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资本盘剥人民、强化文化控制、阻碍社会流动、维护统治阶级地位

作者: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womenjia.org 点击:2019-08-11 17:48:58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大椿

枪手、教育、考试、翻身、扩招及其他——从《天才枪手》说起(上)

安生  2019-04-08  来源: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孙悟空一直想加入天庭,成为天庭一员,成神成佛。天庭为了笼络他,给了他一个虚名,却不让他参加天庭的蟠桃大会。蟠桃大会是西天统治阶级瓜分的盛宴,有资格参会的是统治阶级。孙悟空,姓孙,自然没有资格参会。

孙悟空对西天统治阶级欢聚一堂的瓜分盛宴垂涎不已,却没有资格分一杯羹。于是,他选择了偷吃。

孙悟空的行为,触犯了整个天庭的利益,破坏了原有的瓜分利润的秩序,动了所有有资格参加蟠桃会的神佛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了来自天庭的全力镇压。最终,他不敌整个天庭的力量,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如果不是如来当时在酝酿一个更庞大的计划,他可能就要被一直压着山下,变成化石。

言归正传。

原先想写一个系列,揭露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残酷剥削本国人民的。原先计划写三个部分,包括,住房是台收割机,医疗是把刮骨刀,教育是个无底洞。

住房是台收割机,这篇已经写了。医疗是把刮骨刀,暂时先等等。

这次以泰国、大萌朝、英国和美国为例,说说腐朽堕落反动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落后丑恶的封建社会的教育。

有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泰国电影《天才枪手》。故事的原型来在某富强文明的东亚国家,被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剧、制片和导演移花接木,搬上了银幕。

学神小琳,出身泰国一个中等偏下的单亲家庭,父亲是教师。学霸小班,出身更差的单亲家庭,母亲洗衣服挣钱,供他上学,累弯了腰。小班自己也经常要帮忙洗衣。

穷人孩子早当家。小琳很快就发现了挣钱的方法。名校只有两种人,有天赋的学神、学霸,有钱的二代目。小琳有天赋没钱,二代目有钱没天赋。双方进行资源就可以了。二代目们给小琳钱,小琳当枪手,帮二代目们作弊过关。

25万泰铢包过,二代目们纷纷报名。25万泰铢大约相当于5万人民币,对普通人来说,是若干月的工资。对二代目们来说,这点钱,就是小意思。毕竟,比考试培训费,便宜多了。而且考试培训,还未必包学员全过。

纸里保不住火,因为小班举报,小琳的生意让学校知道了。小琳和校长唇枪舌剑。最终的处罚,是剥夺小琳的奖学金和参加全奖新加坡留学考试的机会。

虽然小琳丝毫不给校长留情,但是校长也没有开除小琳。说到底,深究小琳,就是深究那些二代目。没有那些二代目,名校是办不下去的。再说,学校需要小琳撑门面,二代目们提供金钱。小琳和二代目们,对名校来说,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如果小琳和二代目们都被惩罚了,学校还怎么办?

高中毕业,二代目们要求美国留学,没法通过美国的STIC考试。于是,有需求,有供给,小琳再次出山。不仅小琳出山,二代目们还使用手段,雇人打伤小班,使小班错过留学新加坡的选拔考试,迫使小班一起出山。

小班知道真相,当场暴走。不过,小班冷静下来之后,还是选择和二代目合作,充当枪手——毕竟,洗衣店没有未来。

最终,小班因为作弊被抓,被学校开除,从此失去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二代目们高分通过考试,洋洋得意。他们希望小琳继续求学,给他们当枪手,小琳拒绝了。

小班前途被毁,获得200万泰铢以后,决心改行干职业枪手,要拉小琳入伙,小琳也拒绝了。

影片结尾,小琳自首,为作弊行为提供笔录。

电影不这么拍是不可能上映的。现实会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相像一下,一群非富即贵的二代目被取消了考试成绩和入学资格,他们会怎么报复主动坦白的小琳?为了让小班参与作弊计划,二代目不惜雇人把小班打伤。让小班错过考试,毁掉小班留学新加坡的机会。这一群恼羞成怒的二代目和他们的家长们会怎么对待主动自首的小琳?小琳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父亲安危。她是聪明人,想到这里,她还会去主动自首吗?

在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泰国,从小学到大学,教育是条产业链,是一条从头到尾的盛宴。还有些国家,比如美国,这条产业链从幼儿园开始。

相比之下,其他人分羹的量远远高于两位天才枪手。除了学费,美国的高档幼儿园,有入园费;泰国的学校有入学赞助费,美国的名校敞开接纳入学赞助;老师课外办补习班,考试内容和补习班一样,不参加补习班,别想通过考试;美国的学校,按学区入学,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房地产商又赚一笔;除此以外,还有各种民间培训班——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教育行业这么赚钱,资本哪能缺席?

