭为了笼络他,给了他一个虚名,却不让他参加天庭的蟠桃大会。蟠桃大会是西天统治阶级瓜分的盛宴,有资格参会的是统治阶级。孙悟空,姓孙,自然没有资格参会。

孙悟空对西天统治阶级欢聚一堂的瓜分盛宴垂涎不已,却没有资格分一杯羹。于是,他选择了偷吃。

孙悟空的行为,触犯了整个天庭的利益,破坏了原有的瓜分利润的秩序,动了所有有资格参加蟠桃会的神佛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了来自天庭的全力镇压。最终,他不敌整个天庭的力量,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如果不是如来当时在酝酿一个更庞大的计划,他可能就要被一直压着山下,变成化石。

言归正传。

原先想写一个系列,揭露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残酷剥削本国人民的。原先计划写三个部分,包括,住房是台收割机,医疗是把刮骨刀,教育是个无底洞。

住房是台收割机,这篇已经写了。医疗是把刮骨刀,暂时先等等。

这次以泰国、大萌朝、英国和美国为例,说说腐朽堕落反动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落后丑恶的封建社会的教育。

有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泰国电影《天才枪手》。故事的原型来在某富强文明的东亚国家,被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剧、制片和导演移花接木,搬上了银幕。

学神小琳,出身泰国一个中等偏下的单亲家庭,父亲是教师。学霸小班,出身更差的单亲家庭,母亲洗衣服挣钱,供他上学,累弯了腰。小班自己也经常要帮忙洗衣。

穷人孩子早当家。小琳很快就发现了挣钱的方法。名校只有两种人,有天赋的学神、学霸,有钱的二代目。小琳有天赋没钱,二代目有钱没天赋。双方进行资源就可以了。二代目们给小琳钱,小琳当枪手,帮二代目们作弊过关。

25万泰铢包过,二代目们纷纷报名。25万泰铢大约相当于5万人民币,对普通人来说,是若干月的工资。对二代目们来说,这点钱,就是小意思。毕竟,比考试培训费,便宜多了。而且考试培训,还未必包学员全过。

纸里保不住火,因为小班举报,小琳的生意让学校知道了。小琳和校长唇枪舌剑。最终的处罚,是剥夺小琳的奖学金和参加全奖新加坡留学考试的机会。

虽然小琳丝毫不给校长留情,但是校长也没有开除小琳。说到底,深究小琳,就是深究那些二代目。没有那些二代目,名校是办不下去的。再说,学校需要小琳撑门面,二代目们提供金钱。小琳和二代目们,对名校来说,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如果小琳和二代目们都被惩罚了,学校还怎么办?

高中毕业,二代目们要求美国留学,没法通过美国的STIC考试。于是,有需求,有供给,小琳再次出山。不仅小琳出山,二代目们还使用手段,雇人打伤小班,使小班错过留学新加坡的选拔考试,迫使小班一起出山。

小班知道真相,当场暴走。不过,小班冷静下来之后,还是选择和二代目合作,充当枪手——毕竟,洗衣店没有未来。

最终,小班因为作弊被抓,被学校开除,从此失去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二代目们高分通过考试,洋洋得意。他们希望小琳继续求学,给他们当枪手,小琳拒绝了。

小班前途被毁,获得200万泰铢以后,决心改行干职业枪手,要拉小琳入伙,小琳也拒绝了。

影片结尾,小琳自首,为作弊行为提供笔录。

电影不这么拍是不可能上映的。现实会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相像一下,一群非富即贵的二代目被取消了考试成绩和入学资格,他们会怎么报复主动坦白的小琳?为了让小班参与作弊计划,二代目不惜雇人把小班打伤。让小班错过考试,毁掉小班留学新加坡的机会。这一群恼羞成怒的二代目和他们的家长们会怎么对待主动自首的小琳?小琳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父亲安危。她是聪明人,想到这里,她还会去主动自首吗?

在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泰国,从小学到大学,教育是条产业链,是一条从头到尾的盛宴。还有些国家,比如美国,这条产业链从幼儿园开始。

相比之下,其他人分羹的量远远高于两位天才枪手。除了学费,美国的高档幼儿园,有入园费;泰国的学校有入学赞助费,美国的名校敞开接纳入学赞助;老师课外办补习班,考试内容和补习班一样,不参加补习班,别想通过考试;美国的学校,按学区入学,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房地产商又赚一笔;除此以外,还有各种民间培训班——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教育行业这么赚钱,资本哪能缺席?

名校自然需要她这样的人去撑门面。尽管如此,小琳的父亲还是出了20万泰铢,大约折合4万人民币的赞助费。这对并不富裕的小琳家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至于小班的家究竟交了多少。影片并没有明说,可想而知数量应该至少和小琳家的数量相当,也许还略多一些。这对靠洗衣为生的小班母子来说,无疑是一笔庞大的,沉重的支出。

平时,老师上课教书,下课办补习班。上课敷衍了事,补习班倾囊相授。考试中,老师直接使用了在补习班上的试题。要么你是学神,要么你花钱上我补习班,否则别想及格。当然,老师没想到小琳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坏了他的生意。当然,老师的生意在泰国是合法的,在某些其他国家是会被追究的。追究的原因绝不是老师在课上误人子弟,在课下挣外快,而是与小琳被追究一样——老师和孙悟空一样,破坏了链条上其他更有实力的环节的利润。这些上课敷衍,下课挣钱的老师触动哪个实力派的利益,我们后面会分析。

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场盛宴到底有多丰盛?各种媒体全方位宣传,知识改变命运。市场之中,一切都有价格,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么宝贵的资源,怎么能不卖个好价钱?想改变命运吗?考高分!想考高分吗?拿钱来!

