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时真正站台上向起义将士讲话的人是谁——百色起义前红七军中途离队的人是谁

作者:张雄文 来处:掌上文史 点击:2020-01-17 18:57:49

1929年上半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大战,原李宗仁、白崇禧部将俞作柏与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临阵倒戈,回师南宁。不过,他们尽管反李宗仁、白崇禧,其实也想反蒋介石。因担心独木难支,他们希望和中共合作,随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请求。

这给了邓小平人生的一次重大机会。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随即安排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熟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

1929年8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驻地上海赶到南宁。此后不久,他两次中途离开广西返回上海。

第一次1929年12月11日著名的百色起义(即右江暴动)爆发前夕,邓小平已于11月中旬离开广西前往上海(邓小平自己回忆是1929年10月中旬离开)。当时,他从上海发来电报中,获悉怀孕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即将临盆,便要求回上海汇报工作。

此时,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中央交通龚饮冰刚刚离开,百色暴动在即又急需领导人,因此,前委多数人认为邓小平离开不妥,但苦留不住。后来中共中央来电予以阻止,但邓小平已经离开。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说:

“平兄(即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

邓小平离开后,广东省委指示陈豪人,若邓小平已经回上海汇报工作,由陈豪人担任前委书记,主持起义工作,张云逸为前委常委。

邓小平千里迢迢赶到张锡瑗所在的上海宝隆医院后不久,张锡瑗顺利生产,但不幸得了产褥热去世,孩子也随之夭亡。

这一段时间,陈豪人、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以前委书记身份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未设政委一职),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也就是说,因此时邓小平人在上海,没有在红七军担任任何职务。电影和电视剧《百色起义》里,邓小平身着军装、扎着红领带站在台上向起义将士和群众讲话(实际讲话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邓小平远在上海),可谓几近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随意因人而改变真实历史。

令人奇怪的是,影片《百色起义》还能获得1990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奖、获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接提名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优秀影片奖、首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奖等多项大奖,可谓全面“丰收”,戏里戏外、演员与被演,皆大欢喜。

1930年1月,陈豪人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写出《七军前委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通过士兵运动掌握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以及进驻右江后采取的政策、策略。

1930年2月1日,在红七军前委(即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陈豪人的具体指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组织了广西另一个重要起义——龙州暴动,组建了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此时依然未设政委一职。

陈豪人

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两个月及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2月7日,邓小平经军委书记周恩来再度委派,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日抵达东兰武篆。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上面。

2月下旬,邓小平被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参见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两军的总指挥则为李明瑞。

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的政委,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起”,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资历。

此时,已经在井冈山战斗两年之久的林彪还仅仅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四个月后才担任红四军军长;赫赫威名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也仅为湘西红四军军长(与井冈山红四军有别),五个月后才担任由红四军与红六军合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与邓小平平级,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则是早已成名的北伐虎将,曾任李宗仁麾下国民革命军第7军副军长。

邓小平就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政委时,由于执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红七军奉命攻打南宁失败,刚退回百色;龙州起义则在国民党四个团进攻下也归于失败,红八军被打散。

红八军余部前往百色,并入了红七军,从此红八军番号取消。经中央批准,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但地处百色地区的红七军处境日趋艰难。1930年11月,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广西,沿湘桂边界前进,打算北上江西进入朱德、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整个行程约一万二千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小长征,其中的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国民党调集重兵,一路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

不久,红七军在广东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突遭国民党重兵截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进入江西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另一部被堵截在河的另一边,寻找渡河时机。

几天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洽,不想上饶方面的国民党军对崇义突然发起猛攻。情况紧急,红七军主力边打边撤,并急切等待着邓小平返回。

此时,邓小平已回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了前方的枪声。他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知道部队在撤退,赶不上,所以不赶了。随后,他补充说,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

