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源：中国对汇丰出手很正确，而且很有力道，在金融圈混这么些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汇丰这样换主管，确实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但是对国泰航空的处理就太轻了，国泰上上下下一直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英国人，看不上中国，整个公司都是这种认知，就是个贼窝，烂到家了，中国就应该出手给它整破产，然后由中资公司接手，把国泰的人员打散拆分、整顿改造，这样才能让人放心，现在还留着国泰航空，迟早是个祸患。
国泰航空客舱手持氧气瓶频繁被放空，丧尽天良
国泰航空截至9月4日只披露部分已发生5起客舱手持氧气瓶被反恐。
9月4日 KA221 岘港 - 香港 (7只氧气瓶其中一只)9月1日 KA459 高雄 – 香港 (16只氧气瓶其中1只)
8月30日 KA459 巴厘岛 – 香港 (16只氧气瓶其中1只）
8月18日 CX826 香港 – 多伦多 (22只氧气瓶其中8只)
8月17日 CX826 香港 – 多伦多 (22只氧气瓶其中5只)
海外网9月24日电 24日，国泰航空发表声明，指其旗下港龙航空在2019年9月21日一航班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个手提氧气瓶压力偏低，疑被排气，根据调查结果，两名机舱服务员已被解雇。报道称，这是国泰航空发生氧气瓶被排空事件以来，首次证实有员工因为调查结果而被解雇。
该航班为上星期六（21日）由吉隆坡前往香港的KA730航班，机舱内总共有16个手提氧气瓶，在例行检查时，有员工发现其中一个手提氧气瓶压力偏低，疑被人动了手脚。经调查后，国泰航空已解雇两名机舱服务员，其余所有执勤该航班的机舱服务员，均已暂停飞行职务。
事情发生后，国泰航空已向警方报案，并已知会香港民航处，警方也已同步展开调查。
国泰航空日前已向香港民航处和香港警方，报备了6宗飞机上手提氧气瓶泄漏事故。这6宗事件是在8月17日至9月16日期间发生，涉及来往香港和多伦多、巴厘岛、高雄、岘港和大阪的国泰或港龙客机，在航班抵达目的地后及再度起飞前的例行检查中发现，分别有1至8个氧气瓶遭排空。
这些氧气瓶专供执勤机组人员使用，让他们在气压急降时能在机舱内行动。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南华早报上一群鬼佬在愤怒的大喊，为什么不抓起来，为什么不定罪为恐怖分子。鬼佬平时看笑话，一旦对自己生命有潜在威胁了立马翻脸。
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吧，国泰摔两架就更热闹了。解雇而已？不是移送法办？这有故意杀人嫌疑吧。刑事民事一起上啊。大量被洗脑处于潜伏期的恐怖分子，这航空公司还能要吗？港灿加油作死，我看好你哦！
国泰航空被收拾后作秀式不诚恳纠错
国泰航空在暴乱之初，对参与暴乱的国泰航空人员纵容甚至怂恿，宣称员工是个人行为，尊重员工个人选择。激怒国人，民航局直接从航线下手，迫使国泰航空遵守最基本操守。国泰航空陆续做出调整，但这种应对更多是搪塞应付，丢卒保帅而已，上千人参与暴乱和非法集会，迄今却仅仅惩罚寥寥数人，这是在糊弄谁呢？国泰不死民心不安。
国泰航空两名高管滚蛋了
国泰航空：接受何杲辞任行政总裁，卢家培辞任顾客及商务总裁国泰航空今日宣布以下管理高层人事变动，于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生效：
——邓健荣将接替何杲出任行政总裁
——林绍波将接替卢家培出任顾客及商务总裁（林绍波将留任香港快运行政总裁，直至另行公布继任人）
国泰航空董事局宣布已接受何杲辞任行政总裁职务，以及卢家培辞任顾客及商务总裁职务。在今天的董事局会议上，邓健荣被任命为行政总裁，林绍波被任命为顾客及商务总裁。董事局认为现在正是新领导层引领国泰航空前进的最佳时机，邓健荣和林绍波曾出任国泰航空管理高层多年，具有丰富经验，是领导公司继续前进的最理想人选。
国泰航空主席史乐山表示：邓健荣和林绍波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对航空业及公司员工亦拥有深入认知，有能力在这关键时刻成为国泰航空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国泰航空以香港为家。这个世界级城市拥有一流的机场设施，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客运和货运枢纽。国泰航空秉持对安全和关怀标准的不懈追求，以及力争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美誉。
何杲表示：我深感荣幸能够于过去三年以行政总裁的身份带领国泰航空。我对香港未来作为亚洲主要航空输纽充满信心。我和卢家培作为公司领袖，对国泰航空在过往数星期经历的挑战，理应承担责任。
史乐山补充道：何杲及其团队执行为期三年的企业转型策略，对国泰航空的復甦及持续发展建立了稳健的平台。然而，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令国泰航空对飞行安全和保安的承诺受到质疑，亦让我们的声誉和品牌受压。这让人十分遗憾，因为安全和保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合适时机任命新的管理团队，重建信心以及带领国泰航空再创高峰。国泰航空全力支持香港实行“基本法”赋予的“一国两制”原则。我们对香港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原题为《国泰航空两名高管辞职》）
国泰今再向员工发内部工作指引，员工工余时间在社交媒体的活动，亦有机会违反民航局的指引，对于任何支持或参与非法示威、暴力或过于激进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国泰回覆传媒查询时指，确保毋容置疑的安全和保安声誉是公司现时三大任务其中一项，安全管理系统必需百份百符合监管机构要求。国泰必须及会确保完全遵守中国民航局颁布的安全和保安指令，这是确保公司能营运的前提。