家长供孩子,从头走到尾,步步需要钱,一步一笔钱。在泰国走完整个流程,需要几十万到几百万泰铢。美国需要几十万美元。养不起孩子,这在泰国、美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资本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最好的避孕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的趋势,人口负增长,有些国家尤其明显。

资本主义国家、封建社会,这些人剥削人的社会之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把翻身的机会寄托在接受更多教育上。家长对孩子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他们愿意为孩子的美好生活,支付的最高代价,就是教育产业能获得最高利润。当然,家长也可以一个子儿不掏,让孩子毕业以后去当理货员、清洁工、保安,或者长期失业,靠救济金维持生命——这里不能用生活这个词。

小琳和小班,不过是从这条产业链中分了一杯羹。他们不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没有能力合规分羹,只能采取高风险的方式。他们的分羹行为触动了这条产业链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于是被严厉打击。

影片的最后,小琳子从父业,选择去当一名教师。小班,接过母亲的班,当一名洗衣店的老板。相比母亲的洗衣店,小班的洗衣店重新装修过,购置了全新的洗衣机和送货用的摩托车——用的是小班当枪手获得的200万泰铢的报酬。

二代目们去美国留学,将来接父母的班,恬不知耻地炫耀他们作弊得到的分数。

即使按照政治正确安排的结尾,小琳自首,二代目们被取消了成绩和入学资格,也并不妨碍他们接父母的班——毕竟对他们来说,学历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因素,并不妨碍他们的血统。而且,从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角度看,二代目继承了他们父母的传统。所以,能做一个合格统治者。他们不会去开洗衣店,当教师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倾家荡产,上名校又如何?比如小琳。小班也点穿了她的未来——就算她拿到了美国名校的毕业证,一个月几万泰铢,坐在办公室里。她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几千到一两万人民币的样子,还不够那些富家二代目们为了作弊,通过考试愿意而且能够掏出的数目。对她来说呢,可能是生活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她希望让她的孩子还能从事类似的工作,那么她未来的收入的绝大部分也将不得不投入教育这个无底洞之中。

小班终于领悟到了,对他和小琳来说,获得暴利的方式都在刑法里,考试作弊例外。

作弊改变的只是成绩,这世界——出身和地位说了算。知识改变命运,对个体来说,有可能。对整体来说,绝无可能。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出身和地位是基础,智力只是加成。

如果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彻底颠覆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统治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焚烧所有图书,关闭所有学校,让所有被统治者及其子女回归文盲状态的话,就是改变现有规则,重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以小琳的聪慧,她何尝不懂这一点。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小琳、小班这样智力超群的人来说,他们的智商不过是为名校撑门面,吸引二代目,让名校财源滚滚。当他们结束学业来到社会,在他们的智商对他们改善生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她所做的,不过是尽快套现自己的大脑的价值。小琳很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小班领悟到这一点比较迟。

整个教育产业链,环环相扣,如同一场盛宴,资本各安其位,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各得其利。整个教育产业,如同一块丰收的,有待收割的菜地。小琳和小班偷偷潜入这块丰收的菜地偷菜,损害了其他收割者的利益,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打击。有人说,小琳和小班的行为,受到惩罚的原因是他们破坏了公平。这是荒唐可笑的,在泰国那样的国家,本来就不存在公平。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谈何破坏?没有小琳或小班的存在,二代目们仍然会接班,成为金字塔的塔尖,小琳或小班,无非让二代目有更多的自吹自擂、自我炫耀、给自己脸上贴金、光宗耀祖的资本而已——你们别不服气,我天资过人,勤奋过人,除了能力,其他资本等于零……小琳最初说,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即在于此。

不过,从小班受到惩罚的过程中,小琳领悟到,他们严重地伤害了资本的利益——资本在盛宴,他们在偷吃顺便砸锅。她意识到,她继续与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对抗,必将支付沉重的代价。自己的智力优势相对统治阶级微不足道,于是她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去主动自首,做一个平庸的普通人,放弃与社会的对抗,主动寻求宽大处理,从此金盆洗手。她也许未必知道《西游记》的故事,但是她显然不想像孙悟空一样被镇压。

附录1:安生评北大拒绝录取河南专项计划考生

如果把学校做企业看的话,学校招收两种人,一类是学霸学神充门面,一类是各种二代目、暴发户人傻钱多,资源多。这两类人,是学校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这位考生不是学霸学神,钱也不多。

所以,自然是这个结果。

你觉得大学是让你知识改变命运的地方?

