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巴尔的摩成为首个爆发黑人示威的城市。在6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后，巴尔的摩有6名市民死亡，700余人受伤，5800余人被捕。自人中产阶级因此快速外迁，把城市留给黑人低收入阶层。
2010年，巴尔的摩人口从巅峰的90万跌到62万，还不如19世纪多，而治安问题急剧恶化。
巴尔的摩市区的经济崩溃了，但这里是美国东海岸的“脸面”，距离华盛顿60公里，又身处最富裕的州，美国统治集团绝不允许市区犯罪蔓延到高收入的郊区小镇。
为此，巴尔的摩警方利用冷战后的信息化浪潮，为衰落中的城市打造了一套全球最先进的市政监控体系——CitiStat项目：
CitiStat是一套城市运行数据统计系统，包括311电话服务系统、社区联络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数据报告，可以把全城人口的活动数据瞬间传送到警务中心。其中城市治安的数据采集方案，在十几年前属于科幻级水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市警察局长威廉•布莱顿和他的团队为降低犯罪率，采用了一种被称为CompStat（计算机统计，有人形象译为“电脑判官”）的领导方法和管理的制度创新，效果显著。仅仅5年后，这一方法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了广泛应用。2000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长马丁•奥马莱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市政管理，并取得成功。美国其他大中城市如亚特兰大、棕榈滩、萨默维尔也相继采用CitiStat（城市绩效管理系统）。此类绩效管理系统统称为PerformanceStat，现在，采用这一系统的热潮已席卷全美。
70%的警察都不在城内安家，巴尔的摩成了—个被周边中产阶级武力打压的大贫民窟。
弗雷迪案发生后，美国媒体做了大量统计分析。数据地图显示，实体经济萧条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白人中产外迁，黑人贫民涌入，巴尔的摩的的社区矛盾近乎无解。
马里兰州乃至美国的统治集团不愿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了——继续加强社会监控，应用更多的高科技手段对付贫民窟。
人类发展科技，目标是生活越来越富裕，社会越来越和谐，而不是给自己制造越来越沉重的枷锁。然而，许多科幻小说作家警告我们，科技进步并不一定指向乌托邦，完全可能制造更严重的社会分裂，消灭许多人的自由和发展权。这类作品被我们称为“反乌托邦”小说。
现实比文学作品更有“创意”，2018年，美国人均GDP达到了6.2万美元，而马里兰州的人均收入水平仅次于华盛顿特区和新罕布什尔州，一半以上的家庭收入超过8万美元。
在这样一片罕见的富裕之地，最大的城市把几十万人困在毒品、犯罪和失业之中，所有的高科技设备都服务于镇压和监控，这可能是我们能想象的最差未来。如果发展科技的结果是把城市变成巴尔的摩，我一定支持科技倒退。（摘录自：《人类最好的过去、最差的未来，都在美国巴尔的摩》）
附录1：弗雷迪案与巴尔的摩骚乱
2015年4月12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25岁的非裔美国青年弗雷迪·格雷被6名警员逮捕，并在警车里昏迷，一周之后，格雷因脊柱损伤死于医院。
2015年4月12日，警员正在巡查。莱斯中尉与弗雷迪·格雷四目相对，随后格雷立即逃跑。几名警员将格雷押进警车，在车里，格雷数次称自己需要医疗救助。44分钟后，警车到达警局，一辆救护车将格雷带走。一名路人拍摄了格雷被逮捕的视频。在视频中，这名路人斥责警方暴力执法，怒吼道“他（格雷）的腿都断了！”。
格雷的死激起了黑人群体的公愤，并直接导致了巴尔的摩骚乱。在骚乱中，约400幢建筑被毁，暴力犯罪行为不断，警局局长安东尼·巴兹被免职。
同时，该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黑人群体与执法机关的矛盾不断激化。
2015年5月1日，马里兰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宣布根据验尸报告，检方认定格雷受伤致死，因此检方决定对涉事警员提起刑事指控，称“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遗憾的是，该案于2016年7月27日宣告终结。马里兰州检方宣布放弃对剩下3名警察的全部起诉，因此6名涉案警察无一获罪。
马里兰州首席副检察官迈克尔·沙措当天将放弃起诉的决定告诉了负责审理此案的巡回法院法官巴里·威廉斯。至此，引人注目的格雷案被画上句号。马里兰州检方之所以放弃诉讼，是由于法官威廉斯此前已连续裁定3名涉案警察无罪，检方获胜几率极低。
2015年4月12日，25岁的米国非裔男青年弗雷迪·格雷因非法携带刀具在巴尔的摩市被警察逮捕。他在被押入警车的过程中脊椎严重受伤，随后送往医；一周后，格雷因伤重不治去世。
此事引发了黑人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愤怒，2015年4月底，巴尔的摩市连续爆发多次黑人暴力抗议活动。在4月25日的抗议中，黑人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34人被捕和15名警察受伤。在4月27日格雷葬礼举行后，一些黑人抗议者抢劫当地商铺，并烧毁了一间百货店。