国泰又说，每位同事都肩负前所未有的个人责任，以确保集团的安全和保安声誉不受损。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会影响外界对公司看法，包括于工余时在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活动。无论何时，每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和公司政策。
国泰港龙空勤协会主席确认被解僱
港龙航空公司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娜被解僱，消息获联工盟确认，联工盟将于明日（23日）召开记者会交待过程及未来回应行动。
施安娜亦身兼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副主席，施安娜回覆《香港01》确认她已被解僱。国泰表示，不会就员工内部事宜作出回应。
合情合理合法的《逃犯条例》却引发香港暴乱浪潮，航空界人员上月底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和你飞」非法集会。之后有网民号召于8月5日全港大罢工，其中获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属下7个空中服务员工会表态支持罢工。
翻查资料，至8月9日内地民用航空局曾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要求由10日凌晨0时起，禁止参与和支持非法游行示威、暴力衝击活动，以及有过过激行為的人员，停飞内地航班。
至今4名国泰机师师因近期修例风波离职
而近日，有多名航空界从业员离职，包括国泰航空于16日宣布行政总裁何杲、顾客及商务总裁卢家培辞任。在航空界「和你飞」集会当日，有国泰机长在一班由东京返港的航班上以英语向乘客表达支持暴乱，并用广东话讲「香港人加油，万事小心」，该名机长亦已离职。
公民党议员谭文豪亦于日前公布辞国泰机师一职，连同之前两名被解僱机师，即共有4名国泰机师因近期修例风波而离职。
国泰养虎为患积重难返，内部鼹鼠多，防不胜防，乘客风险极大
@国泰航空 微博自己供认：
国泰航空证实，“两架停泊在多伦多机场的客机，于起飞前例行检查中发现，部分存放在机上的手提氧气瓶被排气或部分排气。事件发现后，我们立即为受影响的氧气瓶重新充气，并在起飞前由工程师检查及确认合乎使用规格。在每一航班起飞前，我们必定会进行例行检查，确保所有紧急仪器用品合乎使用规格，在任何时候均能保障机组人员及乘客的安全。
我们重申，我们的机组人员及乘客安全并没有因事件受到任何影响。”
国泰航空严正处理有关事件，并正在进行内部调查。
“这是恐怖分子航空公司啊，感觉随时要爆个大新闻的节奏。”
说一下对国泰的体验：国泰有系统性的地域/种族/反华歧视
兔主席（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生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研究助理任意）
关于国泰：
本人偶尔搭乘国泰，是Marco Polo Club的Silver卡，主要乘坐商务舱。
这里说一下对国泰的体验。
最大的体验是，根据你操持的语言不同，得到的待遇不同。
在不考虑国籍的情形下，序列是：英语 > 大于 > 粤语 大于 国语。同时台式/新加坡式国语地位高于大陆国语。香港服务行业不但都会说国语，而且还可以根据口音判断你的地位，以及在他们文明/种族序列里的地位。
这个序列也会因为你的国际身份而有差别。例如，如果你是会员，乘坐商务舱，机组会知道你的国籍。
以下说说我的感受。每次碰到的人不同，飞行的体验都不同，这里只是加总的经验，是个“大数据”体验，
首先，如果你是持有中国护照，那么说英语和粤语的待遇差不多，甚至说英语并不一定高于粤语。因为对方首先就能判定你是大陆人，知道你是在希望使用英语提高自己的待遇。英语口音的纯度也会影响你的待遇，越标准/native，获得的待遇约好。应就是中文口音的英语待遇要差。
如果你能操粤语，那么待遇会不错。因为你在地域文化上已经是“自己人”。粤语的音正不正会很大程度直接影响你的待遇，音正的话就是自己人，对方不好把握你的姿态。（好比一个身在伊拉克，操持非常地道伊拉克阿拉伯语的美籍人，当地人搞不清楚你的身份）。音不正的话你就次一等，是表叔、北佬。
如前所述，操国语的话，就看你的口音及穿着。服务行业的人很有经验，瞬间能判断你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新加坡人。大陆口音加大陆着装风格和仪态获得的待遇当然是最差。
本人是可以自由切换以上几种口音和场景的，因此对不同语言所获得的的待遇差异就特别敏感。
在大多数时候，拥有中国护照会招致很多乘务员主动和你说英语，尽管他们使用国语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你熟练使用英语或粤语，可能会让个别人有所记忆。但大多人还是自动和你说英语（“这是一个大陆乘客”）。
如果经济舱的话待遇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我在非会员时期坐经济舱时，乘务员警察会刻意用英语提供服务，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说国语（尽管他们具备说国语的能力）。同时服务待遇也会有差异。
如果你拿着business card和会员卡去办check in，在绝大多数航空公司，如果check-in的地勤不忙，是会给你办的。在国泰，如果你说国语的话，我和朋友遇到过多次不给你提供服务的情形。尽管地勤没有任何其他乘客需要服务。
这就是语言带来的差别。这是非常直接的、毫不掩盖的歧视。
所以我坐国泰时从来不说国语。
另外讲一个朋友提供的特别生动的差别对待案例。
请乘务员帮你把箱子一起搬到行李架上。一般来说在国航/国内航空的话，很多时候乘务员会帮助你搬的。在国外就不一样了。和语言有关。
英文版：Would you just help me to put this suitcase to the overhead bin?
