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补：在最后补了个《柳叶刀》抨击罂国国家卫生局领导人应下台的文章。这时候才发现，中国的F4竟然还是西方领导人中的优秀水平。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杀人者米国华盛顿政权官僚当诛：他们如此残忍杀戮米国人民——医护人员、战士、无家可归者》
2.23补：随着渎职官僚去职，湖北特别是武汉形势有了迅速改善：《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生活日记：武汉形势在改善，中国人民太好了》。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牺牲，获得的教训要能有效改进我们的工作，残害人民生命的渎职官僚须不止于免职，追责到底，给予最严厉处罚，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2.10补：我们2月1日发出倡议，建议处决以湖北、武汉四位党政主官为核心的官僚，取严重渎职者人头立威竖信拨乱反正，但至今这些人依然在职位上装腔作势，果然，截至2月10日，这些人屡屡弄出各种截止日口号，掩饰依然惨烈的现实，但依然大量重病患在家中、在隔离点绝望等死（典型如彭安东），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护英雄，居然无人安置、物资被抢。已经很明显，这些人已经五心不定，一点没把心思放在防疫上，结局就是湖北特别是武汉至今处于混乱状态。
我们要问，这些官僚的上线是谁，决策层里谁涉嫌渎职罪，一味包庇、阻止逮捕并枪决这些杀人犯？
2月10日在隔离点无人关注、绝望逝去的武汉市民彭安东，不杀凶手，怎能还逝者公道？
为了掩饰自己的渎职，湖北特别是武汉官僚已经一次次击破下限，甚至成为杀人凶手。
中枢至今留着湖北、武汉四位党政主官，放任他们心乱如麻却装模作样的瞎指挥抗疫战争，拒不与这四寇切割，人民怨气滋生，矛头不言而喻会进一步指向谁，敌对势力和国内汉奸自然会趁机发难搅混水。
炎黄之家为什么这样说？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面对问题，实事求是。
反面则是，犯错者为遮掩自己的错误，会犯下更大更多的错误。
“f4起初是糊弄，然后是舍不得，在往后是不敢，继续是不能。标准的一步步输光家底的赌徒心态。”
为了自己卡位升官，把人民群众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那就别怪人民群众抛弃你。
为了虚假的一片祥和和光同尘，把正确思想打做谣言。自己进退失据，每个重要结论都是错误的，每个布置安排都落不到实处，在关键工作上拿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开玩笑，那就别怪人民群众反对你。【土砖头】
下面这篇文章透露几个关键信息：
- 众多武汉肺炎患者缺少救治死于家中，无法住院、无法确认，也不列入武汉肺炎确诊和死亡名单。
- 大量确认数据外的感染者游离于社会，没有被收治，病毒继续大规模扩散，短期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 武汉肺炎患者，比已披露的数据，显然要大上一个数量级，大量患者的肺炎确认被拖延，形成事实上的瞒报。
- 当地官僚敷衍，武汉短期内已经根本无力救治这些患者，未来数十天相当多患者只能在家里等死。
新加坡撤侨90确诊2人，日本撤侨500确诊8人，按这个比例，武汉地区的武汉肺炎患者或超过10万，这次肺炎比03年非典的传染性强得多，而救治不及时更会加剧传播。
这都揭示武汉形势的极端严峻性，更恶劣的是，这种严峻至今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这才是最危险所在。
轻症、中症不再列入名单，重症得有关系或幸运才能获得确诊机会，得到住院治疗机会，武汉已确诊的人只是少数幸运儿，更多患者只能在医院外辗转求生。
截至2月初，或者等到新建的两所专门医院开始使用，依然不能缓解武汉这种重症者确诊被故意拖延，进而无法住院和得到有效救治的凄惨现状。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湖北官僚仍然不能面对现实，全力应对此次肺炎事件，生者逝去对他们没有任何警醒，官僚们装瞎子看不见，也故意不做全面筛查统计，全面直接隔离，任患者在家里自生自灭，只靠自身免疫系统，该死的在家里都死了，能撑过去的自己撑过来，不影响他们的疾病确认数据。
武汉确实存在巨量医疗资源缺口，这是客观困难，但官僚掩盖事实真相的丑行，低劣治理能力，恶化了形势，以至于完全不可收拾。
湖北官僚们“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策略，把眼睛耳朵捂住，约人谈话，以为这样病毒就不会传播，真是新时代的鸵鸟”。
不像他们嘴巴上说的那样，湖北官僚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内疚感，他们做不到像那个日本撤侨官员昨日那样自杀，他们更不舍得自己的官位，主动辞职让贤。
既然如此，湖北特别是武汉、黄冈等地的官僚，该立刻革职了，否则这些有历史错误负担的官僚，还会继续遮掩，代价是更多生命。
我们以前也认为，临阵换将有不足，还是秋后算账较好，但从“众多武汉肺炎患者缺少救治死于家中”的情况看，换人才能彻底甩掉过去的包袱，直接切开乱麻，彻底解决湖北武汉官僚们始终敷衍塞责的乱局。
人命关天，官僚自身利益的盘算纠结，背后是很多生命的逝去，代价太大了。