如果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彻底颠覆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统治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焚烧所有图书,关闭所有学校,让所有被统治者及其子女回归文盲状态的话,就是改变现有规则,重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neoanderson

@储殷:北京大学收洋垃圾的时候没有担心过他们不能毕业吗?收贫困生就担心不能毕业了。什么叫孩子刚过一本线,差100多分怕跟不上?就不说关系户了,没少收体育特长生吧?他们还不如这孩子呢。就这么糟蹋、耽误穷人家的孩子,事后还要侮辱

附录2:1975年中国批判苏联教育体制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附录3: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1979

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

本书通过追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百多年来的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主要以医学、法律和工程学教育为例,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则提出了化解文凭主义弊端的办法,预测了文凭主义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认为普及教育就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文凭的通货膨胀。教育文凭不仅仅是一张纸,它的成本还包括学校建筑的投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等等。在文凭通胀,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多“印”文凭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文凭通胀会经历周期性的危机,要么是工作收入降低,学生无法承担读书的开销;要么是政府(或父母)无法承受教育系统的扩张。(米国)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一次小型危机,2010年后又出现了一次;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多。从某种角度看来,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都将在学校里待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取得更高的学位,那么教育的成本将几乎等同于现在整体经济的规模。

教育体系的表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重要,并不是每一个接受教育的美国人都必须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或许只有10%的人擅长于此,我们却为满足社会发展的技术需求建立了一个过于庞大的系统;而在教育之外,美国社会的其他特性会培养出史蒂夫·乔布斯或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人才。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我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合著,中文版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我表示,未来当计算机接管人类的工作,扩大教育系统,致使人人都能获得终生学习的条件,这一做法可以践行社会主义之道,而不用提及“社会主义”之名。

 

朋友问我该不该考研究生,我是这样回答的

作者:王大宝lite(来自豆瓣)

在这样一个文凭通胀的时代,考一个研究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是名校毕业的文凭能够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工作机会。朋友前几天问我他想考研究生,征求我的意见。作为回答,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所有观点来自于《文凭社会》一书。

关于文凭通胀的话题。

七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与上文提到的一样队长,本科文凭可以给他带来终生的荣耀,以及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晋升渠道。但是到了现在,本科生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每年的本科毕业生都在节节攀升。而大学入学率甚至高达70%以上。文凭通胀并不是扩招两个字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市场经济,除了体现在货物交换上面,也可以体现在工作机会的竞争上面。文凭作为与货币相当的通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是劳动力市场,那么一定是充分竞争的。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拿到含金量更高的文凭,那他在劳动力市场上一定能够得到青睐。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获得更高的文凭,那文凭的贬值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教育分层

所有的人都期望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教育分层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某一年招聘457个清洁工。其中近3000报名者拥有本科学历,25个报名者拥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并不是来批判什么,而是说明一个很重大教育改革方向。为了抵抗文凭的通货膨胀,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关于教育分层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双轨操作。让更多的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而是通过职业培训请入到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另一部分经过选拔的学生则可以进入大学获得研究者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作机会。而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学就会变成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双轨教育制度可以遏制文凭通胀,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会挤在在高考的独木桥上。着眼当下,考一个研究生怎么都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这本《文凭社会》中作者提到有七种可以应对文凭通胀的方法。以上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文凭社会主义:倡导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仍然通过选拔来实现教育的分层。(一种弱化的凯恩斯主义。)

技术革命的迷思

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制式教育是促成技术革新的唯一手段。但是即便不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人们获取技术的手段也不仅仅是通过学校的知识教育。所有的技术工人以及工匠,他们获取技术的更多途径是通过工作本身积累的经验。而在更为专业的理论知识,人们更多的是通过非制式教育来实现:比如风靡一时的慕课平台,比如自主的独立研究。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在制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并不能用到。

那我们为何还要考一个研究生,获取硕士文凭?

 

伯樵·阿苏勒: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现代大学教育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标榜其可以为职场上的各类职业,输送经过专业化培训的人才:于是乎,家长们热衷于给孩子选择“就业好”的专业,高校专业课程名称中,充斥着“实践”、“应用”这样的词(如“电视制作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大学也在鼓吹毕业生就业率...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在为了就业做准备。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之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作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芭蕾课...... 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 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1980年代时的那种“天之骄子”,但父母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是“高中”、“职高”还是“本科”,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19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作作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为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0)和《智识城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文凭的魔力是哪里来的?

《北京青年报》, 馬蓋先

1967年对美国加州雇主的一项调查显示,当雇主谈到在组织中的晋升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是想要晋升,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人有多少才能,就能走多远。”这个表达或多或少说明了人们相信职业与个人拥有的才能有关。才能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阶层的跨越。然而,后续的观察及相关研究却指出,实际上,若雇主真的要从组织内部提拔人员,却鲜少从低层员工入手,相反,他们倾向于从组织外部招募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而这一操作经常都会忽视受雇者所拥有的真实技能。

那么,以上面提到的组织招聘为例,我们该如何解释:一方面,社会相信才能/技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另一方面,劳动市场的雇佣却呈现出仅看文凭而忽略技能的“文凭主义”态势?《文凭社会》一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揭开这个吊诡的谜团。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柯林斯在书中指出,“坚信才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是一种“技术管治主义”,长久以来它一直都影响着人们看待教育与个人成功之间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是因为大家相信各个行业和专业所需的技能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教育则能训练个体,使其拥有实现成功的技能。然而,柯林斯在列举了众多调查数据和研究之后,却尖锐地指出:我们通常所认为工作必备的技能并非从正式教育中获得,相反,这些技能大多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那么,技能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技能又如何与文凭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柯林斯指出,真正的技能其实代表着强大的专业,这种专业可以生产具体的成果,并且能够把技术传给他人。不过他也指出,技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技能本身要足够困难才可以显示出培养技能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技能又不能太过可靠,因为如果技能展示的成果太过清晰可辨,外行人就能轻易地评断这门技能,而操持技能的人也就会失去属于这门专业的话语权。

