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州委原书记王俊强：“自己苦了半辈子，1个月工资还不够给商人一顿早餐，慢慢就同流合污了。”
2016年1月25日，柳传志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提出：“让民营企业进入医院之后，，将彻底解决医患矛盾，因为民企没有“天”，我们说改就能改，就是上面没谁是天！”
2022年1月26日，一张“康华医院”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图片显示，东莞康华医院手术室举行2022年终总结大会，会场悬挂的条幅内容为“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东莞康华医院于2002年9月筹建，是一所民营三甲医院。
新冠肺炎事件，从2月13日开始，如我们在《杀人者湖北武汉官员当诛》中的呼吁，主要罪魁祸首被开始秋后算账后，官僚终于开始面对惨烈现实、披露真实数据，采取针对性措施，肺炎危害逐渐得以控制。为惩前毖后，这事也到了反思阶段。
反思之前，我们要看看2019年又一轮丑陋的医疗卫生私有化运动：
严控公立医院数量 为社会办医留足空间
2019-06-13 人民日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及国家发改委、国家医保局、中国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有关情况。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王贺胜介绍，意见在审批准入、审核评价、校验服务、人员资质、监督管理等涉及医疗质量安全的方面，对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同等待遇；在规划、税收、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向社会办医进一步倾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做规划限制；社会办医可按规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面向社会组建的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中，要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办医行业组织和社会办医人员。
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人员、床位、诊疗量占比均保持稳定增长。
“政府始终把简化优化准入作为支持社会办医的重要着力点。”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蔡长华介绍，政府对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取消床位规模要求。今后，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凡是社会力量有意愿、有能力办医的，都要优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和运营。
目前，健康保险普遍将被保险人在社会办医机构就诊的费用纳入保障范围，提升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社会办医离不开医保基金的支持。社会办医机构正式运营3个月后，即可提出定点申请，定点评估不得超过3个月。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19.35万家，其中非公立定点医疗机构6.2万家。
正如附文王绍光老师在2009年提请大家注意的：
医疗改革在全世界都是充满了政治的过程，会有大量的政治势力参与，企图扭转已经确定的医改方向。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着重于少部分人，一个是着重于大部分人。
媒体出来的东西往往想把医改往某一个方向拧，媒体上专家的说法都在想把医改往某个方向上引。
一些利益群体兴趣在讲营利的那一小部分上，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要让外国医院进来，让外资进来，让私人资本进去，提高高回报的医疗服务。
就连发国巴黎政权总统马克龙也进行了深刻反思：
我们必须吸取现在的教训，反省几十年来我们的世界所奉行的、已显出千疮百孔的发展模式，审视我们民主制度的缺陷。这次“全球大流行病”已经向我们显示，我们的福利体系，无论其收入、经历、职业均能享受的全民免费医疗绝非是一种代价或负担，而是在灾难来袭时我们宝贵的财富和必不可缺的优势。正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病”，才显示出我们必须将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法则之外。将我们的食物、保障系统以及照料生活环境的能力委任于他人是愚不可及的。我们应该夺回控制权。
这次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肺炎事件，无疑狠狠的抽了官僚们一记耳光，所以我们理应反思医疗卫生私有化。
很多官僚只想着自己舒舒服服的躺着当官、捞钱，不愿意承担对人民、对医护人员的责任，和莆田系等资本家勾结起来，把医院当包袱贱卖，再合谋从药物、药械、设备资源等方面敛财，资本家将医院当成敲骨榨髓的剥夺工具，将医院沦为谋财害命的诈骗基地，平时都这幅德行，遑论紧急时刻动员起来？这种改革方向极端错误，是所谓改革开放出现大倒退的根源之一。我们此前有过讨论，本文再做些补充。
- 《莆田系医院不是医疗，是谋财害命，是特大医疗诈骗团伙》
-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摧毁了医疗行业信任资本》
- 《殡葬业私有化样本：私有资本和权力结合高价垄断八年，民众死不起》
- 《“靠养老教育医疗拉动内需”是饮鸩止渴、毁坏国家、宰割人民》
- 《什么是中国可能面临的“颠覆性错误”？妖魔化国企、极端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改革快》
- 《2018年无效疫苗事件辑录：人民被政府和资本联手出卖》
特别要提醒的是，现在的患者和医生的矛盾，其实是上层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正如有人所说：