“关键节点失灵啊。算以前这是消极怠工，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做法，基本都要枪毙的。”【圣武】
不诛武汉官僚头目，逝者死不瞑目，无以安天下，只能证明官僚集团已沦丧为抱团自保的劣质既得利益集团。
先撤掉这些杀人凶手，请立刻！
原标题：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
媒体采访的10余位病患家庭，多数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他们的家人们处于生死一线
媒体记者 房宫一柳 黎诗韵 刘以秦 信娜 实习生马可欣 | 文
2020年1月26日，刘梅一家接到了一张火化单。她的婆婆、73岁的老人在家中没了呼吸，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刘梅告诉媒体记者，老人在1月21日出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检查后诊断结果显示肺部高度感染。但老人辗转数家医院仍未被住院收治，只能在家自我隔离，直至病危。
老人被送上救护车后，家人再没见过她。他们最后收到的只有一张火化单，显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但据家人说，老人的离世并未被计入新冠肺炎的确诊死亡数字中——因为直到去世，她也没有得到住院资格，也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而去世的不幸者。
老人仓促离世，没有体面的收拾、没有家属的送别，至今骨灰还在殡仪馆里。
刘梅家得不到救治而离世的亲人并非孤例。媒体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到，尽管目前武汉各大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的就医人数比1月23日刚“封城”时有所下降，定点医院也已开至第三批，但一床难求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得到缓解。确诊、疑似数字攀升的同时，仍有很多疫情统计数字之外的人命悬一线。
一位定点医院的科室主任告诉媒体记者，这两天医院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我们只能让剩下75名收不进来的病患，回到家里去。患者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该主任告诉媒体记者。
这名主任说，一般来说，双肺CT呈毛玻璃状病灶，基本可算作疑似，但只有被收治入院的患者才能统计为疑似，才有资格做核酸试纸检查。做完核酸试纸检查的患者其中至少80%能被确诊，之后即被转去其他定点医院。
媒体了解到，该医院已有至少5起死亡疑似病例是未被确诊的，因此也不计入确诊死亡人数中。这意味着，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次疫情的全貌。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患者主要有两条路径可以入院。一是靠社区排队：1月24日武汉社区分流政策实施后，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病患先去社区交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要走通这两条路径并不容易，每一条都可能是无尽的等待。但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生与死的煎熬。
媒体近日先后采访的10多位病患家庭，多数家庭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医院告诉我们只能自救。”多位患者家属告诉媒体记者，他们的家人正处于生死一线。
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Twitter主页上有一句话：记住，这些都不是数字，而是真正的人。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未被囊括进去的人，他们的生死故事都在统计之外。
“父亲不停说，自己没有死在70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
“医生明确说了，父亲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没有检测盒无法确诊。”孙晨告诉媒体记者。
孙晨说，1月26日，在家自我隔离的父亲突然咳血。孙晨慌忙将父亲送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肺部中重度感染。但这份CT检查并没能让父亲得以入院治疗，因为没有经过完整的确诊流程。
医院让孙晨父亲在家里隔离、吃药，但孙晨意识到，“我身边的例子都很严重了，我一定要把父亲送到隔离病床上去。”
床位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床位，家住汉阳的李开蒙在家里眼看着父亲艰难呼吸了一晚上，最终咽了气。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位军人转业干部，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不幸去世后，殡仪馆的车过了十多个小时才到，他们也很忙，一趟得拉好几个。
