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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的“死谏”你读懂了吗——纪念九一八

作者:党人碑 来处: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点击:2019-09-18 15:03:57

1928年,是马尚德在河南的最后一年。他的女儿出生了,但严峻的革命形势,却迫使马尚德必须离开河南,去完成党交办的新任务,未来他将以“杨靖宇”的化名,走向辉煌,名垂青史。

中国每寸土地下都躺着烈士

临行前,马尚德给刚出生五天的女儿,起名“躲儿”。

老母亲问:“是花朵的‘朵’?”

马尚德说:“不,是咱村住不了,躲到孩子姥姥家的‘躲’。”

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千万中国人民的儿女,革命者的儿女东躲西藏本是家常便饭,中途夭折更屡见不鲜。

作为父亲的马尚德,没有来得及给女儿起大名,这背后的深意,如今亦为人父的我,每每不敢深思,怕想穿了便会痛得扯心扯肺。

 

1929年夏,马尚德来到东北,继续做党的工作,先化名“张贯一”。期间曾被日本警察抓捕,遭到多轮酷刑折磨,坚不吐实,给鬼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主持对“张贯一”审讯工作的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警部补峰须贺重雄,二十五年后的1954年5月2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仍念念不忘“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大高个子” :

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特务巡查)横烟(元吉)残暴地殴打他,(致其)脊背受伤。”

被日本鬼子打得死去活来,又经齐腰深水牢里的脏水浸泡,“张贯一”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发起高烧,又患了赤痢,随时都可能瘐死狱中。为了不担干系,前者才把这名“头号嫌犯”引渡给国民党的抚顺县公安局,并要求“严重惩处,将处分结果赐覆。”

我们是敲不开他的嘴了,你们奉方跟CP是老对头,经验丰富,想必一定更有针对性,期待你们得到口供的好消息啊!

抚顺县公安局局长刘克羽,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觉得此案棘手,就给县长张克湘递交了一份公函:

“该犯人入所之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合签报,鉴核示遵施行。”

再打,人就活不了了,这责任谁担?要不缓缓再说?

可张克湘就怕日本人,一看刘克羽这态度,当即批示:

“监狱有官医疗治,候即提讯!”

别废话,让洋大人着急上火,那是大罪过!

 

可即便是这种状况下,“张贯一”仍然不屈不挠,充满了革命者的智慧,发着高烧,与敌人缠斗。

“问:姓名、年岁、籍贯、住址、职业。

答:张贯一,27岁。山东曹州府曹县(今属菏泽)李庄。现住新站福合客栈,是开杂货商。

问:你是怎样入CP党的实情说说。

答:小的本年7月11日(阴历)由家来到千金寨,是打算做个生意,不期受人牵连,至福合客栈被捕。我与王振祥等未见过面,无能有入CP党情事。

问:你与王振祥等是同时被捕的吗?

答:小的和他们是一天被捕不差,但被捕原因是另有别情。小的到该客栈居住第二日后,经日警检查院说我是上海人,并行迹可疑,说硼酸粉是毒药。最后看有张若云致王振祥一封书信,以CP党犯带到日警署刑讯致伤,送于医院疗治。其在它处所捕之人已先送县啦!

问:张若云怎样给你写与王振祥那封书信?

答:小的由家来至青岛,遇乡亲张若云,给我写了一书,是叫王振祥管照我的意思。谁知那信利害呢?但那书信,仅以系致王振祥有涉CP党之嫌,但小的并不知王振祥是CP党犯,有该函可证,况两下尚未晤面呢!

问:那《红旗》和印刷品等物不是你的证据,怎还狡展呢?

答:药品、书信是我的,此外各物实不是从我处搜出,是从范青(叛徒)他们那边翻来的,在他们送药时留下的。想小的如是CP党,怎敢不自检点,把那违禁东西放在明处呢?

问:你加入CP党,即当承认不讳,何必狡辩呢?

答:小的实不是CP党,当然不能承认的,实详予调查吧!”

以上,是解放后搜缴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此案原文卷宗抄录。

身受重伤,高烧不退的“张贯一”,此时此刻仍尽量保持头脑的清醒,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与敌周旋,把所谓人证物证一一据理驳倒。

最终,国民党反动派也只能以“反革命嫌疑罪”结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你没看错,它们是“革命”,我们是“反革命”!

 

“张贯一”出狱后,正逢“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找到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要求参加抗日斗争,被派往南满游击队,从此改名“杨靖宇”。

同时被罗登贤派往各个抗战战场的,还有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和赵一曼等日后名闻天下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前后,罗登贤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抛弃东北人民的情况下,不畏敌强我弱,当时的东北,我党只有230名党员,却敢于跟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死磕到底!