在柯林斯看来,技能本身的这种矛盾性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技能对个人阶层流动的作用十分有限,相反,拥有强技能的个体反而更难实现阶层跨越。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这个结论,《文凭社会》比较了法律、医学和工程学这三种在美国社会起着奠基性作用的专业的历史发展。柯林斯指出,尽管医生和律师的职业看似极具专业性,但回溯两者的历史则可以看出,医学和法律的发展都带有仪式上的排他性,医生承担了为病患解释疾病等带有宗教性质的角色,而律师则在书写和辩论中建立了司法权力的象征性资源。总而言之,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可以对客户很强势并进而影响整体社会情感,是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案和意见并不总是有效,他们承担的失败责任也相对较少。相反,工程师这一看似拥有绝对排他性的专业人员,在美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却一直受到压制。具体地说,工程师的工作是产生需要被精确计量和评判的成果,因此,工程师面对的是相对争议较小、与社会情感及道德无关的任务。

柯林斯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技能反而使从业者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社会存在两种劳动:政治劳动和生产劳动。前者指具体的物质财富,后者则指确立财富分配的条件。生产劳动负责生产生活必需品,工人阶级由于本身经济背景的局限急于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从事的工作主要为此类;政治劳动负责上层建筑的构造,以获得文化主导地位为目标的统治阶级主要负责这类工作,相较于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既对高等学位——主要在研究方面提供训练——的研究类工作更有兴趣,同时也更有经济条件和时间赋闲以完成这些训练。据此,工程师这类产出确定无疑的财富的人群往往承担生产劳动,而医生和律师则在解释社会道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医生和律师这类工作的发展历史显示,自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政治劳动飞速扩张,例如办公室文员等闲职急速增加。柯林斯指出,推动非生产领域增长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文凭系统的膨胀。由于美国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特定群体的垄断,美国也建立起各个层级的学校。由此,美国的中学系统不断完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率急速增加,大学文凭几乎成为找工作的标配,而那些回报率高的专业甚至需要博士后训练。人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和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如此一来,具体学习内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相对地,获得正式文凭和特定等级的学位则成为人们求学的目标。

由此,文凭系统内部发生“通货”,人们追求越来越高的学历,但与其相对,文凭却越来越贬值,而这一文化通货的出现则持续塑造美国的社会分层。在分析文凭对社会流动的阻碍作用之后,柯林斯进而也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变革方案。在他看来,废除文凭主义是必要的:他反对雇主在雇佣时将文凭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提倡以取消文凭的方式对社会机构进行更加理性的控制。

附录5:美国的教育特权:梦想、分流和凝固(摘录)

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 · 2019-08-26 · 来源:《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炎黄之家:社会越来越残酷啊,回到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日常)

不平等的“起跑线”

教育体系是主流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1976)

上大学的费用超出了尼克和阿尼父母的承受能力。上大学也要求尼克和阿尼放弃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随着学业结束而获得的成人地位。

低收入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工作太辛苦了,无法参与孩子们的学校活动。精英高中为他们提供的入学机会并不存在于真空环境中。如果穷孩子都能突然进入一所有好老师、好设施、好项目的学校,这对孩子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丰富的教育经验中,我们也只能期待这么多。孩子们还是很穷,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一样。他们的教育体系和经验包含在一种环境中,这是一种远可以影响课堂之外事件的阶级结构。

在美国各地的中小学里,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每天都在受到挑战。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学生在一年级进入“起跑线”时,他们就不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地位、种族和性别决定了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学校经历和教育成果。

 

美国的教育体系

所谓“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个人满足的推迟,尤其是在追求教育目标的过程中,这将会使个人获得与职业声望地位相关的社会回报……最终,美国梦成为公共教育的一个障碍。——Adalberto Aguirre Jr. and David V. Baker, Structure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美国教育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优势和劣势代代相传。这一论断与一种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而主导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

教育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从一个小木屋带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最高办公室。教育给予美国数百万贫穷但有抱负的移民以机会去做他们愿意为之工作的任何事情。这就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这个梦想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家长们会为了控制当地的学校而激烈竞争,这样,它们的项目、老师和课程就会为他们孩子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数学、科学或文学教师的教育。为了提高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他们也非常支持在课程中加入当地大学的进阶课程。在美国梦的定义中,教育是通往未来的通行证,能让你超过(如果你很穷)或配得上(如果你有特权)你父辈的经济状况。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学校必须组织起来以满足梦想家们的愿望。在所有孩子都来自职业家庭的学校里,只需要一种教育——大学预科教育。但是当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经济背景时,必须设计一种制度,不仅要为来自职业家庭、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要帮助一些贫穷的孩子,让他们能够与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竞争(仅仅基于一定的可能性),同时对于那些不以上大学为目标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体验。这个体系背后的理念是,教育经历应该被设计来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个体系被称为分轨。

分轨似乎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想法,它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定制教学。学生能力和教学水平之间的良好匹配被认为能够使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最大化” 。区分那些即将进入大学、白领或体力行业的学生,并向他们提供最有用的特定知识和技能,难道不合理吗?