答：Sure。
粤语版：唔该可唔可以帮手搬个手提箱去行李架啊？
答：冇问题。我翻转头过来帮你。
国语版：可以帮我把手提箱搬到行李架么？
答：不好意思！有公司规定我们是不能碰乘客行李的！
我多年的乘坐经验，无数的细小案例告诉我，国泰有系统性的地域/种族/反华歧视。这在服务中国大陆乘客的国际航空业里可能绝无仅有。
@petriv：也说说国泰/港龙的问题——不要乘坐国泰的航班，保命要紧
2019.8.16，微博
@兔主席写了乘坐国泰航空的感受，作为基本上每个月都要飞几趟香港的常旅客，我也说说我的体会。
国泰航空给我恶劣印象的，是乘务员的服务。
对于我这样的只讲普通话（我不会为了获得更好的服务而讲英语）的内地乘客，国泰的乘务员并没有给与和白人及讲粤语香港乘客相同的服务。
首先是，态度冰冷，怀有戒备或者甚至说敌意；当你向乘务员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的不耐烦与戒备是写在脸上的。想要一个笑容就别想了。
其次是不会主动帮内地乘客做任何事，几次内地女乘客的行李都是我帮忙放，国泰港龙的男性乘务员冷眼旁观。
接下来就是只讲英语，几次都是很滑稽的乘务员和我讲英语，我说普通话，这样的交流，就是不愿意说普通话。当然还没有出现我说普通话她说听不懂的情况。但是这种感觉极其不好，尤其是当你花了7000元买了一张票的时候。
总之，当一个内地乘客乘坐国泰／港龙的飞机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他们不欢迎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就不会再选择国泰／港龙的飞机了。
这里面一方面毋庸讳言，就是部分香港年轻人对内地人的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敌视／歧视d另一方面，也和垄断所带来的航空公司对空乘人员的纵容有关。
北京到香港的直飞航班，是四家航空公司承运：国航，、国泰／港龙，香港航空和南航。
就公务舱票价而言，国泰港龙最贵（长期在单程5000-7000元人民币左右），国航与国泰港龙基本相当，略便宜，香港航空较为适中经常是（3500-5000人民币左右的票价），南航一天只有一班小飞机，价格和香港航空类似。
按我的观察，，北京一香港的航班，国航在有系统性的给国泰港龙让路，理由如下：
第一，每天北京飞香港的国航系航班（通过国航手机客户端可购票的）共十四班，其中十班为国泰港龙航班，四班为国航自营航班。在携程什么的看到的大量购票时挂CA的航班，是与国泰港龙代号共享的，实际是国泰港龙承运国航的常旅客不能享受任何优先服务。国航真正自有的航班并不多。
第二，在北京一上海、北京一成都之类的精品航线，航总是会在第一时间上最新的飞机，：比如波音787和A3500而在内地和香港航线，国航长期是三班窄体飞机，一班宽体飞机的安排，甚至有一段时间CAl01/CA110这样的高峰时间段的自有航班，用的居然是老旧的波音767。最近我看改成了两班窄体两班宽体，略有进步，但和国泰港龙这两家的比起来，硬件上还是差很远。国航是没有新飞机么，当然有，北京，上海航线多了去了。乘坐公务舱的乘客都知道，大型宽体客机如747 777 787 350 330之类和窄体飞机如320 737的公务舱体验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票价相同的情况下，小飞机和大飞机比完全没有竞争力。就飞机起降而言，国航在香港永远是远机位，三个多小时，经常还会延误的情况下到了远机位，还是很沮丧的。国航的安排我只能理解为自我设限，根本没有想和国泰港龙在京港航线竞争，有意识的把机会留给国泰港龙。
所以，就北京一香港航线而言，你坐国泰／港龙的飞机，是你没的选。国泰／港龙的空乘人员为你服务，她／他没的选，大家都不开心。
因此，自从我成为国航终身白金卡乘客后，去香港我就不再飞国航了，而是以香港航空为主。香港航空是海航下属的航空公司，在海航出问题之前，香港航空的服务水平相当好，飞机也是较新的大型宽体客机，公务舱座位较为舒适，飞行体验良好。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内地的官僚主义还在对飞机上使用电子设备歇斯底里的时候，香港航空就已经对飞机上，尤其是起飞降落时使用电子设备放开了，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竞争优势。
香港航空的空乘人员同样都是香港人，但是对内地乘客的服务比国泰／港龙好的多，至少给个笑脸，说普通话吧。虽然普通话谈不上流利，但是你能体会到他们对你的尊重。我不大相信香港航空的生轻人会比国泰／港龙的年轻人对内地人更没有敌意，在我看来本质上还是因为香港航空在京港航线处于弱势，要竞争，公司管得严吧。然而，自从海航出问题后，香港航空的服务明显在下降，是典型的资源不足的下降Q在香港机场更明显，航班一旦延误，需要在飞机上等待的时候，飞机就成了蒸笼，，根本没有空调，每次的借口都是什么设备故障，但是如果每星期都这样，那肯定是钱的问题。空姐和大家一起受罪，乘客面前还要装笑脸出来，也不容易。
因此，很尴尬的，京港航线的哪一个航空公司，都不能让内地乘客满意。在中国的领土领空，这是很悲哀的事。
近期香港的事情，我的建议是，根本不要乘坐国泰／港龙的飞机。国泰航空的飞行员和乘务员已经表达了相当明确的情绪不稳定情况和发动极端行动的意向（哪怕只是开玩笑），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也许某一条新闻，某一个画面，某人的一句话，都可能让国泰航空的机长心生怨愤，或者激发出“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搞一个大事件出来的。民航局要做的根本就应当是对国泰航空在一段时间内全面停飞。当然这个不可能，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最安全的就是至少在一年内，不要乘坐国泰的航班，保命要紧。
香港本地电视媒体如何报道国泰航空认怂
兔主席
8月10日
关于国泰航空。
昨天，民航局对国泰了重大风险提示。国泰也马上认怂。
然后香港本地电视媒体如何报道的？当然是继续非常带有偏向性的报道啊，就一些程序性的细节进行放大，例如去采访某有预设立场的国泰的乘务员。大的逻辑是，认为国泰和员工无关，不应当因为员工工作之外的行动特别是政治活动而处罚国泰。
另外，就是特别针对被控暴动罪的国泰副机师廖颂贤的案例（这位副机师在7月28日袭警暴动中被拘捕，被控暴动罪，然后于7月31日获得保释。国泰的立场是不回应，默认可能允许其继续执飞离港飞机）。反对派的基本逻辑是，这个副机师只是“被控”，还有没有并定罪，只要没有被定罪，就是无辜的。就不应当受到任何制裁。
绝对不在少数的香港人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更高级更文明更法治的程序正义。
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如下：
首先国泰当然是反对派运动的同情者或认可者了。这个不是通过一两个小的事情看出来的。中国俗语听其言观其行。你怎么说不重要，怎么做才重要。其中，对廖机师处理的态度是非常说明其立场的。
香港以西方为灯塔，特别在打美国旗。那就说说，如果在西方语境会处理。
首先，一个正常的企业机构，如果员工在工作以外场合（off-duty场景）被控重罪（felony），那一般的雇主机构会让这位员工暂时不要上班，可以停薪留职。如果你要派薪水也可以。说白了就是让他先放假，不要上岗。这是一个最正常的基本动作。
