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米国糖业寡头收买科学家让脂肪给糖做替罪羊——中国要开征果糖冷饮税

作者:澎湃 来处:湃客 点击:2020-02-19 11:08:55

到2016年,关于制糖业如何操纵科学结果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虽然只有冰山一角,但其揭露的事实已让所有人震怒。通过大量内部审查报告发现,原来在过去50年里,制糖业一直在用金钱买通权威科学家为其背书,歪曲有关糖、脂肪和脏病的研究。

而这出世纪学术造假大案,也把营养学和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带偏了数十年。无数相信这些科学建议的群众,都受到了无法估量的潜在伤害,包括我们的每一个人。

要捋清前因后果,还得回到1955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还导致了连续6周无法履行总统职责。

从上个世纪初起,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就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攀升。到1950年代,心脏病更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而总统这一病,也将大众对心脏病的关注推向了顶峰。

人们迫切地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心血管疾病呈喷井式的爆发。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鼓足了劲,想要探明这心脏病的起因。

当时在科学界,就有两个重点怀疑对象,一是脂肪,二是糖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制糖业自然是终日提心吊胆,生怕科学家提出一丝对糖不利的观点。

那该怎么办呢?找科学家。只要赶在查明真相之前捷足先登,利用自己的财力插手科研,或许能使糖类脱罪。

1950年代糖业的广告——“三茶匙糖的热量比半个葡萄柚还低”

当时的糖业研究基金会(Suger Research Foundation),很快就找到那位愿意为制糖业站台的科学家。

安塞·基斯(Ancel Keys)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二战时期就曾开发出一种体积小但热量却高达12000千卡的行军盒,也算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早在1945年他就曾与糖业研究基金会合作过了。

糖业研究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笔资金(36000美元),就拨给了基斯,项目是研究糖在食物中的重要代谢作用。不过,这次针对心血管病的研究,制糖业想采取的策略可与以往不同——不光要将诱因与糖类撇清关系,还要直接甩锅给脂肪,免除后顾之忧。

1958年,基斯就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脂肪假说”,宣称脂肪就是导致心脏病的元凶。随后,他更开展了一项研究,以调查脂肪摄入量与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这个大型的跨国流行病学研究也被取名为“七国研究”。

经过几年的追踪调查,基斯发现这七个国家的饱和脂肪摄入量,与心脏病的发病率呈现出了正相关的关系。由此,他也得出心脏病的罪魁祸首是脂肪的结论。

这个结论一提出,就像给了那些害怕心脏病的美国人一支强心剂。毕竟已查明了某一成分,预防心脏病的事情也就指日可待了。

但事实上,基斯的这个研究哪里是什么“7国研究”,分明就是“22国研究”。因为最开始的调查中,基斯的对象可包含了整整22个国家。

最后为什么会变成“7国”?原来是其他15国的数据并不符合基斯的假说,统统被他人为筛选掉了。更为过分的是,就算是被挑选中的这七国的样本中,基斯也只挑选了那部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进行分析。

真实数据并未呈现相关性

虽说这已是妥妥的学术造假,但不得不说,基斯的这个策略是成功的。所有人一下子就把关注点从糖类身上移开,脂肪几乎成了万恶之源。很快,基斯的“脂肪假说”就被公共卫生部门采纳,并推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公众尽量避免饱和脂肪的摄入。

而基斯本人,也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营养学家,甚至还登上了1961年的时代杂志封面。在之后的十年里,他也一直公开为糖类站台,并反对一切对制糖业不利的观点。

与基斯针锋相对的是一位的孤独先知——英国的首席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

他在关注心脏病数据时也发现,心脏病的发病率与糖类消费量的相关性比脂肪的要高。例如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有证据表明糖和添加糖的食物,与一些疾病如肥胖、龋齿、糖尿病、心肌梗死等相关。

由此,他便提出了与“脂肪假说”相异的“糖假说”。1972年,他更是出版了一本名为《Pure,White and Deadly》的书籍,专门讲述糖类的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挺糖派的代表基斯则利用自己不断积攒的公信力,对尤德金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击。他不但公开称尤德金的理论为一派胡言,甚至还反咬一口,指控尤德金本人是在为肉制品和奶制品推销产品。

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学术争论中,总是声音大的一方能赢得支持。之所以说“似是而非”,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糖或脂肪的摄入对冠心病的影响在科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卫生领域的权威机构认为,两者都是极其关键的因素)。

性格含蓄内敛的尤德金,自然是比不上基斯的能言善辩。孤立无援的尤德金,在现实生活中更受到了制糖业利益相关的排挤。如组织的会议被赞助商取消、不再被学术会议邀请,甚至连学术杂志都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他本人也被制糖局批评为“太过感情用事”,他的书更是被喻为“科幻小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尤德金几乎可以用名誉扫地来形容。