名校自然需要她这样的人去撑门面。尽管如此,小琳的父亲还是出了20万泰铢,大约折合4万人民币的赞助费。这对并不富裕的小琳家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至于小班的家究竟交了多少。影片并没有明说,可想而知数量应该至少和小琳家的数量相当,也许还略多一些。这对靠洗衣为生的小班母子来说,无疑是一笔庞大的,沉重的支出。

平时,老师上课教书,下课办补习班。上课敷衍了事,补习班倾囊相授。考试中,老师直接使用了在补习班上的试题。要么你是学神,要么你花钱上我补习班,否则别想及格。当然,老师没想到小琳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坏了他的生意。当然,老师的生意在泰国是合法的,在某些其他国家是会被追究的。追究的原因绝不是老师在课上误人子弟,在课下挣外快,而是与小琳被追究一样——老师和孙悟空一样,破坏了链条上其他更有实力的环节的利润。这些上课敷衍,下课挣钱的老师触动哪个实力派的利益,我们后面会分析。

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场盛宴到底有多丰盛?各种媒体全方位宣传,知识改变命运。市场之中,一切都有价格,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么宝贵的资源,怎么能不卖个好价钱?想改变命运吗?考高分!想考高分吗?拿钱来!

家长供孩子,从头走到尾,步步需要钱,一步一笔钱。在泰国走完整个流程,需要几十万到几百万泰铢。美国需要几十万美元。养不起孩子,这在泰国、美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资本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最好的避孕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的趋势,人口负增长,有些国家尤其明显。

资本主义国家、封建社会,这些人剥削人的社会之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把翻身的机会寄托在接受更多教育上。家长对孩子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他们愿意为孩子的美好生活,支付的最高代价,就是教育产业能获得最高利润。当然,家长也可以一个子儿不掏,让孩子毕业以后去当理货员、清洁工、保安,或者长期失业,靠救济金维持生命——这里不能用生活这个词。

小琳和小班,不过是从这条产业链中分了一杯羹。他们不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没有能力合规分羹,只能采取高风险的方式。他们的分羹行为触动了这条产业链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于是被严厉打击。

影片的最后,小琳子从父业,选择去当一名教师。小班,接过母亲的班,当一名洗衣店的老板。相比母亲的洗衣店,小班的洗衣店重新装修过,购置了全新的洗衣机和送货用的摩托车——用的是小班当枪手获得的200万泰铢的报酬。

二代目们去美国留学,将来接父母的班,恬不知耻地炫耀他们作弊得到的分数。

即使按照政治正确安排的结尾,小琳自首,二代目们被取消了成绩和入学资格,也并不妨碍他们接父母的班——毕竟对他们来说,学历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因素,并不妨碍他们的血统。而且,从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角度看,二代目继承了他们父母的传统。所以,能做一个合格统治者。他们不会去开洗衣店,当教师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倾家荡产,上名校又如何?比如小琳。小班也点穿了她的未来——就算她拿到了美国名校的毕业证,一个月几万泰铢,坐在办公室里。她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几千到一两万人民币的样子,还不够那些富家二代目们为了作弊,通过考试愿意而且能够掏出的数目。对她来说呢,可能是生活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她希望让她的孩子还能从事类似的工作,那么她未来的收入的绝大部分也将不得不投入教育这个无底洞之中。

小班终于领悟到了,对他和小琳来说,获得暴利的方式都在刑法里,考试作弊例外。

作弊改变的只是成绩,这世界——出身和地位说了算。知识改变命运,对个体来说,有可能。对整体来说,绝无可能。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出身和地位是基础,智力只是加成。

如果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彻底颠覆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统治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焚烧所有图书,关闭所有学校,让所有被统治者及其子女回归文盲状态的话,就是改变现有规则,重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以小琳的聪慧,她何尝不懂这一点。在泰国那样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小琳、小班这样智力超群的人来说,他们的智商不过是为名校撑门面,吸引二代目,让名校财源滚滚。当他们结束学业来到社会,在他们的智商对他们改善生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她所做的,不过是尽快套现自己的大脑的价值。小琳很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小班领悟到这一点比较迟。

整个教育产业链,环环相扣,如同一场盛宴,资本各安其位,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各得其利。整个教育产业,如同一块丰收的,有待收割的菜地。小琳和小班偷偷潜入这块丰收的菜地偷菜,损害了其他收割者的利益,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打击。有人说,小琳和小班的行为,受到惩罚的原因是他们破坏了公平。这是荒唐可笑的,在泰国那样的国家,本来就不存在公平。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谈何破坏?没有小琳或小班的存在,二代目们仍然会接班,成为金字塔的塔尖,小琳或小班,无非让二代目有更多的自吹自擂、自我炫耀、给自己脸上贴金、光宗耀祖的资本而已——你们别不服气,我天资过人,勤奋过人,除了能力,其他资本等于零……小琳最初说,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即在于此。

