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怎样遏制了大蝗灾

作者:炎黄综合 来处:炎黄之家 点击:2020-02-18 08:33:36

下文摘录自张辰亮先生《关于沙漠蝗灾几大疑问的统一解答》第六部分。

令人感慨的是作者的“防杠声明”,实事求是介绍新中国的某种成就,居然要先“惶恐”自辩没有什么“居心、节奏”。

这就是炎黄之家为什么要提供新中国更多信息:新中国何以新中国,新中国为什么会被敌对力量觊觎、仇视、妖魔化、颠覆,新中国对炎黄文明的意义……

见《为什么会有职业卖国者:谁在鼓励投机者充当否定新中国的急先锋》,亦可阅炎黄之家的新中国专辑。

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大蝗灾了?

防杠声明:以下文字不是洗地,是很多人问我。我就介绍一下。先说清楚了,别一帮人让我介绍,过些天又来一帮人骂我为什么要介绍,是何居心,可不带这么玩的。我没有居心,不站哪拨,没有节奏。只是面无表情地给大家介绍。

蝗灾曾是中国三大灾(旱、水、蝗)之一,几千年都无法解决。人民甚至产生了迷信,认为蝗虫是“神虫”,修庙祭祀。

徐光启记载:“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大蝗灾了?拐点在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使用战争经验对待蝗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当时,农业部植物保护司提出:“治蝗是带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因此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为了及时动员、组织力量投入灭蝗战斗,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夏蝗发生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

财政经济委员会要求“蝗虫发生在哪里,立即消灭在哪里”,确定了“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

周总理指出:“治蝗工作,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中国的无限生命力”。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1、建立责任制和联防机制。1952 年,河北省沧县与山东省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交界处发生蝗蝻,一度因缺乏协调,致使蝗蝻发展到四五龄,少数羽化。之后,两县建立了联合指挥部,最后扭转了危局。

2、侦查蝗虫。包括查卵、查蝻、查成虫。1953 年 2 月,农业部印发《侦查蝗虫试用办法》,各地成立飞蝗预报组织。1956 年,农业部提出建立群众性病虫情况网,分片召集训练情报员。

3、发动群众。在蝗虫泛滥区开展夺红旗竞赛,向治蝗民工发放生活补助费。

4、推广药械治蝗。在苏联帮助下,使用飞机撒药,另外推广各种药械。这给百姓的震撼是空前的。农民反映:“过去打蝗虫3个月还打不净,今年几天就打完了。”破除了很多人对“神虫”的迷信。

5、根本改变蝗虫滋生地。这是最除根的办法。中国的蝗灾发源地有固定的几个,一般是河湖沿岸的河滩、淤积三角洲、沿海盐碱地。这些地方雨季积水,旱时露出,正适合蝗虫产卵。长出的禾本科杂草又是蝗虫的食物。

古人早就观察到了这点,但误以为这些河滩有鱼虾的卵,如果水多,就孵出鱼虾。没水,鱼虾卵就化为蝗虫。这种误解显然无法指导治蝗。

清《海错图》里的“蝗虫化虾”,古人发现水灾多虾,旱灾多蝗,便认为虾和蝗可以互化清《海错图》里的“蝗虫化虾”,古人发现水灾多虾,旱灾多蝗,便认为虾和蝗可以互化

在蝗虫的哪个阶段灭它最好?

中国传统治蝗经验是“捕蝗不如捕蝻(幼蝗),捕蝻不如挖卵”。挖卵就是把蝗虫产卵的河滩、盐碱地耕一遍。但1951年、1952 年,人们发现挖卵后,只能减少蝗虫的数量,不能减少蝗虫的面积,而且耕过的地深浅不一,蝗蝻孵化参差不齐,反而延长了治蝗时间。因此,农业部停止了单纯挖卵的做法。目前,我们的防治目标调整为没长翅膀的2~3龄蝗蝻,这时候灭它最好,等它长了翅膀,能迁飞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各地治蝗都把“不起飞”作为重点要求。