这种分轨理论的问题在于,学生的职业需求必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以确定才能使用这个体系。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声称,通过“客观”的测试,学生的优势可以被识别和分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不幸的是,即使是出于好意,分轨也会导致课程的“简化”,降低(人们)对那些看起来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的期望。

今天,许多学校在学生的背景和教育计划方面更加同质化。来自公司和管理阶级的孩子通常要么在私立学校,要么就读于仅限该社会阶级成员就读的郊区学校。所有这些学生几乎都会进入大学,那么分轨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阶级结构谱系的另一端,我们有贫穷的农村学校或市中心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面都是来自经济体系底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你可能最需要分轨的事情是,敬业的教师努力去接触并识别那些最有潜力的学生并培养他们,希望他们能有机会进入大学。

资源丰富的同质性学校如今主要服务于富裕和特权阶级的孩子,它们参与了分流教学,而不是分轨教学。分轨是一个竞争的隐喻,指的是参赛者之间的竞赛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的“参赛者”都有平等的获胜机会。分流教学是一个非竞争性的隐喻,暗示参与者被“带着”到目的地,而无须与同行者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竞争。如果你去了好的私立学校或更好的郊区学校,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分流隐喻用于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学院院长在一次迎新会上欢迎新一届学生时的致辞:

事实是你们之间没有相互竞争。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律师,这样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你的客户和社会服务,那么你在学校的生活和你作为律师的生活将会更快乐、更令人满意。我期待着在哈佛法学院度过一段非常浪漫的时光。”

哈佛院长这种“悠闲”的欢迎辞,与不那么“有名”的大学的院长或校长向本科生做的竞争性欢迎辞原型相比:“看看你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你们中只有一个人会继续参加这个项目。” 那些处于特权阶级的人试图创建一个以分流教育为特征的中小学教育结构,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确保”取得好成绩、高分数、丰富的课程、课外活动,以及得到能让他们进入国家精英学校的建议。

特权阶级的父母也经常通过为孩子提供大学入学考试的特殊预科班来补充学校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费用接近1000美元,但是,正如家长们所知道的,“这不仅仅是进入大学的问题,而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问题”。

来自特权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塑造他们的校外经历,为他们继续取得学术成功提供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本。

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父母有资源塑造孩子的课内外经历,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支持了美国梦的神话,并颂扬了作为美国社会标志的机会均等的美德。

 

分轨和分流

这所学校创造了合法性,并以各种方式传授主导意识形态。——Martin N.Marger,Social Inequality (2011),236

特权阶级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在一个教育文凭被特权阶级用来证明其报酬的社会中,游戏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优越性

分轨和分流是游戏规则中被用来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好处的两种方式。为了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自己(搞清楚)美国大学预科教育资金的来源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各州使用州一级的税收“为中小学提供大约48%的预算。当地的地区贡献约44%,主要来自当地的财产税。联邦政府(提供大约)8%的州教育预算”。通过财产税筹集的资金数额取决于房屋和公司价值评估适用的税率。拥有更昂贵的住房和强大商业共同体的社区比没有这些特征的社区可以产生更多以教育为目的税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财产税与学校资助的联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州,比如印第安纳州,已经将学校经费从基于财产税的方案中转移到全州范围的税收和资助系统中。但是,即使在印第安纳州和其他正在改变学校资助方式的州中,财产税仍然是一项用于资助公共教育某些功能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校舍和教学设备。

在资助公立学校方面,富裕地区的家庭可能比贫困地区的家庭支付更高的财产税,但他们支付的税率往往低于贫困地区的家庭。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房屋和公司的总价值要比贫困地区高得多。因此,富裕地区较低的税率比贫困地区较高的税率产生更多的税收金额。富裕的房主享有的另一个优势是,财产税和抵押贷款利息可以从联邦所得税中扣除,从而给特权阶级提供了比贫困社区更多的子女教育间接补贴。

学校支出影响研究的证据表明,学生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学生的成就便越高。更高的学生成就来自较小的班级规模和较高的教师比例。学校用于教学的支出越高,他们就可以聘请更好的教师,同时也必须支付更多的钱给有经验的教师。普通教师和高收入教师数量的增加也改善了学校的社会环境,因为工作负担的减轻既提高了教师的士气,又能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因此,为更多更优秀的教师投入更丰富的资金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在较贫穷的学区,这种费用的投入往往无法选择。

在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只有一笔钱可以资助那所学校。这些钱被用来获得最好的教师、最先进的教学技术、最棒的实验室设备、幻灯、计算机和其他教育资源。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提供优势,学校有必要开发一些项目,即把最好的老师、最多的计算机和最棒的资源分配给特权阶级(学生)最有可能参加的项目。这些钱不是给特权阶级的孩子,而是给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的项目。因此,分轨被发明了出来——一种将资源分配给与不同后果相联系的项目体系——用于大学准备或者职业准备。分轨是学校内部不平等的一种形式。

同时,在一些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不在同一所学校,而是在同一学区的不同学校。理论上,每个学区学校里的每个学生应该得到相同的支出,因为税收是用来支持该学区所有学校的。过去大多数关于学校资助的研究都比较了各个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毫不奇怪,富裕家庭的学生人均支出最高,而较贫困地区的学生人均支出较低。但在一项研究中,几位有魄力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同一学区内各学校的支出数据。他们研究了同一地区89所小学的支出和学生成就。同一地区每所学校的学生人均支出都是不同的,“在同一地区内的每名学生小学时期支出总额从3045美元到8165美元不等”。他们还发现,支出的不平等似乎反映了学校的阶级构成——贫困生比例最高的学校,分配到的用于改善学习环境的教学和运营的地方税收资金较少。最后,从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公民资格等国家能力测试的成绩来看,那些获得更多的用于教学和运营的税收资金的学校的学生表现出了更高的学术成就。