不过,从小班受到惩罚的过程中,小琳领悟到,他们严重地伤害了资本的利益——资本在盛宴,他们在偷吃顺便砸锅。她意识到,她继续与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对抗,必将支付沉重的代价。自己的智力优势相对统治阶级微不足道,于是她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去主动自首,做一个平庸的普通人,放弃与社会的对抗,主动寻求宽大处理,从此金盆洗手。她也许未必知道《西游记》的故事,但是她显然不想像孙悟空一样被镇压。

附录1:安生评北大拒绝录取河南专项计划考生

如果把学校做企业看的话,学校招收两种人,一类是学霸学神充门面,一类是各种二代目、暴发户人傻钱多,资源多。这两类人,是学校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这位考生不是学霸学神,钱也不多。

所以,自然是这个结果。

你觉得大学是让你知识改变命运的地方?

如果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彻底颠覆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统治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焚烧所有图书,关闭所有学校,让所有被统治者及其子女回归文盲状态的话,就是改变现有规则,重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neoanderson

@储殷:北京大学收洋垃圾的时候没有担心过他们不能毕业吗?收贫困生就担心不能毕业了。什么叫孩子刚过一本线,差100多分怕跟不上?就不说关系户了,没少收体育特长生吧?他们还不如这孩子呢。就这么糟蹋、耽误穷人家的孩子,事后还要侮辱

附录2:1975年中国批判苏联教育体制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附录3: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1979

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

本书通过追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百多年来的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主要以医学、法律和工程学教育为例,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则提出了化解文凭主义弊端的办法,预测了文凭主义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认为普及教育就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文凭的通货膨胀。教育文凭不仅仅是一张纸,它的成本还包括学校建筑的投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等等。在文凭通胀,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多“印”文凭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文凭通胀会经历周期性的危机,要么是工作收入降低,学生无法承担读书的开销;要么是政府(或父母)无法承受教育系统的扩张。(米国)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一次小型危机,2010年后又出现了一次;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多。从某种角度看来,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都将在学校里待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取得更高的学位,那么教育的成本将几乎等同于现在整体经济的规模。

教育体系的表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重要,并不是每一个接受教育的美国人都必须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或许只有10%的人擅长于此,我们却为满足社会发展的技术需求建立了一个过于庞大的系统;而在教育之外,美国社会的其他特性会培养出史蒂夫·乔布斯或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人才。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我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合著,中文版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我表示,未来当计算机接管人类的工作,扩大教育系统,致使人人都能获得终生学习的条件,这一做法可以践行社会主义之道,而不用提及“社会主义”之名。

 

朋友问我该不该考研究生,我是这样回答的

作者:王大宝lite(来自豆瓣)

在这样一个文凭通胀的时代,考一个研究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是名校毕业的文凭能够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工作机会。朋友前几天问我他想考研究生,征求我的意见。作为回答,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所有观点来自于《文凭社会》一书。

关于文凭通胀的话题。

七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与上文提到的一样队长,本科文凭可以给他带来终生的荣耀,以及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晋升渠道。但是到了现在,本科生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每年的本科毕业生都在节节攀升。而大学入学率甚至高达70%以上。文凭通胀并不是扩招两个字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市场经济,除了体现在货物交换上面,也可以体现在工作机会的竞争上面。文凭作为与货币相当的通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是劳动力市场,那么一定是充分竞争的。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拿到含金量更高的文凭,那他在劳动力市场上一定能够得到青睐。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获得更高的文凭,那文凭的贬值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教育分层

所有的人都期望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教育分层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某一年招聘457个清洁工。其中近3000报名者拥有本科学历,25个报名者拥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并不是来批判什么,而是说明一个很重大教育改革方向。为了抵抗文凭的通货膨胀,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关于教育分层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双轨操作。让更多的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而是通过职业培训请入到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另一部分经过选拔的学生则可以进入大学获得研究者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作机会。而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学就会变成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双轨教育制度可以遏制文凭通胀,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会挤在在高考的独木桥上。着眼当下,考一个研究生怎么都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这本《文凭社会》中作者提到有七种可以应对文凭通胀的方法。以上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文凭社会主义:倡导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仍然通过选拔来实现教育的分层。(一种弱化的凯恩斯主义。)

技术革命的迷思

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制式教育是促成技术革新的唯一手段。但是即便不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人们获取技术的手段也不仅仅是通过学校的知识教育。所有的技术工人以及工匠,他们获取技术的更多途径是通过工作本身积累的经验。而在更为专业的理论知识,人们更多的是通过非制式教育来实现:比如风靡一时的慕课平台,比如自主的独立研究。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在制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并不能用到。

那我们为何还要考一个研究生,获取硕士文凭?