《捕蝗要诀》里,对付蝗蝻的方法:蝻子初生,不能飞走,只须用人执笤帚扫入壕内。清《捕蝗要诀》里,对付蝗蝻的方法:蝻子初生,不能飞走,只须用人执笤帚扫入壕内。

新中国政府则在查明蝗源地后直接干活儿,要么修水利使蝗区变为水库等环境,要么垦荒使其变为良田,要么在蝗区种植棉花、苜蓿等蝗虫不爱吃的植物。

总之,彻底把这些地方改得不适合蝗虫产卵。

1977 年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报道:“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我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过蝗害。”

虽然当时一些措施在生态上不是尽善尽美,但时代所限不能苛求。事实就是:建国后,我们终于有效地控制了蝗灾,至今没有大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小范围的蝗灾一直存在,尤其是新疆、内蒙、青海等牧区。昆虫学家、植保人与它们的斗争从未停止。这次非洲蝗灾能否影响我国,尚待观望。即使风险小,也应当重视!希望沙漠蝗像以前一样,进不来中国。就算进来了,希望今人也能像我们的前辈一样,“蝗虫发生在哪里,立即消灭在哪里”。(作者:张辰亮)

为什么中国不担心蝗虫?

有趣有料的市界

文✎李曙光

《资治通鉴》里曾有一段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生吃蝗虫的描述:

“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大意就是,贞观二年唐朝闹蝗灾,李世民在皇宫里捉了几只蝗虫,当着众臣的面大声痛斥到:你们这些畜生,吃了老百姓的救命粮,我宁愿你们吃我的五脏,然后不顾大臣劝阻直接把蝗虫给嘎嘣生吞了。当年蝗灾就消失了。

显然蝗灾消退跟这位演技不错的太宗皇帝生吞蝗虫没什么关系,但蝗虫在中国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大灾难。

那种灾难曾经遮天蔽日,使饿殍遍野,甚至引起社会动荡,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才鲜有耳闻大的蝗灾。

不是偶然,不是上天庇佑,今天我们面对东非、印度蝗灾的这份淡定,是有人用毕生的负重前行换回的。


01、一场延续2000年的战争

中国不仅自古就有蝗灾而且非常严重。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写到: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髙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蝗灾是和水灾旱灾并列的三大灾害之一。

《汉书》记载公元前218年10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公元785年:“夏蝗东至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十数日不息,数千里间,草木皆尽,牛马畜毛,无有孓遗,饿殍枕道,白骨遍野。”《中国蝗虫》记载,民国十六年,“山东大蝗,受灾的地方,有六十九县,灾民七百余万。

在唐代289年中,有蝗灾的年份为42个,平均7年发生一次。也怪不得太宗皇帝如此痛恨蝗虫,要直接表演生吞的行为艺术。

山东威海曾有一座“蝗神”庙,俗称虫王庙。因为古时候威海的农民对于遮天蔽日的蝗灾束手无策,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所以修庙宇供奉蝗神,祈求蝗神别再吃粮食了。

从公元前707年最早有蝗灾记载开始,一直到解放前,有记录的蝗灾达到八百余次。1846~1857年间,中国连续发生了12年蝗灾,波及18个省市地区,重者庄稼颗粒无收,青稞麦子荡然无存,草场寸草不生。

1929年的那次鲁苏皖十一省飞蝗大灾难损失达银一亿一千万元,让彼时动荡中的中国,雪上加霜。

有人可能会问,与其饿死为什么不能吃蝗虫呢?蝗虫是可以吃,但是当发生赤地千里的大蝗灾时,蝗虫只可以充一时之饥,等蝗虫吃完农作物,再向千里之外奔袭的时候,田地里一片荒芜,农民只能被饿死。蝗虫袭来,绝非像部分人主观认为的是一盘盘美味走过来。

历朝历代都把治蝗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但古人的治蝗之术比较粗糙,只是用火烧或用工具捕,治标不能治本。历朝都有捕蝗人这种职业,县令会给补蝗人粮食和钱财以做酬劳,如果捕蝗人工作时把粮食烧坏或者破坏了,官府会赔偿或者让你少交税。