大部分时候要讨论的问题是：雇主有没有权力在这个时候解雇这名被控未被定罪的员工。
雇主和员工之间是一个商业合同，雇主是否决定继续聘请员工与员工是否被定罪并没有必然关系。很多时候，雇主会想办法找理由把员工开掉。像国泰这样的大机构，这些都会清楚写明到雇佣合同上，雇主是保留了自己的权利的。
但在未定罪的时候开掉员工肯定会引起纠纷，甚至社会舆论和法律纠纷，没有必要。安全的动作就是让他先放假。。
具体而言，雇主也需要对被指控员工涉及的罪行内容进行判断。这里只说在工作以外场合（off-duty）行为被控的情形。
1） 看看员工被指控了什么罪，该指控罪名的内容是否有可能与他的工作发生联系。例如他被控的罪名所暗示的个人性格、行为、品行有没有可能与工作产生联系，影响到他的工作。
2） 他的行为所涉及的重罪指控是否会影响到雇主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及名誉。包括客户的满意度。
3）他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雇主、雇主的其他雇员开展工作。
一、指控罪名是否可能影响到员工的工作？
在国泰廖机师的案例里，他被控的是暴动罪。那么，他违反、破坏法律，在激进示威中所采取激烈行为，并应用了暴力，是否会影响到他担任副机师的职务。众所周知，驾驶航空器大概是所有交通中对安全要求指数最高、最严苛的，不能容许机师有暴力倾向。国泰和国泰的乘客有理由认为暴动罪背后的行为说明了他具备某种性格倾向，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即航空安全。
二、国泰作为商业机构的正常举动
国泰是一个商业机构，不是司法机构，他并不负责对廖机师定罪。大家知道，在定罪方面，法律要求无罪推定，要排除“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才能定罪。
但在商业场景下就不同了，这是国泰与副机师之间的商业安排。国泰要考虑的不是廖机师是否无罪，而是是否能够排除廖机师有罪，廖机师最后是否真会被认定为犯罪分子？国泰是否有避免让一个潜在的重罪罪犯制造安全隐患的责任？是否有责任将副机师与其工作暂时隔绝？
在法律语境下，也许有1%的合理怀疑也不能给他定罪。但在商业场景下，雇员有1%的可能性被定罪，雇主就需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与消费者的利益采取保护措施。所以，商业与法律的逻辑是不同的，是相反的。
国泰的标准动作应当是，在不能排除廖机师有罪的情况下，应避免做出任何判断，回避自己的主观判断，先出于保险起见，同时照顾公司的名誉及乘客感受，先给他停飞。国泰给副机师停飞了，首先当然不是在法律上判定机师有罪（他无此效力），第二也不是国泰在主观上就认为副机师有罪了（不构成推定有罪）。国泰停飞的逻辑是国泰 没有能力 排除 副机师有罪。他需要保护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声誉，航空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安全要求非常高。这是一个一起事故就可以毁掉一个公司品牌基业的行业。而副机师在飞行中的作用也极大，乘客命运掌握在他手中，采取零容忍的应对措施也不为过。航空公司需要100%的维护乘客安全，100%的响应乘客的诉求。
三、国泰不给廖机师停飞，就是在做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
请注意，我们讨论的不是解雇这位副机师，而仅仅是对他暂时停职，消除任何潜在影响。
而国泰不给他停飞，行为就反常，这说明了什么？
一些人似乎把廖机师被指控的罪名理解为某种政治罪——他好比是一个发表了和平言论而因此被指控的“政治犯”。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他不是“因言”治罪，他被控的是暴动罪，是采取激进暴力行为破坏公共秩序。暴力就是暴力，他的政治动机在此甚至都不重要。他施行暴力的动机很有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参与暴力，可以有多重的心理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外界有理由认为他涉及的这些行为和罪行能够与他的工作产生联系，构成了风险。只要有顾客这么认定，或者国泰害怕有乘客这么认定，出于回避及最小化风险的目的，就应该做出正确的判断。
除非国泰在做一个更激进的研判，就是他也认为副机师被指控的更多是政治罪，而不是暴动罪。他认为这位副机师被控的罪名与其工作场景是没有的关联，副机师心理上完全是政治驱动的，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场景（示威）下，只有针对特定的对象（例如警察，以及用以对抗警察的其他公物及基础设施）才有可能实用暴力。国泰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这位员工被控的暴动罪行（假设被判有罪）与其工作职能之间无法建立任何联系。
显然，这需要对机的心理和行为做非常主观的分析及带有风险的判断，国泰也需要认为，自己的判断是谨慎、安全、准确、没有风险的。乘客的顾虑是无足轻重的。国泰比乘客及外部专业机构更有能力做这个判断。
我认为如果这个判断，它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国泰无能力做这种事实判断，无能力排除风险。他的不作为（不去停飞），对于被控暴动重罪的机师，在保释期间继续执飞，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政治判断，是一个政治宣言。这是不惜以自己的声誉和乘客安全（哪怕只有极小的风险概率，但是国泰不关注的）为代价，去“撑”这个机师及其背后的事业。
国泰的这个行为并不违法，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逻辑和说辞，尝试自洽。但这是商业世界的事情。他要说服的是公众，是广大乘客。如果他不顾自己的品牌形象与声誉，那么乘客和消费者也有权做出选择，这都不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四、民航局的安全警示
可以看出来，国泰近期在一系列的事情上是庇护参与运动的员工的。并且对廖机师这种事情上不作为，表达的是政治态度。他的行为是political的，同时也是反商业的（背离商业原则）。国泰没有违反什么法律，是在法律框架下行事的。但国泰的做法是否就符合国际惯例？是否就符合商业惯例？他的决策是否有主观和武断的地方？是否在安全上有欠考虑的地方？有没有对乘客及航空安全增加了风险？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来的。国泰是可以被challenge的。民航局有权力去管辖和约束。民航局的作为也可以通过其背后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解释，也是合法的。
国泰的立场就是政治的，对政治的表达给予政治的回应。一国两制无小事，民航局就是对国泰进行惩罚。我觉得这个不用绕弯子。（如果要类比，和美国制裁华为是一样的。美国可以找到制裁华为的法律切入点，但同时也可以将其作为筹码，依据大的政治环境做出让步。）