脱离客观基础是要出问题的。医护人员、教育人员的不正常社会舆论，是整个社会不正常改革造成的。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把救死扶伤和教书育人变成赚钱机器的人才是最邪恶的。舆论环境的产生只不过是在客观基础上的附着物。【无家可归的JJ】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真是太形象了。【paperman】
@东宝：
好在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疫情战争后，2021年2月，习总书记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在抗疫斗争中，公立医院是中流砥柱。下一步，要继续巩固、强化、壮大公立医院，这一条是明确的。”
2019年十部委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的文件出来后，简直让人无语
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一方面高调宣传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老百姓不选择私营医院，不相信资本家，于是政府十部委出马，直接下文限制公立医院规模，不准扩容，让资本和私营医院有空间
本市一个公立三甲医院，十多年前是1200床位，实际上都有2千多病人住院，申请编制床位为1800张，但是不批，其中依据就是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次疫情全靠这家三甲医院，获得了国家两项荣誉称号。
千人医疗队缘何从辽宁召之即来？！—— “武汉防疫战”显影公立医院改制的教训
辽宁王忠新， 2020-02-13 ，乌有之乡
继已派出3支医疗队和1支疾控队，2月8日21时，500余名医护人员分乘4架包机，从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驰援武汉。2月9日12时，500余名医护人员分乘4架包机，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赶赴武汉。目送这医疗队的壮行，人们是否还要做点深层的思考？
一、各省中辽宁公立医院最多，公有制优势能量巨大。
1.24小时之内，1000余名医护人员紧急集结出征!截至到2月9号，全国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逆风而上达11921名，其中辽宁总共驰援武汉医护人员1382人，辽宁以占全国30：1的人口，贡献了11.6%的医疗救援力量。除了解放军从全国各战区紧急抽调1400名医疗队，用8架运输机紧急驰援武汉之外，辽宁是唯一一省受命组织千人医疗队，包用8架客机驰援武汉!
为快速组成千人医疗队驰援武汉，一声令下，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奋勇参战，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为快速组成千人医疗队驰援武汉，一声令下，大连全市公立医院的门诊停止接诊，把最好的医生护士都送去了武汉前线。母送儿，夫送妻，义无反顾，那场面真激动人心。
别说在和平年代，就是在战时，共和国从一省24小时内，调动千人医疗队出征，绝无仅有!在国内外若24小时调动民用医院千人医疗队出征，更是天方夜谭。
据不完全统计，辽宁已向湖北支援120辆负压救护车、100台呼吸机、CT机、X光机、12.5万个口罩、13吨消毒液、3.6万盒药品和1万瓶洗手液......。这次千人医疗队，也是“携装带弹”出征。
2.辽宁为什么24小时内，能出征千人医疗队？这无疑是全国一盘棋中国家信任辽宁，这无疑是武汉防疫前线需要辽宁，可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那是辽宁有能力、有实力24小时内组织起千人医疗队驰援武汉!那么，辽宁为什么有能力24小时内组织起千人医疗队驰援武汉。究其根本，就在于辽宁的公立医院在全国各省中数量最多，公有制优势能量巨大。
尽管改开以来，经过东改西改，辽宁大量公有医院已被私有化，甚至被改没了(被私有化后搞房地产了)。但截至2017年底，辽宁尚有991个公立医院：其中，沈阳有299家，大连有160家。辽宁还有6所公立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沈阳医学院、辽宁医学院。
二、从“武汉防疫战”中，应汲取公立医院改制的教训。
教训之一：武汉公立医院太少。
相比2017年安徽省公立医院有593家，武汉市公立医院有96家，安徽省仅有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医药学院。沈阳公立医院比武汉多三倍多，大连公立医院比武汉多近2倍。
武汉常住人口近1200万，在全国排名第6，在亚洲排名第7，在世界排名第13。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武汉非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远超一般特大城市。沈阳常住人口830万，大连常住人口700万，沈阳、大连非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远没武汉多。但武汉公立医院远没沈阳、大连多，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数。
“武汉防疫战”打响后，参战的主要是公立医院为主，而这样少的公立医院怎么能承担起全省和武汉市的防控疫情？“武汉防疫战”初战不力，原因很多，但公立医院太少，毋庸置疑。
教训之二：防疫大事绝不能交市场配置。
“武汉防疫战”打到今天，从全国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几乎都是公立医院派出。私立医院很少有所作为，那莆田系6000多私立医院都作壁上观。当然，近日有个别私立医院也组成几支医疗队奔赴武汉，但几支医疗队分别由10人左右组成，对他们也要献上由衷的敬意。但大规模的防疫战，靠投入小股部队防疫，无疑是杯水车薪，绝对起不到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总体上讲，私立医院更多考虑的是收入最大化，为疫情付出的成本巨大，它们不具备公立医院不惜一切代价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因。作为任何发达国家，在紧急防疫时刻，也无法大规模调动私立医院投入作战，除非将私立医院国有化。所以，绝不能将防疫这样事关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交给市场化配置!