古人治蝗的过程中对蝗虫有些观察,但是并不详尽,甚至有误解。比如明朝的徐光启画了张“蝗图”,第一次提出我国飞蝗发生地的特点及其地理分布,他认为:“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

清代的时候,人们发现蝗灾总是傍水而生,蝗虫炒着吃、烤着吃时的味道“与干虾无异”所以认为蝗虫是虾变的,有“虾子变蝗”的误解。

 

02、从治标到治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蝗灾上升为国家任务。在中国生态学研究的奠基人马世骏先生等老一辈生物学家、科学家毕生的努力下,通过对蝗虫的探索和认知,研究其生活习性,生活规律,提出了许多治标且治本的办法,才得以将中国的蝗灾消灭九成以上。

网络上提出的边区放养鸡鸭,组成“游鸡队”抵抗蝗虫大军,并不是解决中国蝗灾的主要方式,只能算是治标办法里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是根据新疆蝗区的特定环境而提出来的尝试。这种模式主要用于新疆、青海、河北的草原,防治的主要是西伯利亚蝗、小翅曲背蝗、雏蝗、戟纹蝗、牧草蝗。且鸡鸭吃的主要是没长翅的蝗蝻,对漫天蝗灾于事无补。

飞蝗是洲际性的农业大害虫,分布于亚、非、欧、澳州。已知有十个亚种,而在中国的主要是3个亚种: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

新中国治蝗之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①经验性的观察和人工捕打时期。②引进近代的科学知识,开展初步的研究。③研究与防治结合,一边用药剂治标,一边从根本上改造蝗区,根除蝗害。

这是个漫长的反复斗争的过程。

 

1952年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马世骏接到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科研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当时蝗灾依旧在我国肆虐,解放后的第一年十多个省市就发生了蝗灾。

马世骏在一没有经验,二没有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带着学生和助手开始走遍飞蝗发生地,调查了蝗区的自然环境特点、飞蝗种群的数量动态和迁移扩散行为,又结合我国上千年来蝗灾的记录,搞清了蝗灾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科学研究并非一蹴而就,在前期的治蝗过程中苏联老大哥曾给予不少帮助。

苏联是最早使用药械灭蝗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也逐渐开始药械治蝗。

从1951年6月开始,药械治蝗手段陆续开始推广。平均每架飞机的工作量相当于5万人工捕打。药械治蝗的治标法初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也给了马世骏等人后续进行深入研究的时间。

1956年,马世骏先生还曾亲自撰文感谢苏联老大哥。据马先生信中所述,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就派治蝗专家3人和TIO-2型治蝗飞机并携带666药粉到新疆为中国治蝗,解决了当时的困难。

1953年起苏联又连续三年派专家12人,nO-2型及AH-2型治蝗飞机32架,运来666药粉数十吨到新疆,四年治蝗面积达250万公顷,并参加治蝗人员训练班,培养治蝗技术干部。

马世骏先生最后写道:“我们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认真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科学家学习,在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下,沿着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前进。”

药械虽然治标,但是农药会产生大量有害的物质,并且残蝗集中产卵,仍能达到较高的密度,再次形成蝗灾。马世骏等学者同时开始踏遍祖国山川,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寻求彻底根除蝗灾的办法。

华北科研所的曹骥在1951年提出:要想彻底解决蝗患,必须兴修水利以后,开垦蝗虫发生基地。

学者尤其儆、陈永林指出:飞蝗产卵和土壤的含水量和含盐量有着明显的关系,最适合的含水量范围沙土为:10%~12%,壤土为15%~18%,表土氯离子含量在0.2%~1.2%之间,为其适宜产卵的条件。

中国昆虫研究所在1954年提出:要想彻底改造飞蝗的发生地,需要拦洪蓄水,疏浚河道,控制水位,使蝗虫发生地有较长时间的淹水,把蝗虫卵全都淹死在土里,使其不适合蝗虫的生长。

 