（扯远点，如有人问上次国航有个“监督员”在公务舱大闹的事情怎么看，我的看法：国航允许这个人再公务舱，在执飞期间骚扰秩序，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些乘客不应当把焦点对在这位大姐，应当就针对国航。包括事后又说此人与国航无关，如果她与国航无关，那更加要对国航追责。最后，民航局是否应当像对待国泰这样去惩戒国航？不需要，不用绕弯子：因为国航没有政治问题。）
五、同情者及本地媒体观察：
香港的媒体不会呈现这些复杂的讨论，不会告诉你在雇员被控重罪但未定罪这个特殊时期里，雇主的考虑因素和合理选择是什么。在成熟的法治国家的惯例可能是什么。国泰的做法会存在哪些问题。不同看法之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们就会在细节上放大。强调国泰的立场的合法性（例如强调无罪推定之类），不去说它背后的反商业意图及政治意图，然后对民航局的做法就是描述城市有悖法律的、政治驱动的。
香港媒体的主要毛病就是预设立场太清晰，而且运作的技术含量非常低，比较低级，所以我说他们就是FOX的20%水平。
真琴
享下微博上兔主席对国泰歧视大陆人的经历和看法
本人是中日线上的常客，之前曾经在本版跟帖说为什么日航全日空中日航线乃至国内国际线上就没有这些b事，空乘对说国语的日语的英语的服务态度都非常的好，虽然我都讲日语，但也从未观察到日籍cc对大陆客有任何歧视做法
同样hx也没有这些b事
版里有疑似港人或者精神港人大佬告诉因为hx便宜(意思是大陆人犯贱多花钱买臭脸)
我觉得人家这篇微博可以说把cx恶心的嘴里总结到位了，不知道洗地狗还有没有新的姿势
国泰航空背后有英资，就可以为所欲为？
8月9日，深陷舆论漩涡的国泰航空终于发布了一则声明，宣称国泰航空一贯支持“一国两制”以及承认香港乃中国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这则声明一个甩手把锅全扣在了“部分员工”的“个人行为”上，所起到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网友们纷纷评论：
不妨让我们看看这部分国泰航空员工最近都做了什么：
7月26日，国泰航空空服协会煽动在香港机场航站楼内进行示威活动。
7月28日，国泰航空副机长廖颂贤参与上环暴动并被逮捕，但获得保释后国泰航空依然让他执飞航班。
8月7日，有多位网友爆料，国泰航空员工私自在网上泄露香港警队人员的航班行程信息，妄图让他人去骚扰警方。
同日，有乘坐国泰航空的乘客曝出国泰机载娱乐系统内公然认可“台独”、“港独”。
……
一家航空公司，为何在近期的香港事件中跳上跳下？国泰航空究竟有怎样的资本，使它能够如此不顾服务业的招牌而为所欲为？
摇身一变，国泰成了英资公司
一切要从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的起源开始讲起。
国泰航空，1945年成立，两位创始人分别是来自美国的企业家Roy Farrell和澳大利亚的飞行员Sydney de Kantzow。这家航空公司最初以“澳华”为名，总部设在上海。1946年其于香港完成注册。这家公司英文名字中的“cathay”是“契丹、辽国”之意，能让西方客人联想起马可波罗、成吉思汗等与东方有关的意象。“Pacific”则是他们梦想有朝一日业务能够跨越太平洋直抵美国。
1948年，英国老牌洋行太古集团入股占四成半股份，成为了公司的最大股东。国泰最初的两位创始人各占一成股份，退出具体经营，国泰航空从此变成了英资公司。
上世纪40年代，香港除国泰以外还有一间航空公司，是1947年成立的香港航空（Hong Kong Airways）（下称“旧港航”，以示与现在的香港航空“Hong Kong Airlines”没有关系）。它由怡和洋行和英国海外航空（B.O.A.C）合营。
港英政府为了缓解两间航空公司的竞争，制订了南北分界的政策：香港以南（包括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的航线由国泰经营，以北（包括中国内地、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地）的航线由旧港航经营。
解放战争爆发前，由于有大量富商乘飞机南逃，旧港航所经营的航线利润较为丰厚。但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决定与英属香港断航，旧港航的航线折损大半，公司元气大伤。之后1950年又爆发朝鲜战争，朝鲜半岛的航线也因此相继停飞，旧港航的业务仅剩下部分日本航线和台湾航线可以勉强维持。
1958年，国泰收购了经营艰难的旧港航，吞并了后者的航线资源。从此，国泰成为了唯一以香港为主要营运地的航空公司，几乎吃光了香港始发的航线资源。这也是国泰第一次在政治危机中尝到甜头。此后它开始高速发展，谋求垄断。
英国主子庇佑下，国泰打击中资“一家独大”
八十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前途逐渐明朗化。作为区域性航空中心，香港的航权问题引起了各方重视。
1985年，商人曹光彪、包玉刚、霍英东及中资机构华润、招商局等组成的“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他们希望创办一家有中资背景的本地化航空公司，与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英资公司香港国泰航空竞争。其成立资本为1亿港元，并于同年7月开始营运。
这家公司名叫港龙航空。其董事长原本由曹光彪出任。后者希望通过租借波音737-200客机，拟开办包括“香港—北京”、“香港—上海”在内八个内地城市的定期包机服务。
此前，曹光彪曾公开表示，创办港龙航空的动力来自《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第9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的地位。在香港注册并以香港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公司和与民用航空有关的行业可继续经营。”
创办一间中资背景，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既能体现香港回归的历史大势，同时也可阻止英资国泰航空代表香港，独占香港大部分航权。
然而当年8月，港英政府民航处就以飞机型号为由撤销了港龙的申请。他们还要求港龙航空提供大多数股份由英籍人士拥有控制的证明，以便取得中英航空协定下，代表英方的指定航空公司的资格。
在民航处要求下，港龙航空被迫进行资本重组，仓促增资1亿港元。港龙航空总共2亿港元资本，分别由已取得英国国籍的包玉刚和曹光彪之子曹其镛注资。包玉刚持有港龙航空30.2%的股权，为最大股东，并出任公司董事长；曹其镛持有24.7%的股权，为第二大股东。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减至24.99%，其余20.11%的股权由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经过这次重组，港龙航空成功转变为由大多数英籍人士持有和控制，以香港为运营基地的航空公司，并取得了与国泰航空公司同等经营定期航班的资格。
可是国泰航空根本没有给中资对手以喘息的机会。仅仅三个月后，1985年11月，时任港英政府财政司司长彭励治（曾任国泰航空母公司太古集团董事局主席），宣布新的航空政策，规定一条航线只能由一家航空公司经营，先获发牌经营的航空公司自动获得独家经营资格。