教训之三：毛泽东时代的防疫体系应有借鉴。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那对毛泽东时代的公共医疗防疫体系就不能一笔抹杀，这主要分三个层面组成：
一是从省、市、县到人民公社有完整的公立医院体系;街道、学校有公立卫生所(站);农村生产大队有卫生所，生产队有赤脚医生(都不拿工资)。
二是全国有50多万国企，其中的大中型国企，全有卫生院和卫生所，这绝对是治病防疫的生力军。一旦出现问题，那“谁家孩子谁抱”，就很解决问题。
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全民性的搞“爱国卫生运动”。
这三道防线交错，使任何疫情都没有发生。现在这个医疗防疫体系已不复存在，也不可能重建，但至少那春秋两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能在“向钱看”中丢掉吧？更不能交给市场化配置吧？而用什么方式覆盖全民医疗，更不能交给市场化的“万能上帝”？
三、辽宁公立医院继续私有化，还能有千人医疗队可调吗？
辽宁作为全国唯一堪称老工业基地的省份(上海、天津、武汉等只能称为工业市)，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改开前有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其中有几千个大中型国企。
可自改开以来，辽宁国企改革将12个地级市国企，一个不剩地卖掉和转制了(有的市甚至将三次产业的公有企业全卖了，以致国有经济只占地区经济的0.01%，请看清是0.01%)，相伴的卫生院和卫生所荡然无存。仅沈阳、大连这两个副省级市，还留有10几个市属国企，但其卫生院也都剥离转制了。省属工口国企只剩7个，其卫生院也早早剥离转制。至于在辽宁的众多央企，也在最近一轮“国企瘦身”中，全部进入转制。
作为省市县的公立医院，在不停地转制中，大部分私有化了。
虽经长期的私有化(民营化)，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辽宁毕竟保留下近千个公立医院，保留下各省最多的公立医院，就这近千个优质公立医院，才托举起24小时组成千人医疗队，才在“武汉防疫保卫战”展现了辽宁的“瘦虎雄风”!假如这公立医院私有化继续下去，国家遇到紧急情况，辽宁还能调出千人医疗队吗？
总而言之，“武汉防疫保卫战”，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举国进行的一次防生化武器攻击的大演习，演习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证明三点：
其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归根到底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发挥公立医院优势!
其二、公立医院私有化必须叫停! 一次次抗震、抗洪、防疫反复证明，只有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才能集团性“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地冲在最前线。如果公立医院继续私有化，还能24小时调动民用千人医疗队千里驰援吗？
其三、医改亟需考虑“藏军”公立医院，在公立医院建立一支不穿军装的，能在抗震、抗灾、防疫，甚至能防细菌战、防生化战争，能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防疫部队”
援鄂大军中，深圳的力量为何如此单薄]
武汉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迅速响应国家号召，动员大量送护人员支援灾区，截至2月20日，援鄂力量已经达到229支30476人。体现了国家强大的动员力量和同胞危难相助的美德。
两个有趣的数字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一边是深圳的援兵为30人，一边是辽宁的援兵达到 1400多人，居全国第5位，还成建制的接管了雷神山医院。
究其原因；深圳是改革的前沿阵地，改得很彻底，医疗机构大都私营化了！这次派出的2批30人中，除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等几家外地驻深医院派出的人员，深圳本地3家公立医院只勉强抽出了几个人！
辽宁是共和国的长子，是撑起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大型国有企业重地，尽管现在面临着“转型”的困难，仍然坚守了公有化的信念，国家遭遇大难时，又一次显示出了英雄本色！
无意诋毁谁，但是真相就在眼前！
医疗产业化，私有化会是14亿中国人的隐忧！
王绍光：医改的主流方向不应是医院私有化
来源：雅理读书 作者：王绍光
本文原刊于2009年4月，由欧树军采访整理，刊发时有删节，本次推送为全文版。
纲举才能目张
纲举才能目张，讨论纲到底是什么比只讨论目更重要，整个医改的方针、路向是最重要的。
解放前，国民政府把国医体制写在宪法里，就是说国家把整个医疗包下来，给所有人提供服务，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直到1995年左右台湾地区才覆盖绝大多数人。实际上，解放前的医疗状况非常不好，政府也提供不了什么医疗服务，整个中国的现代医生非常少，大部分是中医，还有一些庸医。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从经常讲的两个指标来看，婴儿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两百五，非常高，人均寿命不到三十五岁，又非常低。
解放后，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大会确定了四个医疗方针：第一个是为工农兵服务，第二个是预防为主，第三个是中西医相结合，第四个是医疗卫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今天的医改方案是向这四个方向的回归。现在当然不再提为工农兵服务，但当时这样提有很大的历史背景。
有钱的人看病没有太大问题，工农兵大有问题，所以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现在讲建设和谐社会，讲推进全民医保，为所有提供医疗服务，绝大多数受益者还是工人、农民和士兵这些普通人，还是传统的工农兵概念，整个医改方案的这个意图很清晰。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没有做到全民医保，因为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不是国家提供的，而是农村各个社队自己用农民集资做起来的互助共济形式，虽然覆盖基本是全面的，但各地的医疗服务差别非常大。