示威活动最终演变成暴力破坏，参与骚乱者纵火、捣毁警车，甚至消防设施也遭到破坏。27日，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宣布，巴尔的摩进入紧急状态，州警方负责人以及国民警卫队负责人都相继表示将向巴尔的摩部署大量警力以维持治安。到27日晚，巴尔的摩市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当晚宣布全市将实施宵禁，宵禁从当地时间28日晚10时持续至5月5日早5时。
针对格雷葬礼后发生的骚乱事件，他的家属感到震惊，并呼吁示威者冷静。格雷家庭律师比利·莫菲说：“他们不希望这场运动被暴力破坏，这没有意义。”
而在纽约、波士顿、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城市，都出现了共计数百人的游行队伍，对巴尔的摩的抗议者表示支持。对此，米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表示，针对其死亡事件“澄清真相至关重要”“应当伸张正义”。
事发后，马里兰州检方对6名涉案警察提出起诉，罪名包括非法逮捕、过失杀人、二级谋杀等。但自2015年9月以来，已经先后有3名涉案警察被法官裁定无罪。
黑人民权组织Color of Change执行理事罗宾森表示，判决结果非正义，“这给了黑人群体一个明确的信号：执法机关无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司法系统也无法将我们从警方的暴力执法中解救出来。”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亦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为格雷伸张正义。
附录2：巴尔的摩为何成为了美国研究监控技术的“实验室”
Alpha_h4ck 2016-09-14
如果你居住在巴尔的摩，那么你肯定会有一种时刻都在被监视着的感觉。没错，事实也正是如此。巴尔的摩警方不仅会对你的手机进行非法监控，而且他们还会从空中秘密监视着整座城市的一举一动。随着下一代监控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也开始逐渐表现出对隐私问题的担忧。
这些监控技术的使用范围和权限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近期美国国内所爆出的监控丑闻又引发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次为什么偏偏是巴尔的摩呢？
实际上，组成巴尔的摩这个城市的种种因素完全匹配上了美国现代化犯罪城市的各种特性：犯罪率居高不下、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警务人员、警方与社会民众关系紧张、以及有关部门缺乏对警方的监管等因素使得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成为了美国研究监控技术的最佳地点。
巴尔的摩市简介
巴尔的摩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一个城市，同时它也是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位于切萨皮克湾顶端的西侧，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仅有六十多公里，港区就在帕塔帕斯科河的出海口附近。虽然从这里经过海湾出海到辽阔的大西洋还有250公里的航程，但由于港口附近自然条件优越，再加上切萨皮克湾又宽广，航道很深，万吨级远洋轮可直接驶入巴尔的摩港区。
巴尔的摩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6年8月23日，Bloomberg网站曝光了巴尔的摩警方的一个空中监控计划。原来，巴尔的摩警方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对城市内的车辆和犯罪嫌疑人进行空中监视。据了解，警方与一家名叫“持续监控系统”的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合作，并且通过塞纳斯公司所生产的小型飞机来从空中实时拍摄地面情况。
在今年的四月份，上诉法院也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即巴尔的摩警方不得再使用“Stingray”（黄貂鱼）设备。据了解，Stingray设备可以通过伪造通信基站的方式来监控目标用户的语音通话信息，并追踪用户所在的位置。在此之前，警方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了，而现在法院的一纸文书可能会打乱警方的阵脚。不过别担心，执法部门可使用的监控设备肯定不止Stingray这一种。
下图显示的是Stingray的工作机制：