对此,有些同志不理解,说国民党都撤了,咱们也撤吧?别送死啊!

罗登贤在北满党组织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

“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CP党人就在哪里和人民一起抗争。不驱逐日寇,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CP党员!”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在濛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牺牲前,上山打柴的赵廷喜劝他投降,杨靖宇说:

“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

赵廷喜把杨靖宇出卖后,日伪缩小并彻底关闭了包围圈。

赵廷喜的作用有多坏呢?

七天前的2月16日凌晨两点,日伪的联合讨伐队已经被杨靖宇拖得精疲力尽,600多人多数掉队,只剩下50人,减员严重,丧失信心,想撤了。可消息传来,鬼子、汉奸顿时眼冒凶光,迅速组织人手,撵上来,左右包抄。

日寇军警中,懂中国话的警佐西谷喜代人,试图劝降杨靖宇:

“我们的部队里面,有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崔二君,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程斌和安光勋,都曾是杨靖宇的部下,崔胄峰则是王凤阁烈士的部下,他们投靠日寇,成了可耻叛徒、民族败类。

杨靖宇回答: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多数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但我的同志们还在转战各地,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言,开枪吧?”

期间,杨靖宇趁机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然后继续射击。

激战十多分钟后,下午四点半,杨靖宇被叛徒张奚若的机枪子弹击中胸部,殷红的鲜血渗透了洁白的雪地,英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后查明:杨靖宇中弹六发,胸三腿二手一。

1940年2月23日,请记住这个日子,那年正月十六。杨靖宇的生日是正月初十(1905年2月13日),他牺牲时刚满35岁。

 

烈士牺牲后,日寇割走了首级,还进行了遗体解剖,它们纳闷:极端严寒天气下,重感冒,又双脚严重冻伤,断粮五天的“杨司令”是靠什么支撑下来,死战到底的?

杨靖宇的胃被日寇取出后,交给当地开诊所的中国医生洪宝源化验。后者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是这所大学中极少的中国籍学生,又是大连金州人。我前面讲过,在鬼子的“伪满洲国”用人路线图中,这是汉奸、朝奸中,最得信任的背景。

但洪宝源不是汉奸,在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泯灭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他曾多次为抗联在濛江的地下交通站,提供治疗枪伤的药品。

日寇拿来的“化验品”,一望而知,就是人的胃,因为长期饥饿导致胃部严重萎缩,都抽抽地变形了。

进一步化验之后,更让洪医生吃惊的是,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

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临死前不久刚吃进去的,一团儿一团儿的还没变样。那东西别说吃了顶不顶饿,一般人吃都吃不进去,它没法咽啊!什么人还能吃棉絮呢?

领头的日寇,伪通化警务厅警尉补益子理雄,被日伪誉为“讨伐杨有突出功绩的,距杨有20米,紧追不舍,是最后的决战者。”

自鸣得意地告诉洪医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匪贼杨司令啊!”

听完这话,鬼子还没走,洪医生的眼泪就已夺眶而出。当晚他心里堵得难受,找来交通员范金石,两个中国人关上门,抱在一起,哭了个昏天暗地。

多少年后,洪宝源提起杨靖宇,仍会止不住眼泪:

“古往今来,英雄辈出,多么悲壮的牺牲场面都有,什么样的死法都有。可吃棉絮这种活法,这种死法,却只有杨靖宇一个,恐怕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

壮士喋血,为争民族之气。

过去自己在日本留学,常常受到歧视,心里虽然也不好受,但总埋怨中国太落后,埋怨中国人不争气,多多少少有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的意思。

杨靖宇的死让我猛醒,他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知道了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比别人差,让我明白了只要我们自己挺直腰杆做人,国家的前途就有希望!”

古人常说:文死谏,武死战。

杨靖宇在敌人面前,不管是百般酷刑下,刑房、水牢里的死扛,还是战场上血与火的死战,从来没有低下过那颗高贵的头颅,他以这种大无畏的方式,震慑敌心,蔑杀敌胆。

益子理雄评价杨靖宇:

“不但有武功,而且有文才,出身于大学,曾经率领两千人的部下,从这一点看,值得十分敬佩。他的活动力,跨越间岛、安东、通化、吉林和奉天五个省30个县。他才干不一般,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拟的,是个英雄。”

 