由于高利润、高上座率的航线，如“香港－北京”、“香港－上海”、“香港－伦敦”等已经由国泰航空营运，港龙航空只能经营往来泰国，以及除北京、上海外的中国其他城市等利润较低、客量较少的航线。
并且，港龙公司承担的航线，如果由国泰航空营运的话，由于后者的机队以宽体机为主，反而效率不高。可以说，港英当局为了偏袒国泰，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
为此，港龙航空的创办人包玉刚和曹光彪曾多次公开抨击港英政府，但无法改变不公平的民航政策。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港龙在内地开展业务，当时分管民航的副总理李鹏多次过问。可惜的是，当时环境尚未能支撑起民族航空业的发展，港龙航空的经营颓势无可挽回。每年1月份，港龙各股东都要向公司注资以维持运营。大股东包氏家族逐渐难以支撑，开始谋求退路。
与此同时，国泰航空借助港英政府的倾斜政策，除扩大机队规模，加强航点网络之外，为了迎合不断发展的中国内地市场，还加强与香港本地的联系，掩饰其有英国撑腰的污点。
1986年4月，国泰航空在香港宣布上市。国泰的母公司太古集团为维护其商业利益，不与中资正面对抗，选择出让国泰的部分股权，引入中国资金，将潜在对手纳入同一阵营。1987年2月，中信集团以23亿元购入国泰航空12.5%的股权。
国泰扫清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政治障碍，便将吞并港龙提上了议事日程。彼时港龙的危机正愈演愈烈：1987年，港龙股东应占亏损增至4亿港元。1988年增至6亿港元。到1989年，港龙航空的亏损累计已达23亿港元。
国泰航空伺机而动。他们先是主动联系港龙航空董事长包玉刚，提出换股建议，要求港龙航空成为国泰航空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作为交换条件，包玉刚可以进入国泰董事局出任副董事长。1989年9月，港龙航空宣布，包玉刚因年龄关系辞退董事局主席的职位，由其女婿、原常务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苏海文接替。这实际上标志着包氏家族接受了国泰的提议，开始淡出港龙航空董事局。
同年11月，包氏家族宣布出售所持港龙航空的37.8%股权给曹其镛，苏海文也在同一时间辞去了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曹氏家族独木难支，这为国泰航空鲸吞港龙铺平了道路。
1990年1月17日，港龙航空再次实行资本重组，注册资本增至8亿港元。重组之后，太古集团和国泰航空分别持有港龙航空5%和30%的股权，香港中信集团持股38.3%（包括中信购入原属港澳国际投资的26.6%股份），曹氏家族的持股比例降低至21.6%。
重组后，国泰航空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接管港龙航空的管理权。港龙航空事实上已成为国泰航空的子公司。后者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双管齐下，第二次巩固了其在香港民航业中的实质垄断地位。民族资本在港英当局的政治挤压、太古集团的雄厚资本、国泰航空在本地民航业遍布耳目的三重攻击下铩羽而归。
中资再度挑战与国泰的“回光返照”
中资对打破香港民航业英资垄断的努力并没有就此中止。中国航空集团香港分公司——中航香港，在1995年4月向港英政府申请航空营运牌照。国泰航空立即以中航香港的母公司在中国大陆，主要营运地不是香港而提出反对。但是中航香港回应指出：中航1929年开始以香港为基地运营，1949年两航起义后才迁至大陆，此次申请是恢复原有业务。
经过一番权衡，港英民航处最后表示：中航香港可以于1996年取得营运牌照。
在港英政府忙于撤退、抛弃国泰的大背景下，国泰选择出让部份港龙航空股权，以换取中航香港放弃在香港成立航空公司的计划。1996年，太古集团和国泰航空将港龙航空35.86%的股权售予中航集团。中航香港遂成为港龙航空的最大股东。连同中信28.5%的股份，中资取代了国泰成为港龙的实际控制人。到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逐步取消了一航线一公司专营的不合理政策，港龙和国泰重新开始正面竞争。
国泰航空很快意识到这种竞争意味着他们将要在内地市场上与所有中资航空公司“白刃相见”。于是至2004年底，国泰入股中国国航成为战略投资人。2006年6月8日，国泰航空又与中国国航、中航兴业、中信泰富及太古集团签订了股权重组协议。港龙正式成为国泰的附属公司。国航和国泰通过互相持股构成互控关系。国泰航空躲过第三次危机，不过仅以身免。
作为世界级自由贸易港，香港历来是航空业的兵家必争之地，只靠保护性政策和民航处门生故吏的照顾，显然保不住国泰的垄断地位。2006年，香港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虽然仍维持区域第一，但客运吞吐量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远远超出。即使是广州的白云机场和上海的浦东机场也正在迎头赶上。
就在同一年，中国内地的海航集团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航空（Hong Kong Airlines）。香港航空通过引进新型飞机，开通长途直飞航线，建设高等级贵宾室等举措，给国泰航空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自称从不打折的国泰也不得不推出超低价客票的应对手段。
此后，国泰航空年年裁员，平时公司员工的加薪幅度最高只有2%，这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再加上近几年管理层经营不善，国泰航空2014年在油价每桶80美元时进行了6成的燃油套期保值，合约期五年，亏损将近300亿港币。2019年仍有18%的套期保值合约。
可是风云突变，恰恰在国泰从燃油对冲合约的泥淖中好不容易拔出脚时，香港航空因为母公司海航集团的情况变化，其经营方针和内部稳定也出现问题。国泰借此机会收购了原本同属海航，也是香港航空姊妹公司的香港快运航空（Hong Kong Express）。他们还趁港航面临危机之时，一连推出电视广告、youtube广告、暑期促销等营销手段，大有一鼓作气打垮港航的势头。
纵观历史，国泰是一家身段柔软，善于利用政策，能够深度挖掘自身资源潜力的商业公司。但倘若没有与香港民航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港英时代就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香港与内地不接轨的民航体系作为屏障，以及香港政商一体对中资有目的性的敌视和打压，类似国泰这样的企业绝不可能过得像今天一样舒服。
虽然有很多公司也像国泰一样，在香港本地具有垄断实力。然而随着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级的竞争当中。如果国泰还不能认识到自身局限，仍然看不清香港日趋衰落的经济影响力，其作为港资企业的优越终将已经一去不返。