第一次卫生大会比较注重预防为主，现在则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制度当中。
公共卫生的基本涵义是，得病不是个人的错，而是与公共卫生有关，大量多发病、流行病和传染病要由政府来防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卫生基本是国家包下来，将公共卫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比如消灭血吸虫，解决地方病问题等等。现在群众运动这部分可能少一点，因为可以用更现代的药物、医疗技术、制度来保障公共卫生，比如为全国儿童提供卫生防疫。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防疫慢慢变成了经营性的东西，为了挣钱而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国家拨款也不多，这次医改方案比较明确，预防为主，重建公共卫生制度，公共卫生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
医改方案还强调要中西药结合，要建立国家基本药品目录。
大家讨论医改的时候很可能会把它视为小问题忽略掉，但它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医疗体制在全世界都是最贵的，非常昂贵，要让它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话，成本就必须足够低。首先是医疗成本要控制在足够低的程度，如果所有中国医生都拿美国医生那种高工资，中国的医疗体制就便宜不下来，老百姓就看不起病。1995年以后台湾医疗体制之所以能覆盖绝大多数人，与台湾把医疗成本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医疗设备成本要足够低，中草药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倡一根针、一把草，针灸加草药，大幅降低了医疗成本，也使农村合作医疗能够普及到穷乡僻野里面去。在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中，很多都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同时，又可以纠正前二十年里面医药批发层次太多，黑幕太多，回扣太多，导致医疗设备成本太高的问题。可以说，每个领域都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回归，而不是完全原地踏步。
医改的整体方向与新中国第一次卫生大会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种回归，摆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迷惑，当时强调人民的事业人民办，实际上就是政府退出了医疗领域，尽管没有完全退出，但当时老百姓负担的医疗比重已经非常高，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老百姓看病贵，负担不起。
全民共识推动医疗政策转型
医改整体方向的转变，不是少数专家的事、不是官僚部门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是全民参与、全民讨论达成共识、要求政府提供基本医疗的结果。
新型合作医疗与传统合作医疗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资金参与。传统合作医疗是社队农民自己的钱筹在一起，生产队一垮，集体经济一垮，传统合作医疗就难以为继，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参与。通过90年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政府在2002年10月SARS危机以前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社会政策转型更大的动力来自全民共识。
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分界线在21世纪初期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农村有新合作医疗，城镇有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中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比如农民工在城市体制里不是职工，城市职工的家属、老人怎么办，不覆盖这些人，就会有很多人的基本医疗问题得不到解决。
2002年以后2005年医改提上议程以前，全民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批评看病难、看病贵，批评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批评政府放弃责任，要求政府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建立覆盖所有人的基本医疗体制，慢慢成为人们的共识。
政府开始认识到了这种共识的存在，但具体怎么做当时不清楚，因为医改涉及面太广。所以2005-2009又反复讨论了四年，专家参与，政府十四个部门参与，几万人参与发改委的征求意见讨论稿，媒体上也有很多讨论。
因此，可以说这次医改指导思想的转变不是个别人良心发现，而是全民共识的产物，是人们在更大背景下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传统的社会主义在前三十年主要是探索如何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如何实现分散的计划经济，也不是集中的计划经济，跟苏联模式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是国有制，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有制，有大量的集体企业，我们的计划体制也不是中央集权的，而是分权的体制。
后三十年的前二十年是探索如何摆脱公有制一统状况如何实行生产资料的多样化，探索如何在计划体制以外实行市场体制，实现资源的更为有效的配置，这个探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经济高速增长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大量的人脱贫、减贫也是。