03、“水文”治蝗战役打响

马世骏在1960年明确划分中国的四类蝗区:滨湖蝗区、沿海蝗区、内涝蝗区、河泛蝗区。四类蝗区发生地的面积占比分别为25.8%、41.8%、8.7%、23.7%,此举为后续的蝗害研究工作的深入打下了框架。马世骏、陈永林又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文献分析、追溯,发现蝗虫与黄淮平原的生成,特别是与黄淮平原上的水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世骏发现,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蝗虫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海蝗区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作用。在影响蝗虫生存的五大因素: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中。水文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水在蝗区形成和蝗区变化过程中有着决定性影响。

于是,一个重要结论隐隐在马世骏的心头和中国生物学界逐渐清晰——彻底解决中国蝗害的办法集中在水文上。

一场浩大的改造蝗区,“水文”治蝗战役打响了。

1964年微山湖蝗区二级坝工程建成,湖滩的浅水区和泛水区全部漫水,这使得飞蝗的发生地转移到更远的湖滩外围。而通过这些外围土地改种水稻,实行稻麦两熟,使得蝗虫熟悉的生长环境发生改变,进行群落的演替,变成不适宜蝗虫的生态环境。

这就使飞蝗本来成片成片的大面积产卵场所,被分割成了点和线。

1970年随着微山湖的湖堤和土地大片绿化完成,飞蝗在此的产卵场所基本被消灭。

同样的经验被搬到了洪泽湖蝗区,洪泽湖蝗区通过在六十年代建设改造的水利工程,使得40多万亩的内涝蝗区不再受淹。并且种上水稻、棉花、油菜等作物改变微生群落环境,分割了过去大面积高密度的蝗区,使其变成零星的点和线,不能再成为成片的蝗灾。此后几年改造过的蝗区,蝗灾逐年减轻,到了1976年,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防治的程度。

但是1977年和1978年,由于特大干旱,洪泽湖水位下降到11米以下,致使许多滩地露出。于是夏蝗便趁机而入,蜂拥向退水地带产卵。到了秋天,蝗灾大作,不得不又出动飞机洒药,才得以遏制住。到1979年洪泽湖水位达标之后,才再次变成不需防治的标准。

这也侧面说明了防治蝗害的关键是控制好蝗区的水文条件、湖水的水位。

1965年,马世骏等的巨著《中国的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出版,阐述了我国蝗区的形成、特征及演变规律,并且说明改造蝗区的实施途径和经验,为改造蝗区,根治蝗害做出重大、科学的总结。

到了七十年代,陈永林、龙庆成等学者依旧不忘自己的使命,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蝗害的研究和蝗区的改造。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国家统计显示,建国以来大部分灾害严重的老蝗区如:洪泽湖、微山湖、黄泛区、鲁豫交界的七十二大洼、黄海、渤海部分沿海蝗区,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内涝蝗区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经过了科学的塑造。

1950一1997年间,中国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公顷。使得蝗区面积比建国时的521万公顷减少70.6%。

进入21世纪,中国几乎不见蝗灾肆虐。

为祸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基本可以宣布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可防可控。

由于这些前辈科学家的努力,使得中国在消灭蝗灾的过程中,并不仅是喷洒有毒的杀虫剂,而是通过更科学的自然改造,从根源上遏制住了蝗灾。

以前的条件艰苦,没有电脑,马世骏先生等人终其一生踏遍祖国山川搜寻数据,近距离观测,才有了今日我们能握着手机调侃国外的蝗灾,而不用亲眼目睹遮天蔽日的蝗祸惨境。

鼠疫、蝗灾、天花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没有一个灾难是自动离去的,必须真的有人选择勇敢、选择孤独甚至选择献出生命。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功在千秋,便是如此吧。

马世骏、陈永林、龙庆成、尤其儆、曹骥......这些名字你或许不知道,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他们的荫蔽,他们不该被遗忘。

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为科研奉献的大情怀,以及钻研基础学科的踏实精神,大抵是如今皆想一夜暴富的我们所缺少的。

加缪的《鼠疫》一书是这样结尾的:“里厄倾听着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嚣,但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鼠疫杆菌不会永远灭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被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给人类带去灾难和教训。”[undefined]

参考文献:

《中国飞蝗研究及其治理的主要成就》,陈永林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马维强、邓宏琴