信送走后,邓小平换上便服,辗转经香港前往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返回上海,从此永远离开了红七军。他给中央汇报的结果如何,至今扑朔迷离,没有只言片语档案文字记载。中央也没有因此对红七军发来任何指示。

环境险恶之下的生死存亡之际,红七军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遽然离队,对部队的军心影响自然不小。红七军将士们也一直有质疑:当时电台不在外出办事的邓小平处,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准确传达到当时并不在红七军的邓小平本人?此后,在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上,红七军老战士不断对邓小平的离队提出质疑,但均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1968年6月至7月,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撰写的《我的自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说明:

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他还检讨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又检讨说:“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邓小平前往上海后,红七军被分割的两支队伍,在最高领导人离队,又无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由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依然各自为战,经过8个月的苦战,最终脱离险境,于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到来,称之为“千里来龙”。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予以表彰。

与此同时,中央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新的政委,事实上取消了邓小平的政委职务。这一年11月,葛耀山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千里转战、与李明瑞一起使红七军血脉得以保存的军长张云逸,因其功勋卓著,也被提拔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参谋长为叶剑英),后来又相继就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与之有天壤之别的是,1931年初,邓小平长途跋涉抵达上海,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取消邓小平红七军政委一职后,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务,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004年第七期《百年潮》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一文指出:“在上海,王明中央就冷落了他半年。”

也就是说,邓小平从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重新成为普通一员,实际上被“罢官”了。

这是他人生真正的“第一落”,其落差远大于后来从县委书记降为村干部;其时间也长久得多,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率驻陕北的红一方面东征结束,任命邓小平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才大体与这一两军的政委相当。但因为不能给人生“增光添彩”,也不便打令人同情的“悲情牌”,各种图解的书刊一直讳莫如深。

王明等人之前与邓小平并无交往,邓小平自然也没有理由“我对王明向无好感”(邓小平1968年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王明等人之所以没有给邓小平安排职务,红七军的中途离队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缘故。后来博古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还于1933年对邓小平离队一事进行正式审查,令其写了书面报告。但因战争环境,审查最终没有结果。唯一的两位证人李明瑞、许卓也分别于1931年10月、1934年2月牺牲。

 

基本可以肯定是周在保护他,因为他的前妻是周的亲密朋友,他两次从广西跑回上海落被处理就是因为这个。但是洛甫博古不干了非常处理他,但是有周护着没法名正言顺的处理他,只好把他这个一天也没有跟毛主席混过的人打【军械员兼文书】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红七军的老人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七军出身的人,张大将也是如此。【  军械员兼文书】

关键时刻和最困难的作战时期,矮子都跑路了,全世界的战士想法都差不多,一起打过仗流过血才是自己人,美鳖拍的兄弟连里一个老兵参加过奥马哈登陆的,因为负伤养病错过阿登森林之战归队后就被排挤当成了新兵

        洛甫博古把他这个一天也没有跟毛主席混过的人打成毛派加以处理,使得周也不好说什么了。【  军械员兼文书】

   基本可以肯定不是周。周有心出手,不至于那几年神憎鬼厌。34.12黎平会议一二纵队合编才到中央队帮忙,当时毛已经有话语权了。所谓中央队秘书长,是遵义会议之后。

     黎平会议在12月,长征以后不会有人再追究其脱队问题,反而是反5次围剿之前有可能,当时mao基本靠边站,即便到了黎平会议,毛也没什么话语权,不过是和洛王走得近搞搞小圈子而已【Morpheus】

            黎平时,一二纵队合并,邓的油印机也丢了只剩一台手摇轻便,让他到中央队帮忙也不过是当壮劳力,谈不上周捞他。【老老狐狸】

                不是说这事儿,是指红7军老人让矮子解释其脱队的问题。45年7大的时候,前红7军的老人做过其脱队的结论,也被压下来了【贫农】

请支持非营利网站炎黄之家:转发请附链接http://womenjia.org/z/202001/1515.html

继续阅读: 叛徒 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