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探索就是怎么实现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有些地方可以说是走了弯路，过重地依赖市场机制、私有机制，在医疗体系、教育体系上，这一点都很清晰。
走过这段弯路以后认识到要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为人们提供基本保障，这个认识在21世纪初慢慢浮现，在过去几年慢慢成形，就是要为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健康、养老、就业、工伤和最低生活水平保障，这些东西慢慢开始形成，不单理念开始形成，而且制度也开始形成，这次医改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大的社会转化或者政策导向转化的一部分，是全民共识的实体化。
民众表达的意愿推动者医改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医改没有被少数专家、少数利益群体误导到歧路上去。我们看到，媒体出来的东西往往想把医改往某一个方向拧，媒体上专家的说法都在想把医改往某个方向上引，但结果公布出来，人们发现医改并没有朝着那个方向走，这说明了全民的参与、表达的重要性。
全民基本医保是主流方向
政府承担全民基本医保责任，而不是完全市场化，不是把责任推给私人，是这次医改的主流方向。
医改方案把一些人喜欢讲的医院民营问题(这其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争论的医疗政策方向问题)变成了一个支，有些地方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上的服务，这是允许的，但这是支流。
医改的重点不是解决少部分人的支流问题，而是要解决绝大多数人的主流问题。
很可惜，一些学者、一些媒体谈的是非常少、顶尖的特殊医疗服务人群所关切的问题，而不是大部分老百姓所关切的问题。支流不能超越主流，主流不能以支流为方向。在社会政策领域，主流与支流的这种关系，一定要分清楚。
实际上，在整个医改方案中，讲公立转民营的也只是很短的一段话，只是许可而已，并不是鼓励、扶持，而且大部分也是在强调非公办也要非营利。一些利益群体之所以非常关心这一小段话，是因为他们知道医疗也是可以很赚钱的。很多人的兴趣不在非营利那部分上，而在讲营利的那一小部分上，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特殊的人群才能负担得起，所以要让外国医院进来，让外资进来，让私人资本进去，提供高端医疗服务，提高高回报的医疗服务。
这一小部分人关切的东西是支流的支流，不是主流。全世界好的医疗体制没有哪一个是允许民营医院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来运作的，都是按照政府的严格法规来监管，主流的方向是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很重要，不要说中国目前还是个低收入国家，即使成为高收入国家，要提高完全的医疗服务，不管什么病、不管什么诊疗方式都包括进来，恐怕在短时间内都是难以实现的。很多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压力，因为医疗服务可能会是个无底洞。
因此，政府只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涵盖大多数人日常所碰到的医疗问题或者紧急的医疗问题。特殊的医疗服务要排除在外，比如医改方案也提到像企业工人互助、参加特定的商业医疗保险、慈善团体提供医疗服务等等。这些都是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锦上添花的东西，需要个人选择，需要社会参与，但不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个主体、主干、主流的必要组成部分，向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是医改最重要的方向，关系到治国的着眼点是放在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还是放在少部分有特殊能力、有特殊需求的人身上。
两会期间有政协代表提到中国看病其实并不难，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意这个看法，中国大量的宝贵医疗资源实际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现在真正被过分利用的，看病非常难的，是所谓三甲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存在全国人民看协和的形象，经常排队好几天才能挂上一个号。但到县级医院、到地方卫生所，看病并不难，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往往是被闲置的。
不能把最好的医疗服务都集中到某些所谓顶级医院里面去，就像不能把所有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到那些所谓精英学校里面去，这一步的改革还是会非常困难的，因为会碰到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
现在经常有人唱衰社区医疗中心，提倡私人医生。私人医生看病是非常非常贵的，把医疗成本提高非常高的程度，基本的医疗服务就很难得到保障。
香港看一次私人医生，最简单挂个号是一千块钱，什么都不给你，就要一千块钱。真正能享受这样一种方式的人，实际上就是负担得起的人，负担不起怎么办。私人医生可以有，负担得起的人完全可以去用，没有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建立社区医疗中心就是很好的经验。小病不出社区就能解决，大部分人是小病、常见病、多发病，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一整套方案，一般的医生都可以掌握，用社区医院是很好的方法。
因此，在医保的讨论上，依然可以看到以前讲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着重于少部分人，一个是着重于大部分人。
如何重新配置医疗资源，使得大部分人看病都不难，而不是集中到少数三甲医院；如何让医生的收入不能过高又不能太低，如何维持在保持一个合理的水平，医生会用各种方式争取收入达到尽量高的水平，要有其他的机制让他们的欲望不要太高。这些恐怕都是下一步改革需要考虑的。