《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潘承湘

《感谢苏联专家对我们的伟大援助》马世骏

《马世骏学术思想和贡献》戈峰欧阳志云

《面对蝗灾,唐太宗选择了生!吞!蚂!蚱!》三蝶纪

“鼠疫、蝗灾、天花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没有一个灾难是自动离去的,必须真的有人选择勇敢、选择孤独甚至选择献出生命。”----还有血吸虫病,俺外婆是医学院老师,当年为了研究血吸虫,一身泥一身水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黑旗军】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抗战是人民战争,扑灭疫情也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强敌、灾荒、瘟疫、贫穷的决定性力量,但如何发动群众、带领群众,赢得胜利,就是一门学问了。1958年7月1日,二十八画生同志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意犹未尽又写了篇《后记》,里面有句话,可以看作这位老师,给我们今天画的重点:“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今人实在无法想象,那曾经是个洋人普遍认为“世界肮脏国度之最”的“东亚病夫”。

而且还有个参照物,如今我们还能看到,这就是印度。

二十年代,英国人有个调查报告,声称:

    【“中国人民死于疫病的,其高率超过欧洲五倍有奇。世界上的国家,其人民为疫病而死的,要算中国同印度为最!”】

今天在国际新闻中,我们一眼扫过,甚至国际新闻中都“懒”得报道,“失败国家”动辄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疫情,在民国时代也同样发生着,甚至根本不算个事儿。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1919年的一场霍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据说死亡了三十万人。为什么没有确切数字呢?因为在河南、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估测数字。

即便像上海这样相对现代化的城市,号称东亚最繁华的大都市,在大疫面前也极其脆弱。1932年的霍乱袭来,迅速在苏州河沿岸流行开来。即便经过国内外各方的不懈努力,死亡率被控制在7.4%。但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死亡三百多人。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卫生部下辖的中央防疫署有份内部报告,强力吐槽了悲催的防疫形势: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这是一个高度“内卷化”的中国,很多的中国人都看不到希望,即便是被认为和自称为是“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过一件事,她曾经试图救助一名得了脓血症的青年农民,但同行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劝她别管闲事,因为这无济于事,“这样的人太多了!”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史沫特莱跟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救他?”

对方很确定:“是的,无济于事。”

也许在某些高等华人看来,的确无济于事,毕竟这是个每千人中平均死亡率27.9%的国家,与当时先进国家的1.5%,简直天上地下。

国民党政府,无力更无心,搞清楚广大内陆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身在香港的著名外科大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李树芬,畅想了下,他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做到十万人中有一名医生(2018年的数字:千人中执业医师2.59人,护士2.94人),而实际情况呢?

1937年,我们的晋察冀边区搞起来之后,红军时代就当军医,115师和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叶青山,搞了个摸底调研,结果相当吓人。

    【“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只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房更为奇缺。”】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唯一不缺的只有巫婆神汉了,据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弹音、七原等4个村1944年的调查,每千人中有巫婆11人,半数以上的农民当得了病,得靠下大神、喝符水解决。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医生,其诊疗水平又如何呢?

一位受过国外严格医学教育的医生,吐槽这些同行们:

    【“看了两个方头,认得三四个字,便都可随便挂起医生的招牌了。固然有些有经验的,但他们看病,除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的鬼话,很难说出什么是病的原委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和政党,怎么办?

国民党的讲卫生和新生活运动,至多关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当然也不配讲卫生,那是体面人的事儿!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而危如累卵,随时被追剿、追杀,有掉脑袋危险的我党,却本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把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视为本党的奋斗目标。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

防疫工作,被党视为关乎革命发展存亡的大问题。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和《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努力之下,苏区掀起了“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后者随时拷问自己:

    【“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

    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

    能否注意卫生?

    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

    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

    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在我军早期的医疗工作中,由此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军民互动模式,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群众服务,是我军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基督徒出身,却成为CP党员的傅连璋同志,曾回忆说: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二十八画生同志卫生思想的核心。具体到大疫面前,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但群众满意,干部转变了作风,当年甚至连跟我们有刻骨仇恨的还乡团里,有点良心的都在说:

    【“现在还要反对八路军真没有天良了。”】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1948年6月,时任我党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的傅秋涛同志,有篇讲话叫《半年来鲁南生产救灾中的成绩与收获》,是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的汇报节录。

我觉得即便在今天,特别是大疫面前,也极具现实意义。

面对疫情,我们怎么做?