在现今大环境下，国泰等企业如果为了保住30年前的“光荣”依旧采用旁门左道，而唯独不思考从服务加以改进的话，市场将会给他们以最直接的教训。
国泰航空背后的太古集团黑历史
钱塘潮，IT工程师
国泰航空纵容香港暴乱分子，引发了社会的极大不满，然而我发现国泰航空背后的控股方是英国太古集团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这家公司旧中国人民可是太熟悉了，太古集团在旧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活生生的历史啊。
一，太古集团来到中国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英语：Swire Pacific Limited），1816年，约翰‧施怀雅（John Swire，1793-1847）在英国利物浦创立小型商行为其前身，1832年正式命名为约翰·施怀雅父子公司（John Swire & Sons Co.），开始一直是不温不火。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量外国商船贸易开始肆无忌惮的进入中国，约翰·施怀雅父子公司开始透过代理Augustine Heard & Co.与中国进行贸易。1866年太古与R.S. Butterfield在上海合伙建立太古洋行（巴特菲尔德和施怀雅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
外滩22号，太古洋行旧址
当年的英国对华贸易，什么是最大宗呢？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那就是鸦片。当然，当时的对华最大的鸦片贸易商，是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太古集团当年参与鸦片贸易没留下特别多的记录，但是另外一个惨绝人寰的不逊色于鸦片的贸易太古集团可是主要参与者，那就是苦力贸易。
二，太古集团参与的苦力贸易
coolie，直接翻译成中文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苦力，帝国主义者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劳动者，把出卖力气干重活的工人叫做苦力，实际就是贩卖人口，和黑奴贸易没区别。19世纪，黑奴解放风起云涌，很多地方的黑奴解放之后，影响了殖民地的种植园大资本家的利益，缺乏低端的劳动力，在非洲无法找到足够人口之后，帝国主义纷纷把目光转向中国。
对华人的人口贩卖在当年被称作卖猪仔，这是 19 世纪中国劳工出洋的一种特有现象, 主要采取“契约劳工”形式。在当时，大批中国人经拐骗绑架，被卖到国外做苦力，这些海外华工就被称作“猪仔”。他们如同货物被运到国外，鬻为人奴，在开矿等处做苦工，地位低贱，终身无回国之望。他们出国约需2~5个月的航程，全程被囚禁于船舱内，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死亡率高达30~50%，故此种船亦有“浮动地狱”之称。在海外庄园、矿山中，华工过着非人的生活，死亡率高达40~70%。
香港规定任何人出洋均有“不受限制”的自由, 加以香港英美商船云集, 航运方便, 因此去美澳两洲的中国苦力集中于香港和上海，遂成为苦力贸易的中心。在这项苦力贸易中, 英国商人获得惊人的暴利。据统计, 1851—1875 年的 25 年间, 仅贩运华工至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达 8400 万元。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是英国在中国获取巨额利润来源。
汕头的林月波生于1858年，早年丧父，少年随母来汕谋生。刻苦聪慧的他历尽艰辛，为太古洋行的轮船揽客往南洋，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太古洋行的代理商，于1890年与该行签订了一个无限期合约，交了大洋三万元押金，按约定，货运向总行收取5％佣金，客运收取10％佣金，成为该行所经营的汕头至南洋一带航线的客货运唯一代理商，商号太古南记。 这家洋买办行就是专做苦力贸易的。前后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太古洋行当年在汕头有15家“猪仔馆”，力量范围是相当庞大的，太古南记的任务就是把诱骗，拐卖甚至绑架的中国苦力，用特殊的类似于贩奴船一样的武装船只，运到马六甲，然后转运到南非南洋各群岛加勒比海甚至是美洲，当地的种植园和各种挖矿的脏活累活都需要大量的这些苦力。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非常糟糕，还有白人资本家的压迫虐待，很多华工都死在了路上或者种植园里。曾经有人说过，每一根美国西部铁路的枕木下都有一个华工的尸骨，这些殖民原始时期的残忍历史至今看来都触目惊心。
而太古洋行在每一次苦力轮船开出去之后，就可以获得2.5万墨西哥鹰洋的轮船收益，而当地的汕头林家买办也大发其财。1949年汕头解放，太古洋行由政府接管收编这家贸易行才关闭。
三，太古集团在帝国主义开辟长江航线的角色
除开远洋贸易，英国在内陆长江贸易里，太古洋行也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太古集团的棉花贸易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施怀雅兄弟开始转向对华贸易，做起了欧洲和远东之间的茶叶、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出口生意。第一次到上海，太古集团就发现长江流域的航运业务很有发展前途——当时长江是西方与中国内陆通商的唯一通道。恰在此时，一位利物浦造船工程师阿尔弗雷德·霍特找到公司。霍特设计了一种新式汽船，航速快且耗油少。他建议太古公司用这种船运输往来于利物浦与远东之间的货物。此后，凭借技术优势和背后的英国势力，太古控制了旧中国的长江航运。
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随后帝国主义纷纷在长江开辟航线经济势力深入中国腹地。太古洋行因为技术先进，运输效率高，大规模的扩展了在长江的业务以上海为基地，在宜昌，九江，汉口，芜湖甚至重庆都逐步建立了大量的商站和航线。这戏商船背后往往有军舰在长江上护航，不断挤压中国本土的产业，帝国主义倾销的鸦片，过剩工业产品，加上工业革命有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船只在长江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很多就是太古集团的船队。
湘军的领袖胡林翼，据说一日在长江边看到英国的火轮逆流而上，速度飞快把两边的中国船只给抛在身后，竟然忧虑不已突然吐血坠马而死，那种文明的优势太震撼了。
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经济侵略，终于引爆太古集团在今天重庆万州（当时叫万县）的冲突。（详见炎黄之家womenjia.org《1926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制造万县惨案》）