方向最重要
向全民提供医疗服务，具体路径各国可以有不同选择，各国没有成套的有说服力的经验，即使有拿到中国来能否实行也是个问题。而且中国这么大，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与某个区一般医院的医生利益非常不一样，北京医生的利益跟青海某个县的医生利益也完全不同。
医疗改革在全世界都是充满了政治的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到实施阶段，到那个时候还会有大量的政治势力参与，企图扭转已经确定的医改方向，这在别的国家和地区也看得很清楚。
英国的道路是建立公立医院，就是国民党时期二三十年代讲的国医体制，去公立医院看病便宜或者免费，但要排很长的队，香港也是这种模式，哪怕是白内障这样的一般手术也可能要等好几年。
美国的整个医疗体制在全世界大家都觉得是个玩笑，是个负面教材，可惜中国有些专家、有些特殊利益群体认为它是榜样。不可否认，它也有比较好的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正是公立的，也就是退伍军人医疗体制，它的医疗成本最低、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最高、政府体制非常有效，但它正是完全公立的。这其实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反倒往往被这些人忽略。
中国的医疗体制更多是社会保险体制，去基层医院、去社区医疗中心就可以解决大部分常见医疗问题。没有哪一种体制是最完美的，即使是现在最好的体制也会问题重重。
理想状况很难百分之百地实现，只能是与过去相比而言有进步，比如现在与1998年比，将来与09年比。1998年前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已经糟糕到了怎么改都比当时好的地步。这次医改不会非常完美，依然会有大量问题存在，旧的问题可能一部分得到解决，大量新问题可能会出现。但总的来看，这次医改的结局要比没有改革要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它进步巨大。
所有改革都是各种利益、资源的再分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医改也是各种利益的协调，这次医改方案公告刚一公布，各路的反应就已经完全不同，不同的人想用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解释这次医改，大家都想拖着医改往不同的分向走。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历史都不可能终结。这次医改只能调整大面上的、大的利益相关者，但细部怎么调整、怎么协调，还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政治博弈。这次医改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还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改革还得进行下去。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医改方案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医疗健康保障，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上，它做到了公平。但它未必会在最终的医疗服务本身达到公平，因为除了基本医疗保障体制以外，还有私人医生、私人医院提供高精尖的服务这一套东西存在。如果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看，后者是不符合平等观念的，但同时又要承认社会现实，就是政府能做到的，全民同意政府做的，只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在这以外的，政府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能禁止别人去做，所以在基本医疗保障以外，今后也未必公平。有钱的人，有资源的人，还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在那个意义上，它是不公平的，但这是现实的选择。
提供包括医疗、就业、养老、工伤等在内的全民福利体系，可以建立全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一个全民的共同体，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哪个阶层，不管哪个收入群体，都可以享受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得体制的正当性得到进一步认同，不管是有意设计还是意外后果，这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社会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政治权利、文化权利，首先是要能活下来，摆脱饥饿，同时要活得健康，活得有意义，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活得健康就需要医疗，活得要有意义、能使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需要教育，这些基本的东西对个人而言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些所谓政治权利就是空的。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为例，如果把百万富翁拿掉，看贫民窟的话，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政治权利有多大意义？
因此，最关键的不在于改革细部，而在于改革的方向，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让绝大多数人活得健康，活得有意义，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出多少问题，按照这个目标去调整，就行了。如果这个目标不清楚，不管具体步骤经营的多么好，最后都可能走歪路。所以说，医疗改革的方向是最重要的。
荒诞：疯狂推进私有化的王贺胜负责收拾湖北卫健委烂摊子
2020年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同志兼任。