面对感染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医务工作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疫区的所有人,我们怎么做?

面对干部,我们怎么做?

面对过失,我们怎么做?

面对成绩,我们怎么做?

……

真心希望,今天我们的干部和同志们,都好好学习下,这篇讲话。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为什么要学习这篇讲话呢?

抗战干部刘荣的日记里,正好有篇他在抗大学习时,二十八画生同志讲历史经验的一段话,可做注解:

    【“翻开是历史,翻过去就是经验!”】

我想再说说抗战期间,我党山东解放区,面临大疫的具体经验。

抗战时期,山东的卫生防疫局面比较复杂,除了传统上农村的卫生情况较差外,还有日军针对我抗日军民,有针对性进行细菌战的严峻局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它的七三一部队。

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上级党组织给他们县委武工队布置过一个奇怪工作,找到日军收集老鼠的地方,把这里全部焚毁,因为鬼子要收集老鼠,向我周边根据地投放,制造鼠疫。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小时候觉得传奇,最近看了一些地方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却发现这竟然是真实,鬼子的确在冀南的清丰(今属河南)等几个县这么干了。

几次试水之后,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造成鲁西冀南24个县42.75万以上无辜平民的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而这只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无数细菌作战中的一起。

面对疫情怎么办?

面对近乎零基础的农村卫生条件怎么办?

面对工业国对农业国的“科学”碾压怎么办?

我党我军的法宝就是“为人民服务”,以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战胜疫情。

出现疫情,首先地方党委政府给力,不但不瞒报捂盖子,而且地方领导要带头参与防疫和治疗工作。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1945年,莒北县某些地区发现了儿童麻疹,县委县政府闻讯后,派人星夜跑到军分区,请军分区卫生处、五所,派医生和化验员等连夜赶到,由县长及文化教科同志协同到各村研究病情,进行治疗,仅仅三天工作后,“凡是发现有出痧子这种病的村子,孩子都得救了!”

同样还是莒北县,一个叫横沟的村子,爆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从2月18日到3月6日的18天内,即病倒84人,死亡22人。县区政府,驻军卫生队与医救会联合进行了急救工作,“防疫后在七天内,仅发现二人病患,疫病有停止传染现状。”

请大家注意,那时那党那军那人不是“超人”,我们条件有限,那时我党被国民党、日寇直呼为“穷党”,但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大力开展预防工作,抵消疫情的影响。

这次抵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些地方政府提出不串门、不出门,甚至提出“今年出门,明年上坟”的口号,抗战时期,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口号。

无独有偶,1945年,河北曲阳麻疹流行,对当时来说也是大疫了,地方政府就在老百姓里宣传顺口溜:

    【“不串门,不受凉,串了门,会招上,着了凉,没有命!”】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咱们还说山东。

根据地的党委政府,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向群众灌输科学知识、卫生常识,注意公共卫生,建立村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改造群众不合卫生的习惯,注意保持饮水的清洁,整理水井、水泉;提倡个人卫生,养成早起洗脸,常剃头、剪指甲,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晒常洗,不和病人共用碗筷……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今天习以为常的卫生习惯,当年对广大农村地区,无异于一场卫生革命!

具体到村子里,普遍组织了卫生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先从会员所在村庄着手,和村干部、教员互相配合,以清洁、灭害为中心,整治环境卫生,谁家做得好就给登黑板表扬,讲实际治病的例子,使群众打破迷信思想。在抢救传染病人时,也随时根据情况宣传清洁卫生和防疫知识。

抗战是人民战争,扑灭疫情也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强敌、灾荒、瘟疫、贫穷的决定性力量,但如何发动群众、带领群众,赢得胜利,就是一门学问了。

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1958年7月1日,毛主席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意犹未尽又写了篇《后记》,里面有句话,可以看作这位老师,给我们今天画的重点: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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