在今年的8月16日，专注于伸张公平正义的媒体ColorOfChange.org以及美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同向美国通信委员会投诉，表示巴尔的摩警方使用Stingray设备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巴尔的摩市民的正常通信。投诉方认为，由于巴尔的摩警方使用Stingray过于频繁，导致当地蜂窝网络的信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投诉书中写到：
“这种信号干扰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手机紧急呼叫功能的使用。更糟糕的是，巴尔的摩警方会将很多监控设备用在巴尔的摩本地的黑人居民身上，我们绝对要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方式。”
相似的模式，相同的对象
虽然警方所采用的是最新的监控技术，但是这些技术所针对的目标人群却几乎没有改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情报收集机构和执法部门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美国的少数民族社区身上，从美国的黑豹党，到马丁·路德·金。美国联邦调查局似乎对黑人的日常活动非常感兴趣。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隐私专家JayStanley表示：“与很多处于严密监控下的地区一样，巴尔的摩同样拥有大量的黑人人口。警方选择将这些监控技术主要用在黑人的身上，这种行为则带有严重的种族偏见色彩，而且这也是美国警察的一贯作风。”
巴尔的摩警方的活动由何人来监管？
造成这一局面的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巴尔的摩警方缺乏一定的政府监管。据了解，巴尔的摩警方已经秘密使用Stingray很多年了，而他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也签订有相关的保密协议。这也就意味着，公众无法了解这项技术的具体使用情况。而近期美国司法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巴尔的摩市的警察系统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在职警察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培训，而且针对警方执法情况的监管也不够到位。这些种种因素使得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巴尔的摩警方真的有能力使用好这些工具吗？”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巴尔的摩警方仍然在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监控工具。
此前，巴尔的摩市的市长StephanieRawlings-Blake还公开表示，她对这个“空中监视计划”根本毫不知情，她是在阅读了新闻媒体的报告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她仍然选择支持该计划，她认为：“正是这些顶尖的监控技术才使得巴尔的摩市变得更加安全。这些监控技术保护着公众的安全，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监视”，因为我们不会用这些技术来侵害民众的隐私权益。”
总结
实际上，政府没有必要与民众玩这些文字游戏。无论你认为这是“监视”也好，是“监控”也罢，当民众真的忍无可忍的时候，政府的这些所谓的“监视计划”又能走多远呢？
* 参考来源：Wired，本文由Alpha_h4ck编译，转载请注明来自FreeBuf（Freebuf.COM）
附录3：巴尔的摩骚乱：种族歧视背后的阶级背景
jasz · 2015-04-30 · 来源：破土网
不能被披着种族冲突外衣的阶级矛盾混淆视听，只有推翻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才是治本之策——看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如果说警察的行为是烈火，那贫困和无望就是干柴。——David Nicklaus, 《圣路易斯邮报-电讯》
弗格森骚乱才过去几个月，另一场类似的事件再次爆发，只不过上次的弗格森只是一个小镇，这次换成了主要城市。当地时间4月19日，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在被警察逮捕一周后死亡。此后不久，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北巴尔的摩地区举行示威活动，活动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为什么这样的骚乱一再发生?枪杀只是导火索。米国黑人被警察枪杀并不罕见。从六十年代的瓦茨到92年洛杉矶再到13年的法拉特，此类事件也引起了多次抗议。有研究发现，在米国，平均每28个小时就有一个黑人男性被警察、保安、或者义务警员杀害。黑人被警察枪杀的概率比白人高21倍，每一百万个黑人中就有31个死在警察手里。“歧视”一词无法解释这么高的谋杀率。虽然大量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在米国人的潜意识中，黑人跟枪联系在一起，这种把黑人和“威胁”、“枪支”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结构性背景的。