王贺胜，曾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岗位上，王贺胜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鼎盛网友评论：
- 还是这个王贺胜，不是到现在是不是让他去自己擦屁股的。【厂公】
- 我靠，钦差也是奸臣啊【中间路线】
- 这个狗日的资本买办的走狗【蹲街看美眉】
- 象这种让公立医院给私立医院让道的事，绝不是卫健委这个层面能够做得了主。至少是国务院这个层面的决策，王贺胜不过是分管这项工作而已。【海无涯】
- 派这个sb去就是要他调用他推广的莆田系资源，估计现在丫sb了，没钱你调动个鸡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paul】
- 怎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交到资本家手里？两次疫情的发生也一再证明/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三鲜饺子】
- 这次疫情大救援，充分说明，不把“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贯彻下去，下次疫情还会再来。充分说明，没有公立医院的强大实力，根本不可能抽调出如此强悍的救援队伍，公立医院要大发展。【海无涯】
- 没有民意的掣肘，他们大概率只会在瓜分蛋糕的私有化之路上狂奔。【一蓑烟雨任平生】
- 这么重要的医疗政策改变，包括之前的法无禁止即可为，金融P2P，等等，这样糟糕透了的政策真不知怎么出台的。【shineli】
- 公立医院拨款是有的，尤其修建经费基本都是财政拨款，只是运营拨款几乎没有，医院必须自己创收，实际公立医院是很多上层的眼中钉，因为只花钱不缴钱，不给他们半点利益，私立医院上市募啥的，他们的财团都可以分利。【windtung 】
仇和落马与宿迁全面私有化医改的不归路
作者：李玲（北京大学教授）采访：凤凰卫视玛雅
玛雅：7月31日，仇和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仇和曾经是地方改革的风云人物，2000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卖掉了当地所有的公立医院。然而2011年，当他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以“企业+医院”模式推行公立医院改制时，以私有化著称的宿迁模式却改辙易途，由政府财政全额出资，建造一所大型公立医院。从医疗改革的角度看，应该怎样认识宿迁现象？其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李玲：最大的教训是，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所以在医疗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蒙受损失，政府也会遭遇极大的困境。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完全取消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所谓“宿迁模式”是失败的。这些年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迁政府也不满意，早就想重建公立医院，把卖掉的医院买回来，可是对方不同意。当时仇和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现在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鸡。宿迁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区以外重新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投入近20亿元，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宿迁一个500多万人的城市，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么办？靠什么来保障医疗？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没有公立医院，要是再来SARS，靠谁来抗病？靠市场，能靠得住吗？
最近有个例子特别说明问题。非洲埃博拉肆虐时，美国出2000美元一天都雇不到人去援助。中国先后派出多批医疗队，由公立医院和解放军的医生组成，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帮助抗击埃博拉。前不久利比里亚疫情解除，中国医疗队功不可没，受到世卫组织（WHO）和利比里亚政府高度赞扬。
玛雅：今年5月尼泊尔大地震，中国政府医疗队也是以最快速度赶往灾区救援。当地老百姓看到中国医疗队的标志，都说：“中国人真好，我们永远记住了这面红旗。”
李玲：我一直说，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同样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伤，医院也是用来防范风险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到，关键时刻就看出这支部队不可或缺——任何大灾大难的危急时刻，都是军人和医生冲在前面。这就是为什么宿迁必须回头办公立医院的原因。
摘自《我们国家宏观治理出了问题----新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李玲（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痛中思痛，医院一定要姓公
范景刚(2020年2月12日星期三)
2020年春节前夕，从武汉突发一场新冠肺炎瘟疫，迅速影响到全国乃至世界，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损失。这个春节假期，人们都宅在家里，好像“断亲”了，停止相互走动。社会运行像按了“暂停键”，整个国家像是深陷战争之中。
的确，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除夕之夜，武汉“封城”第二天，党中央一声号令，人民解放军出征武汉，公立医院的白衣天使在党组织领导下紧急驰援武汉，被人们誉为“最美逆行者”，筑起武汉战“疫”的钢铁长城。全国战役打响，党旗高高飘扬，党员干部一马当先，全国各地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成为防疫战线的排头兵。
与此同时，以莆田系为代表的私立医院毫无作为，北京某高端私立医院甚至关闭发热门诊，武汉某私立医院不承担救治疫情患者任务却与公立医院争用防疫医疗物资。
