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书评
书名：《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作者：安德烈亚斯·威默
译者：叶江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俄国辽阔的疆域，是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通过几轮征服是获得的。第一轮从16世纪持续到18世纪，沙皇俄国将金帐汗国统治区悉数纳入统治，包括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诺盖鞑靼诸韩国、准噶尔汗国的部分等。第二轮即同时期向西的扩张，将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比萨拉比亚。第三轮从19世纪征服南方和东方，包括高加索山脉另一边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库曼、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还深入到西伯利亚的腹地，乃至白令海峡，短暂控制了阿拉斯加。
俄国的扩张迅捷，由此形成的超大帝国，是多语言的。而且，多种语言与多种书写文字相互结合，还一直保持到了苏联时期。俄语是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但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沿用着自己过去的文字，芬兰人、波兰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都采用修改过的拉丁字母书写；而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用的是阿拉伯文——这其中，俄语并不占据优势。
瑞士政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哲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所著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认为，沙皇俄国时期和苏联时期，广义上的俄国都存在碎片化的语言和书写文字景观，因而构成了差异很大的族群等级，阻碍了跨越族群分界的政治联盟网络形成，让族群差异越往后越明显，所以当国家内部压力变大的情况下，最终使得庞大的国家沿着族群分界线分裂解体。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这本书认为，中华帝国历朝历代采用的科举制，且分省划定录取名额的做法，非常有利于均衡的选拔各地人才，强化各地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但这一点在沙皇俄国时期并不存在。彼得大帝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引进了北欧模式，确立了一种社会等级秩序，既由国家来定义什么样的人可以获得头衔、什么等级的成员。具体等级制度中，贵族、神职人员、荣誉公民、商人、城市平民、工匠、武装农民、农牧（被解放后的自由民），以及由犹太人、高加索的山地部落、西伯利亚狩猎者、草原游牧牧民组成的特殊群体（经同化后有机会成为正式的俄国自由民）。
俄国在不断征服扩大的过程中，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原有社会等级被转为俄国社会等级体制，也就是说，诸如波兰-立陶宛王国等国家的原有贵族，依旧是贵族，但地位相对低于俄国原有的贵族等级。其他等级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下波兰这样的国家，其实社会等级体系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书中指出，波兰贵族的体系延续着，还拥有自己的全波兰语学校、大学系统、军队、军事院校；这样的情况下在古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任一省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更不可能按照方言而不是汉语标准语进行训练。波兰贵族因此长期保留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复国梦想。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省份甚至一个城市，虽然归属于一个国家，却采用完全不同于国家一体的教育、政治架构甚至语言（方言）、语音，甚至以具备不同于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念为荣，就很难避免生发分离情绪。
虽然在19世纪后期，沙皇逐步在波兰采取俄罗斯化的政策，但这时的民族主义潮流在欧洲已经兴起。所以尽管沙皇俄国之后陆续禁绝了波兰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立陶宛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但这种禁令无法真正意义上杜绝大量的地下学校保留原有语言传播。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立国时间短的缺陷被放大，使之不能像古代中国那样有“足够长的历史来通过缓慢的、自愿的同化过程来侵蚀文化差异”；而且，俄国当时也没有诸如中国儒家那样有助于形成和强化一体感的政治观念和理论体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乌克兰人”这个概念其实是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自己制造出来的。乌克兰在被并入沙皇俄国时，识字率很低，到1900年仅20%的人能够阅读。但沙皇俄国末期，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国大城市的贵族阶层成为了民粹主义者，传播者一种公正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观念，其观念传入乌克兰后强化了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在区域内形成斗争派别，并积极向原本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农民展开宣传。
而在原有的阿拉伯文语言地区，俄语更是遭致了彻底的边缘化。尽管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不断在战场上击败奥斯曼帝国，但被逐次纳入沙俄版图的原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属地，却保留着原有的语言学校，到了20世纪初更是发展出以阿拉伯文、伏尔加鞑靼语印刷的报刊和出版行业。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书中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在恢复对沙皇俄国原有版图控制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像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样，“成为真正的跨族群（民族）政治组织”，而是由分散在各地、各族群的革命分支共同构成。
沙皇俄国时期，俄语人口在权力机构中占据的比例很高，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贵族因为与皇室的亲缘性所以也获得了相当的重要地位，而其他的族群在权力核心圈中的代表比例也非常低。换言之，在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革命时期，俄语人口以外的族群很难通过像中国的科举，以及跨族群政治组织的革命行动来赢得政治参与的空间——进入苏联时期，跨族群政治联盟也长期未能构建起来，俄罗斯人继续占据主要席位，通常占据85%的职位，但俄语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当俄语人口以外族群的人士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比如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任职时，他的格鲁吉亚同胞就获得了突破性的提升机会。这也只是非制度化的例子，意味着“苏联国家建构在其整合方面基本失败了”。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这本书认为，国家的建构需要具备三个重要条件：首先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书中以博茨瓦纳和索马里为例，指出新独立国家能否为公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将决定着人民是否可能因此具备对于国家的基本认同；
其次，志愿性组织。这个称谓是现代性的。但我们如果考察古代中国，无论都城是长安、洛阳，还是北京、南京，都不难发现，都城以及各地省城里充斥着各种政治、文化类的组织，起到的是对各地精英、准精英的吸纳作用，以共同语言、共同的旨趣爱好来搭建彼此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士子步入官场之前，都城和省城都会以志愿性组织来使前者建立并强化家国概念，发展跨族群、跨地域的社会关系，这就使得无论来自天南地北何地的士子为官，还是未中返乡，都将始终发挥家国共同体建设成员的积极作用。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书中以瑞士和比利时为例，就志愿性组织在弥合国家内部不同族群、地域差异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说明，指出前者最终因此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多族群联盟；而欠缺这方面条件的后者，在20世纪晚期以来在政治上则不断陷入严重的问题。
第三，语言的同质性。正如本文前面主要内容所谈到的那样，沙皇俄国未能很好的搭建起跨族群政治联盟，这其中语言的多样性以至于在民族主义潮流中导致了俄国国内不同族群的分离倾向，所以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就曾经历过一轮领土丧失（苏联成立后又陆续将部分已独立国家纳入其联盟体系）；而在1991年前后，即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以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的脱离了俄罗斯的国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