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官办党史杂志《党史博采》造谣江青大闹开国大典的事情是真的吗？
文革后对江青铺天盖地的抹黑，之前文章中就有介绍：
戚本禹: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访谈录中：坦承她当年写的有关江青内容，含有许多虚构、夸大、想象的成分，所以，就是有落井下石之嫌。“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也已公开站出来讲明如何在“熬鹰”下，被强行栽赃江青是叛徒。
在放纵和恶意制造的谣言四起中，将江青的私生活埋汰的极为不堪，什么江青的作风放荡，心胸狭隘心狠手辣，残酷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飞扬跋扈难伺候，撒泼耍横摆威风，爱慕虚荣贪小便宜，公款照相，庄则栋最怕江青半夜来电话等等，江青已被污蔑的简直是十恶不赦，更是肮脏之极！（《还江青公道》）
在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后，传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当时对“四人帮”我们是真的很痛恨，因为宣传材料中说，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竟然想暗杀毛泽东，在毛泽东的身下放了毒针，这让我们义愤填膺，那种愤怒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此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材料，那些批判材料贴满了各处的宣传栏，有中央下发的，有群众自发的，这些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两性知识的教育。
在批判江青的材料中，说江青有姘头无数，说江青是假屁股、假乳房等等，这些对于当时在两性观念上远远不及今日之开化、解放的情况下，看着这些字眼，那种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也算是启蒙教育吧，远比生理卫生课要丰富的多。在批判材料中，坚决地批判了四人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罪行，如反对、破坏文化大革命，搞资本主义经济特区，破坏民族团结等等（参考：《文革四人帮“罪恶”的民族政策》）。当然批判材料里四人帮的最大的罪行主要是反对、迫害毛泽东主席，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会答应的，要知道，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民中的那种威望是何等的崇高，除了少部分人以外。（《写在毛泽东同志忌日前夜：我怎样成为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捍卫者》）
这里介绍一个官办历史杂志，是怎么污蔑江青的。
《党史博采》，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创刊于1988年，同年5月，邓小平亲自为本刊题写刊名；8月，《党史博采》第四期正式启用邓小平题写的刊名。
江青秘书辟谣原文：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
（作者杨银禄，曾为江青秘书，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转给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两篇文章：一篇是《开国大典内卫秘闻》（摘自《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书报文摘》2005年4月22日登载的《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摘自《党史博采》）。阎长贵在给邬吉成的信中说：“关于‘江青无缘开国大典’的事，现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记得在春节聚会时，您曾谈过事实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您清楚，您看能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要使这个问题再以讹传讹了。如何请酌。”
同年9月，我到邬吉成家里去看望他，他把这两篇文章交给我，叫我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他说：“银禄同志，你先看看这两篇文章，然后我跟你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及我的看法。”
我接过文章，仔细看后，认为这两篇文章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心内容非常相同，文章都写道：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截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人是江青，可警卫并不认识她。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人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一直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我看完文章后，邬吉成说：“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我是从头到尾亲自参加了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
“第一，那时候，毛泽东已是人人皆知的伟大领袖了，搞警卫工作的人员，尤其是警卫工作负责人也都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上天安门城楼，询问清楚了再通过电话联系即可放行，为何仍不放行？
“第二，哨兵不认识江青，她又没携带任何证件，不让她进，联系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开国大典警卫工作的总指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主要负责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主席感情很深，对江青很熟悉，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被挡，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他会马上派人把江青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绝对不会简单地说‘照章办事’四个字就把江青拒于场外。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就不怕江青向毛主席告状吗？罗瑞卿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绝不会做那种蠢事。
“第三，江青自从1938年11月与毛主席结婚以后，到‘文革’以前，对人是比较和气的，她去参加开国大典如此重要的活动，怎么会不佩戴代表证呢？况且，她身边还带有警卫员和护士，她们是干什么的？江青怎么会和哨兵吵起来呢？
“第四，当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路线是：乘车出中南海东门，沿着筒子河往东行驶，再往南拐，进故宫西阙门，再向右往南拐，汽车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北边的停车场，然后即可上天安门城楼。江青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干什么去呢？路线不对嘛。
“第五，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到苏联看病去了，不在国内，你可以查一查有关资料。”
经过考证，开国大典江青没有参加的确属实，那时她到苏联治病疗养去了。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六个月后，毛泽东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共产党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对我还谈起过她1949年去苏联治病的事情。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大儿子突然发高烧。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又急忙赶回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因为我知道此时江青快要起床了。刚赶回去，江青就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满头的汗水还未擦干。江青便问道：“小杨，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后，她说：“你儿子在这个季节发高烧，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热伤风。我告诉你，扁桃体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苏联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住了7个月的医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国。以后我还是经常发烧，因为切除了扁桃体就等于撤掉了阻挡病菌的哨兵啊！”
江青跟我谈话的情况，证实了特里尔写的是对的，邬吉成的回忆也是对的——江青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挡，而是她当时在苏联治病。
为什么有人那样编写，并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呢？对江青有意见、不喜欢她甚至憎恨她的人很多，为了丑化江青而不顾事实，有意演绎历史？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学者，绝对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无论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实、求信，并且有责任、有义务将所知晓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读者，还历史以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