家在武汉的铁路职工陈力的奶奶，也因为没有病床，在汉口医院的门诊大厅坐了三天，最后没有撑住，抢救无效去世。奶奶同样没有经过确诊流程，也不计入统计数据。
一家定点医院医生告诉记者，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对于中度、轻度患者，门诊和住院的治疗方式本质不会差太多。但对于重症病人来说却有很大区别。对于那些一直在家隔离、但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的病人来说，住进医院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医生建议我和爸爸都想办法去住院，特别是我爸爸不能拖下去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从1月27日开始，杜红利的父亲开始吃不下饭、说不出话。
武汉梨园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杜红利的父亲双肺毛玻璃状病灶严重，肺部斑点明显，血氧只有90，表明患者出现严重缺氧的症状。
杜红利带着父亲，把所有方法都试了一遍。1月27日，他去社区做了登记，一直没有消息。他自己也是肺部感染，还发着低烧。他向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强撑着带父亲到处寻找医院收治。
有300多个床位的武汉672医院，没有住院单不让进；新开放的有700个床位的武汉协和医院汉阳分院也告诉他：要等。
1月28日，杜红利赶到区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床位；找卫健委，对方回复称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等。因为没有办法跨区域协调病人，只能等所在区域的对口医院收治。
杜红利的父亲曾参军15年，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曾是两位高级将领的贴身警卫。杜红利告诉媒体记者，现在全家被感染，自己头晕胸闷的症状也越来越厉害，不知道还能带着父亲扛多久。
他父亲不停对他说，自己没有死在几十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每天看见医院门口除了120的车，就是殡仪馆的车，只剩绝望和无助。”
父亲不便挪动，杜红利每天带着父亲在协和医院汉阳分院门诊打针，睡在医院旁的宾馆。或是一早就去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排队领试纸，但是每天协和试纸限量100份，往往一过去已经没了。直到记者发稿，杜红利的父亲也没能住进医院，因为仍然没机会经历完整的确诊流程。
武汉市民王女士告诉媒体记者，母亲已经在家休克过两回了。母亲年前开始一直在社区打针吃药。1月23日母亲感到身体异常难受，便和父亲一起骑车去了汉口医院，排队12个小时才做完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
王女士说，当时医院没有点滴可打，就连抵制流感的药物“奥司他韦”也不够了，只能给母亲开了儿童剂量的药。之后母亲只能回家自我隔离，靠着家里的吸氧机度日。“有一次我妈妈休克了，我爸爸就抱着我妈妈哭，以为她过去了。”
之前，两位老人家“能自己解决的事绝不麻烦别人”，但接连两次晕厥，让他们不得不拨通女儿的电话。
但此时，王女士和丈夫也都感染了，她要照顾高烧不退的丈夫，自己的双肺也出现了毛玻璃状症状。过不去已经被封路的父母家，王女士为父母拨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队将近500人。“当时120说前两天打的人都没有送进医院去，没什么希望。”
熬到当天下午三、四点，两位老人已经全身乏力，但还是挣扎着骑上自行车去医院。
王女士继续拨打市长热线。第二天，市长热线反馈：“你要找你的社区上报，社区给街道反映，街道给指挥部反映。如果有床位了，指挥部会通知医院安排，然后再安排你们去。”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岚教授对媒体记者表示，发挥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实行真正的分级诊疗，是避免人群扎堆医院、防止交叉感染的有效措施。
但是对于重症者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生与死的煎熬，他们不知道社区的上报和等待需要多久。“从头到尾社区我们都有上报，他们都表示说没有办法，只是说在反映，但什么时候是个头？”王女士说。
在这期间，他们试了所有能拨的电话、能找的关系，王女士甚至还打了110，最后110给了她一个固定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必须要跟社区联系。
1月29日，王女士感到爸妈已经撑不下去了，王女士不得已再次求助120。120明确说，只有联系好医院的床位，才能派车过来。
王女士想起在网上看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协和西院区加了700张床位，于是劝说120带着父母去了协和西院。到医院已是晚上9点，120急救人员说，“（医院）人非常多，急诊室外面都躺满了人，而且并没有急救设备，排队有可能会排不上你。”