 

伯樵·阿苏勒: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现代大学教育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标榜其可以为职场上的各类职业,输送经过专业化培训的人才:于是乎,家长们热衷于给孩子选择“就业好”的专业,高校专业课程名称中,充斥着“实践”、“应用”这样的词(如“电视制作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大学也在鼓吹毕业生就业率...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在为了就业做准备。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之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作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芭蕾课...... 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 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1980年代时的那种“天之骄子”,但父母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是“高中”、“职高”还是“本科”,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19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作作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为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0)和《智识城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文凭的魔力是哪里来的?

《北京青年报》, 馬蓋先

1967年对美国加州雇主的一项调查显示,当雇主谈到在组织中的晋升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是想要晋升,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人有多少才能,就能走多远。”这个表达或多或少说明了人们相信职业与个人拥有的才能有关。才能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阶层的跨越。然而,后续的观察及相关研究却指出,实际上,若雇主真的要从组织内部提拔人员,却鲜少从低层员工入手,相反,他们倾向于从组织外部招募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而这一操作经常都会忽视受雇者所拥有的真实技能。

那么,以上面提到的组织招聘为例,我们该如何解释:一方面,社会相信才能/技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另一方面,劳动市场的雇佣却呈现出仅看文凭而忽略技能的“文凭主义”态势?《文凭社会》一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揭开这个吊诡的谜团。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柯林斯在书中指出,“坚信才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是一种“技术管治主义”,长久以来它一直都影响着人们看待教育与个人成功之间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是因为大家相信各个行业和专业所需的技能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教育则能训练个体,使其拥有实现成功的技能。然而,柯林斯在列举了众多调查数据和研究之后,却尖锐地指出:我们通常所认为工作必备的技能并非从正式教育中获得,相反,这些技能大多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那么,技能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技能又如何与文凭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柯林斯指出,真正的技能其实代表着强大的专业,这种专业可以生产具体的成果,并且能够把技术传给他人。不过他也指出,技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技能本身要足够困难才可以显示出培养技能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技能又不能太过可靠,因为如果技能展示的成果太过清晰可辨,外行人就能轻易地评断这门技能,而操持技能的人也就会失去属于这门专业的话语权。

在柯林斯看来,技能本身的这种矛盾性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技能对个人阶层流动的作用十分有限,相反,拥有强技能的个体反而更难实现阶层跨越。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这个结论,《文凭社会》比较了法律、医学和工程学这三种在美国社会起着奠基性作用的专业的历史发展。柯林斯指出,尽管医生和律师的职业看似极具专业性,但回溯两者的历史则可以看出,医学和法律的发展都带有仪式上的排他性,医生承担了为病患解释疾病等带有宗教性质的角色,而律师则在书写和辩论中建立了司法权力的象征性资源。总而言之,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可以对客户很强势并进而影响整体社会情感,是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案和意见并不总是有效,他们承担的失败责任也相对较少。相反,工程师这一看似拥有绝对排他性的专业人员,在美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却一直受到压制。具体地说,工程师的工作是产生需要被精确计量和评判的成果,因此,工程师面对的是相对争议较小、与社会情感及道德无关的任务。

柯林斯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技能反而使从业者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社会存在两种劳动:政治劳动和生产劳动。前者指具体的物质财富,后者则指确立财富分配的条件。生产劳动负责生产生活必需品,工人阶级由于本身经济背景的局限急于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从事的工作主要为此类;政治劳动负责上层建筑的构造,以获得文化主导地位为目标的统治阶级主要负责这类工作,相较于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既对高等学位——主要在研究方面提供训练——的研究类工作更有兴趣,同时也更有经济条件和时间赋闲以完成这些训练。据此,工程师这类产出确定无疑的财富的人群往往承担生产劳动,而医生和律师则在解释社会道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医生和律师这类工作的发展历史显示,自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政治劳动飞速扩张,例如办公室文员等闲职急速增加。柯林斯指出,推动非生产领域增长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文凭系统的膨胀。由于美国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特定群体的垄断,美国也建立起各个层级的学校。由此,美国的中学系统不断完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率急速增加,大学文凭几乎成为找工作的标配,而那些回报率高的专业甚至需要博士后训练。人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和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如此一来,具体学习内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相对地,获得正式文凭和特定等级的学位则成为人们求学的目标。

由此,文凭系统内部发生“通货”,人们追求越来越高的学历,但与其相对,文凭却越来越贬值,而这一文化通货的出现则持续塑造美国的社会分层。在分析文凭对社会流动的阻碍作用之后,柯林斯进而也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变革方案。在他看来,废除文凭主义是必要的:他反对雇主在雇佣时将文凭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提倡以取消文凭的方式对社会机构进行更加理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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