其实被制糖业巨额资金诱惑的科学家,可不止基斯一个。在1965年,三位哈佛教授就获得了来自糖业研究基金的每人65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9万美元),负责撰写一篇综述文章。

当时的制糖业想得可谓周到,不但安排了相关的项目,甚至连引用的研究都已精心挑选好了。其宗旨就是极力弱化糖类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并尽力将“屎盘子”扣在饱和脂肪酸头上。

在该论文最终刊发前,糖业研究基金会更是做了不止一次的审核。随后的1967年,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就刊登了这篇由三位哈佛教授写的“科学软文”

这三位哈佛教授中,有两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中一位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创始人Frederick Stare,曾推动过规律运动、氟化水等公共卫生策略。

而另一位则是D.Mark Hegsted,后来更是担任了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部的行政官。前文提到的,根据基斯“脂肪假说”制定的美国第一份膳食指南,就是由他起草的。这版指南中虽提到了不要吃太多糖,但都是出自“吃糖会导致龋齿”等轻描淡抹的理由,并只字未提及其对心脏病的影响。

直到2016年,相关的丑闻才被 JAMA Internal Medicine 杂志所披露。彼时,这几位没有职业操守的教授已经驾鹤西去多年了。

更让人震怒的,还在后头。

2017年11月21日,PLOS Biology杂志的一篇文章,就揭秘了另一个黑暗内幕。原来制糖业不但甩锅给脂肪,甚至还刻意隐瞒了糖可能引发心脏病和癌症的研究。

根据糖研究基金会的内幕文件显示,1968年他们曾资助过一项代号为259的动物实验研究,想看看糖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到底有多大。

实验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教授斯坦顿·格兰兹(Stanton Glantz)就已发现,大量摄入糖会影响肠道中的菌群,进而提高甘油三酯水平。这种血脂成分的升高,可以增加人体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此外,在一组高蔗糖对比高淀粉喂食的小鼠试验中,喂食蔗糖的小鼠尿液中的β-葡糖醛酸酶水平就明显增高。而这种酶,在当时就已经被认为与膀胱癌存在潜在的联系了。

那么这次制糖业是怎么化解危机的?得知消息的糖研究基金会,马上就终止了整个259项目的资助。而研究员也因没获得研究所需的剩余12周资金,整个项目陷入停滞。这些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很快被雪藏,从未向世人公布。

不过,以上所说的全部,或者只是制糖业操纵大众的冰山一角罢了。

在制糖业的操控下,脂肪就被塑造成了心血管疾病的完美罪魁祸首,糖不占主要责任。到80年代已经少有科学家认为糖类添加是冠心病的一大诱因了。而美国人也在这第一份膳食指南的错误指导下,开始了低脂生活。

然而人的胃口总是难以控制的,饱和脂肪摄入变低了,反而会导致摄入更多的糖分。而那些被要求“低脂”的食品,为了不让口感变差,也必须额外加入更多的糖来弥补缺失的口感。其实说是低脂生活,倒不如是低脂高糖生活。

有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2011年,美国人减少了25%的脂肪摄入。但美国人变健康了吗?事实上并没有。说的好听点,是这份膳食指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说得难听点,就是这份膳食指南不知道扼杀了多少人的健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肥胖率和糖尿病率像坐上了火箭,节节攀升。此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被称为健康头号杀手的心脏病,依然是国民第一致死原因,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

直到2016年,最新版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才开始建议,每日的添加糖摄入量应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不单单是着眼于控制脂肪的摄入。25克糖是什么概念?随便一瓶可乐就已经超标。

在历史上,商业试图造假科学意见来操纵大众的龌龊事并不鲜见。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烟草业力证的香烟无害论,也是直到1994年才得以曝光。但那时香烟已层层渗透进社会,人们很难消除其历史影响。

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已知道香烟致癌了,但现在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摆脱香烟。

只要提起香烟的危害,那句“赶紧抽根烟压压惊”就总是要出来露面,甚至还成了金句。

历史总是在重演,现在烟草的影响还未消去,我们又要跟制糖业营造的政策余波对抗。过去,制糖业造成的潜在健康伤害已经无法估量。未来,谁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糖的人畜无害形象才能彻底崩塌。

王孟源:糖尿病已是严重公共健康问题,建议开征果糖冷饮税

2019-12-25,观察者网

在1970年代,肥胖症以及它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和代谢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等)开始成为美国公共健康的头号问题。