在同一学区内,学生人均支出存在不平等,这与富裕学区和贫困学区之间众所周知的支出不平等大不相同。同一学区内的支出不平等表明,在经济资源如何分配给学校方面,存在着阶级权力强大而隐蔽的影响。为什么同一学区的两所学校学生人均资助水平相差如此之大,只有通过考察学校官员、地方政治领导人和较富裕的家长如何以一种带有阶级偏见的方式塑造学校预算这一过程才能理解。

 

公立学校的分流

在同质性学区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特权阶级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下层阶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分轨。在富裕的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大学。富裕学区比贫困学区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项目,部分原因是这些学区位于房产价值更高的地区。较高的房产评估价值会为这些学区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因为在大多数州中,这是公立学校预算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即使有更多的州不再把房产税作为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富裕的学区仍有可能继续寻找方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比贫困地区水平更高的学校教育资助。我们知道,与贫困学区相比,资金更多的学校雇用了更多优秀的教师,购买了更好的设备,提供了更多的课外活动,给予了更好的指导和咨询,带来了更好的全面教育。在贫困的学校里,也许每十个孩子中只有一两个可以上大学。在极少数情况下,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继续上大学的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这通常是由于特殊的情形。例如,当地的州立学院或社区学院可能位于附近,使贫困学生在上学期间能够在家里工作或生活。对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而言,这些资源的可用性显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利。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资源,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也很难在大学中竞争,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早期教育的质量往往使他们在教育经验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欠缺。

富裕学校与贫穷学校的比较提醒我们,分流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在比较这两类学校学生的经历和机会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小学和高中将学生分流到特权阶级教育和职业导向教育的做法,在富裕学校中出现,但在贫困学校却没有。这是因为富裕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基于学校的经验、机会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而这些在贫困的学校则是不常见的。

 

公立学校的分轨

尽管分轨有其官方的崇高意图,但依然是一个通过能力分组、课程选择、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将学生区隔开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在争夺好工作和高收入的竞争中区别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过程,它已经被用于中小学教育,即为那些被认为要上大学的人和那些被认为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不同且不平等的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约有85%的公立学校采用了分轨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高中被适度分轨,同时60%的小学实行了某种形式的以班级为单位的能力分组。在21世纪初的中期,公立高中和小学采用某种分轨形式的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致相同。

一些分轨项目提供了最大化的区隔,即学生在他们所有的课程中都保持在同一轨道上,而一些项目则提供了最小化的区隔,即所有学生至少在一起学习一些课程。根据对学生能力的信任,让他们进入不同的轨道,可以产生强大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轨道的设置直接或间接地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背景有关。直接影响是教师和管理人员对来自较高阶级孩子所具有的期望的结果。间接影响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可能对大学表现出较低的兴趣,更少地受到父母和同龄人对上大学的鼓励,而且缺乏必要的成绩分数被选中进入大学轨道。基于强有力的研究证据,分轨研究的分析人士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即分轨对低收入和非白人学生有负面影响。

 

学校支出和学生经历的不平等

学校之间的不平等最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学区在教育学生的投入差异上。学生人均支出是用来比较学校教师、项目和设施质量的最佳单一指标。2009年全国每个学生的平均支出为10905美元。一些州花费的较多,如佛蒙特州(18913美元)、新泽西州(15983美元)以及怀俄明州(15742美元)。其他州则花费较少,如内华达州(7777美元)、密西西比州(7814美元)以及犹他州(8141美元)。在各州内部,贫富学区之间的比较(基于土地价值和家庭收入)提供了最能说明阶级不平等的证据。大城市里市区学区比郊区学区花的钱要少得多。2011年芝加哥地区学生人均支出在郊区学区高达11864美元,到市中心(学区)则为9860美元。早期对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学校的研究显示,郊区学校学生人均支出在4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高于市中心学校学生的人均支出。

在城市和农村学校的比较中也发现了学生人均支出差异。例如,早期的研究发现纽约城市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比非城市学区高出4300美元。农村地区通常以白人为主,他们在教育上的花费远低于城市或郊区学区。富裕的郊区学校,每个学生的花费几乎是贫穷的市中心学区的两倍,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负担起更好的老师、更棒的设施、更小的班级以及各种丰富教学的活动和项目。只要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是基于财产税,这些优势就永远不会进入市中心的学校。

分轨和分流都与阶级不平等相连并反映了阶级不平等。这两种做法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对大学招生的影响。富裕学区的大量学生在小学和高中阶段都“进入了分流”,并且在学业、社交和情感上都做好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准备。然而,在具有异质化学生群体的学区对学生进行分轨,只有那些进入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才能获得上大学所需的资源。

进入职业轨道和高中的学生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他们降低了自身的教育期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过来自所处社会环境中同龄人和父母的鼓励。即使具有较高学术成就和潜力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把上大学当作目标。这是因为,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子女很可能从父母、朋友和老师那里得到持续的社会鼓励,并将上大学视为他们教育生涯“自然而然的目的地”。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即使是学术成就高、智商高的学生,如果来自较低的经济群体,也不太可能进入大学。例如,几项研究发现,在学术成绩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在此类测试中得分较低的富裕家庭学生。

 