关于那700多张床位，据说因为医生的防护服不够，暂时不能全部开放，“因为一旦开放了，医生没有设备上去也会感染。”
120急救人员让王女士赶紧选第二家医院，她恳求救护车把父母拉到武昌医院。她也拿着被子、暖手宝过去，到了医院，王女士自1月20日之后第一次见到了父母。
他们脸色苍白，父亲高烧39度多，站都站不稳，母亲躺在救护车里吸氧。没有床位，医院不收。120的人在旁边催促，他们已经在这家人身上花了三小时。
这时，她的母亲做出决定。她双手合十对急救人员说：“我死也要死在家里，我不再出门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求求你们把我抬回去吧。”120让王女士签完字，重新把她母亲带上车，关上了车门。
看着救护车驶离，王女士再也忍不住。她蹲下身子，坐在被子上嚎啕大哭。
媒体记者了解到，目前只有两种路径可被收治入院。一是靠社区排队，病患先去社区交肺部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
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排队，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1月24号，武汉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7号通告要求，发热居民需进行分级分类筛查。社区是此次疫情的承压阀。武汉市规定，个人发热需要向社区网格员汇总，报社区居委会，再上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着轻症者自行前往或居家观察，而重症者救护车接送，去往定点发热门诊。
作为武汉花桥街某社区的一名社工，王木从除夕开始，连轴转了8天。他们每天会跟踪发热居民的状况。4点前，王木需上报社区内发热病人的名单，其中单独一份为发热重症病人名单。这份名单将上传至街道及所在区，评估后，社区能够得到通知，“哪位病人，什么时间，可以到哪家医院治疗”。
根据媒体在武汉一线的记者获取的社区上报标准如下：
发热人员的标准是：1。发烧37.5度以上；2。咳嗽；3。乏力。
疑似人员的标准是：1.CT检查结果为双肺毛玻璃样改变；2。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异常；3。含发热人员标准。
重症人员的标准是：1。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事实上，很多病患家属告诉媒体记者，就算社区和医院都建议患者立马住院，仍不保证有床位可以住进去。
传染病对隔离的要求，使得医疗资源空前紧张。以往有着上千床位的医院，设置隔离单间以后，床位可能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媒体记者，该定点医院就有大量拿着住院单排队等候，但因为床位紧张无法住进来的病例。
王木所在社区的负责人告诉媒体记者，仅30日一天，他就有100多条通话记录。电话那头，会突然传来痛哭，或者呼喊，“我只能尽量安慰他们，每天心情好点，免疫力提升，身体也会好起来”，该负责人说。
另一条住院路径——病患去定点医院排队确诊之路，也颇为漫长。
刘梅说，她的婆婆去世后，她的大哥、二哥和自己老公也被感染，病情加重，急需住院。他们2月1日去同济医院排队领核酸试纸，被告知一天只有10份。
截至发稿前，武汉市共10家机构可进行病原核酸检测，分别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媒体记者，该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无一确诊。“缺试纸，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缺。”
什么样的患者才能用上核酸试纸？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医生称，医院进行检查后，如果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治疗，患者才能住院并做核酸检测。
中南医院一员工表示：“申请做核酸检查只能让医生开疑似病例报告卡，但只有很紧急的情况才会填写这个报告卡。”
但什么才算“很紧急情况”，媒体记者询问多处，并未获得准确答案。
不少患者和医生的困惑是：1。武汉卫健委在27号称，原则上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但为什么总是缺少核酸试纸？2。做了检测也无法第一时间出具确诊报告。
据第一医院的医生说，检测需要一天的时间，“今天做了，明天能知道一个大概的结果”，但问题是第一医院无法发出确诊报告，而目前定点医院只能凭报告才能接收病人入院。
当记者问到哪些机构能出确诊报告时，该医生表示：“这我也不清楚，也许同济、协和可以。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也是因为拿不到这个确诊报告，就没有床位。”
对于疑似病患数据的统计，医生的判断标准是“低热、咳嗽、肺部CT结果”。上述定点医院医生说，他会上报给科室，但后面的统计过程他并不了解。而另一家定点医院的主任告诉媒体记者，被收入的重症病患才能算疑似，需要确诊进一步治疗。
1月30日，武汉某定点医院开始上报需要确诊检测的疑似病患人数，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一位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时，很多治愈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愈，还需要长期观察。”上述医生说。