当时的代谢理论假设“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与养分的类别无关,而每单位脂肪的热量比淀粉和蛋白质高出一倍有余,所以学术界认为肥胖症是由摄取过多脂肪而导致,再加上心脏病显然与脂肪代谢链中的胆固醇(LDL,Low-Density Lipoprotein)有密切关联。

于是在1982年,美国农业部(USDA)与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和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联合具名发布了新的饮食指导方针,要求美国民众把脂肪占总摄取热量的百分比从40%降到30%,随后市场上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低脂食品,不到20年这个目标就达成了。

然而,虽然心脏病的死亡率受到控制,肥胖症本身(见下图)以及代谢症候群的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了。上图是CDC(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所统计的糖尿病确诊人数(蓝线)和占总人口比例(橙线)。在1982年,确诊的糖尿病患只占人口的2.6%,到了2015年已经增长到7.2%。

这张图是超重(Overweight)占总人口百分比的演化曲线;可以看出美国固然引领潮流,但是肥胖症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Epidemic),而且饮食文化越接近美国的,超重比例就越高。

为什么美国的肥胖人口在减少脂肪摄取量的同时,反而快速增加?过去40年,美国人的平均摄取热量的确也不断增长,但是美国在二战后的食品一直很丰裕,为什么到了1980年之后才胃口大开,越吃越多?在2006年发表在《Obesity》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连婴儿在六个月大就已经有超重的趋势,那么现代的婴儿食品比以往多出了什么成分?

研究代谢学(Metabolism)的学者回头去检验“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的假设,发现它大致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果糖(Fructose)。

果糖是三种小分子单糖之一;另外两种分别是葡萄糖(Glucose)和半乳糖(Galactose)。我们食用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它是一种多糖,由许多葡萄糖单元串联而成。蔗糖(Sucrose)则是一种双糖,由一半果糖和一半葡萄糖结合组成。进入人体消化道之后,淀粉和蔗糖都会迅速分解为单糖成分,然后被肠道吸收。葡萄糖是所有人体细胞都爱用的能量来源,只有20%会被送到肝脏转化为肝糖(Glycogen),以备不时之需。

果糖却没有任何直接用途,100%必须由肝脏当作毒素一般来降解(这个比例甚至高于乙醇酒精所对应的80%),一部分被转化为柠檬酸离子(Citrate),然后经由血液被送到人体脂肪细胞内进行“De Novo Lipogenesis”(自身脂肪合成,指人体代谢系统将其他分子转化合成为脂肪的过程),另一部分成为尿酸(Uric Acid),还有一些沦为促生心血管疾病的胆固醇以及自由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后者也就是血脂和肝脂肪的来源。

为什么人类的代谢系统会演化出对一种常见的养分如此特别的待遇呢?

我在《猿类的起源》一文讨论过,大型灵长类(亦即人猿总科,Great Apes)原本是2600万年前在东非演化出来;2100万年前非洲板块与欧亚大陆连通,人猿进入西亚和南欧;1700万年前,地球气候变冷,出现季节性的食物缺乏,于是必须在秋天养膘,囊积体脂肪。水果是人猿在秋天的主食,富含果糖,于是人猿演化出尽量把果糖转化为体脂肪的代谢通路,而且还失去了降解尿酸的能力,这是因为尿酸有触发这些增肥机制的作用,所以它所带来的痛风(Gout)和高血压(Hypertension)等副作用也只能被容忍。后来这支人猿返回非洲,成为猩猩和人类的祖先,我们也就继承了这个养膘回路。不但如此,我们舌头的味觉感受器也因此对果糖情有独钟,它的甜度是蔗糖的173%,葡萄糖的两倍半。

正因为人体一遇到果糖就只想增肥,所以它不但不能被用作细胞的燃料,而且不会像其他养分那样抑制胃饥饿素(Ghrelin,刺激食欲的荷尔蒙),也不像葡萄糖那样会触发胰岛素(Insulin,控制血糖的荷尔蒙,也有抑制食欲的作用),大量的果糖甚至还会引发下视丘(Hypothalamus)对瘦素(Leptin,产生饱腹感的荷尔蒙)以及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抵抗(Resistance),前者使食量永久性地增大,后者则妨碍肌肉燃烧葡萄糖的过程,使部分葡萄糖也被转化为体脂肪,使增肥更为高效。