不平等:大学、收入、机会

大学学位的优势,除了四年学习所获得的生活经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还包括更多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工作的机会。1979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几乎比高中毕业生高出50%。但在2010年,大学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几乎是高中毕业生的两倍(高出97%)。大学毕业生收入方面的优势在教育完成后的年收入对比中也很明显。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2011年高中毕业生全职全年工人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32000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年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55000美元(如图5.7所示)。就目前来看,一个大学毕业生一生将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多赚100万美元。简而言之,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与教育文凭的关系更为密切。

过去40年的证据表明,教育如何与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是导致许多政府和商业领导人提出把更多更好的教育作为许多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原因。由于新技术或工厂关闭而失业的工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提高技能才能在“新经济”中找到工作。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男女被鼓励去取得高中文凭,并考虑上大学,即使只是一所社区大学。

政府领导人经常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鼓励年轻人去上大学,他们有时也会谈论增加对学生的财政援助,但政府的援助远低于上大学的费用。在2010~2011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平均每年的费用在公立学校总计16712美元,在私立学校总计44619美元(学费、杂费和食宿费)。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是联邦政府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援助的主要来源,该奖学金在2011年给学生们提供的最高奖学金为每年5550美元,而当年佩尔奖学金的平均资助只有3800美元。对于只有低收入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上大学的费用和他们得到的有限经济援助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贷款来弥补的。由于钱被许多贫困学生和其他人借走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学生债务在过去几年里增长迅速。在2011年,“有三分之二的本科毕业生负贷毕业,贷款的平均金额略低于28000美元(不包括利息)”。

大学教育能改善一个人的职业和收入前景,这一说法很难遭到反驳。即使考虑到第5章中关于大学毕业生收入在过去四十年停滞不前的悲观数据,大学毕业生在经济方面也比那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要好得多。拥有大学学位被证实有益于那些将他们的专业技能转化为商业、金融和专业领域高薪职业的特权阶级。也许这就是很多特权阶级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学的一个原因。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大约70%来自富裕家庭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则只有21%。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数据表明,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地位是大学入学(概率)和毕业(概率)的最佳预测指标。

许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新经济中高等教育文凭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特权阶级把他们的大多数子女送入大学,而今天大量中等收入家庭做出了必要的经济牺牲,同样也将他们的大部分的孩子送进了大学。对后者来说,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大学文凭都是平等的。这一群体的学生往往很晚才会发现,大学学位并不能保证全职工作、加薪或从事需要学位的工作。例如,2011~2012年“年轻大学毕业生(21~24岁)的平均失业率为9.4%”。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在1973~2011年间下降了9.5%(图5.7)。其中很大一部分下降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全职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了5.4%……在2000~2011年”。最后,在2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中,大约40%的人正在从事“不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

正如下一节所阐释的,上述毕业后不太乐观的情景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非精英大学毕业生身上,特别是那些在当今新经济下需求不大的专业,或者是那些没有职业培训课程的专业(如法学、医学、药剂学、商学、工程学)中的学生。从名牌高校毕业、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学生不太可能经历这种不幸的后果。而且,对于那些在新经济下明智地选择了急需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即使他们来自非精英学校(如软件工程学、会计学、精算学、建筑学)。

 

普林斯顿和无名小镇:逐渐“凝固”?

人们经常断言,新技术将使富人和穷人的学习机会均等化。这是人们热切希望的,但我怀疑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Neil Postman, Nation (October 9, 199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了学校教育对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强大影响。与美国梦所包含的信念相反,教育并不是为具有不同家庭社会地位的美国人提供机会平等的手段。学校教育通过美国梦的神话力量以及分轨和分流的影响服务于不平等的再生产,作为否认向上流动机会平等的手段。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谁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的问题,来继续我们的学校教育分析。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在过去的70年里,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194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216000个学位。40年后的1980年,官方机构颁发了近100万个学士学位。201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833000个副学士学位,160万个学士学位,611000个硕士学位,14万个博士学位(例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牙医博士、法学博士)。与1940年相比,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环境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在有关女性的方面,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女性占到大多数。即便如此,大学生仍然主要是白人。2009年,除去非美国居民获得的学位,白人男性和女性占美国所有大学(颁发的)学位的72%。在少数族裔中,有11%的学位由黑人获得,9%由西班牙裔获得,7%由亚裔获得。就阶级背景而言,今天在美国大学注册的2100万名学生大多来自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这一点从早些时候引用的有关家庭收入和大学入学率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即便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也许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美国梦的一个修正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一些非特权阶级的成员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但这也仅仅是也许。

本节的主要论点是,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大学扩招致使更多非特权阶级的年轻人进入高校,但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框架内,依旧出现了一种向更加固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体系发展的趋势。这种更加微妙和不那么显见的不平等形式,体现在特权和非特权阶级学生就读的学校以及他们选择的专业领域。来自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两年制或四年制有直接就业机会的课程,而非那些以攻读高等或专业学位为目标的课程。除了基于阶级的学术专业选择,有证据表明,女性和非白人学生同样做出了导致低收入的职业选择。

从人力资源浪费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中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体系的后果,与高中学校里决定谁上大学的(基于阶级或种族的)分轨和分流体系的后果一样严重。让我们从4495所(2009年)能够为美国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服务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说起。上述约38%(1721所)的高校机构为两年制大学,上这些大学的学生,通常是因为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学历进入四年制高校,要么没有钱支付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或者他们已经就业并试图改善他们的文凭和就业机会。