这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患在确诊流程和统计数字之外，只能自我求生。
市民李莉告诉媒体记者，经过社区人员联系，她的父亲终于住进了武汉第八医院。但第八医院不是定点医院，此前是专门的肛肠医院。
医院诊断说，父亲双肺已经感染坏死，氧气已经打到最高限度，需要让他尽快转到定点医院，但因为第八医院没有测试盒，所以病人一直无法确诊，而无法确诊也就无法转院。
“第八医院已经上报好多天了都没有任何回复，”李莉说，她拨打120，120的回复是，只能通过社区上报转去定点医院，但之前的第八医院就是社区千辛万苦才安排住上的。
李莉父亲的遭遇，似乎构成了一个无解的痛苦循环。
截至发稿，记者逐一拨打了武汉市定点医院的电话，接通的7家医院均表示“暂时没有床位”。
谁能住进去？
在无数患者家属眼里，武汉在快速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媒体记者采访得知，2月3日，设置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按照计划必须竣工，但具体开放时间需要物业、电力、医药设备等配合。目前媒体记者采访的多数医院尚未收到转移病患的通知。
等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门的这几天，就是一些重症病人的生死关。据媒体记者了解，即使确诊并获得社区住院单，也不一定就能第一时间住进医院。
两个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加起来也就2000个病床，还不够湖北省两天的新增病例使用。
微博公开求助，成为一些人最后的尝试。一位住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机关幼儿园附近的孕妇家属告诉媒体记者，家中孕妇怀孕8个月，最新诊断结果显示：双肺重度感染。
但定点发热门诊不收孕妇，门诊也没有胎心监护，区妇幼和省妇幼则不收发热病人。家人发微博求助几天后，1月31日他们得到了社区和区政府的关注，被社区车辆载着往返跑了几家医院，2月1日上午总算住进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好消息。但对于另一些家庭，这个消息让他们心情复杂。“已经到了谁喊得响亮，谁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了吗？”一位病患家属对媒体记者说。
能找到床位的，都被称作“幸运儿”。刘小青一家有六人患病，只有三位住到了医院，“更多是靠自己托关系、找渠道。”
刘小青一家可能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被感染。1月18日疫情还被认为不会“人传人”，他们一起在外面吃了年饭。之后不久家人陆续发烧，从父母、小姑妈到90岁的奶奶，再到大姑妈和大姑爹。1月21日，刘小青的母亲去做了CT，显示双肺病毒性感染。
这之后，母亲连续高烧了四天，几近晕厥，“我们联系了很多人，才找到汉口医院那边，有一个床位让她住进去了。”
到了1月28日，她的奶奶开始发病，辗转汉南医院、协和西院，未能住成院。奶奶排了一天门诊，终于打了上针，结果却“立刻浑身颤抖像癫痫一样，无法正常行走和说话”。医生留她在留观病房吸氧，但回家后，奶奶仍然呼吸困难。
“我们找了很多人才能够住到第六医院的ICU。当时我们也是一直在催社区，催协和医院那边，但是没有得到反馈和消息。”
她的父亲也在打完针后呼吸困难，用上了吸氧机。刘小青把情况发到了微博，等到第二天七点起来，接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让父亲住上了ICU。
父亲说，别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发微博求救，最后能住院是一种医疗不公，“但毕竟生命要紧。”后来，她把微博删了。
1月29日凌晨4点，家住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商一社区的陈晓薇，拖着病体去医院排队，终于在协和医院排上了试纸。2月1日试纸结果送达，显示陈晓薇是“双阳（确诊）”，但当她和家人前往社区准备领取住院单时，他们看到商一社区服务点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开门。家人只能选择报警。
警察没到，是社区所属的街道办找到了解决办法。陈晓薇说，就在今天下午，街道办帮他们在协和找到了一张床位。“终于有救了。”她说。晚间，当陈晓薇和丈夫抵达协和西院准备住院时，被告知需要转去红十字会医院。截止发稿，他们仍然在红会医院观察室等候床位。
华中科技大学保障中心副主任姚岚教授说，她看到澳门征用了离人群较远、相对独立的酒店，作为有湖北接触史的人群隔离集中管理区。她建议湖北及其它地区也可采取类似举措，有效控制好疑似病例。
中南医院急救中心主任助理、急诊外科主任沈俊告诉媒体记者，中南医院都是收治很重的病人，“属于生命体征很不稳定的患者（氧合差、心率快，呼吸频率快，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人）”。床位短缺，疑似或轻症的都在家隔离。
据悉，医院基本没有床位了，急诊科也用来收治病毒肺的病人，急诊留观室也满了，“基本上病房空出来一个，留观室就进一个到病房。”