1926年8月29日，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轮经过四川云阳江面时，遇见了四川军阀杨森载运军饷的三艘木船，“万流”号商轮仗着自己的船大，故意疾驶，卷起的江浪竟然将杨森载运军饷的3艘木船全部打沉，导致杨部官兵和船民50余人淹死，饷银8.5万元和枪支50余支沉入江底。
当时的杨森刚刚走马上任为四川省省长，正是春风得意时，谁想竟遭如此的羞辱。为了报复英国太古公司，他在当时的中共到杨部工作的朱德、陈毅的策划下，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第二天，当英国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时，杨森派兵将这两艘英国轮船扣留。
9月2日，中共万县组织以《万县日报》社名义发表通电，提出5项主张：一、组织全国抗英大同盟；二、不购英货，不为英人服役，不供给英人食料，完全对英经济绝交；三、收回英人在华内河航行权；四、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五、责令赔偿此次生命财产的损失。英国蓄意扩大事态，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和赔偿损失，并以武力威胁，不断向万县增派军舰。同时，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
英国人一听傻了眼，以前还没有谁敢在中国扣留英国的商船。英国领事一边向万县派遣军舰，一边向杨森发出最后通牒。可是杨森不为之所动。在9月5日，英国军舰嘉禾”号、“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在万县靠岸，开枪打死了守卫扣留轮船的杨森部下，劫走了扣留的商船。可是英国人这样还不解气，他们还下令将军舰上的炮口对准万县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炮轰。在这次炮轰中，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9月6日，朱德、陈毅推动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并组织了万县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复仇。9月18日，重庆举行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英示威游行。成都、泸州、自贡、綦江、叙府(宜宾)、顺庆(南充)等地，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声援万县人民的爱国斗争。
这是帝国主义仗剑经商武装后盾的深刻写照，太古公司的背后实际是英国的武装舰队。可以想象，1949年解放军在长江炮击英国紫石英号的时候，中国人民是何等扬眉吐气，那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帝国主义在长江横行无忌的时代结束了。太古集团这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最终随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一起退出中国。
当然太古公司开辟了很多长江航线，把蒸汽火轮等先进技术带进了中国，客观来说也促进了长江航运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技术工人。川江的逆流航行，从宜昌穿过三峡险滩到重庆的航线，就是太古集团开辟的。这些努力也奠定了重庆开埠之后的经济中心地位，为后来重庆作为中国陪都大后方和四川大量涌现的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重庆人卢作孚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和启发下，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川江航运民生公司，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把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员，设备，军事力量，从宜昌穿过三峡险滩运到重庆，主导了震惊世界的宜昌大撤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四，太古撤回香港之后的发展
从太古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经商尤其大型商业公司的本质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国家力量在后面支持，有了国家的力量才能保护经济利益，扩展经济利益，太古公司能在旧中国风生水起根本原因是背后强大的英帝国，一旦有纠纷可以用军舰解决问题，当年这些企业本质和东印度公司没有区别。今天虽然不是殖民时代了，但是国家保护商业也是必须要做的。
太古集团在解放后退出中国大陆之后，就退到了香港，这个他起家地方，而正好1949年前后，刚刚成立两年的国泰航空陷入危机，太古集团趁机购入其45%的股权。正好很多二战的退役飞行员被吸收，航空公司顺风顺水的发展起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就是今日的国泰航空。
因为英国的殖民背景，太古集团在香港的发展也是顺风顺水，太古地产，港龙航空、港机工程，太古实业、太古饮料、太古资源、太古食品等产业，势力是非常巨大的。而太古集团现在已经是家族传承到了第六代了，虽然他们事业在香港但整体家族都一直住在英国，接受英国教育。公允的说，这样的百年老店还是值得我们尊敬。
另外一个跟殖民历史相关的就是汇丰银行，管理汇丰银行嘉道理家族跟太古集团一样传承了百年，汇丰银行是当年鸦片贸易里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商，汇丰银行的全称上海和香港银行集团（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实际就是当年英国鸦片贸易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口港。
不得不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汇丰银行和太古集团在贸易战和香港事件之中，还是摆脱不了当年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某些痕迹。而他们的集团内部百年形成的某种氛围，很多香港华人员工在长期的这样的企业文化和新闻宣传的影响下，政治立场偏亲西方是很正常的。而这样的大财团在香港树大根深，影响力很大，对香港整体的社会民意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你不可能想象，韩国在光复之后，还让日本的三菱三井等日本侵略先锋企业留在韩国，让日本人继续在韩国经营产业享受特权。从太古集团汇丰银行这样的巨大的企业财团百年老店也可以看出，香港去殖民化的工作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