著名学者何新感叹，多亏了硕果仅存的公立医院还没有被私有化势力全部干掉!否则，谁来迎战这场瘟疫？如何夺取抗疫斗争的胜利？
人们常说要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痛苦还没有结束，防疫仍在进行，此刻痛中思痛，大约也是不无裨益吧。今天就来反思医疗卫生改革。
19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私有化。虽然饱受社会争议和舆论批评，但是决策层仍然不断出台市场化、私有化导向的改革政策。去年底，在民营医院数量已经超过公立医院数量的情况下，“十部委”还推出进一步削减公立医院发展私立医院的文件。这是多么的荒谬。
原本，我国所有的医院都是为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的事业单位，是公益性机构，没有创收任务，更不以营利为目的。在这套体系下，医生护士是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白衣天使，其荣誉受到社会称赞，其生存发展受到国家制度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全体人民享有几近免费的医疗卫生保障待遇，城市有公费医疗，看病基本不要钱，农村有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可以到病人家里送医药上门，也是基本上不花钱或花很少的钱。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福利和人权，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保险制度还要优越，受到国家制度和人民政府的保障。这在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现今的朝鲜和古巴依然如此。
可是改革精英们怎样想呢？他们认为医疗卫生不应该是福利人权，而应该是商品，政府不该办，也办不好，应该要交给市场，让私人资本来办才能办好。他们推崇“小政府，大社会”，要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当作财政包袱来甩掉。第一步，他们打着给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口号，给医院提出创收任务，将事业单位变为营利机构，将白衣天使变为从病人身上赚钱的奸商，医生护士从令人尊敬的崇高的社会职业沦为老百姓口碑中吃人血的“白(毒)蛇”，使我国出现了“医患关系紧张”的恶魔。第二步，他们提出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政府办医院会有腐败，要求公立医院私有化，发展私立医院，将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场所，把医疗卫生行业变成一个资本赚取利润的产业，这就必然要把医院职工变成资本从病人身上榨钱获得剩余价值的工具，迫使白衣天使陷入职业道德与资本要求的冲突之中，更加恶化“医患关系”。正是这样，中国才出现了所谓的“医闹”“伤医”悲剧事件，出现了要让警察严打“医闹”以“维稳”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怪象。
面对多年来人们的质疑，改革精英们纹丝不动，被问急了就说现在我国没有财力为全体国人提供免费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甚至怒气冲冲地指斥这种诉求是超越国家发展阶段的极左、民粹。
是这样吗？那些动辄贪腐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大小官员们的胃口没有超越国家发展阶段？!那些动辄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地向国外转移财产的资本家大鳄们的暴富没有超越国家发展阶段？!那些演艺明星聚集起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财富没有超越国家发展阶段？!
在你们认为贫穷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办到了。在你们认为贫穷的古巴，人家办到了。在你们认为“富起来了”的“盛世中国”，你们却说国家财力还不够。你们还有良心吗？还有人格吗？
国家不缺钱，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如果有缺口，就请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水平;如果有缺口，还可以提高私企和外企的企业税收水平;如果有缺口，就请加大反腐败力度，反贪罚没所得应该优先用来反补民生。
还有人说医生护士不愿意，会吗？我们建议，所有医务人员都享受公务员待遇，甚至可以参照公务员待遇给其同级三倍待遇。医务人员只考虑用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尽心尽力给病人治好病，病人及家属对医务人员抱有感恩感激之情。这样办，医患关系就和谐了。这样办，全国所有医务人员就都是保卫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忠诚卫士，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国家的安排。
不是没有办法，不是不能做。
从人民呐喊，到“医闹”“伤医”，再到这次防疫大战中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表现，无论国家安全，无论人民福祉，无论社会和谐，无论医者仁心，无论共产党初心，无论社会主义本义，无论人民共和国本色，无论医生天职，人们都看到了，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医院姓公最好，都应该要实行公益性、非营利原则。一定要给全体国人提供免费看病就医的福利待遇。希望顶层决策时痛改前非。
只要共产党还坚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还坚持自己的性质和宗旨，为人民服务不变质，就应当坚决取消“十部委”削减公立医院发展私立医院的文件，要全力按照公益性、非营利原则发展办好公立医院，要让医疗卫生的制度设计符合医者仁心，符合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要求，绝不能再把医疗卫生事业当作赚钱的产业来办，让制度设计背离医者仁心和共产党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