沈俊说，床位分配并不能满足社区的要求，而是评估病人的情况，“比方说有的病人自己被家人送到医院了，病很重了，留观室有空床了，就先留观，我不可能让他回去排队，等社区报上来我再安排。或者我不收他，然后把社区上报上来的比较轻的病人收住院，肯定不可能的。”
关于检测盒，他表示中南医院发热门诊可以做核酸检测，大概2小时就可以出结果，但因试剂盒有限，需要肺CT有病毒性肺炎表现的患者才能做。
沈俊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把轻症患者集中起来隔离和治疗，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他还建议在家的患者服用两种药，抗病毒的以及抗感染的，发烧超过38.5℃就退热，“因为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去治疗这个疾病，不能网上跟风，说什么药就买来吃，住院治疗也是对重症患者提供支持治疗，如果能够扛过这个时间的话，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这两天他接诊了一位45岁的病人，病人一家五口，父母两个皆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了，儿子也感染了。病人的情况十分严重，用了高流量吸氧和无创面罩通气，但血氧饱和度还只有50%，最后不得已给她麻醉插管，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
“在插管麻醉前，她看着我们做准备，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那种恐惧让人看到很心疼，”沈俊说，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医生都下定了决心，要尽全力救治所有的病人。”
一直和父亲在等待核酸检测试纸的孙晨不允许自己再失眠和哭泣了，她知道自己还得继续催社区，找医院，还得给爸妈做饭，太多事要做了，不能倒下。她期待火神山和雷神山快点建好，“必须得住进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武汉市民彭安东在隔离点无人关注、绝望逝去
用户6577401728
2月9日 21:27 来自 HUAWEI nova 3e
这几天我很气愤也很无奈，现在的武汉到处都是新型肺炎，到处都在抗疫，官宣的都是什么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应收尽收，可我们家呢？
事情要从老爸被隔离开始，我爸爸59岁，28号出门买菜被感染了，回来就不舒服，29号带去社区医院，拍的CT，抽血，疑似病例，拿的药，30号高烧，咳嗽，呼吸困难，带去普爱医院打针，31号到4号一直打针，期间去了韩家墩街道云鹤园小区社区登记，要求隔离。
5号下午送去太平洋艳阳天酒家隔离，6号，7号，8号，期间我有和他通电话，情况不是很好，说话喘不过气来，问了他些情况，隔离点没有医护人员，只有保安，每天发一种药，自己吃，吃饭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我有时候吃了饭的，有时候没有吃饭。
我向硚口区政府，韩家墩街道办，市长热线，都打过电话，建议把我爸送去有医护人员的地方收治，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复，回复的都是“我们知道了，向上级上报”，期间一直在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反映。
8号，我向往常一样和爸爸打电话，电话通了没有人接，我以为是他睡着了，没有听到，直到我一直打电话，中间有一到两个小时间隔，一直没有人接，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我就觉得不正常，让我弟弟去隔离点去看看，结果他被拦在隔离点不让进，里面的安保人员让他等着，等他们队长来了去看，结果一看不在房间，后来经过几个小时，大概四五个小时吧，发现在另外一个房间，隔离点的人告诉我弟弟说，人已经去逝了，我们没有看见我爸爸的人不敢确定是不是我爸爸啊。
后来等到八点多的时候，又说重度昏迷，打电话叫救护啊，肯定是，可等了半天，救护车是来了，没有人帮忙抬车上，都怕感染，我理解，可等了一会又说没有床位，没有医院接受。
今天都9号晚上九点二十了，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电话，市长热线，区政府，市建委，一个推一个，最难以接受的是区政府告诉我，他们只对口社区，隔离点不归他们管，现在爸爸还在隔离点重度昏迷，是个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这就是我的爸爸的情况，忘有关部门，落实这个“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应收尽收的口号，不是我找到你，你说再去找谁”，
用户6577401728
2月10日 18:11 来自 HUAWEI nova 3e
#武汉记录#很可惜，终究没有看他老人家最后一面，隔着手机真的很难过，望天堂没有疾病，一路走好，@雷火救援 @人民日报 @林需药 谢谢你们帮我扩散，希望早点过去，像我这样的家庭会少点，希望没有得到接助的都能得到救治，也希望政府能够真的做到，不漏一人
柳叶刀：新冠肺炎、国家卫生局和“国耻”