在两年制学校之外,我们发现2774所四年制学校(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62%)是高度分化的。这些机构中大约有200所是规模更大、更有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几乎(能够)授予美国全部的专业和高级学位。毕业于这些机构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人员,构成了特权阶级。这200所“顶级”大学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20所顶级私立大学(例如,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20所顶级州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克萨斯大学),所谓的十大联盟高校(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爱荷华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和其他州立大学。还有大约30所小型的“精英”文理学院,它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强大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基础)并收取高昂的学费(例如,阿默斯特学院、贝茨学院、鲍登学院、克拉克学院、科尔比学院、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弗福德学院、霍巴特学院、奥柏林学院、里德学院、威廉·史密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塔夫茨学院)。

这个简单计算的意义(除了一些人会抱怨我们对许多学校进行了错误的分类之外) 只是为了说明高等教育是高度分化的,其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对他们的录取非常挑剔并且这些学校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特权阶级眼中50多所“精英”高校的一部分。随着原本就很富有的大学通过面向富裕校友的筹款项目变得更加富有,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在美国,给毕业生提供巨大优势的精英学校大约有50所,或者说不到全国所有高校的1%。进入精英学校的竞争是残酷的,富裕家庭的学生为竞争做了更好的准备。一些就读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精英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年收入远高于25万美元的家庭,这并非偶然。如果你被这些精英学校的其中一所录取,那么在毕业之后申请精英研究院或专业学校,被录取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当学校教育完成后,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将进入美国社会主要机构中的高层职位,这些机构由超级阶级领导,特权阶级管理。进入“(前)1%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被“凝固”,这里是本节开篇使用的这个术语的积极含义。那些在这个体系中上升到顶端的人将拥有这个位置上所有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优势,享受“美好的生活”。

许多就读于1721所两年制大学和大多数2724所非精英四年制学校(2774减去50所精英学校)的学生,正在一种负面的意义上被凝固——也就是说,他们正在遭受“痛击”。这些学生大多进退两难。他们选择上大学,因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份“好工作”的唯一希望。由于针对高中学历人群工作的缺失,迫使很多人都去上了大学。而他们的父母甚至负担不起非精英大学的学费,所以许多学生打工的同时申请了贷款并希望所有的债务和牺牲最终都是值得的。他们放弃了四年的收入并负债累累,然而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只能找到每小时10~15美元或是每年20000~30000美元的工作。

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差异很大,从文科专业的36715美元到化学工程学的65142美元。在这些群体之间是护理学(39920美元)、中小学教师(45887美元)、商学(45887美元)和计算机科学(56128美元)。很显然,具有专业技术学位的毕业生获得了更高的起薪,但正如多达40%的毕业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大学学位(只有17%的工程学专业毕业生这么说,但大约50%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表示,他们目前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可以肯定的是,在2724所非精英学校中,有一小部分毕业生在职业方面做得很好。他们通常毕业于之前提到的急需专业课程,他们拥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技能资本和文凭,但他们不太可能加入特权阶级。

 

持续不平等的未来?

本章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复制了更大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尤其是那些基于阶级和种族差异的不平等结构。它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通过宣扬一种意识形态,称学校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是向上流动的康庄大道。其次,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一种基于学术质量划分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中,这一体系由精英学校、普通学校和差等学校组成。这些学校的质量差异直接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类别有关。中小学教育经历的质量有助于决定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小学、中学或高等教育发生有望扩大年轻男女平等受教育机会的重大变化的证据。公立中小学校很可能继续依靠延续不平等的方法(如财产税)来提供资金。结果将是,资源丰富的学校和资源匮乏的学校在提供的教育经历质量方面依旧存在严重的分化。由于学费上涨的速度快于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变得更加有限。少数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大学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进入精英学校的有限机会,为其毕业生带来了更大的优势。

中小学中与学生的社会阶级成员身份和/或他们的种族/族群身份有关的不平等在今后几年内很可能会得到加强和扩大。对人口趋势的预测表明,在高度区隔的环境下,(一些)中小学中有色人种学生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家长对(学校)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质量提出比原来更高的要求。特权阶级的父母可能会以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来回应这种状况。随着公立学校预算的下降,工人阶级的家长可能也会被一些机会所吸引,即一些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从衰败的学校搬到新的、所谓的特许学校或其他看似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好处的机会。

商业共同体中的精英阶级领导人对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忧,以及对标准化考试、教育券(voucher)以及特许学校等改革的呼吁,最为强烈和持久。尽管家长和教师团体长期以来对民主教育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教育事业,但他们常常反对公司化美国所青睐的那种“改革”。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指出的,“改革”公共教育的兴趣大多是由存在于学校私有化中的公司利益所驱动的,这种私有化使其成为营利性企业。

关于教育改革如何以及为何成为超级阶级将学校重塑为营利中心有力武器的故事,太长太复杂,无法在此展开探讨。因此在这里只能说,在通过教育券、特许学校和其他项目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多自由选择的伪装之下,超级阶级及其盟友正试图转移人们对他们核心优先议程的注意力,即粉碎教师工会的公共部门以及增加公司利润。

基于新阶级体系、新经济和超级阶级公司教育“改革”议程的现实,美国的教育不平等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极可能还会加剧。来自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底部家庭的学生将会发现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找到具有长期职业发展前景的全职工作越来越难。而日趋明显的是,大量大学毕业生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一趋势将日益凸显一个事实,即在当今与新经济相连的职业结构背景下,大部分大学为大多数学生提供的职业准备与大多数非特权阶级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

激流网刊发,本文节选自《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美]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 著,张海东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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