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不但不可征服,我们还要唤醒千千万老百姓,振奋精神,万众一心,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形成不可抗拒的凝聚力,最终战胜一切敌人和反动派,让它们再也没胆量欺负我们,让中华民族挺直腰杆,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杨靖宇的“死谏”,鲁迅先生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挑起了继续抗日的重担。

1940年3月15日,桦甸县(今属吉林)头道溜河口,魏拯民主持召开了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干部会议,寄语全体抗联将士:

“我们要完成杨司令生前未完成的事业,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站在他的墓前说:

‘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不算尾声的尾声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烈士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岁,比杨靖宇烈士小三岁

此前,他们的老领导,临危受命,以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重建满洲省委,奠基东北抗联的罗登贤烈士,已于1933年8月29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被告席上,罗登贤不禁讪笑: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

为了纪念罗登贤烈士,冯仲云的女儿,起名“忆罗”。

洪宝源离开濛江,光复前以《卡-贝二氏病治疗的临床研究》的论文,取得“满洲”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洪宝源教授专攻血液病,尤其对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先后编写《大骨节病临床治疗的研究》、《克山病》、《脑膜白血病》等专著。在血液病研究中,荣获国家医学骨髓干细胞培养及骨髓移植科研成果大奖。曾任国家血液病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内科学会黑龙江分会主任委员。

当年和“张贯一”同时在旅顺被捕的“王振祥”,也是化名,其本名马守愚,出狱后告别革命,全心读书,担任了一段大学大专教职后,投奔程潜,做行政工作,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郭莲,杨靖宇的妻子,烈士牺牲五年后,她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却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国民党和日伪的连番迫害,不但逼死了烈士的寡母,还彻底折磨垮了郭莲的身体。贫病交加的她,临死前把丈夫的照片交给孩子们,嘱咐说:

“等革命成功了,红军回来了,拿着相片去认你爹。见了你爹,你说娘对不起他,没等到他回来!”

1949年,河南全省解放了,马尚德的女儿终于等到了父亲的消息,从省会开封回来的哥哥告诉妹妹:

“躲儿,爹跟日本鬼子打仗,早在1940年2月就光荣牺牲在长白山里,再也见不到爹爹了。”

 

另:总有人问我,你做这事,拿钱吗?你是体制内的吧?为什么要做这事儿?

抱歉,不但不拿,还要贴时间,偶尔找资料,还要倒贴钱,我也不是体制内的,所以我只能尽量做到周更,也就是一周一篇,其他时间还要养家糊口,照顾和陪伴家人。

很荣幸跟杨靖宇烈士的后人在一座城市,每次读到英雄史料的时候,总感觉与有荣焉,他是河南人,又姓“杨”,当然“杨靖宇”只是他诸多化名中的一个,但作为中国人,谁不以我们的民族能有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而自豪呢?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是听着杨靖宇烈士的故事长大的,我祖父又是老革命,那时候经常跟我讲起他在冀鲁豫抗日的经历。小时候觉得讲得多了,就烦了;后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我又觉得,你们在骗我们,真正抗日分明是国民党啊!

再后来,读了更多的史料,特别是大量党史、军史和文史资料里的细节,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爷爷是对的,就像他在1935年选择的那条路一样正确。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民族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选择。

但很可惜,老人早已故去,我想找他的资料,都得去地方志和老同志回忆录里扒了,甚至是不经意间,大院里某位老叔回忆我祖父给还是小青年的他们“讲传统”。他那批华北敌后抗战的县区级干部,战场淘汰率之高令人咋舌,可正是这种慨然赴死的“傻劲”,感动了原本不问村外事的老百姓,大家一起浴血坚持,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和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才能让我有“中二病”发作的空间。

可万千革命烈士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空间和机会了,他们要么夭折,要么失散,要么在颠沛流离中迅速长大……

昨天儿子画画在削彩铅,我想起了黄显声烈士送给“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的那支铅笔。重庆解放后,渣泽洞、白公馆遇难烈士的忠骸被重新发掘时,年仅8岁的他,手心里还紧紧攥着这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铅笔头。

于是我就想,如果我爷爷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几十年后也许在另一个地方,也会有一个人,像今天的我一样,为他书写历史。

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需要每个人去传承,让我们一起尽力,一起奋斗,来做好这件事。

这样才对得起小萝卜头和躲儿,对得起杨靖宇、赵尚志、罗登贤、魏拯民、赵一曼、陈翰章、汪亚臣、黄显声、徐林侠、宋绮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延伸阅读:《向时常想念的人告别——每一寸土地下都躺着烈士冰冷毫无知觉的尸骨》、《杨靖宇怎么没把日本人赶走?》、《从抗联遭遇谈肃反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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