“尘埃落定时，NHS英格兰委员会应全部辞职。” 一位国家卫生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医务工作者上周写道。医务工作者们所感受到的愤怒和沮丧规模前所未有，原因是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遏制--延迟--缓解--研究”的策略失败。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部长们没有遵循世卫组织的建议来，即“检验，检验，再检验”每一个可疑病例。他们没有封锁，也没有隔离。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神秘原因，这些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控制的基本原则被无视了。英国现在又有一个新计划：“平定–保护–治疗– 缓和”。但是这个计划在爆发过程中推出得太迟了，NHS完全没有为即将到来的重症和重症患者激增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请NHS的工作人员将他们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他们的口述凄惨得令人害怕：
- “……仍然得不到个人防护设备(PPE)或测试资源。”
- “僵化的指导结构使正确决策变得困难。”
- “没有指导方针，这很混乱。”
- “我不安全。我没有受到保护。”
- “我们就好像是在假装我们能控制住整个事情。”
- “感觉好像我们正在故意伤害患者。”
- “我们真的需要防护和预防措施。”
- “完全是屠杀。”
- “人道主义危机。”
- “ NHS的信用败光了。”
- “之前不封锁--现在我们的命运都被锁死。”
- “我在战地医院都得到过比现在更好的预警和支持。”
- “伦敦的医院不堪重负。公众和媒体都没有意识到，今天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西方医疗体系运作正常的城市。”
- “我们将如何保护患者和员工……我无言以对。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犯罪行为啊……NHS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感到完全无助。”
英格兰的副首席医疗官詹妮·哈里斯（Jenny Harries）于2020年3月20日说：“英国的PPE（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十分充足。” 她声称供应压力现在已经“完全解决”。我相信哈里斯博士当时相信她所说的话，但是她错了，她应该向仍然无法获得WHO标准PPE的数千名卫生工作者道歉。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比如医生没有PPE却要去检测疑似有症状的病人，比如卫生工作者没有口罩，甚至有PPE的，没经过培训，抑或，使用的没有检测过的口罩根本没有达到WHO标准——医生甚至不得不自己想方设法购买口罩。还有，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混杂在一起，等等。这些情况太可怕了，医务人员常常哭泣。正如一位医生写道：“领导层的临床政策的彻底失败，将导致COVID-19在医院内的彻底爆发。” 前线工作人员正在直面疾病，并处在死亡风险中。
NHS完全没有为这一大流行做好准备，这完全不可理喻。早已有科学家对武汉爆发COVID-19建模：Joseph Wu和他的同事(网页链接)在《柳叶刀》上写道2020年1月31日：“在目前的轨迹上，2019-nCoV可能会成为全球流行病……在中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健康保护……应该准备在短时间内部署准备计划，包括确保药品供应链的安全，个人防护设备，医院用品以及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全球疫情带来的后果。”
以上警告有科学依据和血泪实例支持，并不是轻率之言。首席医学官，英格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科学顾本应该度过这些相关的研究。他们有责任立即将NHS和英国公众置于高度戒备状态，使用2月来扩大冠状病毒的检测能力，确保分发符合WHO标准的PPE，并制定培训计划和准则以保护NHS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结果是整个NHS陷入混乱和恐慌。许多患者本不该死去，NHS的工作者本不该死去——但现在他们正在死亡中。确实，正如一位卫生工作者上周写道，这是“一场全国性丑闻”。该丑闻究竟最后会演变到何等地步，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配图: Name and shame
三人依次为
Simon Stevens,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Jenny Harries OBE, England's Deputy Chief Medical Officer
Matt Hancock,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已感染）
National shame 特别奖颁给BoJo， 我们都知道他长什么样。
其它：
《美国一护士疑因建议同事戴N95口罩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