黑人从17世纪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米国开始，就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到总统奥巴马、国务卿鲍威尔，但黑人群体的整体状况其实没多大改变。一个黑人能成为精英，说明社会没有对黑人的绝对歧视，但不代表黑人群体没有遭受深层的结构性压迫。某些黑人可以“咸鱼翻身”，但黑人群体依然普遍地遭遇就业歧视、生活在教育质量差的社区并且在代代贫穷中不断循环。几百年的公开歧视，从奴隶制度到种族隔离法，早已形成文化和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压迫。这种压迫的两个面相分别是就业歧视和罪行化。人们形容黑人常常是“最后雇佣，最先辞退”。有研究发现“最先辞退”确实言之有据——到了经济萧条的时候，黑人总是最先被辞退的[4]。因为资本在米国(由于技术进步人力需求减少以及工业搬迁到第三世界)已经用不着这么多人来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它们对待基层劳动者可谓呼之即来、挥之即去。2012年，黑人的年平均失业率是11.6%，而白人的平均失业率仅为5.1%。即使经济萧条中的全国年平均失业率也只有6.7%，[5]米国所有有色人种都面临就业歧视问题，但黑人尤甚。
黑人的失业还反映在家庭年平均收入和贫困率上，特别是在经济海啸时期。2013年，全国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8000美元，自2009年降了3.6%，黑人家庭只有33519美元，降了10.9%。白人家庭的平均总财富本来已经是黑人家庭的六倍[j1] ，经济海啸更拉大了这个差距。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字三倍于白人家庭[6]。就业歧视直接导致上述问题，但贫民窟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资源带来的压迫机制才是根源。这种压迫长期边缘化黑人，他们也因此沦为找不到工作、赚不了钱、资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资本想缩减雇佣规模时，顺应一下主流的偏见，随便安个歧视黑人的理由，就可以把他们扔到一边。黑人不仅要付出更大代价去当资本的小步兵，同时也是资本随时可以抛弃的后备军。
这种后备军和工人还不一样，他们会面临一种特殊的压迫，像米国黑人就长期遭受暴力控制。被抛离劳动队伍的黑人，因为找不到任何工作糊口，就会逐渐累积愤怒和不满，因此米国需要通过武力来维稳。米国有过各种各样针对黑人的刑法。奴隶制废除后，米国南部的州政府马上就通过了一系列的“黑人法典”，严格管控黑人的行为，比如把无业定为形式化犯罪并予以重罚。70年代末开始的“反毒战争”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全国性的“反毒战争”虽然名义上不针对黑人，但黑人社区事实上是严管地带。“反毒战争”的警力经常会闯入黑人社区扫楼，搜捕贩毒者[7]。虽然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其实差不多，但黑人遭逮捕和坐牢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警察的严管地带不可能是一些富有的社区或者体面的白人家庭，打得最严重的肯定是毫无保护且常被警察盯梢的贫困黑人社区。这说明管理毒品反成次要，维稳才是重中之重。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使反毒战争变成针对黑人的维稳内战，国家机器通过刑罚直接对黑人进行管控。现有的统计数字显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有生之年会遭到刑罚，而目前已经有超过4%的黑人男性生活在监狱中[8]。一个人被判刑事罪后，以后找工作，或者向国家申请任何福利都会更加困难，而他/她的贫困与困境永远都可以“罪人”之名来解释。国家的暴力机制既是一个控制剩余人口的必要工具，也是长期维持特定群体经济边缘化和受压迫状态的机制。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米国黑人被警察多次枪杀，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激烈行动绝非偶然，而是阶级问题引发的必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黑人，经济地位最为边缘，并且长期遭受国家暴力机器打压。阶级问题就这样交织在种族问题之中，经济矛盾也因此日益表现为种族矛盾。被压迫的广大黑人群众，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枪杀，爆发出来的就不只是一分钟的怒，而是一生的怨气。因此，这种阶级同情就能不断扩散，即使在幅员辽阔的米国也不例外。弗格森运动的口号“黑人生命有价值”(“black lives matter”)，不只是针对黑人被杀，而是针对社会结构潜在的压迫机制，针对个体被剥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