原本美国人所摄取的果糖主要来自水果,分量有限(每天20克以下),而且混合了很有益的纤维和维生素,对身体健康的整体影响是正面的。

但是在1966年,一位日本生化学家发明了可以把玉米淀粉转化为果糖的酵素,美国在1970年代引进了这个技术,开始工业化大量生产高果糖玉米糖浆(High Fructose Corn Syrup,HFCS)。玉米糖浆的价钱只有蔗糖的1/2甚至1/3,于是很快地夺取市场份额,并且使得加工食品(Processed Food)制造商非常乐意对饮料和食品大量添加甜味。刚好在1982年之后,他们必须减低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含量,为了补偿适口性(Palatability),最便宜、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添加玉米糖浆,于是美国人所摄取的果糖分量直线上升,1994年达到每人每日55克,2008年达到73克,其中大约一半来自冷饮(36.5克果糖,相当于20oz的汽水),例如可口可乐零售版本(亦即罐装或瓶装)的热量基本全部来自HFCS-55(含55%果糖的玉米糖浆),而快餐店的饮料机则使用更甜的HFCS-65(含65%果糖的玉米糖浆)

先前提到的那些对果糖代谢过程的研究,一直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干扰,他们尤其喜欢大批购买学术论文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如同烟草业驳斥吸烟对呼吸道的影响,以及石油业资助对二氧化碳排放引发全球暖化的质疑,美国饮料协会(American Beverage Association,原名National Soft Drink Association)和玉米精炼协会(Corn Refiners Association)不断地引用自己资助的研究来否认果糖与肥胖症之间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长达214页的报告中弱弱地加了一句“建议考虑限制含糖饮料的摄取量”之后,一个美国饮料协会的研究员就急忙出面疾呼,说糖是碳水化合物,不是脂肪,所以已知有利于减肥。

但是到了2010年,即使有了来自数以百计可疑论文所带来的噪音,加工食品和冷饮中所含的果糖是肥胖症和代谢症候群的主因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些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爆炸性增长带给有良心的学者强烈的急迫感,于是在2010年三月号的《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出现一篇专门研究对含糖冷饮征收营业税的论文,发现在美国市场抽18%的冷饮税,能为人口平均减重2公斤。随后有好几个后续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头一个采纳这个建议的,是远在欧洲的匈牙利、号称自己是“Illiberal Democracy 非放任性民主”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重新掌权不久,就在2011年开征冷饮税。和美国并列为肥胖症重灾区的墨西哥,在2013年跟进。美国国内最早的冷饮税在2014年底通过加州Berkeley的市议会,至今共有9个城市征收。如果放眼全世界,则共有19个国家已经立法加征冷饮税。除了饮食文化类似美国的英澳等国之外,另一个急着施行冷饮税的集团是西亚和南亚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沙特(Saudi)、阿联(UAE)和马来西亚,他们由于气候炎热,而且宗教禁酒,所以人均冷饮消费量冠绝全球;巧合的是,他们也正承受着世界上最严重、最普遍的糖尿病疫情。

东亚国家的肥胖症还远远没有到像美国和墨西哥的普及程度,照理说糖尿病也应该比较轻微。但是种族(Race)之间的代谢功能有差异:黄种人相对不容易增肥,但是对糖尿病却很易感。上图是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占人口百分比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在2008年就逼近10%,已经高于美国在2015年的比例。

这里我列举更新、更详细的资料来对比中美两国的糖尿病疫情:根据CDC在2015年的统计数字,美国共有3030万糖尿病患,占总人口的9.4%,其中2310万人(总人口的7.2%)已被确诊,另外720万人(2.2%)还没有就医诊断;此外还有8410万名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占成年人口的34%。中国医学界在2013年做了全国性的统计,结论发表在《JAM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即《美国医学会期刊》);发现中国的糖尿病患占总人口的10.9%,其中4.0%为确诊,6.9%为带病未诊;糖尿病前期则占人口的35.7%。

CDC计算糖尿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每年327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医疗费用和工时损失。我没有找到中国的对应数据,所以自行估计一下:算入人口和GDP的差异,假设比例相似,可以得出每年应为18840亿人民币。美国的医药业占GDP的18%,几乎达到中国(6.23%)的3倍,如果假设中国治疗糖尿病的费用也因此而又少了近3倍,那么糖尿病对中国经济的拖累至少是每年6520亿人民币。

每年六千多亿人民币的损失,一亿多人口和他们家人的病痛困扰,还在迅速恶化普及的疫情,使得糖尿病成为顶尖等级的公共健康议题,严重性甚至超过了几年前的雾霾问题。

而对果糖和冷饮征收营业税,相对减低排放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还增进税收的好事。我强烈建议大陆和台湾都对玉米糖浆和含糖冷饮各开征100%的营业税。这是一件知难行易的政策;现在学术上的结论已经很清晰,实际政策的可行性也已有许多国家先行验证,对国家经济和国民健康又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希望借着这篇文章引发公众的知情及讨论,进一步使国内的专业医疗研究人员能得到媒体的注意,共同发声,促成正确政策的早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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